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反貧困的思考和努力

擺脫貧窮，讓人民過上好日子，一直是毛澤東的夙願。中華民族是帶著積貧積弱、落后挨打的恥辱進入20世紀的。為民族謀復興，為人民謀幸福，是近代中國的主旋律，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毛澤東在領導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方面做了極大努力。

找到中國貧困問題的根源

1949年7月，就在新中國即將成立的時候，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給總統杜魯門寫了一封信，信中說：“中國人口在十八、十九兩個世紀裡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負擔的壓力。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

艾奇遜認為中國貧困的主要原因是人多地少，是客觀條件決定的，是哪個政府都解決不了的難題。毛澤東則以革命實踐為基礎，針鋒相對地駁斥了艾奇遜的言論。他指出，吃飯問題完全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政府殘酷無情的壓迫和剝削的結果。他充滿信心地說：“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

毛澤東看到了中國貧困問題的根源是舊的社會制度和生產關系，主張通過變革舊的生產關系來解放和提高生產力。1950年6月，他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全黨和全國人民當前階段的中心任務，是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而要完成這一中心任務，一個首要的條件就是繼續完成全國農村的土地改革。

在毛澤東主持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經反復討論修改，於1950年6月28日正式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明確規定：“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

油畫：湖南土地改革

從1950年冬天開始，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在各個新解放區開展起來。土地分配的原則是：沒收地主的土地，征收祠堂、廟宇、寺院等在農村中的土地，除依法收歸國有者外，其余統一交鄉農民協會，公平合理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貧苦農民，對地主也分給同樣的一份。

到1952年底，中國大陸大部分地區完成了土地改革。3億多無地和少地的農民無償獲得約7億畝土地，並免除了過去每年向地主交納的700億斤以上糧食的地租負擔。

土地改革的完成，消滅了在中國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億萬農民第一次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土地，發展生產、改善生活的勁頭空前高漲。他們起早貪晚，積肥打井，添牛買馬，精耕細作。1952年，中國糧食產量達到3278億斤，比1949年增長了44.8%。隨著國民經濟的全面恢復和初步發展，新中國的反貧困事業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

建立中國消除貧困的制度保障

土地改革后，多數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雖有改善，但由於資金、耕畜、農具缺乏或勞動力不足，擴大再生產仍有許多困難，更經不起天災人禍的襲擊。為了克服一家一戶生產所遇到的困難，真正造福農民，毛澤東又要求打破小農經濟的桎梏，把農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1953年9月25日，《人民日報》正式公布了由毛澤東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要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在實行農業合作化過程中，毛澤東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1953年12月16日，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正式向全國發布，提出要“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

毛澤東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作為消除貧困的唯一正確出路。他認為：“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因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必然產生兩極分化，工人和農民將重新回到受剝削、受壓迫的地位中去。解決的辦法，就是通過社會主義改造，把個體經濟和私有經濟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証。毛澤東強調：“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御災荒，隻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

在辦合作社的過程中，一個叫王國藩的普通農民得到了毛澤東的多次接見。1952年，河北遵化縣西鋪村的王國藩把村裡最窮的23戶農民聯合起來，辦起了初級社。起初，社裡唯一的一頭驢，還有四分之一的使用權不屬於入社的農民，因此人們把他們的初級社叫作“三條驢腿”的窮棒子社。但是，正是靠著“三條驢腿”，靠著不服輸精神，這個窮棒子社擰成一股繩，埋頭苦干，在第二年就發展到83戶，糧食畝產從120斤增長到300多斤。

1955年，毛澤東為了推進合作化運動，親自編輯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在按語中，他充分肯定了王國藩的窮棒子社：“我看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難道六萬萬窮棒子不能在幾十年內，由於自己的努力，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又富又強的國家嗎？”

1955年農業合作化運動進入高潮。到1956年底，全國96.3的農戶都加入了合作社，基本上完成了高級形式的合作化。盡管存在著速度過快、方式過粗的問題，但是農業合作化，完成了對個體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廣大農村建立起了勞動群眾的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實現了中國土地的公有化。此后，通過合理規劃土地，進行大規模水利灌溉和農田基本建設，推廣機械耕作、施肥、殺虫等農業科學技術，我國農業的生產條件大為改觀。同時，從1953年起，我國逐步對個體手工業開始社會主義改造，至1956年底參加手工業合作組織的人數已佔全國手工業人數的91.7%，基本完成了對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1954年起，我國開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至1956年底，實現公私合營的工商企業已佔原有資本主義工商業總個數的99%，基本完成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三大改造的完成，標志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成為新中國消除貧困的最大優勢和最堅強保障。

制定中國消除貧困的戰略

早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就指出：“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新中國的成立，雖然為中國工業化創造了基本前提，但是年輕的共和國所面對的是一個飽受戰爭破壞的爛攤子，工業基礎特別是重工業基礎十分薄弱。當時，現代工業不到國民經濟的10%，全國的鋼產量隻有15.8萬噸。加上工業建設經驗不足，相關人才缺乏，西方國家的孤立封鎖，新中國的工業化之路舉步維艱。

在毛澤東反復審閱修改的《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斗爭——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以下簡稱《提綱》）中，我們可以清楚地讀到共和國領袖當時的思索和心情。《提綱》寫道：“根據蘇聯的經驗，要想在較短時間內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工業化就應以發展重工業為中心，從建立重工業開始。資本主義國家從發展輕工業開始，一般是花了50至100年的時間才能實現工業化，而蘇聯採用了從重工業建設開始，在十多年中就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我國也隻有建立了重工業，才能使全部工業、運輸業以及農業獲得為發展和改造必需的裝備，才能自己制造火車頭、鋼軌、貨客運汽車、遠洋輪船和飛機﹔才能自己制造輕工業的精密機器，擴大和建立新的輕工業﹔才能生產農業機器和化肥，改造古老的農業﹔才能建立現代國防工業，不再受帝國主義的欺辱。”

基於國情，毛澤東提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通過發展重工業來帶動農業和輕工業發展的反貧困戰略。

建設重工業不僅需要的資金量大、建設周期長，而且產品不能直接滿足人民的消費需求。這一客觀現實，要求人們在工業化起步階段節衣縮食，艱苦奮斗。當時，社會上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窮，要與民休息，不宜搞重工業，應多發展輕工業，並呼吁政府“施仁政”。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在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上說，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是小仁政﹔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是大仁政。重點應當放在大仁政上。他指出，現在，我們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說，不可不照顧，不可多照顧。不能照顧小仁政而妨礙大仁政。

三大改造完成前后，毛澤東以蘇聯為鑒戒，認真總結中國自己的經驗，提出正確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關系的問題。他認為，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是對的，但是發展重工業必須同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同時並舉，統籌協調發展，並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才能使整個國民經濟得到較快較好發展，人民生活得到較大改善。由此，工農並舉、符合中國國情的反貧困道路開始形成。

努力解決民生貧困問題

毛澤東反對隻追求經濟發展不顧民生的做法，主張適當安排、統籌兼顧，注意照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方面利益。他總結蘇聯的教訓，指出：“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

毛澤東始終關心人民群眾的實際困難，在條件十分有限的情況下，盡最大可能解決人民群眾的就業、養老、教育、醫療等實際問題。

針對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失業問題，毛澤東明確指出：“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業已開始著手採取救濟和安置失業人員的辦法，以期有步驟地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認真地進行對於失業工人和失業知識分子的救濟工作，有步驟地幫助失業者就業。必須繼續認真地進行對於災民的救濟工作”。

當得知一些孤寡老人生活困苦時，毛澤東批示：“生計太困難者，先行接濟，不使挨餓。”1954年，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者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時候，有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舉辦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群眾衛生事業，並且逐步擴大這些設施，以保証勞動者享受這種權利。”

醫療衛生事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為此毛澤東多次做出批示。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提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此后，大批城市醫務工作者下鄉，為農民送去醫藥。巡回醫療隊培訓出的赤腳醫生，成為為農民提供初級醫療服務的主要力量。1968年，毛澤東批轉湖北省長陽縣樂園人民公社舉辦合作醫療的經驗，在全國掀起農村合作醫療的高潮。20世紀70年代，世界衛生組織高級官員在中國農村實地考察，把中國農村的合作醫療制度稱為“發展中國家群體解決衛生保障的唯一范例”。

教育深刻影響人的發展，也是反貧困工作的基礎。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聯合召開的第一次工農教育會議明確提出：“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由於毛澤東的大力倡導，一場“政府領導、依靠群眾組織”的掃盲運動在全國開展起來。1955年，毛澤東又強調：“要在合作化中間把文盲掃掉”。在毛澤東的推動下，1964年，我國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52%，實際上降低了因教育致貧的概率，激發了貧困群眾的內生動力，使之成為反貧困事業的主體力量。

正是由於毛澤東心系民生、重視民生，新中國人民群眾的生活狀況和精神面貌不斷得到改善和提高，建設社會主義積極性空前高漲。

設定中國消除貧困的目標

社會主義改造使中國發生了根本性的制度變化。但是，中國貧困落后的面貌還不可能很快隨之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毛澤東希望早日消除貧困，實現國強民富的目標，並因此時常流露出急迫的心情。

1955年10月29日，毛澤東在與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座談時講了這樣一段話：“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吹起牛皮來很大，歷史有幾千年，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但是一年才生產二百幾十萬噸鋼，現在才開始造汽車，產量還很少，實在不像樣子。所以，全國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黨派在內，都要努力，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我們在整個世界上應該有這個職責。世界上四個人中間就有我們一個人，這麼不爭氣，那不行，我們一定要爭這一口氣。”

1956年8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又說：“你有那麼多人，你有那麼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麼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毛澤東擺脫貧困的願望越來越迫切，領導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設想以更大更高更純的公有制形式讓全國人民都過上豐衣足食的好日子。結果事與願違，因脫離了實際，工農業生產大幅下降，人民生活陷入嚴重困難。這時，他隻好放緩腳步，採取“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經濟形勢才逐漸好轉。

進入20世紀60年代，在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時，毛澤東發表了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反復強調國民經濟發展要搞綜合平衡，明確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思想。

1960年10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談到提高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問題。他說：“如果在本世紀內，就是說在今后四十年內，能夠改變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加上已過去的十年，就是五十年，半個世紀，再快也難。”1961年，毛澤東在會見英國蒙哥馬利將軍時說：“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1963年9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第一次提出了中國現代化分“兩步走”的戰略部署：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我國工業大體接近世界先進水平﹔第二步，使我國工業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在次年的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上，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正式庄嚴宣告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總體目標和“兩步走”戰略部署。盡管“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經濟和社會各方面都遭受了一場浩劫，但毛澤東一直沒有改變這一目標，直到他去世。

中國的反貧困事業，無疑需要幾代人的不懈努力。毛澤東是中國反貧困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者，為我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訓。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帶領人民，從中國國情出發，堅定不移地為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而奮斗。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新時代的脫貧攻堅戰略，帶領億萬人民朝著消除絕對貧困的目標發起最后的總攻。當我們在2020年底奪取脫貧攻堅戰全面勝利之時，將可以告慰毛澤東等革命先輩：“這盛世，如您所願！”

（作者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毛澤東思想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史研究一處處長、編審）

（來源：《湘潮》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