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期間毛澤東抓軍隊紀律的實踐及啟示

摘要：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解放戰爭特別是在決戰決勝的關鍵時期，把嚴明紀律擺在軍隊各方面工作的突出位置，從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到深入開展新式整軍運動，到強化軍隊集中統一指揮和戰略配合，到整頓全軍紀律特別是群眾紀律，再到狠抓軍隊入城紀律關鍵環節，緊抓狠抓，最終抓出了一支有鋼鐵般紀律的勝利之師、威武之師、文明之師，為中國共產黨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奠定了堅實政治基礎。

紀律嚴明是人民軍隊的革命本色和政治優勢。 解放戰爭期間，人民軍隊的紀律建設水平達到新的歷史高度，為中國共產黨贏得人民擁護、奪取民主革命的全面勝利打下堅實基礎。 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支由千百萬農民組成、短期內擴展多倍且不斷補充進大量解放戰士的軍隊，為什麼能夠在勝利面前始終保持嚴明紀律? 這是一個很值得回答的問題。 我們知道，古往今來任何一支軍隊要維持優良的紀律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紀律的好壞不僅僅體現著軍隊自身的形象，還深刻折射出這支軍隊背后的政治力量，是衡量其是革命還是反動、先進還是落后的一條重要標准。 解放戰爭期間毛澤東從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出發始終把嚴明紀律擺在軍隊各方面工作的突出位置，緊抓狠抓，最終抓出突出成效，為中國共產黨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奠定了堅實政治基礎。讓我們回顧這段歷程，看毛澤東是怎樣一步步把這項工作引向深入的。

一、發布訓令，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1947 年10月10日，毛澤東為解放軍總部起草發出一份《關於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簡稱《訓令》）[①]，要求全軍“即以此為准，深入教育，嚴格執行”。 我們的黨和軍隊歷來把嚴明軍隊紀律視為人民軍隊的生命，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作為人民軍隊紀律嚴明的顯著標志，解放戰爭期間毛澤東就是從重行頒布這部紀律准則著手抓軍隊紀律的。

為什麼要進一步嚴明軍隊紀律呢? 這首先要從當時革命形勢的發展來看。 1947下半年解放戰場開始轉入戰略反攻，毛澤東在和《訓令》同日發出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總任務，號召解放軍全體指戰員擔負起這一我國革命歷史上最重要最光榮的任務，並強調為完成這項任務“必須提高紀律性，堅決執行命令，執行政策，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民一致，軍政一致，官兵一致，全軍一致，不允許任何破壞紀律的現象存在”[②]。在戰爭過程中部隊也存在著一些違反紀律和政策的情況，如亂拉夫浪費民力，哄搶物資，亂沒收敵軍官佐和工商業者財物，爭奪俘虜……[③]隨著革命形勢向前發展，更多城市和新區被解放，黨如不能及時制止這類情況的發生甚至蔓延，將大大制約勝利局面的發展。 這是解放戰爭進入后半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狠抓軍隊紀律的重要背景。

另一方面，中央當時之所以選擇從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切入抓軍隊紀律經過了深思熟慮。 一個直接的原因，就是《訓令》中所說的，這部紀律規定“實行多年，其內容各地各軍略有出入”，故作統一規定。再就是因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具有特殊意義，其作為毛澤東等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中為中國工農紅軍制訂的紀律，長期以來對於人民軍隊的建設起了偉大的作用[④]。 此刻重行頒布能夠發揮出更加廣泛深入的教育引領作用。 朱德當時就說：好多都是紅軍出身的干部，把紅軍的氣味都搞掉了，自己還不知道!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所剩不多，以后要建立起來，必須要對軍隊進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教育，把紅軍的優良傳統恢復起來[⑤]。

為了搞好這次修訂，1947 年9月22日中央致電各地通知“擬於最近重新統一公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望於九月底以前電告你處現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內容，並提出意見”[⑥]。 綜合各地來電建議[⑦]后，最早形成一個初稿。 毛澤東對這個初稿作了大量修改。 他共改了兩稿，內容主要包括：一是在第一次修改稿中調整了三大紀律的順序，把初稿中第二項“一切繳獲要歸公”和第三項“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對調位置，更加突出遵守群眾紀律。 二是在第一次修改稿中把初稿中的八項注意內容：“一、不打人罵人﹔二、不拉夫拉差﹔三、不損壞庄稼（或不踏群眾庄稼）﹔四、不搜俘虜腰包﹔五、買賣公平﹔六、尊重婦女習慣﹔七、借物要還，損物要賠﹔八、上門板，挖廁所。”刪掉了“不拉夫拉差”和“上門板，挖廁所”，補充了“說話和氣”﹔把“尊重婦女習慣”改為“不調戲婦女”﹔把四個“不” 這類反面表述項調至后面。 改為：“一、說話和氣﹔二、買賣公平﹔三、借物要還﹔四、損物要賠﹔五、不打人罵人﹔六、不損壞庄稼﹔七、不調戲婦女﹔八、不虐待俘虜。”三是在第二次修改稿中將第一次修改稿形成的八項注意內容的第三、四項又分別改為“借東西要還”和“損壞東西要賠”，使用了更加口語化的表述[⑧]。這些修改充分考慮到部隊官兵的思想實際，吸收了各地當時現行規定中的合理內容並提高一步形成沿用至今的版本。 這一新頒布的版本，內容簡單明了、生動貼切，短短幾十個字，卻切實管用，使人易懂好記，“將革命軍人如何對待人民群眾，用最具體、最簡要的語言固定下來”[⑨]，給解放軍嚴整軍風紀提供了統一的內容規定。

二、開展新式整軍運動，加強軍隊政治工作

1948年前后人民軍隊內部普遍開展的新式整軍運動對於提高廣大官兵的政治覺悟、增強軍隊的戰斗力和紀律性起到關鍵作用。 1947 年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在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草案）》的同時還研究部署了新形勢下的整黨整軍工作，提出“軍隊需要從思想上組織上加以整頓，需要一個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的運動，使軍隊在思想上擁護土改，組織上純潔嚴密”[⑩]。 1947 年９ 月28 日，毛澤東將他審閱修改的遼東三縱隊訴苦教育經驗報告作為整軍參考批轉全軍[11]，拉開了新式整軍運動的序幕。1948 年１ 月30 日，他又為軍委起草發出關於開展軍隊內部民主運動的指示，對新式整軍的目標、形式和主要內容作出全面規范[12]，並特別強調在新式整軍中要重點整頓紀律。1948 年１ 月，他接連批轉兩份報告，要求在一切“紀律不好”之部隊，應“放手發動士兵群眾的民主運動”，“向全軍施行政策教育與紀律教育”[13]。

新式整軍運動的主要形式是訴苦和“三查三整”。 所謂訴苦，是訴舊社會和反動派給予勞動人民之苦。 解放軍用訴苦方式教育戰士，是過去任何軍隊都沒有使用過的政治手段，這種戰士自發的討論比任何說教都有效果，極大增強了廣大官兵的階級覺悟。所謂“三查三整”，“三查”在部隊中是指查階級、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是指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 從1947 年冬到1948 年中，新式整軍運動在人民解放軍內部全面鋪開。 解放軍各部結合練兵充分發揚政治、經濟、軍事三大民主，認真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廣泛進行紀律教育、政策教育，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毛澤東當時在不同場合就指出：經過新式整軍，“部隊的純潔性提高了，紀律整頓了”，“戰斗力和紀律性大為增強”， “ 這樣的軍隊， 將是無敵於天下的”[14]。

通過新式整軍以及進一步貫徹落實軍隊政治工作一系列成功做法，部隊遵守紀律的政治思想基礎更加牢固了。 正因為廣大指戰員思想覺悟提高了，經過黨的教育，他們從思想深處解決了一系列帶有根本性的問題，深刻認識到自己是人民子弟兵，打仗是為了人民，是為人民服務的，於是作戰更加英勇頑強、不怕犧牲，對黨和人民則無比忠誠、熱愛，自覺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從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做起。 解放軍成功做到在無敵於天下的同時，依然保持軍紀嚴明和軍容嚴整。 1948 年９ 月8 日刊發的新華社社論中指出：“軍隊中的民主成為中國人民軍隊不可戰勝的力量的源泉之一。”“這種部隊中的民主”，不但“不廢除或削弱軍隊中所必需有的紀律，相反，它還鞏固並加強紀律”，“使這種紀律建立在人民利益和部隊官兵群眾共同利益與自覺的基礎之上，而成為部隊一切人員共同遵守的紀律”[15]。

三、開展紀律檢討，統一全軍作戰意志

1948 年前后為保証解放戰爭取得完全的勝利，毛澤東領導開展了一場全面深入的紀律建設，並提出“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口號，為全黨全軍在決戰決勝之際進一步實現團結統一、步調一致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軍隊方面，1948 年8月14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關於各野戰兵團、各后方軍區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的指示》中嚴肅指出：軍隊一些同志“仍然將自己所指揮的野戰兵團或軍區機關部隊看成好像一個獨立國”，“我們現在向一切兵團及軍區的負責同志們提出警告”[16]。9月4日，毛澤東在指示中進一步要求，“關於建立請示和報告制度，在黨內軍內開展斗爭，反對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反對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的錯誤態度，反對瞞上不瞞下報好不報壞報喜不報憂的無原則現象，反對經驗主義和游擊主義，反對將自己領導的區域或工作部門或軍隊看成好像一個獨立國的危險現象”，要求各地各軍“在今后適當的會議中作一次認真的檢討，作出明確的決議，再以檢討情況及決議報告我們”，“於今年秋冬兩季辦理完畢”[17]。 在毛澤東的直接推動下，解放軍各部及所屬相繼發起紀律檢討活動，全面強化紀律意識。 此舉極大統一了部隊的作戰意志，增進了解放軍各部之間的戰略配合，對緊隨其后的決戰決勝意義重大。

一個突出的事例發生在華東解放戰場上。 1948 年9月24日，當時濟南戰役取得勝利，正處於收尾階段，華東野戰軍（簡稱“華野”）代司令員兼代政治委員粟裕致電中央軍委，提議發起淮海戰役。 第二天，在批准該建議的復電中，毛澤東要求華野所部“開一次像上月曲阜會議那樣的干部會，統一作戰意志，調整內部關系”[18]。

電報所說的“上月曲阜會議”是指8月25日至29日華野前委在山東曲阜召開的縱隊以上干部參加的作戰會議。 那次會議不僅制定了濟南戰役的作戰計劃，還開展了深入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解決了不少歷史遺留問題，統一了華野內部的思想認識，對於濟南戰役取得勝利起到關鍵作用。 淮海戰役發起前夜，毛澤東決定推動華野再開一次像上月曲阜會議那樣成功的會議。 這便是淮海戰前第二次曲阜會議的由來。

9月27日，中央發出指示，要求“華野前委，山東兵團前委，蘇北兵團前委均應利用目前兩星期時間，根據中央歷次指示，檢討自己及所屬的某些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問題，並將結果電告”，同時要求華野前委復電解釋為何此前“未按時間向軍委做綜合報告，亦未聲明請准延緩或免做”[19]。 次日，毛澤東去電特意作出時間安排：“為使你們的會議開得好一些，時間可以有七天到十天，而將執行淮海戰役的時間推遲到十月十五日以后。”[20]

10月5日至24日，華野前委在曲阜召開有師以上干部參加的擴大會議，按照中央和軍委有關指示精神，認真開展紀律檢討，進一步增進內部團結。 紀律檢討一結束，會議即轉入到制定淮海戰役作戰方案的階段。

就連當時身在河南工作的陳毅（當時兼任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及政委），也在9月30日致電會議，要求“這次曲阜會議，應就夏季各縱查整及濮陽查整的結論作兩個月來戰斗與工作的實際檢討，歸結到中央指示關於無政府狀態、無紀律狀態的根本糾正，保証今后能建立深刻的整體觀念，予軍閥主義、本位主義、自由主義、官僚主義以致命的打擊，保証能更順利的執行新的戰略機動和爭取大革命勝利”。 陳毅還介紹了劉鄧、陳謝部隊開展查整的經驗，“其主要收獲是揭發了我軍部隊中一部分老干部的軍閥主義傾向，驕傲自大，破壞政策和紀律”，“這個揭發，對干部的教育意義最大”，認為“這與華野的情形是基本上相同的，故重提一遍作各縱參考”。 他要求在會上，就“分兵前后的各種帶爭執的問題，應作出總結”，“各縱委與前委各同志均應有簡略發言，作自我批評，以便造成更好的團結”，同時“各縱負責干部與縱、師各黨委的檢討是十分必要的”，“頭子的自我批評作用最大”[21]。

10月6日，即華野開會期間，中央再次電告饒漱石、粟裕：此次會議檢討關於無紀律無政府狀態時，應做成一個決議，在會上通過[22]。

不到十天時間，中央接連四份指示電，連在數百裡外的陳毅也專門去電，共同指導督促一個野戰軍前委開會檢討紀律問題、增進內部團結統一。 甚至為了讓華野搞好這次紀律檢討，毛澤東下令推遲了影響中國歷史命運的淮海大決戰。 如果聯系到遼沈戰前，毛澤東嚴格督促東北局書記、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林彪作綜合報告，並借此加強全黨全軍紀律性的舉措，這都反映出決戰前夜革命陣營內部團結統一問題、軍隊加強紀律性問題在毛澤東和黨中央心目中具有多麼重要的地位。 這確是抓住了要害，反觀國民黨反動派最后的崩潰，一個突出的標志就是軍心動搖和軍紀渙散。 看看國軍各部“都養成自保自足的惡習，隻看到帶領的一部的利害，對於友軍的危難、整個戰局的成敗，幾乎漠不關心……”[23]，及其給戰爭失敗的一方國民黨反動派所帶來的毀滅性打擊，就能得知“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絕不是虛話。

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直接指導下，此次曲阜會議上，華野內部開展了認真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從根本上增進了內部的團結統一。10月20 日，根據會議情況，華東野戰軍作出了《關於加強紀律性，克服黨內無紀律無政府無組織狀態的決議》。 決議提出：所有與會同志一致擁護毛澤東的報告及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決定，認為隻有軍隊向前進，將戰爭轉至蔣管區，才能更迅速地摧毀搖搖欲墜的國民黨統治﹔隻有加強紀律性，才能保証全黨全軍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行動上的一致，才能加強團結和保証革命的勝利。 決心為貫徹中央的方針而堅決奮斗，並保証在戰爭第三年內，堅決完成中央給予華野的作戰任務，與嚴格執行及時的和完備的報告制度的指令，對加強紀律性、反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作出顯著的成績。 華東局方面在向中央的報告中談到：此次曲阜會議，集中華野全軍各縱、各師干部進行加強紀律性的檢討與教育，收效甚大，前委本身及前委與各縱、各師間的團結大大加強，部隊中黨內正確民主生活已開始建立起來。 隨后淮海戰役的輝煌戰果及戰役期間華野所屬各部緊密無間的配合支援，充分反映出長期以來黨對人民軍隊正確的領導和教育，同時也反映出1948 年中央全面強化軍隊紀律以及前后兩次曲阜會議的巨大成效。

淮海戰役還是中原野戰軍和華東野戰軍共同配合作戰的一場大決戰。 兩大野戰軍之間，野戰軍各縱隊之間，解放軍和人民群眾之間，紀律嚴明、團結如一人，共同克敵制勝，這一幕幕感人的場景在淮海戰場上不斷地上演著。 這還只是全國各大戰場緊密配合場景的其中一幕。 解放軍廣大指戰員用不朽的功勛，印証了嚴明軍隊紀律和“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論斷的正確性。

四、整頓全軍紀律特別是群眾紀律

1948 年底隨著戰略決戰勝利推進，11月2日，毛澤東又適時為軍委修改發出指示電，要求全軍整頓紀律，把軍隊紀律建設推向更高水平。 指示號召“現在是我英勇的人民解放軍業已取得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的時候。 希望全體同志努力克服自己的缺點錯誤，使我黨我軍能夠更加成為人民的模范，早日完成革命任務，是所切盼”[24]。

關於如何整頓紀律，指示特別把此項整頓和這之前在全軍范圍內開展的反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的檢討活動作了區分，指出兩種紀律的不同，“關於反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一項問題，這裡所說的無紀律問題是指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報告，瞞上不瞞下，報好不報壞，將軍隊看成自己個人或少數人的財產，看成好像一個獨立國，而關於整頓紀律問題，這裡所說的紀律問題是指對人民，對友軍，對俘虜的關系不好，違反了黨的政策，亂抓物資，亂搶武器彈藥，亂搶俘虜兵，繳獲不歸公，違反了紀律”。 就是說和此前紀律檢討主要指向政治紀律不同，此次整頓紀律主要指向包括群眾紀律在內的各項具體紀律。 指示強調：“解放軍全軍各前委（在東北是軍委分會）、各縱委、各師委、各軍區、各軍分區，均須開會檢討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問題及整頓紀律問題，均須做出關於此兩項問題的簡明扼要的決議，兩項檢討應分別開會，不要混在一次會上檢討，須寫出兩個決議，不要將兩項問題寫在一個決議上。”[25]

聯系當時的情況來看，作此區分很有必要，一方面是防止此項紀律整頓和當時並行開展的反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檢討活動發生混淆，沖淡彼此。 另一方面，如果說反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檢討活動更突出強調政治紀律，更突出指向軍隊中高級領導干部，那麼此項紀律整頓則更強調各項具體紀律，更突出指向普通連隊和戰士，因而形成了對前項紀律檢討的重要補充。 此外，通過細致對比闡釋兩種紀律，包括群眾紀律在內的軍隊各項具體紀律的重要性得以突出，其內涵更加明確和具有可操作性。

此外，指示要求在紀律上獎勵先進、批評落后也是一項重要舉措。 當時遼沈戰役已近尾聲，電報中首先提到一個情況，“據報錦州戰役中有一個縱隊紀律最好，長春接收中有一個獨立師紀律最好，其他各部的紀律則有較好者，有較壞者，有最壞者”。 由此要求東北野戰軍前委“在結束沈陽、營口作戰進行全軍整訓，開師級以上干部會議時，希望你們對紀律問題專門討論一次，公開獎勵最好者，批評最壞者，並做出專門的決議，報中央軍委審閱”。 指示並且把這一做法推至全軍，“各野戰軍及地方軍的紀律狀況，皆有最好、較好、較壞、最壞四種，均望於整訓時照此辦理”[26]。 半個月后的1948 年11月20日，軍委總政治部在一封復電裡進一步指示了該問題。 電報在答復如何獎勵有功部隊時，不同意用攻下的城市命名攻城有功部隊，同時要求錦州之役要特別獎勵者應是一個不爭繳獲的縱隊，長春之役要特別獎勵者應是一個紀律最好的獨立師，可公開登報或內部通令方法獎勵之。 這封復電同時發至全軍。

通過接連兩份指示電，中央將紀律的執行情況確定為各地進行部隊表彰的關鍵指標。 這個導向性的獎懲原則為新形勢下的部隊工作指明了方向，其連同新式整軍運動深入系統的政治思想教育，在全國革命即將勝利之際，極大地鼓舞和激發了解放軍官兵自覺維護紀律的使命感和榮譽感。 守紀律是光榮的，不守紀律是落后的——這個信念一旦深深植入每名戰士的心裡，嚴明的軍隊紀律就有了最為切實可靠的保障。

錦州蘋果的故事就說明了這個道理。1948 年11月8 日，東北野戰軍負責同志在給毛澤東和中央的綜合報告裡，匯報所屬部隊的紀律情況“較以前為好”，其中提到部隊行軍路經某地看到大批蘋果，“戰士一個未動”[27]。 錦州蘋果的故事從此流傳開來。1956年11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還專門提起這件事，並且作了重要提升。他說：“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 錦州那個地方出蘋果，遼西戰役的時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裡很多蘋果，我們戰士一個都不去拿。 我看了那個消息很感動。 在這個問題上，戰士們自覺地認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為這是人民的蘋果。 我們的紀律就建筑在這個自覺性上邊。這是我們黨的領導和教育的結果。 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就是由這裡頭出來的。”[28]這還只是體現人民軍隊性質和宗旨，代表人民軍隊形象的一件具體事例。 一支奪取了遼沈戰役輝煌勝利的部隊，仍然能夠保持那樣嚴明的紀律，這就是人民解放軍。

五、狠抓軍隊入城紀律關鍵環節

中國革命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 但農村包圍城市，包圍不是目的，最終還是為了解放城市、建立人民政權。 解放戰爭后期，隨著勝利越來越迫近，進城及接管問題突出地擺在了中國共產黨人面前。 1948 年2月2日的新華社社論指出：“人民解放軍轉入反攻，許多城市將被解放，新民主主義政權進入城市，將要成為今后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這種情形將使我們遇到一連串新的問題， 必須予以妥善解決。”[29]過好城市接管關是革命勝利前夕黨要完成好的一項重要任務。

過好城市接管關，首先就必須維護好軍隊紀律，入城紀律又是重中之重。 陳毅就說：“必須強調入城紀律，入城紀律是入城政策的開始，是和市民的見面禮。 紀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搞不好就會影響政策的推行。”[30]當時東北局在報告裡也特別總結說：“城市秩序的好壞，首先決定於入城部隊，特別是部隊干部是否能嚴格遵守紀律。 軍隊本身紀律不好，即造成了各種人趁火打劫、渾水摸魚的條件，形成混亂與大的破壞。”[31]

當時部隊違反紀律的情況也容易發生在入城初始。 例如1948 年初毛澤東批轉的習仲勛關於高家堡破壞紀律行為的報告，其中說的就是部隊在攻克高家堡時“沒收敵軍大部官佐以至連排班長及其家屬的財物”[32]的行為。 再如部隊三打運城時紀律不好的情況：“這兩日混亂異常，城市紀律極壞”，搶運資材，“群眾的東西也被拿了”，“剃頭鋪的推子刀子，學校的鋼琴”都被拿去了，城內幾十輛破汽車被卸掉“汽車零件及皮帶”，“交給地方上，已根本不能用了”[33]。 再如羅榮桓1948 年3月4日在報告裡提到的，冬季作戰時“遼中台安、盤山一掃而光，鞍山也受到破壞”[34]。 這些問題集中發生在部隊入城初始，引起毛澤東和中央的高度重視。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中央作出一系列指示安排。 1948 年3月12日，軍委電示華野所部“必須嚴令各部隊在攻入城垣后，遵守城市紀律，堅守城市政策”，提出要“由野戰政治部負責組織城市工作委員會及紀律檢查隊，隨隊入城，並吸收攻城部隊之司令部政治部人員參加，以收工作協調、命令貫徹之效”[35]。20日，中央和軍委致電要求各野戰兵團總結實施城市政策的經驗，包括“攻城前的政治動員、政策討論、組織准備、命令下達”，“入城后的臨時政權組織，軍隊紀律”[36]。25日，徐向前向中央報告了攻克臨汾時的紀律措施：作戰之前著重進行城市政策、紀律教育﹔部隊在作戰結束后，馬上撤出城外，一切物資管理與治安維持統由城工委員會及城防司令部負責﹔各團組織糾察隊和檢查隊，負責戰時紀律的維持﹔發動戰士由下而上監督干部。 這份報告隨即被中央批轉，其中的經驗被各地所吸收。4月26日，軍委特別指示攻城繳獲物資分配問題，提出歷次攻城經驗，要使攻城部隊保持紀律及秩序，除有充分的教育工作及周密的組織工作外，還必須將繳獲物資分出必要部分，有計劃地分配給全體擔任攻城的部隊及擔任鉗制的部隊，一切指揮員戰斗員每人一份，不使肥瘦不均。 6月4日，軍委批轉東北野戰軍入城紀律守則八條， 要求各地參考採用[37]。1949年5月6日，軍委下發了關於城市駐軍不許住民房的規定。 5月16日，又下發了入城部隊十二條紀律規定，強調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約法八章與入城守則，嚴格保護一切原封不動，力戒不守紀律、亂抓物資等不良現象[38]。 這些經驗做法及規定為部隊遵守入城紀律提供了遵循。

此外，1948 年底接收沈陽的經驗，經毛澤東批轉后成為全黨城市接管的樣板，其中有不少針對軍隊入城紀律的具體規定，“鑒於過去接收鞍山、營口的經驗，如果在入城前缺乏充分准備，勢必造成混亂”，“要保証接收得好，最重要的還必須入城部隊有良好的紀律教育”。 因此，沈陽市之衛戍部隊應“指定兩個紀律較好的獨立師擔任”，“入城之部隊及地方干部，均須事先進行教育，講清入城各種政策的應注意事項，強調集中統一，嚴格遵守紀律”[39]，接收過程要“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后分”，同時“組織沈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管會本身要“堅持原則，不偏不私，模范行動”，還“要有充分准備和各方面能稱職的干部”[40]。 其中有關保持軍隊入城紀律的主要經驗——組織軍管會，衛戍部隊的選擇，進城前的集中整訓、干部准備等，在隨后大城市的接收中被借鑒吸收。

六、迎接大考1949年解放軍進駐上海

1949年進駐上海是對軍隊紀律建設成效的一次大考。 舊上海曾是遠東的第一大城市，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各種矛盾的匯集點，情況異常復雜，接收任務相當艱巨。 為了順利進駐上海特別是抓好部隊紀律，從中央到地方都作了巨大努力。

毛澤東首先就為進駐上海奠定了工作基調，指出：“進上海是中國革命過一難關，它帶全黨全世界性質。”[41]同時為避免因倉促進駐而陷於被動，他下令推遲了部隊進攻上海的時間，並指示有關方面抓緊做好進駐上海各項准備工作。

華東方面，首先是４ 月2５ 日經中央批准華東局下發了關於接管江南城市指示，規定了十條入城守則（后補充為十二條），強調“城市秩序的好壞，首先決定於入城部隊的紀律好壞”，一切部隊從軍、政、后勤干部直到戰士，“在入城前，必須普遍地、反復地、深入地進行黨的城市政策的教育，及入城紀律的教育與接管城市的經驗教育”[42]。 同時，為了准備進駐上海，渡江戰役總前委和華東局還在蘇南丹陽集中數千名干部開展為期一個月的整訓，重要內容就是紀律教育。 ５ 月10日，陳毅在丹陽對整訓干部發表講話，“主要講入城紀律”，說：“上海很復雜，我們到了上海要越小心越好”。 “必須強調入城紀律，入城紀律是入城政策的開始，是和市民的見面禮”，“全體干部對入城紀律，在丹陽就要演習討論起來”[43]。 同日，華東局和渡江戰役總前委向中央報告了進佔上海的准備工作及各項規定，其中包括對部隊入城紀律的細致安排。

５ 月下旬，第三野戰軍主力打進上海后，模范執行黨的城市政策，嚴格遵守入城紀律。 為了不驚擾市民，在蒙蒙細雨中，部隊和衣抱槍，悄然無聲地睡在潮濕的路邊。早上市民醒來，開門看到這一感人的場景，油然而生的便是對我們黨和人民軍隊的由衷贊佩。 人民解放軍用嚴明的紀律令無數上海市民為之動容，深深震撼著這座舊中國曾經最大的城市。 時居上海的竺可楨在日記裡寫道，“五月廿六日星期四。 下午三點起微雨，子夜大雨。 上海全部解放。……解放軍在路站崗，秩序極佳，絕不見欺侮老百姓之事。 在研究院門前亦有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 守門之站崗者倦則臥地，亦絕不擾人，紀律之佳誠難得也”[44]。 近半個世紀后榮毅仁仍然難以忘記這件事帶給他的沖擊：“解放上海的炮聲初停，無數解放軍戰士日日夜夜風餐露宿、不入民宅的情景，深深打動了我的心。”[45]

有了長期深入的紀律教育和細致扎實的准備工作，人們在上海看到了一個威武雄壯、紀律嚴明和朝氣蓬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形象，整個上海乃至整個世界為之一振，舊中國的重重陰霾頓時一掃而空。 靠著嚴明的軍隊紀律，我們黨在上海同時取得了軍事和政治兩個重大的勝利。 解放軍在進駐上海的歷史大考中交出了讓黨和人民滿意的答卷。 其實不光是1949年進駐上海，后來解放軍入藏、志願軍入朝等也都是靠著嚴明的軍隊紀律贏得了人心，取得了當地人民群眾的擁護。

結語

人民軍隊鋼鐵般的紀律從哪裡來? 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用成功實踐告訴我們，“這是我們黨的領導和教育的結果”[46]。 毛澤東強調：“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47]2014年，習近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時特別提到了當年解放軍進上海后睡在馬路上的感人事例。 他指出：“實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使我軍始終保持了人民軍隊的本色和作風。”[48]新時代要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最基礎最根本的環節就是要堅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發揚我軍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堅定理想信念，鑄牢軍魂，永葆人民軍隊的性質、宗旨、本色，同時緊緊圍繞新時代軍隊政治工作的主題主線，全面貫徹黨領導人民軍隊的一系列根本原則和制度，充分發揮政治工作對強軍興軍的生命線作用。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研究員）

（原載《毛澤東研究》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