解放軍接管北平電台前后
長期以來，一些朋友鼓勵我將1949年1 月31 日北平解放前我在北平廣播電台時參與我黨領導的地下活動，為北平解放搜集情報，組織群眾運動，引領解放軍接收北平廣播電台等革命活動，以及負責維護開國大典時天安門城樓上的現場廣播等事寫成文字，留與后人。為撰寫此文，在李維諟同志的幫助下，我查閱了大量資料，70 多年前的一些人和物，串聯成一個個鮮活的事例，像過電影一樣浮現在我眼前，勾起了我許許多多的回憶。謹以此文獻給那些在70 多年前與我共同戰斗的同志、領導和戰友。
抗戰勝利后的北平
經過抗戰勝利之初的歡慶，北平再次陷入了迷茫。時局不穩，市面蕭條，物資匱乏，通貨膨脹，法幣天天貶值，職工領取工資要用麻袋裝，坐三輪車或人力車才能運回家。買點兒東西也要帶上一個大書包，裡面裝滿鈔票。領到工資如果當天不花，次日就能縮水一半……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艱難。當時的東單，隨處都是地攤，為了生活，大家搜羅出一切可以變賣的物品，以便換點兒錢去購買當天的吃食。不少美國大兵也混跡其中，叫賣軍用水壺或是飯勺之類的物品。生活壓得每個人透不過氣，即使像我這樣的家庭也舉步維艱。
我大哥有個叫鄭長發的同學，在抗戰勝利后作為接收大員從重慶來北平，到我家探望，我大哥托他幫忙給我找份工作。當時國民黨北平廣播電台負責人叫黃念祖，是個著名居士，他和我大哥也是北大的校友，有些交情。此時正是用人之際，於是經人介紹和面試，北平廣播電台收留了我。當時我雖然有一定基礎，不過實踐經驗不足，於是被安排先去雙橋發射台實習。這項工作真是讓我喜出望外。
雙橋發射台是日本人建的一個亞洲較大的發射台，佔地面積達上千畝，周邊用雙層鐵絲網圍起來，內層是通有高壓的電網，其中包括整個電台技術區，都在嚴密的保護區內。另外還有居住區、生活區等幾大塊。設備資源屬當時的一流水平……在這裡實習了一段時間后，我被安排到北平廣播電台增音室實習、工作。從1945年11 月開始，我除了先后在北平廣播電台所屬的雙橋發射台、西長安街增音室、麻花發射台、黃村收信台等幾個技術部門實習外，還在西長安街的廣播電台增音室兼職了一段時間的值機員。三個多月實習結束后，因成績優異，我被安排到北平廣播電台增音室任值機技術員。這就為我在以后使用電台設備和有自己的獨立工作間提供了有利條件。隻要工作情況允許，我甚至可以關上門，干點兒自己的事。
1946 年夏季，重慶中央電波研究所到北平建觀測台。這是一個專門研究電離層變化對無線電波影響的研究單位。中央電波研究所的李蘊滋工程師從重慶帶來整套電離層觀測儀。李蘊滋從黃念祖提供給他的幾位廣播電台技術員中選中了我幫助他建立觀測台，並將全部資料交給我，讓我熟悉儀器設備，以擇日進駐郊“北平電波研究所西郊觀測台”安裝天線、地網、儀器等設備。電波研究所當時設在復興門外什坊院村，就在今天北京西郊的五棵鬆附近。單位不大，卻是附屬於重慶中央廣播電台的一個重要的研究機構，這對於我這個“無線電迷”來說可是個日思夜想的理想單位。研究所剛剛成立，建所任務繁雜，整天忙忙碌碌，日子過得挺快。待一切就緒后，所長分配給我的任務是：觀測無線電波在空間的傳播。我們知道，無線電波在遠距離傳播中，要通過天空中的電離層反射，才能到達遠方。但是電離層的特性是隨季節、晝夜交替和太陽黑子活動的周期而經常變化的，所以必須通過每小時不斷地觀測、記錄，再對數據加以分析，才能夠選擇、預測出最適宜的下個季度廣播電台的播出頻段，並將此頻段提供給通訊部門應用。
不知道是因為我的介紹人后台硬，還是我的表現打動了中央電波研究所的負責人，我被正式安排到北平電波研究所做助理提升技術員的時候，所拿的工資是技術員中最高的：100 塊大洋。在當時那種時局動蕩、物價不穩的情況下，這可是一筆大收入。當時北平廣播電台還在麻花電台宿舍分給我一套住房，我們全家搬遷至宿舍居住。
1946 年底，廣播電台公務科科長鄭觀森找到我，問我是否願意加入CRSA（業余無線電協會，下同）組織。鄭觀森年齡比我們都大，算是我們那些人的老大哥。他畢業於清華大學，是個無線電迷，平時能聊到一起，我知道他也是CRSA的成員。北平在日據時代就有了CRSA組織，這個組織是1944 年在清華大學和輔仁大學成立的，是一個無線電愛好者的群眾性團體。當時的成立一方面是由於戰時人們對時局的關心，希望能更多地了解時局的發展﹔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那時候無線電技術本身隨著時代的發展，戰爭的需要，有了很大的進步。這個組織的發起人，在當時都是一些具有愛國思想的青年人。該組織成立后，不僅滿足了年輕人渴望了解時局的迫切心情，也為宣傳抗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戰后該組織不僅沒有被取締，反而得到了當局的支持。我對無線電一直很感興趣，又從事著無線電方面的相關工作，毫不猶豫就答應加入了。加入CRSA 后，我有機會接觸了更多的無線電同行和無線電愛好者，也使我了解了更多無線電方面的最新技術。
徐樹滋在輔仁大學讀書時期的照片
1946 年至1947 年這一時期，美國向中國等國處理大量無用的戰爭剩余物資。因為當時的無線電知識還很不普及，北平市場上那些五花八門的無線電零部件價格非常便宜，電容、電阻應有盡有卻無人問津。在東單舊貨市場，一個電子管才1 角錢，我選配了一個125 瓦的電子管，才1 元。當時北平的東單、天橋、西四、德勝門等幾個舊貨市場和地攤是我最常去的地方。
我在北平電波研究所工作的時候，有一般無線電愛好者沒有的得天獨厚的條件：天線高、質量好，又能借到一台很好的收音機，我還自制了一台發射機。而且我可以參考我們所的觀測資料，選擇適宜頻段。每天開台，專門呼叫美國、英國、法國、蘇聯、日本、烏拉圭，我成為較早完成“全球通”的一員。
投身革命
一顆年輕的心是不會平靜的，即使像我這樣的“無線電書呆子”也對當時社會上的新事物充滿了好奇和向往。雖然在業余無線電協會章程中規定了所有通訊中不得有任何政治、商業等訊息。但是在那個動亂的年代，個別人利用無線電設備的優勢，了解時局的變化和發展，在所難免。我當時利用職務之便，經常偷偷收聽延安廣播，逐漸了解了當時的一些形勢，知道了什麼是共產黨以及解放軍是怎麼一回事。
1948 年上半年的一天，我在輔仁大學時的老師蘇士文找到我。聊天中知道了我的一些政治傾向，他便試探性地表示希望我為共產黨做些工作。我當時只是隱約地知道蘇老師是中共方面的人，我對共產黨有一種好奇，再加上對當時社會的反感和抵觸，我當即和蘇老師說“沒問題”。后來我才知道蘇老師當時是中共北平地區城工部學委的成員。
剛開始，蘇老師也沒安排什麼具體任務給我，只是說：“有任務我會告訴你。”1948 年初，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節節敗退，解放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階段。四五月份的時候，蘇老師回到北平，約我去他家，要我了解北平廣播電台、中央廣播電台在北平轉播台的設置、地理環境、工作人員政治面貌等等。由於當時北平廣播電台門衛很嚴，外人不得進入，所以借助我這樣一個“內部職工”了解其內部情況。這是給我的第一項任務，我異常興奮。我當時雖然是無線電研究所的職工，但是北平廣播電台算是我的“娘家”，要想在這裡進出自由，還是有辦法的。
早年的廣播器材
當時屬於北平市管轄的三個比較大的電台，都是日本人留下的，我實習時都待過。一個是雙橋發射台，電子管有一人多高，功率達100 千瓦，機房內還有一個10千瓦的短波台﹔另一個是黃村收信台，日偽時期主要用作抄收來自日本的廣播，設備很先進﹔第三個是麻花電台（1945 年抗戰勝利后麻花電台被國民政府接收，改為中央麻花電台放送所），功率不大，因位於北平市內的麻花胡同東側而得名，日偽時期稱北平廣播電台，相對小一點兒。我借助工作之便，先后將搜集到的有關北平廣播電台播音室、增音室以及麻花發射台、黃村收信台、雙橋發射台等處的組織機構、設置情況、工作人員狀況和這些部門的政治、業務、管理等情況先口頭向蘇士文匯報，然后又按照要求進行匯總，寫成了近十頁的文字匯報材料后交給蘇士文，他又將這些材料及時交聯絡員轉給了地下黨組織。后來得知，這些材料被立即轉送到了當時的北平地下黨學委委員張大中那裡。
那時候的北平已經和天津一起都被解放軍死死地圍困住，地處平津之間的廊坊成為平津戰役的戰略要地。解放軍有意將這裡作為天津解放后解放北平的一個指揮要地。廊坊地區的雙橋發射台是日本人留下的、具有相當規模的單位，防范設施完整，是一個非常適用於軍事核心機構駐防的地點。但是，這個單位的內部情況如何，解放軍還沒搞清，急需摸清其情況。事后我才知道：真正的任務是了解雙橋電台，為了保密，任務則要求三個電台都要了解。
在對這三個台的情況進行詳細匯報的同時，我還向蘇老師提議：應該重點保護這三個電台，並建議尤其要保護好這幾個廣播電台的增音室，因為任何向外的廣播都必須先經過增音室對信號進行處理。當時，大小播音室都集中在西長安街三號院內，經增音室處理后，再通過電纜轉發給發射台。所以，無論是播音室還是增音室都是廣播電台的要害部門。
這個報告轉到張大中的手上，張大中非常重視。據說，后來還將此情報送到華北局城工部。自此我便被批准，正式參與保護北平廣播電台的工作。
開始的時候，接頭地點有時在單位，有時在家裡，也有時在公園或茶座之類的地方。時間一長，這些地方就有些不方便了，必須要找一個比較封閉、固定而又可靠的地方。經過一段時間的尋找，我們最后確定的接頭地點在今天的“魯迅故居”。這個院子不大，住戶不多，還算隱蔽，距離我家也不算太遠，此后凡是需要交換情報或是下達指示的時候，都通知我去那裡碰面。
我后來得知：確定保護北平電台工作的地下工作者分別是兩條線上的四個人，根據任務不同，各司其職，互不聯系。我隻知道我的上級是蘇士文。后來又知道還有同台一個叫高子英的同事。其他人，我一直不知道是誰。直到這次我為寫這篇回憶錄，在查找資料的時候才知道：“中共北平市委委員蘇一夫考慮在北平廣播電台西長安街3 號院內沒有我黨力量，設法把在傳音科工作的徐澤義（其兄和侄子已與我黨有工作關系）送去泊鎮（中共中央華北局城工部所在地）參觀學習，回來后在廣播電台為我黨工作，他們主要的任務是潛伏，保護機器設備。”
1948 年8 月，人民解放軍已逼近通縣箭杆河一帶，北平四周已為解放軍所控制。蘇士文向我轉達了北平地下黨布置的有關保護電台設備、准備斗爭、迎接解放的重要任務。任務的第一部分就是摸清情況，其中既要摸清人員的情況，又要摸清物資、設備、武器以及業務等方面的動態﹔第二部分是根據解放軍的攻勢和市內群眾運動的發展情況，開展一系列配合性質的活動。
10 月，西郊研究所觀測台裡的示波器出現了故障，經查是變壓器被燒壞了。所長指派我帶進城裡修理。當時解放軍圍城攻勢一天緊似一天，當變壓器修好后城門已經戒嚴，按規定隻許進不許出，我被困在了城內。當時解放軍正在進攻北平西郊，城外一片混亂。傅作義軍隊節節敗退，退駐到城內，成龜縮狀態。北平已經被圍成了一座死城。此時西郊研究所觀測台的職工大都家住市內，上下班無法通過城門，所以研究所的領導隻好決定：所有工作人員均撤進城，在家等待。而身在重慶的中央無線電研究所的領導則借此宣布：解散北平無線電波研究所，指令電波研究所沈宗漢所長退休。至此，北平無線電波研究所包括我在內的所有成員隻好各奔前程了。
一天，蘇士文通知我與他一起去接頭地點“魯迅故居”，在那裡我見到了當時直接領導我們對敵台斗爭的矯庸。矯庸向我詳細談了我黨對北平廣播電台護台斗爭任務的要求，並且安排我會見了在北平廣播電台工作的另外一位地下工作者高子英，以便在國民黨撤退時能夠相互配合完成保護電台的任務。矯庸告訴我：“你不是一個人在戰斗，我們有一批同志和你一起在戰斗，在保証著我們能夠勝利地完成任務。”並且嚴肅地告誡我們：“記住，電台是喉舌，是敵我雙方爭奪的要害部門。切不可粗心大意，哪怕是微小的失誤都會造成極大的損失！”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僅在北平地區，地下黨和地下工作人員就有上萬人之多。他們分布在各行各業，遍布北平市的每一個角落。僅無線電這一領域，就有中共地下組織領導下的132 人在保護著91 部重點電台（其中大部分是所謂軍用電台）。而當時屬於北平市的幾個廣播電台還沒有人能夠介入。
由於西郊觀測台撤銷，我成了一個“自由人”。雖然我可以出入北平的幾個電台，但終究不是北平電台的正式員工，有些事干起來不合規矩。為了完成北平地下黨組織交給我的護台任務，我必須想辦法以合法身份出入電台。正好當時南京政府發不出工資，一些家境不好的職工紛紛離職另謀生路。在得知當時北平廣播電台增音室的一位職工離職后，我通過當時也在增音室工作的育英中學老同學陳起璞，以及電台工務科科長鄭觀森的關系，正式進入北平廣播電台的增音室做了一名替班技術員，由此可以利用工作之便收集情報，開展革命活動。
那時的北平，國民黨自知敗局已定，政府此時已經無力向北平廣播電台撥付經費， 電台發不出工資， 職工家中斷炊，怨言很大。當時在有著我黨深厚基礎的北平電信局，就組織了3000 多名職工，掀起了一個影響全國的“餓工”斗爭。斗爭導致電訊中斷，郵件堆積，也引起了反動當局的驚恐，不得不向工人妥協讓步。上級黨組織根據當時的情況向我部署了配合全國性反飢餓斗爭的任務。我按照這一指示，開始在同事中做鼓動工作，我說：“不發咱們工資，可是卻有錢買汽油給台長開汽車，北平又不大，為什麼非要開車上班？停開台長的小汽車，將省下的錢給職工們發薪水不是挺好嗎？”增音室的技術員們一聽，立刻響應，我們一起找台長，要他停開小汽車。台長不聽，我們就關上了電台的大門，將台長的小汽車擋住。面對憤怒的職工，台長害怕，干脆來了個稱病在家。電台的日常工作隻好交由副台長主持，但他也不敢再坐小汽車上班了。最后，在職工們的強烈要求下，電台台長不得不給每人發了一台收音機作為對工資的補償。我則按照我黨的“有理、有利、有節”的指示，勸導職工，到此為止，結束了這場不大不小的斗爭。
1948 年冬，解放軍已壓近北平城。黨組織根據城工部關於做好兩手准備的指示，向我布置了保護電台的具體任務：
1. 准備奪取槍支，武裝電台人員。按照指示，我將電台內槍支彈藥的數量以及分布情況做了詳細的了解，然后向蘇、矯兩人做了匯報。
2. 要清除特務分子。由於在台內我能接觸到一些機密資料，發現電台中有兩名員工是中統和軍統的成員，他們在廣播電台裡充當代班技術員。我根據上級的指示，給那兩個特務起草了一封措辭嚴厲的匿名信，警告他們，不許搞破壞，否則將會受到人民的懲罰。信由我草擬，然后由高子英找台外面的人抄寫。兩個特務看到自己身份被揭露，非常害怕，不久即逃之夭夭，不知所終。
3. 安排專人保護機器設備，確保電台正常播音，以便解放軍圍城期間能聽到城中消息，准確分析情況﹔並且保証北平一旦解放，全市人民可以立即收聽到共產黨的聲音。我按照矯庸的要求，借題說服了新上任的工務科科長同意在增音室安裝一台小型發電機。這樣，即使北平發電廠遭到敵人破壞而斷電，電台的播音照樣可以正常進行。
當時城工部對我們總的要求是：一定要堅持播音，保護設備，以便解放軍入城后可以立刻啟用。我和同志們一起按照地下黨的指示，沒有辜負黨的委托，堅守崗位，迎接解放。
解放軍正式接管北平電台
1949 年1 月末的那幾天，我們已經知道了北平將要和平解放。1 月25 日傅作義的部隊開始分批撤出北平，急迫而緊張的氣氛在北平城彌漫著。蘇士文告訴我：“隨時等待消息，這幾天會有大事發生。到時候會有人通知你，千萬不要滿處跑，以免到時候找不到你。”
一連幾天，我都在焦急地等待著。直到1 月31 日下午，聽說解放軍的先遣部隊已經從西直門入城了，我這裡還是沒有消息。正著急的時候，忽然聽到有人敲我家門，是蘇士文。他進門后急促而小聲地對我說：“接管人員已經去電台辦理接管了，晚上解放軍要進駐北平廣播電台。你趕快吃點兒東西，去電台接待解放軍。”他一邊說，一邊將一個紙條遞到我的手裡，用力拍了拍我的手，笑著說：“天亮了！”然后迅速走了。后來我才知道1 月31 日下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一軍軍長吳克華、政委莫文驊領導的部隊和接收人員已經從西直門先期進入北平，莫文驊政委正式召見了兩位台長，宣讀了接管令，辦理了接管。為晚上辦理各項具體接管事宜，做好准備，以便在第二天宣布“新華廣播電台”開始播音。
我按照紙條上指定的地點，在一個距離北平電台不遠的地方，與一隊解放軍聯系上，他們有15 個人左右。帶隊的是一位中年軍官，他介紹說，他們是奉命來接管北平廣播電台的，請我帶路協助。我們在晚上8 點左右進駐北平廣播電台。
北平新華廣播電台的通告
當晚的接管和人員安排工作一直進行到午夜12 點。首先，我需要安置好所有進駐人員的住宿。幾經查看，我選定了兩個播音室，這裡相對來說比較寬敞、安全、安靜。然后還要查看相關的科室，並向他們介紹相關的設備和設施。
待這些工作告一段落后，李伍走過來，他是這次接管工作的最高負責人。他招呼我到辦公室，要我匯報護台斗爭的情況，並詳細詢問了電台有關人員的情況，最后要我仔細介紹有關設備和廣播方面的工作。匯報中，李伍不時打斷，詢問具體細節。一直到午夜還沒說完。最后李伍說：“今天先匯報到這裡，因為晚上12 點要戒嚴，再晚你就無法回去了，現在我派車送你回家，有事我們明天再說，有些事我也還要向你請教。”李伍非常認真、謙虛，也非常客氣，改變了一些原來我對解放軍的想象。最后，他的秘書開車送我回麻花電台宿舍。
2 月1 日，我懷著激動的心情到了班上，不一會兒，主管新電台的負責人、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副主任徐邁進也來到了電台。徐邁進首先召集所有員工，宣布了接管命令。上午10 點整，電台正式開始恢復播音，播音員播報：“北平解放了！”“北平新華廣播電台開始播音！”至此，我完成了中共地下黨交給我的保護電台的任務。
解放軍接管北平廣播電台后，向全世界宣告：“北平解放了”和北平廣播電台改名
1949 年3 月25 日，陝北新華廣播電台隨著新華總社由張家口遷到北平后，改稱“北平新華廣播電台”，即后來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原北平新華廣播電台更名為“北平人民廣播電台”，即后來的“北京人民廣播電台”。
北平和平解放時，全市共有五座廣播電台。除“北平廣播電台”外有四座私營廣播電台，即“中國廣播電台”“民生廣播電台”“軍友廣播電台”和“華聲廣播電台”，仍然繼續播音。當時，北平市軍管會對私營廣播電台隻要求他們按時轉播新華廣播電台的新聞節目，不多過問其娛樂性節目的內容。因此，有的私營廣播電台仍然播送一些低級庸俗的娛樂節目，有害社會風氣。
1949 年9 月29 日，北平市軍管會制定了《北京市私營電台管理暫行辦法》。《辦法》規定：私營廣播電台必須向市軍管會申請登記，並進行審查﹔私營廣播電台必須轉播新華廣播電台的新聞節目，不得播出自行編寫的新聞節目﹔並規定外國人一律不許設廣播電台。
軍管會在對私營電台的審查中發現，四座私營廣播電台都是1946 年以后建立的。其中，除“華聲廣播電台”確系資本家張芷江出資興辦外，另外三座電台，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情況復雜。據此，市軍管會於1949 年10 月25 日下令，對有國民黨背景的私營“中國廣播電台”“民生廣播電台”“軍友廣播電台”予以查封取締，純粹私營的“華聲廣播電台”允許繼續播音。
登上天安門，開始新人生
1949 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廣播電台隨之改稱北平新華廣播電台，我被安排在業務處（后改成無線電總管理處）做技術工作。不久，被正式任命為無線電管理處頻率科長。此后幾個月的主要任務是恢復和整頓電台的工作秩序，為全國的解放進行宣傳服務。因為接管電台有功，技術能力強，我深得接收北平電台的領導李強的信賴和贊許，他經常會把一些重要的任務交給我去完成。
1949 年是新中國誕生的一年，也是基本完成全國解放的一年。那一年幾乎每天都有解放捷報，都有令人振奮的好消息。新社會的一切都和過去那麼不同，所以不論干什麼，我都熱情滿滿，干勁十足。
1949 年八九月，我台接到了一個新任務。上級指示我們：要在整個長安街北側每隔百米左右的路燈杆子上安裝一套擴音設備。放到現在，這個任務很簡單，也許一天就能完成。但當時的設備和技術遠不如現在，每組擴音機都要有一套擴音電路和兩個大喇叭，各組之間再聯接在一起，接至中央控制室的設備上。其中，在天安門城牆的東南角和西南角，對著廣場的方向安裝的則是一種被我們俗稱為“九頭鳥”的定向喇叭。所謂“九頭鳥”是一種由並聯和串聯組合的九個大喇叭的一體裝置。還必須保証九個大喇叭並聯和串聯組合的阻抗要與輸出設備匹配，因此必須仔細調試才能達到理想效果，稍有誤差，都會影響播放效果。調試合格后，必須經嚴格檢測，才能用線路和250 瓦擴大機連接。這種方式很原始，也不太可靠。為了保証萬無一失，唯一的辦法就是對每個細節進行反復的檢查和實測。我們全體技術人員每人都分配有一定的任務，所以整個夏天每天都工作到很晚。
1949 年9 月下旬的一天，當時負責電台技術部門工作的李伍和黃雲找到我，派我和陳起璞、楊繼田等幾名技術人員到天安門城樓上去安裝擴音機。雖然沒有告訴我們這是為了干什麼，但憑我們的直覺：不久將會有一次人數眾多的重要活動。
果然，9 月底李伍通知我說，10 月1日將舉行開國大典。要求我和其他幾位同志負責監護新華門和天安門上的擴音機。接受這一重任后，我激動得幾乎徹夜未眠，我認為這是黨對我在政治上的完全信任和業務上的充分肯定。
10 月1 日一大早，我按照事先的分工安排，先來到新華門城樓上監護擴音機。盡管這項工作並不復雜，但我還是很緊張，生怕哪裡出現紕漏，耽誤大事。我細心地查驗每一處零件，調試每個旋鈕，絲毫不敢馬虎大意。那時心裡隻有一個念頭：一定要保証播音系統的萬無一失。
上午10 點鐘左右，突然跑來一個通訊員，通知我立即趕去天安門城樓。到了那裡我才知道，那裡的擴音機出了點故障，由於我對擴音機設備熟悉，所以把我調過來協助維護。到天安門城樓后，經過檢查，我發現故障是因為擴音機上的一個元件年久老化，參數不穩，唯一的辦法就是馬上更換元件。
北平廣播電台被接管后早期工作人員合影
匯報情況后，經領導批准，我立刻騎一輛自行車跑回電台取零件。電台就在西長安街上，距離天安門不遠，騎車幾分鐘就到。這時的長安街已經戒嚴，沒有任何車輛通行。天安門廣場上擠滿了成千上萬前來參加開國大典的各界代表和群眾，庄嚴和隆重的氛圍油然而生。我用最快的速度跑回單位，找到零件。為了保險，我先找到萬用表，簡單地進行一下檢查，確定沒問題了，才騎車跑回了天安門。擴音機修好后已是下午時分，當時要求天安門城樓上所有的工作人員均不得隨意走動，李伍和領導研究后，當即調整部署，命令我不要再回新華門了，就留在天安門，並且指定這裡的擴音機由我和陳起璞二人負責，李志海負責主賓台上的麥克風。一切安排就緒，就等大會開始。
下午，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同志陸續登上了天安門城樓。開國大典盛會於下午3 時准時開始。
當時的天安門雖然經過整修、裝飾，但是遠不如今天，大廳內沒接待室之類的房間，比較空曠。我們轉播的地方設在大廳西側的一個大理石台面上。大殿的地勢雖然較高，但是外面城牆邊上還有矮牆，面向廣場的視線被擋住了，所以我們這裡隻能聽見廣場上人聲鼎沸，口號不斷，但基本看不見廣場上的群眾隊伍。不過，在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等領導同志從馬道上走上天安門的時候，我們終於一睹了領袖們的英姿。
當毛澤東站在城樓向全世界庄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時候，廣場上群眾頓時熱烈歡呼，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雖然時隔半個多世紀了，每每想起，那聲音依舊那麼震蕩身心，仍然讓人心潮澎湃，如同昨日。
也許是因為我這次完成的任務還不錯吧，1950 年的國慶節，我又榮幸地被派到天安門主席台上再次主管了一次向全世界的實況轉播。
投身新中國的廣播事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先后擔任中央人民廣播事業局無線電總管理處頻率科科長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工程師。1952年負責全國中波廣播電台大調整工作，取得了圓滿成功，解決了國內電台頻率相互干擾的問題，保証了全國各地都能收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節目。之后又參與負責38 種語言、漢語普通話及4 種方言對外短波廣播電台的設計和定向天線陣的設計工作。此后，工作單位雖幾經調整，但我始終未離開專業，一直從事電磁波理論和應用研究。直至1987 年，在建設部綜合勘察研究設計院物探室副主任崗位退休。
1949 年我被分配留在了廣播事業局。在我填寫履歷表時有一項參加革命工作時間，我請示主管上級李伍是否填1948 年4月，李伍說：“這一項你暫時和其他同志填一樣吧，因為現在你還不能公開身份，上海等地還沒解放，我們來的同志目前都不公開身份。”我當時認為李伍說得很有道理，再說，哪天參加革命工作，還不都是參加革命工作，於是我按照李伍的意思，填好表格，很快就投入緊張而愉快的工作中。
1949 年初到1951 年是我全身心投入無線電廣播事業的黃金年代。在李強的直接領導下我完成了多項重大任務，至今想來，還深感自豪。
李強是位傳奇人物，是我黨不可多得的無線電人才，新中國成立后他是第一任無線廣播電台的領導者。李強還是我國國際廣播事業的奠基人。他當時給我們提出的要求是：我們的廣播電台播音一定要超過美國之音，起碼也要達到美國之音的效果。剛開始，我們叫“中央對外廣播”，后來播音效果達到了預期目標，遂改名叫“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我國是世界上對外廣播語種最多的國家。在開播之初的語種設置上，李強提出：美國之音有37 種語言對外廣播，我們要比他們的多，我們是一個多民族大國，我們對外宣傳也一定要有大國風范，要讓我們的聲音傳到每一個人的耳中。后來我向李強提議：我們有全世界最大的僑民群體，他們在外國形成了相對穩定的社區。他們雖然是僑民，但是在異國還依舊保持著自己家鄉的語言環境。他們大部分是閩、粵等地的居民，語言口音較重，需要照顧。李強聽后，立即表示贊成，很快就將閩、粵語種加入到我們的播音語種之中。后來還增加了潮州話、北京話，這樣我們的對外廣播就有41種語言。時至今日，我們的廣播語種仍然是李強當時決策制定的。
我國國際廣播事業的奠基人李強
在發射天線的設置上，開始的時候，李強提出使用“菱形天線”，我反復驗証以后，向李強提出了一個新方案——無源帶反射陣型天線。李強和我討論了好幾天，反復推敲，最后批准了我的方案。我還向李強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要建造一個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新中國聲音的廣播發射塔。最終，我們在雙橋發射台的基礎上，建起了一個亞洲第一的高達251 米的廣播發射直立式天線塔。
在任何事情上，李強都能夠謙虛地和大家討論，認真聽取大家的意見，他是我接觸過的最認真，最謙虛，最重視技術和人才，最善於分析、最能調動大家智慧和積極性的領導人。在他的領導下，我愉快地滿懷激情地度過了我的年輕時代。
（整理者：原北京市牡丹電子集團公司現代顯示技術分公司經理、原北京清華蓬遠顯示技術有限公司技術總顧問、北京嘉仕維技術研究所所長）
（原載《百年潮》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