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之前的中國共產黨相關問題研究

[摘 要] 從1921年下半年起至1930年的各種相關文件均認定，1920年夏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黨剛建立時，有很短一段時間叫作社會共產黨。從語詞結構上看，“社會共產黨”是偏正詞組，“社會”只是前置修飾詞，“共產黨”才是主干。按照李大釗、陳獨秀的理解，與第二國際決裂站到了第三國際的大旗之下的共產黨就是革命的社會黨。在中共一大召開前的11天，張太雷經共產國際批准以中國共產黨代表的名義出席了共產國際三大並在會上發言。所謂“共產主義小組”的提法是受到了共產國際的影響。“一大”之前，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北京等地展開了最初的工運工作，初見成效。1920年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只是中國革命一個良好的開端，有了共產國際的幫助並不等於找到了所有問題的現成答案。黨的光輝歷程就是走自己的路，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自己想問題。

一、中國共產黨成立於1920年

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時，毛澤東在代表証入黨年月一欄中填寫：1920年。同樣參加了中共一大的陳潭秋1935年在自己編寫的年表手稿上明確寫道，“1920年入黨”。1937年董必武在陝甘寧邊區會見外國記者尼姆韋爾斯時也說過：“中國共產黨中心建立於1920年5月。”

俄文原始檔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寫於1921年下半年）記載：“中國的共產主義組織是從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該組織一共隻有5個人。領導人是很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編陳同志。”

192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駐共產國際代表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提綱）》中說得較具體：“究竟吾黨何時成立呢？何時發起組織呢？仲甫（陳獨秀）到滬，一九二〇年‘五一’節后，即邀李漢俊、沈玄廬、沈仲九、施存統及一女人來發起組成，不久戴季陶、沈仲九退出了，於是於一九二〇年就正式成立了……這個青年的中國共產黨就是十月革命與中國工人階級發展的一個產物。”

192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瞿秋白在為中共六大准備的書面報告《中國革命與共產黨——關於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的報告》中寫道：“中國共產黨的發端，還在一九二〇年，這顯然是從五四運動中直接產生出來的。”1935年瞿秋白被俘后在《多余的話》附錄“記憶中的日期”中寫道：自己是1921年“五月 張太雷抵莫介紹入共產黨”的。

1929年12月，陳獨秀在《告全黨同志書》中說，黨是在1920年成立的。這份文稿曾經遭到黨內的猛烈批判，但是誰（包括出席黨的一大的13個代表）也沒有對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創立本黨這一立論提出過任何質疑。

相反，1930年，時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赤色職工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鄧中夏在莫斯科寫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沿用陳獨秀的說法，稱“一九二〇年夏，中國共產黨成立”。

當事人施存統回憶說：“六月間，陳獨秀、李漢俊等籌備成立中國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者沈仲九、劉大白等也參加了……由陳獨秀、李漢俊、俞秀鬆、施存統、陳公培五人起草綱領十余條。陳公培抄了一份到法國，我抄了一份到日本。后來陳望道、邵力子、沈雁冰等都參加了小組。”“黨的上海小組成立於一九二〇年六月間，一開始就叫‘共產黨’。”

1991年發現的俞秀鬆1920年6月—7月的日記，其中7月10日記載：“前回我們所組織底社會共產黨以后……”加上施存統先前的回憶，可以証實，1920年6月，陳獨秀、李漢俊、俞秀鬆、施存統、陳公培在陳獨秀寓所商量，決定成立共產黨，初步定名為社會共產黨，還要同李大釗商討。會上起草了具有黨綱、黨章性質的若干條文，確定用下列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一）勞工專政（或勞農專政），（二）生產合作，其他還有黨的嚴密組織等。會議選舉陳獨秀為領導人。

由於施存統是在6月20日赴日本留學的，可見，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間當在6月20日之前。

1920年11月7日，中國共產黨內部機關刊物《共產黨》創刊，其第一期在《世界消息》欄目中介紹“葡萄牙共產黨”時寫道：“葡萄牙是個農業國，小地主最多，工業不甚發達，和中國的情形差不多是一樣，而葡萄牙的共產黨那樣發達，我們中國的共產黨卻還在萌芽時代，這真是可恥的事情啊！”

“我們中國的共產黨卻還在萌芽時代”可以有多種理解。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在答復蔡和森來信時說：“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黨一層，陳仲甫（即陳獨秀——筆者注）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蔡和森於1920年9月16日從法國寄給毛澤東的一封長信中相當明確地提出了要“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上述陳獨秀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共產黨的回復可以說是“中國的共產黨卻還在萌芽時代”的同一表述。另一方面，任何正在組織或已經成立的政黨都有一個萌芽時代，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共產黨業已初創，也說得過去。

林伯渠《自傳》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証。其中寫道，“1920年冬天我到上海的時候，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民族主義者，而變成了徹底的民主主義者。經過李大釗的介紹，1921年1月，我在上海法租界漁陽裡會見了陳獨秀，在多次的談話中，我們談到了中國革命的前途，俄國革命的經驗，以及一些淺顯的共產主義的理論。那時候，正籌備把各地的馬克思主義小組聯合起來，正式的組織中國共產黨，他們征求我加入，我的入黨就這樣在李大釗、陳獨秀的介紹下，在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參加的。我認識李達、鄧中夏等人，也在這個時候。”這裡的時間，作者記憶可能有誤，1920年12月陳獨秀已去廣州，他們的會見當在陳去廣州之前。但是林伯渠在黨的一大之前已經入黨，是很清楚了。也就是說“正籌備……正式的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李大釗、陳獨秀已經發展新黨員了。反過來，既然有了最初的黨員，怎麼能說黨還沒有成立呢？

陳望道回憶說：“我於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間到上海。……同時，陳獨秀也從北京被趕到上海。我們幾個人，是被趕出來的。此外，邵力子在復旦大學文學院任中文系主任，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經常在一起，反復的談，越談越覺得有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必要，於是便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這是一個秘密的組織，沒有綱領，會員入會也沒有成文的手續（參加者有：陳獨秀、沈雁冰、李達、李漢俊、陳望道、邵力子等），先由陳獨秀負責，不久陳到廣州去。一九二〇年年底以后，當時就稱負責人為‘書記’。要緊的事，由李漢俊、陳望道、楊明齋三四人討論（不是全體同志參加），組織仿蘇聯共產黨。”

1921年5月16日，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負責人舒米亞茨基簽字任命遠東書記處的中國支部書記張太雷為參加共產國際三大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同一天，共產國際全權代表為俞秀鬆簽發了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代表參加青年共產國際二大的証明。6月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 M．科別茨基又任命俞秀鬆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參加青年共產國際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代表。7月12日，來自上海的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十余人在莫斯科選舉張太雷、陳為人為參加青年共產國際二大的代表，“推選張太雷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參加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他也是社會主義青年組織的成員）。”7月20日，在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主席團與中國支部及楊好德（即楊明齋）的聯席會議上，來自上海的楊明齋表示：“收到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發來的電報，並得知派遣代表團出席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建議和批准張同志的委任狀后，他們非常高興。盡管張同志在他們那裡什麼工作也沒做，他們還是批准了他的委任狀。”也就是說，事先並不知情的中國共產黨追認了張太雷作為本黨代表參加共產國際三大的資格。

7月12日，張太雷在共產國際三大第二十三次會議會上發言，介紹了中國革命的情況，強調“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共產國際對中國運動的關注”。共產國際三大期間（6月22日至7月12日），經過張太雷、俞秀鬆的艱苦努力，反復交涉，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大會，為中國共產黨爭得了在共產國際中應有的名分。江亢虎只是以中國社會黨的身份列席大會，從而成功地避免了某些國家在建黨過程中的混亂，功不可沒。

全國性的統一的並且得到共產國際認可的中國共產黨是在黨的一大上宣告成立的。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開之前，《新青年》月刊第9卷第3號（7月1日）刊出了陳獨秀《政治改造與政黨改造》一文，文中提出，“隻有以共產黨代替政黨，才有政治改造的希望”，並說“新的共產黨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証據來才能夠使人相信啊！”讀者也可以理解為“新的共產黨”已經成立，現在就要看它怎麼做了。

二、黨的名稱的來源與變化

1920年黨剛剛建立時，有很短一段時間叫作社會共產黨。從語詞結構上看，“社會共產黨”是偏正詞組，“社會”是前置修飾詞，“共產黨”才是主干。這說明在陳獨秀等人的思想中“共產黨”是佔了主導地位的。

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來看，社會民主黨的牌子很老。盡管馬克思、恩格斯1948年就寫了《共產黨宣言》，但他們所在的政黨仍然稱德國社會民主黨。后來列寧所在的無產階級政黨也叫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12年列寧在評論孫中山時預見：“由於在中國將出現許多個上海，中國無產階級也將日益成長起來，它一定會建立這樣或那樣的中國社會民主工黨。”

1919年五四運動前后，李大釗、李達發表了《戰前歐洲社會黨運動的情形》等文章，介紹國際共運史與俄國革命。1919年列寧創立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列寧主義的政黨才明確使用共產黨這一黨名。這就說明，共產黨的前身是社會民主黨或社會民主工黨，按照李大釗、陳獨秀的理解，與第二國際決裂站到了第三國際的大旗之下的共產黨就是革命的社會黨。

1918年11月，李大釗在《新青年》第5卷第5號發表《Bolshevism的勝利》，贊揚蘇俄的“Bolshevism”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他們的黨，就是革命的社會黨﹔他們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客士(Marx)為宗主的﹔他們的目的，在把現在為社會主義的障礙的國家界限打破，把資本家獨佔利益的生產制度打破”。

據張國燾回憶，1920年7月底他與陳獨秀慎重地談起李大釗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意向，陳表示說：“研究馬克思主義現在已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現在需要立即組織一個中國共產黨。”陳獨秀的這個“堅決的主張”，后來成為陳、張“多次談話的題目”。

1920年8月，陳獨秀等人就黨名征求李大釗意見，張申府回憶：“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產黨，這才是第三國際的意思，我們回了信。”

幾乎與此同時，陳獨秀在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號發表他早已寫好的《對於時局的我見》一文。他說“吾黨”是“社會黨”，並以社會主義者的見地，希望“終究有社會黨的立法，勞動者的國家出現的一日”。上海青年團也曾叫過“青年社會革命黨”。

在北洋政府的文件中也有“社會黨”的記錄。1920年10月，淞滬護軍使何豐林電告北洋軍閥政府，稱“社會黨陳獨秀來滬，勾結俄黨與劉鶴林在租界組織機器工會，並刊發雜志，鼓吹社會主義，已飭軍警嚴禁”。

對於1920年6月擬議中的“社會共產黨”的黨名，陳獨秀的印象太深刻了。直到1922年5月1日，陳獨秀在《先驅》第7號上發表的《告勞動運動的人》一文中還說：“勞動者所最應該親近的，是革命的社會黨，即共產黨。因為他們是想用急進的革命手段，推翻掠奪勞動者的資產階級。”文中的關鍵詞“革命的社會黨”與四年前李大釗在《Bolshevism的勝利》中的提法完全一致。在陳獨秀看來，“革命的社會黨”是“共產黨”的同義詞、同位語。

此外，“一大”之前已在公開場合獲得共產國際承認的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內部看來隻能算“共產主義小組”。1922年彼得格勒出版的共產國際三大速記記錄明確記載編號28中國的參會代表名單是共產黨、青年團各一人。但參會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張太雷卻在1921年6月10日於蘇俄伊爾庫茨克向共產國際三大提出的書面報告中稱：“中國最早的共產主義小組是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從那時起，中國其他地方也相繼出現許多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3月以前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共產主義組織。”在這裡，張太雷將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稱為“共產主義小組”，顯然是受到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影響。7月20日，舒米亞茨基不等共產國際三大結束就從莫斯科趕回伊爾庫茨克，與楊明齋舉行聯席會議時承認：“為了與一切冒險組織劃清界限和介紹中國共產黨的工作，由我作為遠東書記處的領導人，和張太雷同志起草了一份報告。……為的是將其納入[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記錄之中，使其成為下一步工作的基礎，並以此証明共產黨的成熟。”但同時他又堅持認為“中國還沒有集中統一的中國共產黨”，“共產主義小組”這個稱謂就是在這樣的語境中產生的。

三、黨成立后即嘗試開展工人運動

1920年8月，李漢俊與陳獨秀發起創辦了向工人進行馬列主義宣傳教育的通俗刊物《勞動界》周刊，並擔任主編。在它的影響下，北京、廣州分別創辦了《勞動音》《勞動者》周刊，形成了在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高潮。

1920年10月，陳獨秀領導與發起組織上海機器工會，這是中國產業工人在黨領導下成立的第一個工會。俞秀鬆所在的厚生鐵工廠是參加機器工會的發起單位之一。早在1919年11月1日，俞秀鬆在《浙江新潮》第1期發刊詞中就說：“本報的旨趣，要本奮斗的精神，用調查、批評、指導的方法，促進勞動界的自覺和聯合，去破壞束縛的、競爭的、掠奪的勢力，建設自由、互助、勞動的社會，以謀人類生活的幸福和進步。”

10月3日，陳獨秀、李漢俊一道出席了上海黨組織建立的第一個工會組織——上海機器工會的發起大會。11月28日，李達以“立達”的筆名在《勞動界》周刊第16冊發表《勞動者與社會主義》，強調組織工會的重要性，他說：“勞動者若看清了資本家的專橫跋扈掠奪無人道，就應該組織勞動者的團體（如工會之類）去和資本對抗。團體越鞏固，勢力越大。”“勞動者要怎樣才能得不餓死凍死呢？……最大的根本解決方法，就是社會主義。”

上海機器工會是由陳獨秀和工人李中（原名李聲澥）一起，經過一番籌備后才開發起會的。李中原是知識分子，因常看《新青年》思想上進步很快，他多次找陳獨秀請教，在陳獨秀鼓勵下，他與工人相結合，到江南制造局做工。他一面做工，一面聯絡工人，在廠內開展機器工會的籌備工作。毛澤東在1920年的一封信中提到“李君聲澥以一師范學生在江南造船廠打鐵，……他現寓上海法界漁陽裡二號，幫助陳仲甫先生等組織機器工會”。李達証明“李中（原S.Y，后升為C.P）楊樹浦進行組織機器工會”。

1920年秋，中國共產黨又指派李啟漢主持工人半日學校，該校校址設在滬西小沙渡安遠路錦繡裡。這是在上海，也是在全國由共產黨辦的第一所工人學校。1922年5月，上海《民國日報》對該校建立與發展變化的過程作過介紹：“工人自辦的學校很少。上海第一工人補習學校在檳榔路北錦繡裡3弄，這學校起落有二年多了，首名半日學校，后又改為工人游藝會，……去年8月該校又改名為上海第一工人補習學校，報名的有200人……現在到校的，男女有30余人。”

1920年冬，北京黨組織負責人鄧中夏、張太雷、張國燾等也發起組織勞動補習學校。李大釗和北京黨組織的其他成員都去過該校視察或講課。

四、黨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不斷摸索

1920年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只是中國革命一個良好的開端，有了共產國際的幫助並不等於找到了所有問題的現成答案。

1920年11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制定了供黨員內部學習的《中國共產黨宣言》，指出進行這場革命的關鍵在於“組織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同“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黨所做的一樣”。1921年12月10日，《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英文稿譯者寫了一個說明：“親愛的同志們！這個宣言是中國共產黨在去年十一月間決定的。這宣言的內容不過是關於共產主義原則的一部分，因此沒有向外發表，不過以此為收納黨員之標准。”1958年6月毛澤東批語：“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隻提社會主義的革命，是空想的。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則是基本正確的。但土地國有是不正確的。沒有料到民族資本可以和平過渡。更沒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總罷工，而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基本上是農民戰爭。”

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預備會議上作報告時說：“這次大會發給我一張表，其中一項要填何人介紹入黨。我說我沒有介紹人。我們那時候就是自己搞的。”還說1921年我們黨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我們“對馬克思主義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辦，也還不甚了了。……知道的事也並不多，可謂年幼無知，不知世事。”具體來說，就是對於當時的民主革命應當怎麼辦，黨的總路線和各項具體政策應當怎麼定，這些問題都有待於探索與解決。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論及中國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時期如何認識中國革命規律這一段歷史時說：“過去，特別是開始時期，我們只是一股勁兒要革命，至於怎麼革法，革些什麼，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階段才革，在一個相當長時間內，都沒有弄清楚，或者說沒有完全弄清楚。”

毛澤東說過，他本人“原來不知道世界上有什麼馬克思主義，知道有馬克思主義，有列寧，是從十月革命開始的”。正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列寧，1921年在全俄東部各民族共產黨組織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向東方各民族的共產主義者指出：你們必須看到你們那裡的特點，你們必須根據歐洲各國所沒有的特殊情況來運用一般的共產主義理論和措施。他強調說，這是“全世界共產黨人所沒有遇到過的一個任務”。很明顯，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共產黨與處於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西方各國共產黨，在革命的對象、任務與道路等方面，都是有很大區別的。

1945年6月17日，毛澤東在《在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上的演說》中強調，“我們建設的黨是東方的共產黨，我們建設的隊伍是東方人民革命的隊伍”。“開頭的路線、方針、政策、方法，都只是有一個方向，至於如何才能搞得更好、更正確，那是在長期奮斗中得到的，是從幾十萬的共產黨員、成百萬的革命民眾的流血犧牲中得到的。”

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1920年4月，共產國際同意俄共（布）遠東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嵗）分局派遣維經斯基等人來華，5月間，維經斯基經李大釗介紹，在上海會見了《新青年》《星期評論》等雜志負責人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等，和他們一起座談了十月革命后蘇俄的情況和中國社會改造問題。6月，陳獨秀任書記的“社會共產黨”就應運而生了。對於剛剛建黨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自己當然是共產國際干部的學生。毛澤東后來說：“先生有好處，也有壞處。……過去我們就是由先生把著手學寫字，從一九二一年黨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們就是吃了先生的虧，綱領由先生起草，中央全會決議也由先生起草，特別是一九三四年，使我們遭到了很大的損失。”一直到抗日戰爭時期延安整風以后，全黨對於民主革命應當怎麼辦，黨的總路線和各項具體政策應當怎麼定，全黨的認識才完全統一起來，這些問題才得到完全的解決。中國革命的歷史已經証明，“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整個地說來，是由中國人認識的，不是在共產國際管中國問題的同志們認識的。共產國際的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說不很了解中國社會，中國民族，中國革命。”

毛澤東指出：“雖然有共產國際的幫助，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及其發展，乃是由於中國本身有了覺悟的工人階級，中國工人階級自己創造了自己的黨——中國共產黨。”而黨的光輝歷程就是走自己的路，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自己讀書，自己寫字，自己想問題。”

本文系上海市哲社規劃“黨的誕生地史料挖掘與建黨精神研究”專項“歷史視野中的中國共產黨建黨精神研究”（2019ZJD004）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特約研究員

（來源：《上海黨史與黨建》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