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暢與20世紀中國婦女運動

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蔡暢在大會開幕式上致詞

蔡暢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中國婦女運動的杰出領導者和國際進步婦女運動的著名活動家。蔡暢自青年時代就投身中國革命，致力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婦女解放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她任全國婦聯主席近30年，以其高超的領導藝術有力推動著全國婦女運動的快速發展。在國際進步婦女運動中，極具個人魅力的蔡暢，倡導和平相處，交朋友促友誼，在與世界各國婦女的交流與合作中，為新中國外交打開了一扇獨特的窗口。

引領中國婦女解放潮流

青少年時期的蔡暢，受毛澤東、蔡和森等人影響，積極參加了湖南的五四運動。之后隨母親葛健豪、哥哥蔡和森、嫂子向警予一同赴法勤工儉學，入蒙達尼公學（預備學校）。留法期間，蔡暢等新民學會女會員一面苦學法語以求生存，一面積極參加要求北京政府資助留法生、擴大資助留法生數量的活動，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921年2月在裡昂爆發的“二八運動”。在運動中，蔡暢等女學生在“要讀書權”“要生存權”的口號聲中勇敢地走在隊伍前面，與駐法公使陳箓說理斗爭，爭取自身權益。回到蒙達尼后，深有感觸的蔡暢與胡慕昭、向警予等12位女生，組成了“開放海外大學女子請願團”，發出致國內女界公開信，明確提出：“女子問題為社會主要問題之一，女子運動為社會主要運動之一。”要求國內重視給予女子讀書的權利，呼吁中國開辦的裡昂中法大學擴招女生。7月20日至26日，《大公報》（長沙版）連載了蔡暢、向警予、熊季光等12人簽名的《致女界全體書》﹔7月30日和31日，北京《晨報》以《留法女生對海外大學之要求》為題連載這封公開信，引起輿論反響。

新民學會重視女性、積極吸收女子入會及留法勤工儉學期間的政治活動，深刻改變了蔡暢。開闊了視野、增長了知識的蔡暢，初步形成了男女平等、女性參政議政的思想。在法國，蔡暢對於社會改造的一些思想逐步變化，由此前強調以教育入手提高女性素質的改造方法，逐步演變到通過革命改造舊體制，從根本上徹底解決男女平權問題。留法勤工儉學期間，她堅定了馬克思主義信仰並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倡導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鋒。

1924年底，蔡暢和李富春在中國共產黨組織安排下啟程赴莫斯科，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班學習。在蘇聯，蔡暢努力學習和領悟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也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中國婦女若求徹底的解放，隻有團結起來，積極參加革命運動”。在蘇聯，蔡暢時常深入工廠、農村，同女工、農婦聊天，了解她們的工作、生活﹔到幼兒園參觀訪問，了解兒童的日常生活和教育情況，為之后領導中國婦女運動打下了基礎。

蔡暢深知，隻有通過培養婦女運動骨干，才能把宣傳女性解放觀念、鼓勵女性參加大革命落在實處。1925年蔡暢被黨組織調回國內，在廣州參加北伐戰爭的動員工作，先后擔任中共兩廣區委婦委副書記、書記等職，還在國民黨中央婦女部任干事兼中央婦女運動講習所教務主任。1925年底至1926年初，蔡暢委托陳鐵軍等利用中山大學的教室，為婦女解放協會舉辦了一個不脫產的婦女運動講習班。蔡暢不僅管理講習班，還親自給學員上課。講習班每晚上課，面向有解放意識的廣州女工、女學生和家庭婦女，宣傳革命道理﹔講述國內外形勢和國民黨左、右派間斗爭﹔同時也講述開展婦女工作的方法。學習班每期兩個月，先后辦了兩期，共培訓156人。1926年9月，國民黨中央婦女部在廣州舉辦了一個婦女運動講習所。何香凝任所長，蔡暢任教務主任。講習所的學員都是從各地選送來的婦女運動積極分子。講習所的學習是全日制，半年一期，主要講授關於婦女解放運動的理論和實踐經驗，同時也講政治理論、工運、學運、軍事等方面的內容。在蔡暢邀請下，一些中共早期的領導人，如鄧中夏、惲代英、阮嘯仙、蕭楚女、劉爾崧、楊殷等，都為講習所學員講過課。蔡暢親自講授政治常識和社會發展史。學員畢業后都回到原地區領導當地的婦女運動，中國婦女運動的火種由此播撒開來。

1932年初，蔡暢被黨組織調任江西省委婦女部長兼組織部長。1932年至1933年，蔡暢在江西博生縣舉辦了兩期婦女訓練班。訓練班集中訓練各縣的鄉村婦女干部，每期100人，學習文化、政治、軍事等。經過訓練，全省16個縣27名婦女干部被選拔到縣一級機關擔任了領導職務，一批婦女干部當上了鄉主席，僅興國一個縣就有20多名女性鄉主席。到延安后，蔡暢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婦女工作科工作，更加關心婦女干部的培訓，經常步行到中央黨校了解女干部培訓和學習情況。

1933年9月21日，《紅色中華》刊載蔡暢文章《經濟動員中的女戰斗員》

蔡暢還積極調動婦女參加生產實踐，以支援前線作戰。由於青壯男勞力多數參軍了，農田需要耕種，鄉村需要管理，動員女性參與勞動是十分必要的。蘇維埃時期，蔡暢動員婦女說：“紅軍在前線打仗，就是為了保住我們的紅色政權，讓人民永遠過好日子。如果我們不把生產搞上去，前方沒有給養就不能打仗。”當時，江西農村有一種迷信說法：“婦女犁田耙地，要遭雷公打的”。蔡暢於是親自示范，帶動婦女犁田耙地，打破迷信，各縣組織起婦女耕田隊、勞動互助組、犁田合作社等生產組織。婦女參與農業生產和鄉村管理，不僅保障了基本生活所需，也有力支持了前線作戰，還提高了社會地位。

抗戰時期，根據地婦女工作的重心仍然應該是動員婦女參加生產，支持軍隊作戰。1941年，時任中共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的蔡暢，深入延安各地，對婦女工作進行了長達一年多的調查研究，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各抗日根據地目前婦女工作方針的決定》。1943年2月26日，此文件經毛澤東親自審閱后，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達，簡稱“四三決定”。在充分肯定婦女工作的成績后，“四三決定”特別強調要對婦女工作的實際困難進行調研，要了解女性的特點，要實事求是地安排工作。“四三決定”指出：“婦女干部要消除輕視經濟、生產工作的錯誤觀點，必須了解生產不僅是根據地最重要的政治任務之一，而且婦女工作者要密切與鞏固和農村群眾聯系，隻有從深入農村中去組織婦女生產，解決其生產困難，增加其經濟利益著手”。隻有關照到婦女生理特點、把家庭事務與生產計劃相結合，實事求是，才能真正組織婦女、領導婦女工作。“四三決定”成為中國婦運史上的一個標志性文件。

領導新中國婦女運動

1949年3月，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成立，蔡暢當選首屆主席，此后，蔡暢連任全國婦聯第二、三屆主席和第四屆的名譽主席，長期領導新中國婦女運動。

新中國成立后，首要任務是恢復和發展生產，爭取財經狀況好轉。為響應中央號召，蔡暢提出以生產為中心的婦運方針，把婦女運動與這一時期國家中心任務緊密結合。1950年8月，蔡暢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召開的全國第一次女工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工會女工部要把“面向生產，組織女工參加生產競賽，保護女工的特殊利益，作為自己的中心任務”。要求各級女工部要配合婦聯和有關部門，設法提高女工生產技能，幫助女工提出合理化建議，開展女工學習文化、學習技術、學習管理企業的教育。9月，蔡暢又主持召開了全國民主婦聯第一屆第三次執委擴大會議，再次重申城市婦女工作以生產為中心的婦運方針，各級婦聯要發動組織女工、員工家屬和其他勞動婦女、家庭婦女參加生產。此后，城市女職工人數不斷增加，在不同崗位上為爭取國民經濟情況好轉作出了貢獻。

全國民主婦聯也十分注重調動婦女參加農業生產。在新解放區，組織婦女參加土地改革運動，保障婦女不但有土地權，還有土地處理權。在完成土改的老解放區，組織婦女參加農業生產，幫助她們掌握多種技術，還組織婦女發展農村副業，開展多種經營。

蔡暢重視在生產活動中保護婦女的合法權益和特殊利益。在1949年全國工會工作會議上，蔡暢指出：“女工得病者一般多於男工，特別是得婦科病的很多，據大連十五個單位統計，九百六十七個有病的女工，其中婦科病佔百分之三十九點五，安東膠廠四月份統計女工得婦女病的佔女工病人百分之三十，佔全廠男女病人百分之二十”。在農村開展的生產運動中，部分干部簡單地認為“把婦女弄到地裡”，就是發動了生產，不注意照顧其家庭利益，不考慮婦女特殊情況，導致婦女生產情緒不高，連男性農民也反對。蔡暢為此提出，城市婦女如疾病嚴重，除由廠方治療外，盡量發動工人互助儲蓄或在工人之間提倡互助，臨時調換輕便工作。農村的情況由干部分別了解情況，採取針對措施對症下藥，解決生產積極性不高的問題。

對某些城市婦女因小孩牽累不能參加生產的，可採取由廠方、工人福利金及母親三方面共同負擔托兒經費，設立專人管理等措施，“至少做到孩子有人看，有飯吃，有水喝，注意些衛生，預防疾病”﹔農村可採取一些由互助組中老人代看孩子，婦女按時回家哺乳和提前回家做飯。這樣解決了勞動婦女的后顧之憂，激發了婦女工作的熱情。蔡暢對各級工會和生產領導者說，“貫徹‘男女一齊發動’的方針，克服歧視、輕視婦女的觀點”，“在發展勞動者福利事業時，必須傾聽女職工、職工家屬們的意見，充分關心婦女兒童的生活福利”。

在蔡暢看來，新中國婦女參加勞動，不僅是社會發展進步的體現，也讓更多的人意識到家務勞動也是社會勞動的一部分，進而改變傳統家庭觀念，保障婦女實際利益，提高婦女地位，這是一個生產與婦女地位間良性互動的過程，效果十分明顯。據統計，“1957年，全國有70%的農村婦女參加了農業生產﹔城市女職工達到328.6萬人，與1949年相比，增加了4.5倍。這徹底改變了舊中國將婦女排斥在社會生產勞動之外的狀況，使婦女有了獨立的經濟來源。”

中國共產黨始終提倡男女平等，把婦女解放作為奮斗目標之一。1950年5月1日，新中國第一部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正式頒布實施。《婚姻法》明確規定：“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權益的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蔡暢指出，《婚姻法》的頒布，“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制度的改革”，“它打碎了幾千年來封建婚姻制度加在婦女身上的枷鎖，推翻了舊社會以男子為中心的‘夫權’統治，對於婦女解放，更具有重大意義。”在《婚姻法》的貫徹執行上，蔡暢提出了三點意見：一是加強干部的思想政策教育，特別是區、村干部方面。“干部能否正確掌握婚姻政策，是貫徹實行婚姻法的重要關鍵，所以在干部中間必須有計劃，有組織地學習研究婚姻法，肅清其本身對待婚姻問題的錯誤思想。”二是深入群眾宣傳《婚姻法》。根據各地不同情況，利用多種多樣的方式（如座談會，各種代表會，夜校，冬學，民教館以及各種民間文藝的形式），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宣傳。三是各有關團體要盡力協助政府貫徹《婚姻法》。由於婚姻問題與青年婦女權益關系密切，婦女團體要協助各地民政、司法機關，特別是區、村干部，要正確地處理《婚姻法》實施中發生的案件。蔡暢還批判了男尊女卑思想，提出建設新的婚姻家庭觀，認為“在社會主義的新家庭中，從事家務勞動是有社會意義的”。

蔡暢一貫身體力行引導婦女參政議政，尤其注重對婦女干部的培養和使用。1949年全國民主婦聯成立后，蔡暢倡導並創辦了新中國婦女職業學校（后幾經更名，現為中華女子學院），為全國各地培養了大批婦女干部。蔡暢呼吁各部門、各條戰線都要重視和培養婦女干部。1950年，蔡暢在全國第一次女工工作會議上強調：“繼續鞏固工會基層組織，注意發展婦女會員，培養婦女勞模和女工干部。”1951年4月，蔡暢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的發言中指出，為了便於我黨擴大和加強與勞動婦女的聯系，應“發展一定數量具備黨員條件的女工入黨”，“也希望能發展一些具備黨員條件的勞動農婦入黨，以促進婦女工作的開展”。“女干部的提高主要靠她們自己的努力，……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須黨委有意識地培養、提拔和適當的幫助，才能有效。”在1956年召開的中共八大上，蔡暢以《積極培養和提拔更多更好的女干部》為題作了大會發言，她認為婦女干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了骨干作用，應更大膽地培養和使用女干部，以適應國家建設的發展速度。

1953年，政務院決定在全國進行人口登記，開展基層普選工作。中央人民政府頒布的《選舉法》規定：“婦女有與男子同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蔡暢敏銳地意識到，應把基層普選活動看作是教育、引導廣大婦女維護自身權利和提高參政意識、議政能力的好時機。在她的推動下，民主婦聯積極配合各級選舉委員會，採取多種形式，向婦女群眾宣傳普選的意義，培訓骨干，進行普選試點，幫助解決婦女參加普選活動的實際困難。在選舉階段，不少婦女非常珍視民主權利，稱“選民証”為“當家証”，積極參加投票選舉。1954年全國普選工作結束時，參加投票的女選民佔全國女選民總數的84%﹔全國選出的560多萬名基層人大代表中，婦女代表有98萬余人，佔代表總數17.3%，出席第一屆全國人大的女性代表包括蔡暢共有147人，佔全體代表總數11.9%。婦女和男子一樣在全國普選中平等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

蔡暢在中共八大上發言

在農村土改運動中，蔡暢也提出要吸收婦女參加農民協會或相關會議，選拔婦女積極分子參加領導工作﹔要求在農民協會中設婦女委員或委員會，召開婦女代表會議或婦女群眾大會，討論婦女參加土改問題，確實保障婦女土地權﹔呼吁解除婦女所受的封建束縛，保障婦女在土改中的應得權益。

走向國際婦女運動舞台

1920年至1925年的赴法旅俄經歷打開了蔡暢的國際視野，參加國外革命活動、到工廠做工的經歷及社會調研，加之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尤其是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理論的掌握，為她帶領中國婦女走向國際婦女運動舞台奠定了基礎。

1945年12月1日，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成立后，中國解放區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便加入成為成員之一，蔡暢被選為執委和理事。作為中國婦女運動的領袖，她密切聯系國際民主婦聯，代表解放區婦女積極參加相關活動。1947年2月21日至27日，蔡暢沖破國民黨政權重重阻力，參加了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舉行的國際民主婦聯第一次理事會議，這是蔡暢第一次代表解放區婦女，也是代表中國首次參加國際民主婦聯的會議。在會上，蔡暢代表中國解放區婦女向世界各國婦女代表作了《為爭取獨立、民主、和平而奮斗的中國婦女》的報告，首次向世界介紹了中國婦女運動的現狀，並表示中國“廣大婦女積極工作、艱苦奮斗為的是一個目標——保衛民族獨立，實現民主和平”。回國后，蔡暢發表了《關於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第一次理事會的書面報告》，向解放區婦女傳達了世界各國婦女界對中國婦女的支持與鼓勵，增進了解放區婦女對國際進步婦女運動的了解，為中國婦女界參與國際交往並發揮作用奠定了基礎。1948年11月，蔡暢率團參加了國際民主婦聯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召開的第二次世界婦女代表大會，在會上作了題為《關於亞非各國婦女民主運動發展》的報告。在本次大會上，蔡暢當選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副主席，走上更加廣闊的國際舞台。大會提議由新中國舉辦第一屆亞洲婦女代表會議，這對於打破歐美封鎖、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意義重大。

1949年12月，蔡暢在亞洲婦女代表會議開幕式上致詞

1949年12月10日，首屆亞洲婦女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來自蘇聯、中國、朝鮮、越南、印度、緬甸、馬來西亞等23個國家的197名正式代表和英國、美國、法國、捷克斯洛伐克、荷蘭等9個國家的來賓出席了會議。蔡暢主持會議並致開幕詞，她指出，本次大會的目的是全世界婦女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爭取世界持久和平與人民民主，爭取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徹底解放”，呼吁各國婦女代表團交流經驗，互相學習。蔡暢向與會代表們介紹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與中國革命的歷程，分享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經驗，高屋建瓴地提出：“婦女解放運動是民族解放運動的一部分，必須使婦女解放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密切結合起來，才能使民族解放事業勝利開展，同時，婦女解放運動也才能勝利開展。”她希望中國婦女的解放運動可以為亞洲婦女的團結和解放運動樹立一塊堅實的裡程碑。蔡暢還在會上作了關於“亞洲婦女代表會議情況及中國婦女如何實現其決議”的報告。亞洲婦女代表大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承辦的第一次大型國際會議，通過這次會議，中國了解了世界各國婦女運動的發展狀況，世界各國也看到了新中國婦女的嶄新面貌，增加了各國婦女間的交流和了解。

1955年是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成立10周年。11月，蔡暢以國際民主婦聯副主席和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主席的名義，在國際民主婦聯機關刊物《世界婦女》雜志上，發表了《更廣泛地團結起來，為持久和平與婦女兒童的幸福而斗爭》﹔12月又應《世界婦女》雜志邀請，撰寫了題為《光輝的十年》的文章，高度贊揚國際民主婦聯10年間為世界婦女解放運動和世界和平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表示中國婦女願意“更進一步和各國婦女們、母親們親密地團結在一起，為保衛世界持久和平、為保衛婦女權利、為保衛孩子的崇高事業而共同奮斗！”

1956年4月，應國際民主婦聯的要求，國際民主婦聯理事會會議在北京舉行，48個國家的49名理事、111位代表和58名工作人員參加了會議。蔡暢以國際民主婦聯副主席和全國婦聯主席的雙重身份出席會議並致歡迎詞，她講道，“雖然我們來自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雖然我們有不同宗教信仰和政治見解”，但通過“這次我們歡樂的聚會，將使我們彼此更了解、更親密，將使我們友好往來的道路越走越寬”。會議期間，與會代表到中國各地進行了參觀訪問，深刻體會到了中國婦女解放取得的成績以及新中國的建設成就。

1956年4月24日至30日，國際民主婦聯理事會在北京召開，蔡暢在會上致歡迎詞

從1945年底中國解放區婦女聯合會成為國際民主婦聯成員后，蔡暢就以國際主義精神，支持國際民主婦聯的工作，推動民主婦女運動的發展。幾十年間，蔡暢以她辛勤不懈的努力、高度的原則性和策略性，與各國婦女朋友建立友好關系，成為中國婦女運動的旗幟和驕傲。中外婦女間的交流，打開了中國婦女的國際視野，使中國婦女運動走上國際舞台，融入世界婦女運動，也為打破新中國成立初期歐美勢力對中國的孤立和封鎖，為打開新中國外交僵局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民主革命時期，蔡暢始終是引導婦女解放的先鋒。新中國成立后，蔡暢發動婦女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維護婦女權益，呼吁婦女參政議政。與此同時，蔡暢還致力擴大中國婦女運動的世界影響，為國際進步婦女運動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作者：姬麗萍，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羅艷，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原載《百年潮》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