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家風

作者:遲愛萍    發布時間:2020-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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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要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和弘揚革命前輩的紅色家風,領導干部要向焦裕祿、谷文昌、楊善洲等同志學習,做家風建設的表率﹔並多次強調,老一輩革命家在家風建設方面,為全黨作出了榜樣,要把弘揚和學習老一輩革命家的家風傳統,作為促進家風建設的重要途徑。本文以陳雲家風實例為個案,從一個視角展現老一輩革命家在家風家建設面的品德風范。

一、“幫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邁好人生的第一個台階”。

孩子人生的第一個課堂在家庭,第一任老師是父母。家庭是人生旅程的起點,精神品格確立的土壤。啟蒙教育對人的成長至關重要。

陳雲有五個子女。長女陳偉力、長子陳元,次女陳偉華,小女陳偉蘭,次子陳方。在陳雲成為五個孩子的父親時,已身肩黨和國家多項要職。1950年,他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重工業部部長,10月遞補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54年9月,擔任國務院副總理﹔1956年9月,擔任黨中央副主席,隨后兼任中央財經工作五人小組組長、商業部部長等職。陳雲長期主持全國財經工作,日理萬機,閑暇時間極度有限。但他非常愛家,愛孩子,擠出閑暇時間,高度關注正在成長的五個孩子的教育。

在孩子幼小心靈裡,陳雲首先留下的印象是,愛他們的父親。五個孩子在回憶中都說過:“在我們眼裡,父親永遠是那樣慈祥可親,深愛著自己每一個孩子”。他讓孩子們摸他的胡子,用十分寶貴的休息時間,給孩子們照相,帶他們去大海游泳,聽評彈。夫人於若木回憶說:陳雲同志和我,對兒女們的教育是很投入的,孩子們有某種愛好,盡量支持和滿足。偉力對科學比較感興趣,給她訂了《大眾科學》、《知識就是力量》﹔偉力還喜歡音樂、舞蹈,給她買了相關書籍。陳元小學一年級開始裝礦石收音機,后裝電子管的,為開闊眼界,給他訂了無線電雜志﹔陳元小學時就喜歡打乒乓球,給他買了紅雙喜牌球拍。陳方喜歡航空,給他訂了航空雜志,等等。在教育上,陳雲給孩子們一個寬鬆環境,不給過重壓力,為孩子們的天性和潛質的生長營造了沃土。

陳方回憶說:父親對我們十分慈愛,從沒有說過重話,一個手指頭都沒有碰過我們﹔但對我們的品質教育又非常嚴格,涉及原則問題,從不留有余地,要求我們讀好書,做好人。除一般道德品質教育外,陳雲根據家庭情況,對孩子還有一些重點要求。

不能有優越感,不能搞特殊化。陳偉力說:“爸爸從來不允許我們因為有特殊家庭背景,而產生優越感。”偉力小時候沒有上過幼兒園,在家裡長大,比較自由散漫。她上小學一年級時,陳雲把她叫到辦公室,特別囑咐:“到學校后不許提爸爸是誰,覺得自己比別人優越,你沒什麼本錢可驕傲,你是你,爸爸是爸爸。”這件事給偉力留下深刻印象。對其他幾個孩子,陳雲也有同樣要求。所以,五個孩子一生都低調處事,從不張揚。偉華上師大女附中時,偉力騎車把她領到學校,以后偉華每天就按姐姐告訴她的路線,騎車上學。陳元考上清華,是偉力和他一起馱著行李,到校報道。偉力考上科大,是自己馱著行李到校的,因為東西多,一次沒馱完,就又馱了一次。於老回憶說:“我們的兒女、孫輩,在學校裡看不出是干部子弟,他們比普通老百姓的孩子還要朴素。”

要嚴守規矩,遵守紀律。陳雲很早就立下三條家規:不准搭乘他的車﹔不准接觸他看的文件﹔不准隨便進出他的辦公室。20世紀50年代,於老參加十三陵水庫義務勞動一個月,是騎車去的﹔從北京城騎到十三陵工地要四個多小時,為准時趕往工地,她天不亮就出發。60年代中期,於老調到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下屬的香山植物園擔任黨支部書記,始終從北長街騎車到香山上班﹔因路途遠,為不影響工作,她平日吃住在單位,星期六才騎車回家,途中累了,停下休息,買點東西吃,繼續趕路。80年代,於老調到科學院政策辦公室工作,仍騎車上班,當時已70有余﹔一次途中被人撞倒,腳面骨折,休息好長時間,從那以后,陳雲才不再讓她騎車上班了。

陳雲是嚴守規矩和紀律的楷模,對此家人有著深刻印象。他一生肩負國家經濟重任,管財管物,從不謀私。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濟恢復百業待興,陳雲身負重任,夜以繼日的工作,身體十分虛弱。有一年11月初冬,北京氣溫驟降,陳雲披著被子辦公,恰好周總理到他那,見狀實在於心不忍,當即說,特許提前供暖幾天。陳雲堅決地說:“11月15日供暖的時間是我定的,我不能破這個例”。偉力清楚記得:20世紀60年代中期,國家實行高價商品政策,媽媽在市場上給爸爸買了一條毛巾被是高價的,挺高興﹔第二天報上就登出消息,國家經濟已經恢復,取消高價商品,所有商品都降為平價,當時媽媽有些抱怨,爸爸平靜嚴肅地說:“我是主管經濟的,這是國家的經濟機密,我怎麼可以在自己家裡頭隨便講”。陳雲用自己的行動影響著五個孩子,他們從小都規規矩矩,嚴守三條家規,沒有人逾越。這種好的教養帶到學校,對老師知敬畏,對校紀嚴格遵守,沒有一個孩子因違反紀律受到過批評。

要公私分明,嚴守信用。因為特殊的家庭背景,陳雲要求孩子從小就要公私分清。陳方上中學時學游泳,從勤務員手中要錢買腳蹼,超出預算。晚上散步時,陳雲問陳方:“你從哪拿的錢?”“石頭(勤務員石長利)那兒。”“石頭哪兒來的錢?”“你的工資,”“我的工資是誰給的?”“人民給的。”“人民給我的工資,你為什麼用呢?”“我是你兒子,你是我爸爸。”“記住,節約一分錢是節約人民的錢,我看你的行動。”這次談話使陳方深受教益。以后在他擔任中國中山實業公司總經理時,時刻記著父親不要浪費人民一分錢的教誨,上任何項目,都精密籌劃,注意處理好國家、集體、個人三者的關系。

陳雲曾給孩子講過一個警衛員的故事。這個警衛員叫張廷春,打仗特別勇敢,平時比較魯莽。在他復員回家時,陳雲特別囑咐他,今后不管到哪,做什麼工作,永遠記住:公家的錢一分都不能拿。國家今天不查,明天一定要查的。張廷春牢牢記住陳雲的話。多次政治運動和經濟查賬,很多人出了問題,但他始終未出任何問題。這個故事偉力記得特別牢。她在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副總經理和以后中國國際技術智力合作公司總經理、黨委書記的崗位上,曾多次在領導班子中談父親的這個觀點﹔在工作中嚴格照章辦事,公私分清,除應得的工資和獎金外,從不多拿公司一分錢,帶動單位營造了好的風氣。

陳雲及於若木對孩子從小的言傳身教,耳濡目染,使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潛移默化滲入孩子心靈,塑造了他們的性格。五個孩子無論是小學、中學,還是后來上了大學的長女和長子,始終品學兼優。踏實、朴實、低調、嚴謹、堅韌、思考,是家風教育在五個人身上打造出的共同品質,堅實地奠定了他們人生發展的基礎,並終身受益。

二、在逆境和家庭遭受打擊的特殊歲月,給孩子們溫暖、信心、力量,把他們引導成眼界開闊、意志堅強的人。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陳雲的五個孩子都到了走向社會、邁上人生新台階的關鍵時期。由家庭到學校,這是人生的第一個階段﹔由學校到社會,是人生的第二個階段,是十分重要的成長期,恰好在這個階段,五個孩子首先面對的是重大家庭變故。

父親陳雲的政治地位驟然下降。先是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陳雲中央副主席職務不再提及,隻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名義﹔隨后,在北長街的家多次被抄,中央文革小組煽動造反派成立“徹底批斗陳雲聯絡站”,企圖揪斗陳雲,因周恩來的保護未能得逞﹔但陳雲所有文件停發,待遇降低,到1969年中共九大時,僅剩下中央委員的名義。

母親於若木“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就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對象﹔隨后,被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勞動。1970年在干校,因給江青貼大字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失去了人身自由﹔從1967年到1972年一直沒能回家,開始還能和家裡有通信聯系,后來不准聯系,家裡人隻能從旁人口中了解到一些情況。

面對巨大變故,陳雲泰然自若,處變不驚﹔堅信歷史是硬的,經得住考驗﹔人民群眾是公正的,人心是雪亮的,混亂不會長久!陳雲大無畏和沉著、堅定的氣質感染著孩子們,使他們不自卑、不懦弱,勇敢面對著生活中出現的一個又一個困難。在母親不在家的這段時間裡,陳雲以百倍的父愛溫暖著孩子們的心。

大女兒偉力坐月子是陳雲親自安排的。因為當時偉力講了江青的問題,在單位屬於“敵我矛盾”,加上陳雲的政治背景,不可能雇到人照顧她﹔陳雲就讓初中剛畢業的陳方留在家中,照顧姐姐坐月子﹔交待家人把偉力坐月子房間的窗戶用紙糊上,以免受風﹔還交待秘書肖華光回家問愛人,如何坐月子,如何喂孩子,如何帶孩子,然后講給偉力聽。偉力記得,在肖秘書給她講時,父親也站在旁邊細心聽著。在父親的關心和愛護下,偉力順利渡過婦女一生中的特殊時期,孩子帶的也不錯。后來,陳雲幽默地說:“看來帶孩子是母親的天性,天然就可以會的。”

長子陳元的婚禮是陳雲安排的。陳元清華畢業后,被分到湖南電池廠,離家很遠,父親很難見到他。1969年10月,陳雲與鄧小平、王震被疏散到江西后,陳雲陸續見到了偉力、偉華、偉蘭、陳方,隻有陳元還沒有來過。陳雲惦念陳元,盼著能見到他。陳元也十分想念父親,計劃1972年春節到父親那結婚。陳雲知道后,非常高興,專門把自己住的房子騰出來給陳元當新房。陳元的愛人從北京帶了毯子和褥子,當時在陳雲身邊照顧他的偉力覺得不夠,又到干休所借了兩床軍被和褥子,用一袋糠和兩個面口袋做了兩個枕頭,幫助父親准備了大弟婚前再簡朴不過的結婚用品。陳元一直到大年三十晚上才趕到江西青雲譜陳雲的住地。第二天,陳雲沒辦酒席,買了包糖,分給干休所老干部和職工。陳元和愛人到民政部門辦了結婚証。偉力提議照張相,留個念﹔陳元用舊照相機先給父親照了一張單人照片,然后用自拍鍵與爸爸和愛人合影、同大姐偉力合影,同愛人自拍了結婚照,最后四個人又一起照了合影。陳元用過期的相紙,沖印了這些照片,始終珍藏著。這個由共和國開國元勛、中國共產黨財經大管家的父親,為他舉辦的比平民家還要簡單的婚禮,讓陳元終身難忘!2010年,原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陳雲畫傳》時,陳元拿出了珍藏近40年的結婚當日照片。揭開歲月的沉封,陳元在回憶當時情景時,深沉平靜地說:從照片“看得出來大家都挺高興,盡管當時政治環境嚴酷,家裡卻是其樂融融,父親在困境中保持了非常樂觀的情緒。這也是‘文革’時期父親在南昌留下的唯一照片。”這幾張珍貴的照片,后公展在上海陳雲紀念館陳雲生平業績展中,並部分收入2011年出版的《陳雲畫傳》。

陳雲關愛並嚴格要求到鄉村從教的次女偉華。1968年學校分配偉華到懷柔縣當鄉村小學教師。開始說進深山區,那有喇叭溝門公社、還有碾子公社,但沒有最后確定。偉華向父親如實說了情況,陳雲對她說,你要准備進深山,到艱苦的地方去,到喇叭溝門和碾子公社去任教。后來懷柔教育局把偉華分到半山區慕田裕長城腳下,陳雲得知后,囑咐偉華,不要穿皮鞋,要保持艱苦朴素的作風,和當地老百姓及同事們打成一片,不要特殊。山區寒冷,有的同事鋪了狗皮褥子,偉華想讓家裡買一個。陳雲反復問她,狗皮褥子是不是很需要,同事們是不是都有,最后從嚴要求,沒給偉華買。陳雲非常關心農村生產和農民生活情況,常向偉華了解﹔父親關心的問題,對偉華也是個引導,她細心觀察,將了解到的情況告訴父親,陳雲非常高興。在父親嚴格要求下,偉華和當地人民相處非常融洽,學校領導和公社黨組織給了她很大關懷和幫助﹔她也從普通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身上,感受到了朴素無華的感情,絲毫沒有受歧視的感覺。特別可貴地是,她感受到,父親長期抓經濟工作,關心農村生產和農民生活,人民愛戴他,惦記他﹔在她准備去江西探望父親時,許多老鄉托她向父親問好。這份真摯的感情在偉華心裡注下了深厚的正能量,生活雖然艱苦,但愉快。偉華將鄉親們百裡挑一的兩個又大又圓的核桃帶給陳雲,作為保健用具活動手指,陳雲非常珍視,這兩個核桃一直陪他走到生命的盡頭,成了寶貴的文物。

陳雲讓全家為遠行西藏的小女偉蘭送行。1968年,偉蘭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被分配到西藏。當時偉蘭18歲,去那麼遠、氣候和風土人情完全不適應和不熟悉的地方,心裡有些忐忑不安。有人給她出主意:讓你爸爸和有關領導打個招呼,留在成都,不去西藏。陳雲知道后,明確對偉蘭說:這招呼我不能打!別人能去,你也應該能去。但陳雲心裡是很惦記偉蘭的。最小的女兒進藏區,任何父親都不可能無動於衷!偉蘭出發那天,陳雲很難過,站在家門口,讓全家所有人去送偉蘭。他平和堅毅地對偉蘭說:再大的困難,再大的風浪,你都不要怕,別人能干,你也能干!西藏冰天雪地,部隊裡面生活十分艱苦,偉蘭在那經受住了從小到大從未經過、也未見過的磨煉,一直到1970年復員。在回憶這段經歷時偉蘭說:“每當遇到困難,一想到爸爸對我說過的話,心裡就好像有底氣,就想能夠克服這個困難,趁年輕時能夠增長自己的能力”。在那段艱難的日子裡,飽含深情的慈父教誨,就是偉蘭在困境中堅持,在困境中成長的動力!

陳雲給小兒子陳方留下終身受益的教誨。和哥哥姐姐比起來,陳方算是幸運的。他中學畢業,趕上工廠招工,便和同學們一起分到北京當工人。在等待分配的日子裡,他和同學們到西北“大串聯”,一直走到新疆。回來后,陳雲問他,你們吃飯和坐火車的費用如何解決?陳方告訴父親:坐火車不要錢,有時吃飯交點錢﹔我帶的錢不夠,在新疆借了15元錢。陳雲聽了,當即對陳方說:“錢馬上還回去”。隨后,陳方按借錢地址,把錢郵寄了過去﹔新疆接待“大串聯”的單位,寄回了收據。陳雲囑咐陳方存好收據。“文化大革命”快結束時,新疆曾接待過陳方一行的單位,要求還錢﹔陳方把收據寄了過去。陳雲知道后,對陳方說:借錢一定要還,還了要把收據存好,以此証明,以后你一定要這麼作!在這件事上,父親的態度給陳方留下深刻印象。當時他還年輕,對父親要求他借錢要還,能夠理解﹔對還了要存好收據,不十分理解。有必要這麼認真嗎?!但這是父親的要求,他照著做,沒有往深處想。隨著年齡的增長,工作擔子的加重,陳方越來越感到父親在這件事上對他教育的意義。在錢的問題上嚴謹處事,清清楚楚,守信用,有原則,對於在社會上立事為人,在單位各方面關系的有序處理,都十分重要。父親一輩子管錢管物,在黨內有“紅色大管家”之美譽,與他嚴謹慎重,一絲不苟的作風有著密切關系。

除了生活上的關心,思想上的要求和引導,“文化大革命”時期,陳雲在學習方面,對五個孩子有很深的影響。

孩子們小的時候,陳雲就注意這個方面的指點。陳元小學就開始看《參考消息》。因為住校,一個星期隻能看一次。后來上中學,天天回家,做完功課就到爸爸辦公室看《參考消息》。陳雲大辦公桌放著各類文件,不許家人靠近﹔各類報刊放在單人沙發前的小圓桌上,陳元就靜靜坐在那,一言不發的看,看后一言不發地離開。陳雲注意到了兒子的舉動,積極鼓勵。時不時問陳元看什麼了?陳元把看的消息告訴父親。陳雲進一步問,你了解世界上這些國家和懂這些國家發生的事情嗎?陳元說,不大明白。然后,陳雲就深入淺出、簡明扼要地給陳元講解。很長時間,教陳元看參考,觀察世界上發生的事情,成為父子二人交流最多的內容。

“文化大革命”初期,陳雲閑置在家,文件停發,訂閱了更多的報刊﹔並讓子女幫助購買各種各樣的世界知識年鑒和各種國內年鑒。這些枯燥的書,陳雲讀的有滋有味﹔看后還給孩子們講,叫他們也看。孩子們看了,開始讀不進去,看多了,加上陳雲的引導,潛移默化,慢慢明白也學到一些父親觀察問題,看事情的方法,受益非淺。

1969年11月,陳雲疏散江西時,帶了三箱子書。去探望他的孩子,都有和父親共同讀書和探討問題的美好並深受教育的記憶。

偉蘭曾比較詳細地回憶了在江西探親時,和父親一起讀書的情景。陳雲先讓她讀《共產黨宣言》,偉蘭讀懂了﹔接著又讓她讀《哥達綱領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越讀越吃力。陳雲見狀,就讓她停下來,讀毛主席的書,第一篇是《中國革命戰爭中的戰略問題》。次日,陳雲問偉蘭:“這是一篇什麼著作?”偉蘭說:“是一篇軍事著作,講毛主席的戰略戰術思想。” 陳雲說:“表面上看是這樣,但實際上這是一篇哲學著作。毛主席在遵義會議時就已經發表這些觀點了,到延安后,才把它寫成非常有說服力的理論文章。它之所以有說服力,就是裡面處處充滿哲學觀點。你要從哲學的角度看這篇著作。”隨后,陳雲又引導偉蘭讀毛主席的《實踐論》《矛盾論》。偉蘭在部隊也讀過這些著作,但從沒有人像爸爸這樣輔導。父親讀書非常細致,用親身實踐講書中的哲學道理,讓人感到這些深奧的哲學道理就發生在你身邊,不那麼神秘了。江西的讀書使偉蘭牢牢記住了父親的囑咐:“讀哲學是一個人一生最重要的學習過程,隻有掌握了好的思想方法,好的工作方法,才能夠做好事情。”

除了讀馬列和毛澤東經典著作外,陳雲還廣泛閱讀財經類的書籍和報刊,並和身邊孩子一起討論。偉力記得,有一次和父親在報上看到一篇美國建國200周年的報道,很自然地聊起美國。父女倆對比了中美兩國自然環境。陳雲說:中國與美國緯度相似,面積相似,但自然條件差很多。美國山很少,大片平原,可耕面積非常大﹔中國可耕面積隻有16億畝,大片沙漠荒灘,寸草不生,人也無法居住。美國的石油、煤礦資源非常豐富,人口也少﹔中國的人口對國家來說是一個沉重的負擔,要每個人都有飯吃,有衣穿,確實不易。所以搞經濟建設,我們的自然條件比美國差很多。陳雲還談到美國的農業。他說美國基本是以工業化的方式搞農業生產,機械化程度非常高,而且農民不用自己留種、育種,從種子公司購買。中國農業基本還是處在自然經濟狀態。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陳雲如此客觀分析中美兩國經濟情況,許多說法是科技大畢業、已在中科院工作的偉力從未聽到過的。父親頂著這麼大的政治壓力,廣泛涉獵如此之多有關美國知識的書籍,並如此坦然、客觀、科學地談出自己的看法,不僅使偉力佩服,也使她格外吃驚。后來偉力去美國進修,美國學者都覺得陳雲隻懂中國,對美國一無所知,偉力告訴他們“文革”中聽到父親說的這些,美國學者也感到諒訝。

陳雲還從江西寫信給偉華,教她如何開展學習。囑咐她把學理論和學時事結合,堅持每天看報﹔要讀中外歷史和偉人傳記﹔馬列著作很多,讀懂10本到15本就可以了﹔《資本論》看不懂,可先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基本要點都有了。父親的這封信,對偉華學習是個很大的促進,既有了明確的學習方向,又了解了學習方法。

陳元在父親影響下,“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就開始潛心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陳元記得,在他1966年至1967年開始系統學習《毛澤東選集》1至4卷時,父親對他說,其他文章先不要看,先讀毛主席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戰爭和戰略問題》。在父親的指點下,陳元認真閱讀了毛澤東這五篇著作,終身獲益。陳元認識到,毛澤東這五篇文章貫穿著一條思想理論主線,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想方法。以后在工作中,陳元又反復閱讀了毛澤東這五篇著作,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分析問題的方法,對他作好工作,特別領導和開拓好國家開發銀行的工作產生重要影響。陳元自己總結了兩點:一是妥善處理局部和全局的關系﹔一是看問題、分析問題要有前瞻性和全局性。

陳雲對陳元在學習方法方面的影響是深刻的。陳元對父親的學習思想和學習精神曾有三點總結:第一“貫徹和體現科學理論武裝的要求,堅持科學理論對實踐的指導”。第二,“貫徹和體現具有世界眼光的要求,善於用國際視野和歷史眼光觀察與把握時代發展要求。”第三,“貫徹和體現把握規律、富有創新精神的要求,在工作實踐中檢驗學習成果。”陳元回憶說,父親下放江西期間,系統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同時非常關注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注意比較外國與中國的發展經驗,特別關注蘇聯、美國的經濟發展情況,從頭到尾看了蘇聯農業部長考察美國后寫的《美國農業考察報告》一書﹔並親自收集報上的文章,研究當時正在發生的美國布雷森體系解體、美元跟黃金脫鉤這一重大國際金融形勢的變化。正因為父親在學習中有開闊的視野,當“文化大革命”后期,父親受周總理委托,主管對外貿易並承擔研究國際經濟形勢的任務時,能夠率先提出“要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的戰略思想,並親自指導有關部門研究當時的國際經濟形勢、資本主義經濟規律、國際金融和貨幣、世界市場價格等問題。陳元回憶說:“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當時說,在計劃與市場問題上,不管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有很多相同相似之處,大家都在摸索當中前進。”

在學習方面,陳雲對陳元要求比起其他四個孩子要更嚴格一些。一次偉蘭看見爸爸拿著陳元寫的一個紙條,上面記著哥哥學習理論的一些觀點和想法。這張紙條被爸爸批注了許多地方,什麼地方對,什麼地方不對,而且把不對的地方用紅筆劃的很重。偉蘭不理解地問:哥哥這些觀點非常有見地,你為什麼批評?陳雲說:能夠正確提出、分析、認識問題不容易,這是一個很長時間的鍛煉過程。在延安時,毛主席提出問題后,經常聽取反面意見,有時聽不到反面意見很著急,自己站在對立面批駁自己的觀點。你哥哥還年輕,他的這些意見一定要有一些反對的意見來批駁,才能錘煉成真知灼見。我就是要考驗一下他提出問題的能力,不斷給他提出反面意見。事實証明,陳雲的嚴格要求對陳元的成長有著重要幫助。

1972年4月陳雲從江西回到北京,打算用兩年時間,“再精讀一遍毛主席若干著作、馬恩選集、列寧選集、斯大林若干著作”。同時帶動全家學習。

此時夫人於若木也隨單位從湖南回到北京,但沒有解除“群眾專政”,仍不准回家。從1967年春節后,陳雲就再沒有見到過妻子。在江西時,陳雲從偉力那了解到妻子因給江青貼大字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消息,經過嚴酷革命實踐鍛煉的陳雲,完全承受的住這種打擊。他堅信愛人沒有問題,幾十年的夫妻,他了解於若木。他對孩子們說:“你媽媽是一個老共產黨員,這個事情組織上一定會處理好。要相信黨,相信組織!”陳雲的堅定和坦然,給了孩子們很大的定力和信心。

但陳雲內心深處始終惦記著於若木。他了解到於老在北京的情況后,囑咐孩子們去探望媽媽。從不向組織提任何個人要求的陳雲,破例為於老的事情給毛主席寫了信,希望給她一個留在黨內改正“錯誤”的機會。信發出去不久,於若木的“群眾專政”被解除,獲准回家。偉力記得清清楚楚:在他們幾個孩子把媽媽接回來的那天,爸爸穿得整整齊齊站在樓梯門口等著媽媽,一見到媽媽,就上前握手,並激動地說“歡迎你回家!”

一家人終於在1973年春節團圓了!

隨后,陳雲組織了家庭學習小組。於老以及她的妹妹於陸琳,還有在家的孩子和配偶每個星期日早晨六點半到九時半集中一起學習,從學習毛主席的《實踐論》開始。這個家庭學習小組,對每個參與者提高學習能力和工作能力都產生了重要作用,對此,於老和幾個孩子在回憶中都提及過,

如果說,從家庭到學校,陳雲對在溫馨、愉悅、寬鬆,完全不同於平民生活環境的孩子們,以嚴格的品德教育,扶正了他們的思想根基﹔那麼,從學校到社會,在家庭環境驟然變化,每個人邁向不同但都起步艱難的人生旅程時,陳雲以無限的慈愛和深邃的思想影響力,進一步夯實了孩子們優良品質的基礎,引導他們牢固樹立了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使他們通過學習,增長了認識社會的能力和掌握了方法,學會了獨立、堅強、樂觀的生活本領,練就了寵辱不驚、心有定力的意志,形成了良好的讀書和學習的習慣。“文革”艱難歲月,閑置在家的陳雲,給了孩子們更多接觸他的機會,這段不平常的日子,在每個孩子心中都留下了美好記憶,如同寒冬臘梅。父親在他們心中的形象更加豐富生動、有血有肉,所有的教誨都化成了他們前行的力量!

三、嚴管厚愛,引導孩子,堅守理想信念,繼承光榮傳統,奮發有為,做名副其實的共產黨員。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五個孩子其中有四個走上了領導崗位,一個當了人民教師﹔良好的家教形成的思想品質和作風,化成了每個人推動工作,開拓局面的正能量。年邁的陳雲,對已經成人的孩子依然十分關心,他身體力行,以身作則,提升對孩子的要求,特別注意對子女進行堅強的黨性教育,並在四個方面給孩子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 共產黨員要有堅定的理想信念。

陳元在回憶中說:“父親一個極其鮮明的特征就是,他一生把社會主義當作理想追求,認為是最神聖的事業,認為是最正義和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父親認為,舊中國的爛攤子,在新中國能發展的這麼快,就是因為共產黨搞了社會主義,這是最大的成功。對建設社會主義,“父親一生致力於中國特色”﹔始終強調,中國搞社會主義要有自己的特點,要從中國實際出發。父親對20世紀50年代,他抓的財政、商業、外貿、金融,很少照搬蘇聯經驗,而是自己摸索適合國情的路子,搞突破,很自豪。父親反復講中國有十億人口、八億農民、基礎差的特點,強調要根據這個特點,找出使中國盡快發展的路子。父親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很開放,既看到了社會主義,在早期歐洲工人運動中的主張,也看到了在蘇聯的成功、失誤和教訓。父親認為蘇聯垮台,不是社會主義不行了,主要是黨內沒有民主,搞特權,少數人說了算﹔經濟發展太慢,群眾生活得不到改善﹔部分領導人沒有全局觀念,應對失策等。父親總結的這些經驗,都是一些能從他自己工作經驗中反映出來的問題。陳元說:爸爸對社會主義的感情非常深厚,堅信社會主義一定能夠成功﹔對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能夠代表群眾利益,能夠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獲得人民擁護堅信不疑。陳雲的這些思想深深地影響著孩子們。偉蘭說:父親確實是把自己的一生交給了人民,交給了中國,交給了中國共產黨,交給了社會主義事業,“把為社會主義事業奮斗當成了他生命中最有意義的事情。這種信仰也感染了我們子女。”“我們做不了他那麼大的事情,但至少在行為上不應該違背他的意願。”

第二,共產黨的干部要用權於民,為人民辦事。

五個子女都回憶過,父親常對他們說,我們的權力是人民給的,要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辦事。在他們年幼時,對主管全國經濟的父親,總是惦記老百姓生活的許多實例都記憶深刻。

經過“文化大革命”,文教科技成了重災區,知識分子許多問題急待解決。陳雲很快注意到這個群體。他從於老那看到北航教師反映知識分子生活負擔重的來信﹔又從在中科院物理所工作的偉力那具體了解了知識分子待遇長期沒有改善,工資收入低,住房緊張﹔工作任務重,工作條件很差﹔生活負擔大,營養狀況不好,健康水平下降等情況。然后,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寫了信,提出“這是國家的一個大問題,確實要下大決心,在今明兩年內著手解決,不能再按部就班地搞”﹔並建議此事“責成中央書記處來抓”。這事不久,陳雲在家破例放了一次電影,影名是《人到中年》。電影放完后,偉蘭注意到,外科專家吳蔚然教授,緊緊握著爸爸的手,淚流滿面。父親面色沉重,對身邊秘書說:“這部電影是放給我們領導干部看的”。從電影廳回到辦公室,爸爸坐在沙發上,很長時間不說話。

此前,已調到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科技組工作的於老,曾向陳雲建議,中國食品工業要大力發展方便食品。因為當時中國食品工業就是生產糖果、餅干和點心﹔從國外考察回來的同志反映,外國食品工業主要是生產方便食品,一個家庭主婦半個小時就能准備好一頓豐盛的午餐,就是因為很多食品是半成品。於老對陳雲說:不是每個知識分子都有條件請保姆,解決家務問題。中國應該大力發展方便食品。看了《人到中年》的電影,陳雲認定了這個建議的價值,向有關方面負責同志提出建議,促進了中國方便食品工業的發展,也大大減輕了知識分子和所有雙職工的家務負擔。

偉華是1977年恢復高考第一批入學的大學生,這屆學生學習能力強,又有社會經驗,很多人畢業后,分到國家機關。偉華被分到人事部。“文革”中,教師被視為“臭老九”,很多人不願意當老師,師范生畢業后,都另謀出路。陳雲了解到這個情況很憂慮。偉華也從母校北京師大女附中(今北京師大實驗中學)校長那了解到這個情況,而且知道學校歷史組缺人。她是師大歷史系畢業生,曾在農村當了十年老師,也喜歡教師工作。但這時她在人事部已經是副處級干部了,有很好的發展前途。陳雲通過秘書,向偉華婉轉建議:她是學師范的,應該回到教育戰線去。偉華非常清楚當時教師待遇不高,社會地位也不高,清楚自己現在職位的前途。但她考慮到父親對整個國家教育事業發展的憂慮,考慮到國家教育事業現在需要人,自己作為一名師范生,又是陳雲的孩子,應該帶這個頭。所以,1985年偉華毅然決然放棄了在人事部的工作,回到母校當了一名普通的歷史課教師。對於偉華的選擇,很多人不理解,也有人認為是“作秀”。事情在社會上披露后,不少人給她寫信,記者也前來採訪。偉華覺得,這正說明,教師這個職業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像她這樣背景的干部子弟,當普通教師讓人難以置信。偉華沒有張揚,也沒有豪言壯語,而是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踏踏實實地在這個普通中教崗位上干到退休。在校工作期間,她沒有絲毫特殊,兢兢業業,以敬業精神和精湛業務,贏得學校領導、老師、學生們的尊敬和愛戴﹔學生們發自內心的把陳老師稱為“國寶”。這個一輩子騎車上班,衣著極其朴素,談吐朴實,看似平常的知識女性,不了解情況的人,又有誰會想到她是“共和國大管家”陳雲的女兒呢!?多少年過去了,以世俗的眼光看,偉華在她家,或與同樣家庭背景的子弟們相比,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都是低的。但偉華從未對自己的選擇后悔過,覺得作一名人民教師無尚光榮!是爸爸幫她下了這個決心,在國家教育事業需要后繼有人的時候,踏入了人民教師的行列!“個人名利淡如水,黨的事業重如山”,這是陳雲一生奉行的准則,偉華以一輩子在普通中教崗位上勤懇工作的實際行動,學習和踐行了父親的諾言。

偉力曾在回憶中說:“父親這一生,始終把黨和國家的事業放在最重要位置,他時刻想著自己肩上擔負的責任。他對自己要求嚴格,從來不輕易使用手中權力,從來沒有把這份權力用在自己或家人身上。他常說,權力是人民給的,必須要用於人民,要為人民謀福利。”

第三,要擺正自己在工作中的位置。

陳雲一輩子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嚴格遵守黨的民主集中制,遵守黨的紀律,在黨內有口皆碑。陳方回憶說:父親每逢填寫各種登記表時,都在“文化程度”一欄裡,填上“小學”二字。父親曾坦誠地說:“像我們這樣沒有什麼底子,各種知識都缺乏的人,要老老實實做小學生。”

陳雲把名利看的很淡,一向反對宣傳自己。偉蘭記得,1983年春節,父親在家中會見部分烈士子弟並座談,大家都很激動,父親也很激動。散后,她陪父親回辦公室,看到爸爸情緒仍未平復,臉漲的通紅。這種狀態對於向來心態平和,善於控制情緒的陳雲來說,極其少有。陳雲對偉蘭說:中國革命特別艱難,犧牲的人太多了,成千上萬的人都犧牲了。很多對中國革命有過重大貢獻的人,我們都沒有宣傳過。在這些人中,有些人是我的上級,文化水平、工作能力都比我高,資歷也比我老。中國有一大批老干部還在世,他們很多人對黨有很大貢獻,因條件局限我們都沒有宣傳過。所以,陳雲對偉蘭講,對自己就是不能宣傳!以后不止在一個場合,他對身邊工作人員都交待了這件事,並作為一項原則,要求嚴格執行。陳雲對一些老同志也非常嚴肅地講了這項要求,說,不是所有人都在歷史上留名,我就做不留名的!

1983年,偉蘭到北京市委組織部工作。工作一段時間后,父親有一次把她叫到辦公室,尋問開展工作的情況。偉蘭報告了情況,也說了自己的打算。陳雲半天沒說話,靜了一會兒問偉蘭,“如果你工作中有一點別人認為做的不錯的地方,你怎麼辦”?偉蘭說:“我謙虛謹慎呀”!陳雲進一步問:“你怎麼才能謙虛謹慎?” 偉蘭說:“就是時時在思想上警示自己”。聽了偉蘭的回答,陳雲平靜地說:“我告訴你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你要擺正自己的位置,工作是大家一塊兒做的,是群眾和領導一塊兒做的,你不能把成績算在自己的賬上。要算到組織和群眾賬上。”陳雲又問:“如果你工作有缺點,別人批評你怎麼辦?”偉蘭說:“那我就找批評我的人再談談”。陳雲點點頭說:“這樣好!共產黨員就是要有自我批評精神,有了自我批評精神,才配做共產黨員”!偉蘭記得,這次談話結束后,她已經從父親辦公室走出來了,爸爸還在她身后喊著:“記住,你要擺正自己的位置。”

陳雲類似的囑咐對其他幾個作領導工作的孩子也有過。在陳雲嚴格要求下,謙虛謹慎,低調平和,寬容厚道,不僅成為幾個孩子共同的品質,也成為他們的工作作風,各自都能在工作崗位上恰當處理好各種關系,將淡泊名利的家風很好的傳承了下來。

第四,共產黨的干部要嚴格自律,清正廉潔。

在這方面陳雲身體力行,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陳元記得,大躍進時期,父親開完鄭州會議,從河南上車,往徐州、上海方向去。父親從不坐專列,隻坐公務車,挂一節車皮,跟著所在列車正常運行。省裡在他挂的那節車箱,裝了兩三隻雞,父親知道后,非常生氣,到下一站,硬是把這幾隻雞拿下去,並讓人告訴省裡收回。為這事,父親發了一個星期的脾氣,認為這是腐敗作風。以后沒有人敢送禮。陳元還記得,父親破例收過韓先楚叔叔的一隻野雞。韓叔叔和父親是東北解放戰爭時期出生入死的戰友,一次他提著一隻野雞來看父親﹔說:這不是送禮,是自己打的。父親收下了。除此以外,什麼禮品都沒收過。家裡人也知道,陪陳雲休養,照顧他,不能再拿單位工資。1959年,陳雲因心臟病到杭州休養一年,於老隨同照顧。陳雲告訴於老,你陪我期間工資一分不能拿。於老回單位后,國家科委把一年的工資發給她,她全部退回,科委開了收據。“文革”期間,偉力去江西照顧父親近十個月。陳雲也明確對她說,國家給你發工資,是為國家做事,你來照顧我,就不能拿工資。偉力謹記父親的話,把物理所這段時間發她的工資全部退回,單位也開了收據。

陳雲類似嚴格自律的事例很多,給家人以很深刻的印象,也深深影響著他們。陳元說:父親在黨內的聲望有三個方面是比較一致的。一是長征前后,大家認為陳雲公道,做干部工作最合適。1937年他從蘇聯回來,做了中央組織部部長,這在黨內是眾望所歸,毛主席和中央都支持。二是關注群眾,關注農民,關注農民生活,這在全黨也是聞名的。三是他的清廉,為人正派,在高級干部中聲望很高。大家擁戴他做中央紀委第一書記,跟他幾十年如一日的這個風格和特點有關。父親特別憎恨黨內以權謀私現象,認為共產黨員一絲一毫的腐敗都不能有﹔多次提出,要嚴抓黨風,而且要從黨的高級干部抓起。父親說,許多事情都是上行下效,領導干部帶頭守法,下面就不敢亂來,領導干部自己開口子,下面就亂套了。陳元記得,有個老干部的孩子卷入一個案件中,轉著彎找父親說情。父親說,老干部的功勞是老干部的,子女做錯事情要自己負責。以后就再也沒有對這件事情講任何一句話。

20世紀80年代初,黨內出現嚴重經濟犯罪現象。陳雲主張堅決打擊,開殺戒,決不能讓此風蔓延,得到鄧小平和黨中央堅定的支持。在家中,他一方面囑咐家人防止犯罪分子報復﹔另一方面,警示孩子,管好自己。陳方記得,一次他下班回來,父親正在洗手准備吃飯,看見他回來,就把他叫進辦公室。陳雲對陳方嚴肅地說:“現在社會上經濟犯罪、刑事犯罪很多,一些高干子弟也參加了,影響很壞,你一定要管好自己,不能跟著他們做錯事!記住了嗎?!”陳方使勁兒回答:“記住啦!”自小的嚴格教育,陳方是絕對不會出問題的。但陳方十分理解爸爸這樣向他提出問題。父親身為中央紀委第一書記,處在嚴打指揮的第一線。這個工作現在非常重要。作為他的子女,一定要管好自己,不能出任何事情,否則父親作為中央紀委書記將如何主持工作?!陳方說:“我們覺得我們有這方面的責任,管好我們自己來支持爸爸的工作”。

陳雲在上述四個方面的突出要求和身體力行,給幾個孩子扣好了一生不走邪路、不投機取巧、廉潔奉公、勤奮努力、正直做人的“風紀扣”。陳雲的“家風戒尺”,將他們鑄造成了真正能夠繼承父親遺願,能夠傳承老一輩革命家和無數革命先烈光榮傳統,自強不息、奮發有為、報效祖國、行穩致遠的國家棟梁之材,各自都在工作崗位上做出重要貢獻,有的還走上了國家領導人的工作崗位,肩負著重大責任。

陳雲沒有給子女留下什麼遺產。隻有不到兩萬元的稿費和一萬多元工資和補貼。陳雲一生重情重義,樂善好施,孩子們都知道,父親的每月工資要分寄許多人:有商務印書館的老朋友、老同事,這是陳雲革命起步的地方,陳雲忘不了他們﹔還有青浦鄉下的親戚和老鄰居,以及孤寡老人,陳雲幼年失去父母,他忘不了困境時養育和幫助過他的人﹔對這兩部分人的經濟幫助,陳雲堅持了許多年,按時寄錢給他們﹔還有在上海一起做過地下工作的戰友,以及后來在身邊工作過的同志有困難,陳雲也康慨解囊,給以幫助。所以,家裡經濟並不富裕。於老精打細算,勤儉持家,孩子們的衣服都是她做的,毛衣也是她織的,上學的書包是她用縫紉機縫制的,孩子們穿的鞋也是找人做的。為了節省錢,家裡隻有兩個大孩子上了育英寄宿學校,三個小一點的孩子都上了北長街普通小學,學費可以低一點。

但陳雲卻給孩子們留下了豐厚的精神遺產,並教導他們學會了自食其力,獨立生活的能力。於老在陳雲的囑咐下,在孩子們上小學時,就引導他們學做一些簡單家務,幾個孩子都會洗衣做飯。偉力高小時就能夠縫補衣服﹔上中學后,還學會了用縫紉機做衣服。陳元中學時開始自己縫被子。偉華也學會了織毛衣和手套等。幾個孩子曾深情地說:“我們非常幸運,能與父親共同生活了幾十年,可以近距離觀察他,可以和他談話,交換思想,可以親身體驗和感受他。他是慈愛的父親、睿智的父親、嚴格的父親。他和所有的父親一樣,關心每一個孩子,希望我們靠自己的努力成長起來。他給我們指導,也給我們寬鬆的環境,讓我們在工作和生活的挫折與成功中取得經驗,鍛煉自立於社會的能力”。“真正在人生道路上指點我們的人,就是我們的爸爸。而且應該說是非常深刻地影響了我們的一生,是長遠地、長久地從根本上影響了我們的一生”!

在陳雲誕辰100周年之際,幾個孩子坐在一起談論父親。他們認為:作為子女雖然和父親長期生活在一起,但對他的思想,對他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在不斷觀察學習和思考中逐漸領悟,是透過自己工作和生活的體驗逐步理解的。對父親認識越深,他的思想和精神對我們吸引力就越大。幾個孩子有一個共識:父親“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他完全徹底的實事求是精神和頑強的創造性的探索精神。”父親能夠作到這一點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他在工作中長期堅持調查研究。”“第二個原因是由於他認真聽取內行、專家和當事人的意見。”“第三個原因是他能夠認真聽取反面意見。”作為子女能夠從這個層面認識他們的父親,我作為一名黨和國家培養、有著近30年專門從事陳雲研究工作的人認為:他們真正理解了自己的父親,理解了作為中國共產黨兩代領導集體中重要成員的陳雲!

陳雲同志的家風,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紅色家風精神富礦中的一部分,對全社會特別是黨的領導干部有著重要教育意義和啟示。人生最初的啟蒙在家庭熏陶,家風清正,更容易將正直剛健,誠實守信,勤奮寬容等良好品性注入孩子的血脈﹔在他們成人,走向社會工作崗位時,家風塑造的人生觀、價值觀和敬畏之心,更容易形成他們成熟良好的人格而化成自覺的行為﹔在大是大非的關鍵時刻,家風戒尺也會助其分辨黑白對錯,做出正確抉擇。故習近平總書記深刻強調:“家庭不只是人們身體的住處,更是人們心靈的歸宿。” “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廣大家庭都要弘揚優良家風,以千千萬萬家庭的好家風支撐起全社會的好風氣。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抓好家風。”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世紀風採》2020年第4期和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