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認識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優勢 進一步增強制度自信

2018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時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①]在2019年召開的中央政協工作會議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7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堅持和完善我國新型政黨制度”[②]。這一重大政治論斷和理論概括，對於我們進一步深刻認識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優勢，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建設，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具有重大意義。

一、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有別於西方國家兩黨制或多黨制，是一項偉大的政治創造 

政黨制度是現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國家採取什麼樣的政黨制度，是由該國的具體國情和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決定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與西方國家政黨制度的根本區別在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新型政黨制度的核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黨的領導是我們的最大制度優勢。[③]習近平總書記用“三個新”和“三個有效避免”，深刻揭示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與西方政黨制度的本質區別。

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說它是新型政黨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能夠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④]從西方兩黨制或多黨制的本質來看，無論是兩黨還是多黨，代表的都是資產階級不同集團的利益，不可能代表全體人民的意願。美國學者福山在《美國已經成為失敗國家》一文中指出，美國已經陷入“政治衰敗”。這種“政治衰敗”就是指組織完備的利益群體對政治權力的捕獲，這些群體以犧牲更廣泛的公眾利益為代價，為謀求自身利益而扭曲體制。西方著名學者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指出，由於可以連選連任，總統出於自己的政治目的，可能會將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拋諸腦后，一門心思隻想著在未來的競選中再次獲勝。“他的一切施政方略都指向這一點，他的一舉一動都對著這個目標，尤其是一臨近選舉的緊要關頭，他就想用自己的私人利益代替全國的普遍利益。”[⑤]有的學者深刻指出，金錢政治導致了政治成為資本控制的提線木偶，是家族政治的溫床，使西方民主成為少數人的民主。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正如《共產黨宣言》指出的，“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⑥]在中國，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其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941年，毛澤東同志指出：“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⑦] 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指出：“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弄明白，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黨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⑧]我國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通過廣泛的參政議政，能夠有效反映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願望和訴求。因此，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能夠廣泛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具有共同的奮斗目標和強大的社會整合功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新就新在它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斗，有效避免了一黨缺乏監督或者多黨輪流坐庄、惡性競爭的弊端”[⑨]。在馬克思主義政黨發展史上，最典型的政黨形態就是前蘇聯的一黨制和我國的多黨合作制。歷史的發展已經証明，前蘇聯的一黨制是不成功的，它沒有解決好在一黨制條件下如何加強政黨自身建設、完善自我監督機制、提升黨的領導質量、提高執政水平等問題，在取得巨大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同時，也出現諸如官員腐敗、形式主義泛濫、嚴重脫離群眾等問題，成為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之一。從西方兩黨制或多黨制來看，其政黨理論是建構在個人權利高於國家權力，把政黨看作是民主的工具，認為民主最主要的體現在於競爭性選舉，政黨追求的價值目標是奪取執政權。在這種政黨體制下，政黨惡斗、爭權奪利就成為選舉常態。西方國家大選，兩黨或多黨瘋狂抹黑，體現了政黨惡斗的斑斑劣跡。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這種政黨制度安排，把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作為根本前提，又有各民主黨派的通力合作，以大團結大聯合為目標，有利於形成高度的政治認同，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共同奮斗。

體現了人民民主的真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新就新在它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囿於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決策施政導致社會撕裂的弊端”[⑩]。在西方兩黨制或多黨制下，為追求選票和利益最大化，以權力制衡為目標的政黨競爭演變成缺乏理性的“否決政治”，導致政治極化、社會分裂、民粹崛起。特朗普上台后，先后退出TPP、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伊朗核協議等，就是這種“否決政治”的典型案例。這種政黨競爭往往使政策不具有長期性，對國家長遠利益缺乏思考和安排。美國學者福山指出，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宿怨已深，造成政治體制兩極分化、政治陷入僵局。因為黨派政治的巨大分歧，美國在很多方面很難作決策。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以合作、協商為特征，可以廣泛達成決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識，廣泛暢通各種利益訴求進入決策程序的渠道，廣泛形成發現和改正失誤和錯誤的機制，廣泛形成人民群眾參與各層次管理和治理的機制，廣泛凝聚全社會推進改革發展的智慧和力量。這也是中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獨特優勢所在。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要解決的問題的。

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有深厚的文化傳承、歷史淵源、實踐基礎，是從中國土壤裡生長出來的

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是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長期實踐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歷史淵源和現實依據。它不僅符合當代中國實際，而且符合中華民族一貫倡導的天下為公、兼容並蓄、求同存異等優秀傳統文化，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

從中國土壤裡生長出來的，有深厚的文化傳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為它是從中國的社會土壤中生長起來的。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的文化沃土，是當代中國發展的突出優勢。比如，中華文化蘊含豐富的“和合”思想，強調“貴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載物、和而不同”。有著深刻的民本思想，強調“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承載著強烈的家國情懷，強調“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等。這些優秀的傳統文化精神，為新型政黨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礎和豐富的思想資源。新型政黨制度所內含的黨的領導與人民民主的有機統一，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民主集中、團結統一的優勢，就是這種文化精神的價值體現。

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新型政黨制度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在追求民族獨立與解放、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斗爭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是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共同選擇。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征程中，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風雨同舟、勠力同心，推動新型政黨制度不斷發展完善。毛澤東同志講過，要勝利就要搞好統一戰線，就是把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統戰工作是最大的工作。1922年，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發表《對於時局的主張》，提出建立民主的聯合戰線。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聯合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在抗日民主政權中實行“三三制”原則，結成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式確立。新中國成立后，黨內一度出現看不起民主黨派的思想傾向，認為民主黨派隻不過是“一根頭發的功勞”，毛澤東同志在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指出，從他們背后聯系的人們看，就不是一根頭發，而是一把頭發。要尊重他們，手掌手背都是肉，不能有厚薄，不能蓮花出水有高低。[11]1956年，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系》中明確提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12]改革開放以后，確立了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十六字方針，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載入憲法，多黨合作制度進一步規范化和程序化，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符合當代中國實際、成效顯著。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加強對多黨合作事業的全面領導，先后召開中央統一戰線工作會議、中央政協工作會議等，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為新時代多黨合作事業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統一戰線工作，指出統戰工作的本質要求就是大團結大聯合，解決的是人心和力量問題。針對有人說黨外人士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如果民主黨派等統一戰線成員不是同我們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而是同我們黨唱不一樣的調，甚至跑到我們黨的對立面去了，那我國政治生活會變成什麼樣子？就不會有政局穩定。沒有政局穩定，什麼事都做不成。對黨外人士，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都不能輕視。[13]

政黨協商現在已成為常態化的制度安排。據統計，僅從黨的十八大至2019年6月期間看，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或委托有關部門召開民主協商會、座談會、情況通報會就達146次，其中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27次，就黨和國家重大問題同黨外人士真誠協商、聽取意見。建言獻策成果更加豐碩。這期間，各民主黨派中央向中共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報送書面意見建議共647件，其中527件得到中央領導同志重要批示，為中國共產黨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

三、“中國奇跡”“中國之治”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優勢的生動體現

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和國際地位的不斷上升，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與外部世界的利益摩擦和輿論交鋒日益突出，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從來就沒有中斷過。一些西方國家通過宣揚“普世價值”“西方憲政”“西方文明中心論”，將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貼上“一黨制”“黨國體制”等標簽，打入“不民主”之列，借以攻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內也有極少數人一味迎合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奉西方理論、西方話語為金科玉律。結果如何呢，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恰恰適合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也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要求，而一些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模式，卻使自己陷入政治動蕩、社會動亂，人民流離失所。隻要客觀地作一下對比，就能得出符合客觀實際的結論。對此，我們一定要頭腦清醒。

“中國奇跡”“中國之治”是最有力的証明。近些年來，很多國內外學者包括西方學者都在探討“中國奇跡”的密碼，尋找“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的答案，分析“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背后的制度根源等。這些探討，隻要不帶意識形態偏見和敵視眼光，隻要採取客觀公正的態度，那麼其研究結論不約而同都會集中到一點，即：中國的成功首先在於制度優勢，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比如，美國學者羅伯特·庫恩認為，中國奇跡的成功得益於中國共產黨的統一領導、人民的勤勞苦干和著眼長遠的政策與目標。同時，一些西方學者也開始反思西方民主的不足。劍橋大學班尼特公共政策研究所民主未來中心發布的《2020年全球民主滿意度報告》指出：“對民主的不滿，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加，並在全球范圍內達到空前高度。”有的學者甚至提出，西方民主已經開始走下坡路，其巔峰已成為過去式，認為中國是建設世界民主的一個重要的正面力量。這些持客觀立場的西方學者的觀點為我們認識中國制度優勢提供了嶄新的視角。實際上，評判一種政黨制度優劣的標准，主要是看是否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發展，是否有利於民主政治有序健康發展，是否有利於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指出，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世所罕見的“兩大奇跡”和“三個偉大飛躍”充分証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我們用事實宣告了‘歷史終結論’的破產，宣告了各國最終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為歸宿的單線式歷史觀的破產。”[14]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生動實踐更加彰顯了中國制度優勢。自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我們在開展疫情防控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的同時，也面臨一場激烈的思想輿論攻防戰。一些西方政客和媒體從自身的政治利益出發，惡意攻擊、肆意詆毀中國，丑化中國為“真正的亞洲病夫”，誣稱新冠肺炎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事實再次擊破西方的污蔑。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下，在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人民解放軍和全國各地340多支醫療隊、42000多名白衣戰士逆行出征、火線馳援，19個省份對口支援湖北，不到10天時間建成兩山醫院，防護服、N95口罩等醫療物資迅速生產調配，廣大群眾眾志成城、踴躍參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積極建言獻策，“心往一處想、智往一處謀、勁往一處使”，形成了萬眾一心抗疫情的強大力量。我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擊戰取得重大戰略成果，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積極成效。法國前總理拉法蘭表示：“在疫情面前，中國政府展現出強大高效的組織和動員能力，令我印象深刻，這正是中國制度的優勢！”西方著名醫學期刊評價，除了中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用這樣速度動員各種資源，速度之快、規模之大，世所罕見。可以說，疫情防控的生動實踐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力量、中國精神。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

四、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為創新民主實現形式，推動世界政治文明發展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人類文明是豐富多彩的，實現民主的形式也是多種多樣的。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堅持協商民主，極大地豐富了民主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渠道、深化了民主的內涵，為推動世界政治文明發展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創造了合作型政黨制度新模式。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關系，這是一種嶄新的政黨關系，有利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避免了西方兩黨制或多黨制惡性競爭的弊端。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探索出了一條實現實質民主的新路徑。西方政黨制度堅持的“競爭性民主”理念，政黨之間為選舉和集團私利，矛盾斗爭持續不斷，造成嚴重內耗，執政效率低下，“短視政治”頻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始終堅持協商民主原則，通過政治協商最大限度地凝聚各黨派共識，充分實現了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監督。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開創了實現自我革命的新突破。西方政黨制度表面上看可以通過選舉更換執政黨，標榜最善於自我糾正和改革，但實際上在台上執政時大撈利益，出現危機就下台避難、規避責任，導致不少國家陷入治理危機和道義困境。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核心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勇於自我革命，不斷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這是中國共產黨最鮮明的品格，也是中國共產黨最大的優勢。

歷史經驗和現實斗爭反復証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特別是新型政黨制度，是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和中國人民不懈奮斗中自主選擇的適合自己的制度，它植根於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裡廣袤土地，吸吮著中華民族漫長奮斗積累的文化養分，擁有十四億多中國人民聚合的磅礡之力﹔它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和無比強大的前進動力，為我們走好自己的路開辟了無比廣闊的舞台。對這個制度，中國人民有著堅定的信心，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有著自己的認同。毫無疑問，這一制度，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是創造中國奇跡的密鑰，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制度保障，也是世界政治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處於關鍵時期。越是接近目標，越是形勢復雜，越是任務艱巨，越要發揮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優勢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15]我們要認真學習、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協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堅決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各項任務，堅定制度自信，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不斷完善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廣泛凝聚共識，畫出最大同心圓，匯聚起實現民族復興的磅礡力量。

（作者系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協理論研究會副會長，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院長）

（本文刊登於《中國政協·理論研究》中國人民政協理論研究會會刊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