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抗疫斗爭及其經驗

【黨史鉤沉】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長期戰亂、災荒、醫療資源匱乏、衛生習慣差等原因，導致鼠疫、霍亂、天花、血吸虫病等傳染病在我國仍不同程度發生，嚴重威脅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其中，鼠疫、霍亂和天花屬於甲類烈性傳染病，具有傳染性強、病死率高、危害性大等特點。當時，鼠疫在東北、東南、西南的許多地區肆虐。1949年下半年，內蒙古察蒙租銀地發生鼠疫疫情，並傳播至河北一帶。1950年初，福建華安、江西南昌、浙江溫州等地均發生過鼠疫。據統計，1950年至1954年，全國8個省（區）有6868人感染鼠疫，死亡2268人，死亡率為33.02%（張義芳等：《中國地方病防治四十年》，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第16頁）。霍亂從1820年傳入我國，至1948年的百余年間，我國發生大小霍亂疫情近百次，給人民群眾造成了深重災難。在1939—1947年間，全國霍亂發病人數達81510人，死亡11762人（王育民、薛文華、姜念東主編：《中國國情概覽》，吉林人民出版社，第592—593頁）。新中國成立后，霍亂雖然很快得到遏制，但各地仍有零散病例出現。1950年全國天花患者共43286人，到1954年仍有13個省出現天花病例（李洪河：《建國初期的衛生防疫事業探論》，《黨的文獻》2006年第4期）。此外，血吸虫病、瘧疾、絲虫病、鉤虫病和黑熱病是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在我國流行最廣、危害最大的五種寄生虫病，以血吸虫病危害最大。到1949年，疫區遍及長江以南各省份，患者達1200萬人，受感染威脅的人口超過1億。例如，安徽貴池縣一個村庄120多戶，由於血吸虫病流行，到解放時僅剩1戶4人（陳海峰：《中國衛生保健史》，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第120頁）。

面對各類傳染病的侵襲，黨和政府帶領災區群眾大力開展抗疫斗爭，逐步形成了卓有成效的抗疫體制、抗疫網絡、抗疫舉措、抗疫防線。

建立健全抗疫體制

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抗疫斗爭，始終把其當作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來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抗疫體制。一是制定預防為主的衛生工作方針。分別於1950年8月、1952年12月、1953年12月召開三次全國衛生會議，制定了“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衛生工作方針，逐步恢復、整頓、發展醫療衛生機構，集中力量迅速控制和消滅危害嚴重的傳染病。“預防為主”被確定為我國的基本衛生方針，體現出現代抗疫的政策取向。二是建立健全抗疫領導與防治機構。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從中央到地方設立了由黨委領導負責的抗疫領導與防治機構。1949年10月，在毛澤東同志指示下，中央防疫委員會開始組建，隨后成立中國衛生防疫總隊，並在各級行政區域設立防疫站（所）等一系列防疫機構。同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正式成立，由該部下設的公共衛生局負責全國衛生防疫工作的組織和領導。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各縣和市轄區等均設有衛生廳（局），其內部都建立了衛生防疫處。三是構建抗疫制度體系。國家通過頒布一系列法律、規章和政策，構建起抗疫制度體系。1951年4月，全國防疫專業會議制定了19種傳染病防治方案、《法定傳染病管理條例草案》以及相關規章制度。同年9月，《關於加強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指示》頒布，對全國防疫工作作出全面部署。1955年，衛生部頒布《傳染病管理辦法》，將傳染病分為甲、乙兩類，建立傳染病疫情報告制度。

自上而下的抗疫網絡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貫徹“預防為主”的衛生工作方針，我國建立了覆蓋全國的自上而下的抗疫網絡，包括專業性的各級抗疫組織、群眾性的基層抗疫力量以及多樣性的抗疫隊伍。一是成立專業性的各級抗疫組織。為應對疫情，我國成立了自上而下的專業防疫隊（站）和衛生組織。1950年初，衛生部依據全國疫情流行的緊急情況，及時成立從中央到地方的防疫隊（站）。到1950年底，我國已有88個專業防疫隊，建成中央及地方防疫站61個。在縣、區、村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衛生院（所），“要求城市的每個街道和農村的每個鄉都要有醫療衛生機構”（《當代中國的衛生事業》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5頁）。二是整合群眾性的基層抗疫力量。大力提倡恢復或建立群眾性的醫藥衛生團體，如紅十字會、醫藥聯合會等，將各種醫藥衛生人員團結起來，共同抗擊傳染病。例如，中國紅十字會在改組、改造的基礎上，“以協助各級人民政府，面向人民群眾，宣傳並推廣防疫、衛生、醫藥及救濟福利事業為宗旨”（《中國紅十字會歷史資料選編》，民族出版社，第3頁）。三是組織多樣性的抗疫隊伍。各個災區組織動員當地大批醫生參與衛生抗疫工作。例如，皖北行署衛生局與軍區衛生部抽調大批醫護人員，組織醫療隊深入災區。黨和政府還採取了學校培養、動員城市衛生人員下基層、訓練失業衛生人員、動員中醫、組織醫務人員定期服務等措施，解決基層抗疫隊伍不足問題。另外，衛生部在《關於健全和發展全國衛生基層組織的決定》中強調要“就地取材”，整合“基干隊伍”，提倡在不脫離生產的前提下參加抗疫斗爭。

務實高效的抗疫舉措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抗疫斗爭借鑒了我國古代應對瘟疫採取的隔離傳染源、藥物治療、免疫治療等方式，並結合實際採取了務實高效的抗擊舉措。一是封鎖隔離、切斷傳染源。為防止傳染病傳播、蔓延，各地嚴格執行封鎖隔離，杜絕疫情的擴大傳播。例如，為應對察北鼠疫，北京市實施了嚴格的檢疫封鎖制度。一旦發現鼠疫流行，立即設立隔離圈和警戒線封鎖疫區，對確診者隔離治療，對密切接觸者留院觀察。另外，嚴格消毒，徹底殺鼠滅蚤，也是切斷傳染源的有效手段。二是堅持中西醫結合。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醫療資源匱乏、藥品供應不足的情況，制定了“團結中西醫”的衛生工作方針。中西醫結合防治傳染病，尤其是以中醫的理論和方法防治傳染病，是新中國衛生抗疫事業的一個創舉。中醫與中藥在抗疫過程中取得良好的效果，如1955年浙江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和常山縣醫院用“腹水草”治療血吸虫病腹水期病人，在52個病例中，症狀完全消失或減輕的達37例（劉凡、正峰：《“腹水草”能治療血吸虫病》，《人民日報》1956年2月13日）。三是推行預防接種。戰勝疫情的最有效手段是疫苗研發與接種。通過接種和預防注射，提高了廣大群眾的免疫力，阻止了傳染病的滋生和蔓延。例如，1950年1月，衛生部在全國各城市以推廣卡介菌苗接種的方式開展了結核病的預防工作，預防接種費用由各級人民政府承擔。北京的注射工作由各區分會動員當地醫生組織注射小組，並囑托私人醫院為市民進行注射，郊區的注射則由防疫站負責，“按照衛生小組挨戶集中注射，爭取一人不漏”（《北京市預防鼠疫工作的初步總結報告》，1949年12月）。

群防群治的抗疫戰線

新中國成立后，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實現全民動員、全民參與、群防群治，逐漸構筑起較為嚴密的抗疫防線，彰顯出強大的動員能力。一是大力開展抗疫宣傳工作。做好群眾性的抗疫宣傳工作，是防止傳染病流行的一項重要舉措。各級政府運用多元化的宣傳方式，以報紙、快板、廣播、口號、展覽會等各種形式，向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抗疫宣傳動員。除宣傳形式形象生動外，宣傳內容多以真人真事為主，強化了抗疫知識在群眾中的普及力度。二是廣泛開展清潔衛生運動。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快速建立衛生抗疫體系，黨和政府在全國范圍內發動了規模空前的清潔衛生運動，減少和預防傳染病的發生。主要包括：1949—1952年以環境衛生清潔大掃除為中心的衛生運動、1952—1954年以反美細菌戰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1955年以后以“除四害”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等。持續不斷的清潔衛生運動，對於改善城鄉環境衛生、消滅傳染病等都有著良好的促進作用。三是動員多方力量參與。在抗疫斗爭中，“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者結合起來，瘟神就隻好走路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第381頁）。基層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沖鋒在前，在抗疫斗爭中發揮了戰斗堡壘作用和先鋒模范作用，激發了疫區人民群眾的參與熱情。

總之，在黨的領導下，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抗疫斗爭取得了顯著成績。鼠疫基本消失，天花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急劇下降，血吸虫病、瘧疾、黑熱病等傳染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抗疫斗爭改善了城鄉衛生環境，使人民群眾養成了清潔衛生習慣，使科學的抗疫理念深入人心。

（作者：付佳迪、安治民，分別系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分中心研究員、貴州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省委黨校基地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