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研究綜述

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改革開放史也逐漸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近年來，不少學者把研究視野轉向改革開放歷史起源問題，探尋中國改革開放決策醞釀的思想交鋒和實踐探索的歷史軌跡。1978年7月至9月間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歷史轉折時期、改革開放前后的歷史過渡期及國際國內互動背景下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這次會議探討並提出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和開放引進的辦法加快中國現代化建設步伐，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奠定了重要基礎。因此，這次會議也被稱為“改革開放的前奏曲”。近些年來，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引起了學術界的較大關注，有關著述對此多有論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總體來看，與這次會議對中國改革開放決策的影響和作用相比，現有研究還較為薄弱，有待於深化拓展。

一、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研究的基本概況

學界關於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的研究，主要體現了三個特點：一是從成果數量上看，相關研究成果相對較少。根據中國知網、讀秀學術搜索、國家圖書館的“文津搜索”等查詢，以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為主題的學術論文僅9篇，目前還沒有以此為主題的學術專著或博士、碩士學位論文，一些改革開放史著作大多把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作為改革開放決策的背景進行研究或介紹，其中不乏著作用專門章節對此做了深入研究。二是從研究內容來看，大多數成果主要是對會議議程、內容、意義及影響等進行研究，對會議進行整體性把握的較少，一些成果還存在重復性研究。三是從研究時段來看，主要集中在紀念改革開放二十、三十、四十周年的時間節點前后，特別是一些相關檔案資料的公布，推動了此項研究的進展。

關於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的研究情況，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第一，中共和國家領導人著作、年譜、傳記等文獻和重要人物憶述的出版，為研究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提供了珍貴史料和觀察視角。中共和國家領導人著作、年譜、傳記等重要文獻的出版，為研究這次會議提供了珍貴的檔案資料。《李先念文選》《李先念傳》《李先念年譜》《胡喬木文集》《胡喬木傳》等翔實地記載了李先念、胡喬木在會上的思想認識與活動情況，《鄧小平年譜》《陳雲年譜》《陳雲傳》等記敘了中共和國家領導人在會議期間及前后的主要思想和活動情況，這些文獻是重要的參考資料。

同時，回憶錄是了解歷史細節不可多得的材料。近年來出版了不少關於改革開放的回憶性著作，其中包括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參會人員的回憶錄、訪談錄或回憶文章。諸如《谷牧回憶錄》，谷牧的《關於訪問歐洲五國的情況報告》 《小平領導我們抓開放》，於光遠等人的《從“撥亂反正”到改革》，於光遠的《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台前幕后》《三中全會和國務院務虛會》《歷史轉折前后的國務院政研室》等，以親歷者的身份披露不少會議發言和討論細節。這些珍貴的文獻資料，為研究者多重視角探尋和還原歷史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此外，一些重要人物的回憶錄，因憶述者往往是這段時期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參與者、親歷者，公布了較為珍貴的史料，提出一些有分量的見解。諸如：《回憶鄧小平(上)》，楊尚昆等人的《我所知道的胡喬木》，李嵐清的《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陳錦華的《國事憶述》《國事續述》，《宋任窮回憶錄(續集)》《余秋裡回憶錄》《袁寶華回憶錄》《梁靈光回憶錄》《張珍回憶錄》以及《改革開放口述史》《追尋1978：中國改革開放紀元訪談錄》等口述史和訪談集，對於幫助研究者全面把握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的歷史背景和來龍去脈，了解認知這段歷史最真實的剖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一些專題論文和改革開放史著作中有關的專題論述，對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進行了多維分析和立體呈現。雖然這方面的學術論文不多，但是這些論文質量相對較高，往往運用多元方法、多維視閾對會議由來、主要內容、會議成果及影響做了較為深入的研究。諸如：黃一兵的《一九七八年國務院務虛會經濟建設和改革思想研究》，李正華的《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研究》，曹普的《改革開放的醞釀：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黃黎的《國務院務虛會——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准備》等。一些文章還專門就李先念參加會議情況和胡喬木的發言文章進行研究，例如朱玉的《李先念與一九七八年的國務院務虛會議》，魯書月的《胡喬木在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上的發言及其影響》等。

一些改革開放史著作用專門章節對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進行論述。諸如曹普的《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史》，李正華的《中國改革的醞釀與起步》，黃一兵的《轉折：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啟動實錄》等。一些博士論文也用專門章節對務虛會的由來、主要內容及影響展開闡述。諸如李妍的《對外開放的醞釀和起步》，文世芳的《中國共產黨對境外發展經濟經驗的認識和借鑒》，喬克的《1976—1978年中國經濟改革的醞釀與探索》等。

第三，散見於改革開放史、經濟史論著中關於改革開放背景的論述，對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作了簡述和提及。

一些改革開放史、經濟史著作，在論述改革開放醞釀和啟動時，把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作為改革開放的歷史背景進行介紹。諸如謝春濤的《關於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論爭——吳敬璉訪談錄》，李正華的《偉大歷史轉折的1978年》，蕭冬連的《1978—1984年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思路的演進——決策與實施》《中國改革開放的緣起》，黃一兵的《試析1977年至1979年中國領導人出訪活動的作用和影響》等論文，就國務院務虛會對改革開放決策產生的影響進行分析。董輔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於景森的《振蕩中發展：新中國經濟三十年》，鄭有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2012)》，劉國光的《中國十個五年計劃研究報告》，楊勝群、陳晉的《歷史轉折：1977—1978》，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的《轉折年代——1976—1981年的中國》，程中原的《轉折年代：鄧小平在1975—1982》、 謝春濤的 《轉折中國(1976—1982)》、高曉林的《歷史轉折》 (第二卷)等著作，對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在改革開放醞釀過程中的意義和作用做了簡述。

二、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研究的主要內容

學界主要從三個方面對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的思想、活動及基本情況開展研究。

(一)關於會議由來或背景的研究

研究一個歷史事件，往往從事態發生、發展、存在、變化起重要作用的歷史條件或現實環境入手。研究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也應該將其放置到當時特定的時代條件或現實場景中去考量。這次會議是在重大歷史轉折時期以及國際國內交流互動背景下召開的，其由來或背景必然引起學界的較大關注。研究者從不同的視角對會議做了研究，探尋會議背后的特定緣由和歷史邏輯。主要有三種觀點：

第一，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是1975年國務院計劃工作務虛會的繼續和發展。谷牧認為：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可以說是1975年鄧小平倡議召開的國務院“計劃工作務虛會的繼續和發展”。1975年的務虛會是在“四人幫”竊居高位的情況下召開的，雖然提出和討論了經濟工作中許多重要事情，但囿於當時的特定歷史條件，許多問題不能敞開說，不能深入研究。1978年的務虛會則是在撥亂反正的形勢下，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原則展開的。 1 曹普認為，在1975年務虛會討論基礎上醞釀形成《1976年至1985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為實現綱要的既定目標而組織大規模出國考察學習，結合出國考察情況研究如何加快發展速度，是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召開的直接緣由。 2

第二，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是在中央對通過引進開放、加速經濟發展取得共識的情況下召開的。李正華認為，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是在我國政治上即將面臨歷史性的轉折，思想上沖破“兩個凡是”的束縛、不斷得到解放，經濟的恢復取得了喜人的成就的情況下召開的，務虛會召開前，中央決策層對通過引進開放、加速經濟前進步伐這一問題已達成共識。 3 蕭冬連認為，出國考察對改革的思考和下定決心改革有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前的出國考察“強化了中國領導人的緊迫意識和改革意識，並為他們提供了另一種視角，直接推動了國務院務虛會的召開”。 4

第三，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是在當時國內外多重因素影響下召開的。朱玉認為：這次會議是經華國鋒提議、中央常委同意召開的。它既是1975年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期間召開的務虛會議的繼續和發展，又與在粉碎“四人幫”后全面恢復和發展經濟，制定了新的十年規劃綱要、八年引進計劃、二十三年設想，並陸續派人出國參觀訪問、“取經尋寶”的背景密切相關。 5 喬克認為：國務院務虛會的召開，是為了加速推進國民經濟發展，研究如何貫徹落實新修訂的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而召開的神仙會，是1975年國務院“計劃工作務虛會的繼續和發展”，也是對1978年大量派團出國考察學習，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的總結會。 6

(二)關於會議主要內容和成果的研究

關於會議主要內容。華國鋒在1978年6月30日聽取谷牧匯報時具體提出國務院務虛會要重點討論的4個議題，即“怎樣引進先進技術設備”“企業管理包括工業管理問題”“計劃平衡問題”“出口貿易”。會上，各部門的發言幾乎覆蓋我國經濟建設的各個領域，觸及各個專業層面。發言內容基本上都是圍繞高速度發展國民經濟的問題，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提出一些新的設想、見解和措施。一些研究者對會議發言和討論情況做了梳理，對會議形成的重要思想理論作了提煉。於光遠認為，會議指出一定要實行按勞分配，重視商品生產、價值規律，提醒在經濟工作中一定要講求經濟效益，反對不算經濟賬。 7 劉國光認為：會議體現對外開放的思想已經明朗，也有關於改革的新思想，其中包括——要千方百計地加快農業的發展，有計劃有步驟地實現農業現代化﹔加強企業管理﹔擴大出口，引進先進技術﹔搞好綜合平衡﹔改革經濟管理體制。 8 黃一兵對會議所體現的經濟建設和改革思想做了研究，認為會議重點討論了引進問題，特別是如何加強技術引進、採取靈活方式利用國外資金等問題，在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外貿體制改革、加快農業發展等方面提出了新思考。 9 曹普認為，會議發言覆蓋我國經濟建設的各個重大方面，觸及許多帶有全局性的深層次問題。 10

國外學者對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研究相對較少，大多是在研究中國改革開放背景時提及。傅高義認為，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提出將在未來20年不斷被討論的所有重大問題：市場、放權、價格、外貿、微觀和宏觀管理等等。其中最緊迫的兩個問題是中國如何在不失控的前提下，擴大外貿和外國人的作用，如何既能調動個人、地方和外國人的積極性，又能保持對全國計劃經濟體制全面的控制”。 11 其他如日本學者宇野重昭的《現代中國的歷史1949—1985》，美國學者羅德裡克•麥克法夸爾、費正清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俄羅斯學者亞•弗•盧金的《俄國熊看中國龍：17—20世紀中國在俄羅斯的形象》等對相關背景做了介紹。

關於會議成果。不少研究者認為，會議成果主要體現為兩個重要文件：一個是李先念的總結講話﹔另一個是胡喬木的《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長篇發言。黃一兵認為：李先念總結講話和胡喬木的發言，是這個時期黨對經濟建設和改革探索的最新認識，並在9月5日召開的中央計劃工作會議上轉化成了中央的基本決策。務虛會所取得的成果還有一個提煉、深化和鞏固的過程。但是，會議所體現的經濟改革思想的“新質”內涵，是明顯有別於過去，而有資於未來的。 12 鄭有貴認為：李先念的總結講話的重點是經濟體制改革問題。胡喬木的發言綜合與發揮了參加會議的中央領導人講話的精神，著重提出對外開放問題，回答了為什麼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管理方法值得我們學習的問題。 13

關於李先念總結講話的研究。鄧力群認為：“從五屆人大到現在不到半年的時間，我們讀一讀李副主席在務虛會上的講話，再同十年規劃對比一下，再同華主席十一大的報告、五屆人大的報告對比一下，就可以看出，提出了很多新的問題，制訂了很多新的方針，就是說，十一大路線，五屆人大的報告大大地發展了，大大地豐富了，大大地前進了。” 14 朱玉認為，李先念的總結講話綜合各方面的意見，經中央常委同意，較系統地提出一些新觀點、新舉措，成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前奏曲。 15 關於總結講話中提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問題，據吳敬璉回憶，這是第一次正式重提這個問題。從李先念后來所做的說明看，這個口號顯然是從陳雲1956年的“三為主、三為輔”脫胎而來的。 16 於景森認為，這次會議可以說是經濟界一段時期內爭論的計劃與市場問題的起點，提到關於“市場經濟”中國化的最早提法。 17

胡喬木《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發言，被認為在經濟理論方面為中國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據參與起草的馬洪回憶，胡喬木的發言文章發表后，在國內外引起很大轟動，“按經濟規律辦事，不按違反經濟規律的長官意志辦事”這個口號隨之廣泛傳開，在全國引起熱烈反響。 18 魯書月對胡喬木發言的醞釀形成過程及其影響做了研究，認為胡喬木的發言是思想解放運動中最重要的經濟理論文章之一，對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其中部分觀點融入后來由胡喬木主持起草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及全會的公報中，其改革主張為黨的決策提供了啟迪和參考。 19 曹普認為，胡喬木發言中提出的觀點，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時中央高層領導和許多經濟學家的共識，很多觀點后來融入了由他主持起草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 20

(三)關於會議特點、影響及評價的研究

關於會議特點。黃一兵認為，這次會議上的發言，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以國際先進發展水平為參照，在比較借鑒的基礎上，總結經驗教訓，規劃未來發展，這使得醞釀中的改革開放方針呼之欲出。 21 李正華概括了五個特點：一是時間比較長﹔二是會議形式靈活、氣氛寬鬆﹔三是會議主要是務虛，未作決定﹔四是會議被高度重視﹔五是會議目的明確，重點突出。 22 曹普認為這次國務院務虛會最大的特點是“務虛”，即隻作討論、出謀劃策，不作決議、決策、決定。但會議所“務”、所“謀”的多為指導經濟工作的“實策”，而絕非空洞玄虛的“泛泛之論”。 23 文世芳認為，強調學習借鑒境外經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國務院務虛會上發言的一個特點。 24

關於會議影響。谷牧認為：務虛會提出許多好的意見，經多次討論后，體現到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的偉大戰略決策中。對外開放這項基本國策由此被鄭重確立。 25 於光遠認為：這次國務院務虛會起了開拓視野、啟發人們思想的作用。如果說中國共產黨正視經濟體制中的問題，重視改革，發軔於這次務虛會，未始不可。 26 劉國光、李正華等認為：會議為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和改革開放，作了理論和輿論上的准備﹔國務院務虛會提出的改革開放思想和會議召開的形式，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和理論工作務虛會都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會議中的求成過急思想及其影響導致了新“八字”方針的出台。 27 高曉林認為這次務虛會使人們把注意力轉向了經濟管理體制和企業活力等問題上，如果說國務院務虛會側重的是引進的話，那麼隨后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則側重於改革，同時也是對務虛會精神的具體貫徹。 28 曹普認為：華國鋒圍繞會議主題講了引進技術、外貿出口、發展工農業、加強工業和企業管理等經濟工作的方針政策問題。總的傾向就是“四個一點”，即“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四個一點”對務虛會所議所論和實際工作產生了很大影響。 29

這次會議召開的形式，在當時產生了較大影響。1979年中央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是經葉劍英提議，按照國務院務虛會的辦法召開的，“大家把不同意見擺出來，在充分民主討論的基礎上，統一認識，把這個問題解決一下”。 30 同時，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對一些省份召開相關會議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據時任黑龍江省委書記楊易辰回憶：黑龍江省委根據國務院務虛會精神，從1978年10月20日起，也開了18天的務虛會。省委常委務虛會緊緊圍繞加速實現四個現代化這個主題，採取就實論虛、以虛帶實、虛實結合、取長補短、共同提高的辦法進行。 31關於會議評價。於光遠認為，國務院務虛會是最早提出改革的一個會議，這個會議可以看作黨的高級領導人開始重視改革的一個具有標志性的事件。 32 金沖及認為：這次國務院務虛會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夜的一次重要會議。要求改革和要求開放的呼聲越來越高，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潮流。會上雖仍有要求過高過急的表現，但總的來說，對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33 黃黎認為，國務院務虛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當時高速發展氣氛的影響，但它畢竟在如何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問題上，邁出了大膽探索的重要一步。 34 曹普認為，會議的獨特地位在於：它是中國共產黨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唯一用如此長的時間，集中地、深入地探討並明確提出通過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和開放引進的辦法加快我國現代化建設步伐的一次意義重大的會議，為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最終確定改革開放的總方針、總政策奠定了基礎。 35 黃一兵在《徘徊與覺醒：改革開放的醞釀和啟動》中指出：務虛會是一次重要會議，在經濟戰線上多年來沒有像這樣思想無所顧慮，精神如此舒暢。它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就經濟工作問題召開的一次最民主、心情最舒暢、最廣泛地征求意見的會議。 36 於景森的《振蕩中發展：新中國經濟三十年》、董輔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李妍的博士論文《對外開放的醞釀和起步》等著作，都認為國務院務虛會對前一段經濟戰線撥亂反正做了一個基本的總結，也對全面展開改革開放作了有力的鋪墊。

當然，囿於當時的歷史條件，這次務虛會也存在一定局限。國家計委在1980年的報告《粉碎“四人幫”以后經濟指導工作中的問題》中認為：國務院務虛會后，加快了引進的談判步伐，有的部門突擊簽訂談判協議。這些項目基本上沒有進行經濟技術可行性研究，沒有進行綜合平衡，沒有按基本建設程序辦事，鑄成大錯。 37 程中原認為，關於國務院務虛會，一方面要看到反映了加快發展的要求，另一方面要看到急躁冒進毛病的重犯。 38

三、拓展深化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的研究

對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的研究，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總體來看，與其對改革開放偉大決策的歷史作用和重要意義還不匹配，還有很大的深化研究空間。

一是在研究視閾上，要注重整體性研究。歷史不能割裂，歷史研究需要注重從整體上把握歷史發展脈絡，注意歷史發展的縱向聯系。從現有學術成果來看，研究者對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的整體性研究還有兩點不足：一是對會議的由來、主要內容、成果、影響、評價等進行整體性研究不足，大多是就其中一兩個方面進行論述，缺乏對會議的全局照應﹔二是僅僅把此次會議作為改革開放背景進行簡述、介紹，將其放在整個改革開放偉大決策歷程中進行整體性考量不足，將會議與真理標准大討論、大規模赴外經濟考察、1978年底中央工作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等重大歷史事件做比較分析還不夠。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反映了一個時期中共中央發展經濟、加速建設現代化的思想動態，不能就會議而研究會議。既要有會議本身的研究，還要挖掘會議背后的深層邏輯﹔既要有會議期間思想、理論交流碰撞的呈現，還要有會議前后思想發展演進歷史脈絡的分析。隻有對會議進行全面、立體、多元的研究，才能探究會議的深層次思想火花。

二是在空間緯度上，要注重在全球視野中理解把握。對改革開放史進行研究，無疑要以中國為中心。毛澤東曾指出：“研究中共黨史，應該以中國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 39 研究改革開放史，當然也應該“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但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也是中國與世界良性互動和發展的黃金時期。正如學界分析，在改革開放的醞釀和啟動階段，出國考察活動對中央關於改革的思考和下定決心改革有重要的作用。出國考察強化了中國領導人的緊迫意識和改革思維，並為他們提供了另一種視角，直接推動了國務院務虛會的召開。目前，盡管學界普遍意識到要以寬廣的世界眼光，將中國改革開放史放在人類社會和世界文明發展史中來認識，但從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研究成果發現，“全球”或“世界”只是一個“背景”，並未能真正融入這次會議研究的歷史敘述。全球史視野下的中國改革開放史，不僅要講清楚“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而且還要講清楚“歷史中的中國改革開放”，也就是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中國改革開放。因此“世界”不只是一個“背景”，而是貫穿整個中國改革開放全過程的重要因素，是改革開放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三是在研究史料上，要注重拓展來源。目前研究主要依靠會議簡報、領導人年譜傳記、少量的親歷者回憶錄等史料，加之檔案文獻資料公開不足，已披露的一些資料也散見於各種報紙、書刊和內部材料之中，這些都是導致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研究不足的重要原因。另外，一些研究往往關注於文山會海，隻見決議決定，不見思想形成的過程和豐富的實踐進程。胡喬木指出：黨史寫作應重視和使用來自各個方面的材料，不單是黨中央的決定、領導人的著作﹔還可以使用蔣介石的講話、美國人的評論、張治中和李宗仁的回憶錄等等。研究者要跟這些証人共同來探討歷史、分析歷史。這樣使黨史避免一種硬邦邦地強迫別人接受的感覺，多採取一種民主的、科學的態度。 40 這段論述，為更好研究中共黨史特別是尋找史料提供了重要方法。中國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歷史絕不可能是一場獨角戲。以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來看，會議召開期間及會議前后的國際國內形勢、中央高層共識和分歧、與會人員思想變化、會議成果及影響等，這其中包含著多層次、多領域、多元化的互動邏輯。研究者可以拓展與之相關的回憶錄、口述資料、日記等史料，特別是採訪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的與會人員、親歷者等，這將為改革開放史研究提供不可替代的史料，以彌補研究史料的不足。

注釋

1 《谷牧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329頁。

2 曹普：《改革開放的醞釀：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中共雲南省委黨校學報》2014年第6期。

3 李正華：《中國改革的醞釀與起步》，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年版，第338頁。

4 蕭冬連：《中國改革開放的緣起》，《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6期。

5 朱玉：《李先念與一九七八年的國務院務虛會議》，《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第1期。

6 喬克：《1976—1978年中國經濟改革的醞釀與探索》，中共中央黨校2017年博士學位論文。

7 於光遠：《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台前幕后》，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頁。

8 劉國光：《中國十個五年計劃研究報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3頁。

9 黃一兵：《一九七八年國務院務虛會經濟建設和改革思想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5期。

10 曹普：《改革開放的醞釀：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中共雲南省委黨校學報》2014年第6期。

11 〔美〕傅高義著，馮克利譯：《鄧小平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227頁。

12 黃一兵：《一九七八年國務院務虛會經濟建設和改革思想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5期。

13 鄭有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2012)》，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年版，第133頁。

14 鄧力群：《講講我的學習體會》，《經濟研究參考資料》1979年第1期。

15 朱玉：《李先念與一九七八年的國務院務虛會議》，《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第1期。

16 謝春濤：《關於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論爭——吳敬璉訪談錄》，《百年潮》1998年第2期。

17 於景森：《振蕩中發展：新中國經濟三十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340頁。

18 《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頁。

19 魯書月：《胡喬木在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上的發言及其影響》，《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4期。

20 曹普：《改革開放的醞釀：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中共雲南省委黨校學報》2014年第6期。

21 黃一兵：《一九七八年國務院務虛會經濟建設和改革思想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5期。

22 李正華：《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2期。

23 曹普：《改革開放的醞釀：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中共雲南省委黨校學報》2014年第6期。

24 文世芳：《中國共產黨對境外發展經濟經驗的認識和借鑒》，中共中央黨校2017年博士學位論文。

25 谷牧：《小平領導我們抓開放》，《百年潮》1998年第1期。

26 於光遠：《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台前幕后》，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頁。

27 劉國光：《中國十個五年計劃研究報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3頁﹔李正華：《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2期。

28 (11)高曉林：《歷史轉折》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頁。

29 (12)曹普：《改革開放的醞釀：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中共雲南省委黨校學報》2014年第6期。

30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頁。

31 《楊易辰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頁。

32 於光遠：《三中全會和國務院務虛會》，《上海綜合經濟》1998年第11期。

33 金沖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第4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3頁。

34 黃黎：《國務院務虛會——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准備》，《黨史博採》2008年第11期。

35 曹普：《改革開放的醞釀：1978年國務院務虛會》，《中共雲南省委黨校學報》2014年第6期。

36 黃一兵：《徘徊與覺醒：改革開放的醞釀和啟動》，河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46頁。

37 轉引自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轉折年代——1976—1981年的中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頁。

38 程中原：《信史立國：當代中國史研究縱橫談》，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74∼275頁。

39 《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頁。

40 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223頁。

（作者簡介： 肖鵬，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來源：《廣東黨史與文獻研究》2020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