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五多”宣戰——1953年毛澤東同志親自指導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往往互為表裡、相伴而生，且具有長期性、反復性。1950年至1955年間，中國共產黨結合陸續開展的整風、整黨、“三反”、新“三反”和整頓編制運動，先后進行了五次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斗爭。1953年，毛澤東同志親自指導從整治區鄉工作中“五多”入手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是其中比較突出、集中的一次。

兩份報告呈送中央，毛澤東親擬兩件指示下發全黨

1952年冬，來自中共山東分局和西北局的兩份報告先后呈送中央，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山東分局的報告說，此前開展的“三反”運動取得了顯著成效，但縣、鄉基層組織仍明顯地存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等作風問題，表面上看工作步步推進，但實際上沒能有效紓解群眾的實際困難，省政府甚至積壓了7萬多件群眾來信沒有處理，給黨群關系造成負面影響。西北局的報告則集中反映了區鄉工作中的“五多”問題—任務多、會議集訓多、公文報告表冊多、組織多、積極分子兼職多，看似處處留痕，實際在很大程度上人浮於事、顧此失彼。

針對山東分局報告，毛澤東親自為中央起草《關於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並於1953年1月5日下發全國，要求各地結合具體情況查擺問題，先從處理人民來信入手切實整改。3月，毛澤東又指示將西北局報告轉發各地，並親自起草《關於解決區鄉工作中“五多”問題的指示》，指出所謂“五多”實際上是黨政組織在農村工作中“嚴重地脫離農民群眾損害農民及其積極分子的利益的問題”，並要求必須在1953年內結合1月5日關於新“三反”的指示對“五多”問題進行深入整改。

短短3個月內，毛澤東連續兩次親自擬定指示，嚴肅要求全黨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不良作風，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堪稱絕無僅有。

各地迅速展開調研，發現基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確實突出

根據中央指示，各地迅速展開專門調研。不出中央所料，“五多”問題在各地基層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

脫離實際的任務多。比如某地區委書記報告說，區委每10天左右隻布置兩三項工作，但區長、專署干部，以及黨、農、青、婦、文教、合作、銀行、稅收等各“口”總是層層加碼布置十多項工作，且往往要求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對此，區鄉干部怨聲載道：“自上而下一級逼一級，自下而上一級怨一級、一級哄一級。”

會議集訓多。不少地方在組織群眾、布置工作時形式固化、機械，動輒召開群眾大會，眉毛胡子一把抓，嚴重影響正常生產秩序。比如，華北局報告反映，有的村庄一個月內竟召開28次群眾大會，各種大會名目繁多，甚至賣豆餅、貸款、賣酒、儲蓄、保險等也要依靠開大會解決。

公文報告表冊多。各地省屬單位、縣市和鄉鎮在制發調查表格時缺乏頂層設計和統籌協調，各機關各自為戰，使得各種日報、三日報、五日報、旬報、月報、季報、半年報、年報等泛濫成災。調研發現，某地農村基層組織一個季度內竟要填制二三百種統計表格，“達到了完全不能容忍的程度”，基層干部群眾苦不堪言。

組織多。比如，西北局調查組發現，陝西咸陽某鄉的十余個自然村中，每村不僅有村長、農會主任、居民組長、互助組長等職務，而且治安、衛生、優撫、防堤、資保政險、保史畜鑒、合作、防旱、護林等村民小組各設組長，各類組織林林總總竟多達20多種，嚴重影響工作效率。

積極分子兼職多。彼時，各種“生產競賽”和“比學趕幫”滋生一些負面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各種先進稱號名目繁多，各類勞模、標兵、代表、積極分子等常常身兼數職，往往整日忙於開會和先進事跡報告，結果是脫離生產、脫離群眾、顧此失彼，反而損害了先進形象。

“五多”現象的實質是嚴重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分散主義。各地的情況陸續報到中央，毛澤東閱后深刻告誡全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分散主義等作風問題會導致黨政干部“不了解人民群眾的痛苦，不了解離開自己工作機關稍遠一點的下情”，若長期得不到糾正，其結果就是引起農民群眾的反對，“使我黨脫離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群眾，這是非常危險的”。

結合具體工作，毛澤東親自指導整治“五多”

為集中克服“五多”問題，在毛澤東的親自指導下，黨中央立即責成中央組織部、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及其所屬財經、文教、政法三個委員會以及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各級行政機關主管同志對“五多”問題加以清理。3月20日，即整治“五多”指示發出的次日，毛澤東就叮囑各部委負責同志，“用中央名義批發的電報不要太多了，非十分必要者不要批發”。6月20日，毛澤東批示轉發西北局關於整治“五多”問題的報告，指出克服“五多”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各級黨委應當將整改“當作一種經常的注意事項，不斷檢查、不斷改進”，主要是“反掉錯誤的制度和領導方法，隨時建立起正確的領導制度和方法，並使之鞏固下去”。

由於“五多”中的每一“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具體到各地情況又不盡相同，毛澤東多次強調，各地整頓要結合具體工作，結合自身實際。5月23日，時任華北局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的楊士杰在提交中央的報告中，反映了當時農村統計報表過多過濫的突出問題。毛澤東閱后稱這份報告“極好”，並於7月22日將報告轉發全國，要求各地結合本地具體情況，“迅即仿照華北局的辦法對於統計報表問題指定專人加以調查分析，分別宣布停用、保留和改進，並規定簡化報表及控制報表的可行辦法，堅決制止濫發統計報表的嚴重現象”，同時結合“五多”中其他幾方面作全面整改。1953年下半年，毛澤東還圍繞當時農村正在逐漸鋪開的互助合作多次強調，農村各項工作要在保障農業生產這一中心工作的基礎上立足實際、循序漸進，推進“五多”的整改要結合具體工作，切不可過多干涉、粗暴命令，以防滋生新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風氣。總的來看，在毛澤東的親自指導之下，1953年各地圍繞克服“五多”弊病展開了有的放矢的專項整治，對以“五多”為代表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不良作風進行了有力的糾正，進一步鞏固了新“三反”運動的成果，基層逐漸呈現政簡民勤的新氣象。

知古鑒今，整治“五多”給我們的經驗啟示

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需要頂層設計和統籌協調，更需要刀刃向內的政治魄力和不折不扣、令行禁止的執行力，這就決定了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不良作風必須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堅持全國一盤棋。

堅持解決突出問題與推動中心工作相結合。1953年中央結合新“三反”集中整治“五多”，就是抓住了當時干部群眾意見很大的突出問題作為切入點，並且注意結合農村的具體工作實際，方才取得良好成效。這啟示我們，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要緊密圍繞中心工作，以推動中心工作為著力點和抓手，寓作風建設於落實各項具體工作之中，確保各項工作扎實推進。

堅持常抓不懈、久久為功。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以及與此相關的命令主義、分散主義、事務主義、本位主義、宗派主義錯誤作風是密切相關的，也具有反復性、頑固性，正如毛澤東所說，“一年不用掃帚掃一次，就會春風吹又生了”。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不良作風必須做好長期斗爭的思想准備，保持常抓的韌勁、長抓的耐心。

（李煉石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

（來源：《旗幟》2020年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