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性抉擇中迎接光明前景

“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在近百年的奮斗歷程中，中國共產黨成功度過了無數次危機，化危為機的歷程彰顯了一個杰出政黨深邃的歷史眼光、不凡的襟懷氣度、高超的政治智慧與卓越的領導才能。讀懂中國共產黨在每一個重大歷史關頭化危為機的歷程，便了解了中國共產黨淬煉與成熟的密鑰。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共產黨就面臨著內戰爆發的重大危機。國共實力的差距、國際環境的變幻、兩種前途和命運的抉擇，是擺在其面前不可回避的難題。這一次危機應對不僅事關黨的命運，也關系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最終，中國共產黨通過充分發揮底線思維、樹立戰略眼光、發揚斗爭精神、堅守人民立場，成功化危為機，為黨、國家和民族迎來了光明前景。

一、風險挑戰中未雨綢繆

思維是行動的先導。“守乎其底而得乎其高”，底線思維就是以最低限度為導向爭取最好結果，從最壞處著眼作最充分准備的一種思維方式。中國共產黨在全面內戰爆發前后，充分運用底線思維方式，及早對不利形勢作出預判分析，充分做好應對危機的兩手准備，防患未然，未雨綢繆，為革命取得勝利爭取到了主動權。

見微知著，對不利形勢做好預判分析。風起於青萍之末。黨的領導必須有預見性，沒有預見性就沒有一切。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的時刻，中國社會各階層對於抗戰勝利后的形勢認識還比較模糊，不少人對國民黨還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在這樣的情況下，黨的七大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中國革命從此有了明確的思想指引與根本遵循。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對中國的戰后形勢進行了“預見”，為應對抗戰勝利后的危機與挑戰進行了風險預估，指出“現在我們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計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計到黑暗”。他特別考慮到各種“最壞”情況，提出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為此，他提出了中國共產黨接下來可能遇到的17條困難：“外國大罵”、“國內大罵”、“准備被他們佔去幾大塊根據地”、“被他們消滅若干萬軍隊”、“偽軍歡迎蔣介石”、“爆發內戰”、“出了斯科比，中國變成希臘”、“我們得不到承認”、“跑掉、散掉若干萬黨員”、“黨內出現悲觀心理、疲勞情緒”、“天災流行，赤地千裡”、“經濟困難”、“敵人兵力集中華北”、“國民黨實行暗殺陰謀”、“黨的領導機關發生意見分歧”、“國際無產階級長期不援助我們”、“其他意想不到的事”。為應對這些可能出現的危機，中國共產黨不斷加強自身建設，通過整黨、建立請示報告制度等一系列舉措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淨化黨的肌體。今天，重新審視這17條困難，事實上，有些“最壞可能性”並沒有完全出現，然而正是由於毛澤東能夠立足最低點，以草搖葉響知鹿過、鬆風一起知虎來、一葉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見微知著能力，提前做出了富有遠見的預判分析，才能使我黨在之后的斗爭中作好了充分准備，游刃有余，化解危機，贏得主動。

做好軍事斗爭准備，用革命的兩手應對反革命的兩手。做出預判是為了主動謀劃，積極防范。面對眼前的危險與挑戰，中國共產黨始終“准備應付最壞的局面”。而這其中，尤其重視做好軍事斗爭准備。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國內形勢》一文中就詳細分析了國民黨發動內戰的可能性，要求全軍都要做好軍事斗爭准備，用革命的兩手應對反革命的兩手，一手揭穿國民黨假和平的本質，一手用革命的武裝戰勝反革命的武裝。為此，毛澤東提出“蔣反我亦反，蔣停我亦停”的應對策略，充分做好對付蔣介石軍事進攻的准備。在赴重慶談判前，毛澤東再次告誡全黨，“絕對不要希望國民黨發善心”，必須提高警惕，做好戰爭准備。在重慶談判期間，國共雙方達成整軍協議，規定將我軍縮編為10個師，在這一問題上，中共中央指示要將我軍大部分武裝力量以地方自治的名義隱蔽起來，“一支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盡管中國共產黨為了國內和平在軍事問題上作出一定讓步，但對於國民黨發動內戰始終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中國共產黨以底線思維方式為應對內戰爆發作好了准備。

二、紛繁復雜中運籌帷幄

戰略是成功的關鍵。中國共產黨面對抗戰勝利后紛繁復雜的局面，將戰略定力、戰略判斷、戰術決斷相統一，謀全局、抓關鍵，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提出一系列富有遠見卓識的戰略決策，為解決危機奠定了重要基礎。

高瞻遠矚謀全局。“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為克服抗戰勝利后面對的危機與挑戰，中國共產黨堅持從大局著眼，全面地、系統地、聯系地看問題，從整體性、協同性上提出一系列戰略決策。

重慶談判期間，中共中央根據形勢，適時作出“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全國戰略方針，一方面收縮南方防線，鞏固華北以及華東、華中的解放區，一方面控制熱河、察哈爾兩省，集中力量爭取控制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東北地區。全面內戰爆發初期，為能夠以劣勢兵力挫敗國民黨軍隊的進攻，中共中央從全局出發，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外交上制定了一系列富有遠見的方針政策。在軍事上，實行“以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地方為主要目標”，“以集中兵力打運動戰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擊戰為輔”的作戰方法﹔在政治上，確定放手發動群眾，爭取民主人士支持，建立最廣泛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徹底孤立國民黨反動集團的原則﹔在經濟上，提出必須一切依靠自力更生，作長久打算的方針﹔在外交上，努力爭取蘇聯支持，根據美蘇對華政策變化適時調整戰略。在這些總體原則和方針政策的指引下，解放區軍民在反擊國民黨軍事進攻中不斷取得勝利。1949年9月，解放戰爭已進入戰略決戰階段的重要關頭，中國共產黨在西柏坡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即“九月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中共中央從戰略全局出發，適時調整整體作戰方針，提出“人民解放軍要准備打若干帶決定性的大會戰……要求全軍敢於打大仗、敢於迎接敵人的強大兵團，敢於攻取敵人重兵把守和重點設防的大城市，以推進奪取全國勝利步伐”的重要戰略。依照這一指示精神，人民解放軍開始准備隨時進行大兵團的戰略決戰，為三大戰役的打響奠定基礎。

綱舉目張抓關鍵。面對變幻莫測的外部形勢，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在全局中抓關鍵，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綱舉而目張，落一子而全盤活。

早在黨的七大，毛澤東就抓住了東北這一關鍵，針對戰后形勢提出要“注意東北”的建議，指出“如果我們把現在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隻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事實証明，毛澤東的判斷十分正確。在中共中央此后發布的“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指引下，1945年11月下旬，我軍在國民黨主力到達錦州時，已全部進入東北。重視東北這一關鍵戰略部署，為我軍建立強大戰略基地，應對全面內戰奠定了有利態勢。全面內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在分別粉碎國民黨全面進攻與重點進攻后，就如何進一步將戰爭引向縱深，變被動為主動，進行了深入考量，提出要將戰爭引向蔣管區，進行戰略反攻的重大決策。而從哪個戰場入手，則成為最為關鍵的一環。為此，毛澤東果斷提出“千裡躍進大別山”的重大戰略，其偉大勝利促成了人民解放戰爭的重大轉折。在解放戰爭的戰略決戰階段，中共中央又及時抓住戰略決戰的關鍵時機，科學分析戰爭形勢，連續組織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以“打前所未有的殲滅戰的決心”贏得了戰役勝利，通過舉旗定向、謀篇布局、因勢利導、運籌帷幄，徹底改變了戰場局勢。

三、艱難險阻中斬棘拓路

精神是前進的動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斗爭精神浸潤在中國共產黨的血脈之中。越是在具有極強緊迫性和極大挑戰性的危機前，中國共產黨越能夠以斗爭化解風險，應對挑戰。“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罷艱險又出發”。中國共產黨以敢於斗陣、斗爭到底的頑強意志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強大精神支持。

敢於斗爭的精神。隨著抗日戰爭進入尾聲，國民黨准備發動內戰的野心越來越明顯，面對國共實力之間的差距，共產黨敢不敢與國民黨展開堅決的斗爭？這是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一個必須回答的根本性問題。對此，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話時，明確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這一論斷不僅是對上述問題的明確回答，更是中國共產黨人敢於斗爭精神的生動表達。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不斷在解放區制造沖突，短短兩個月內便搶佔了被我軍解放的30余座城市。針對國民黨的挑舋行為，毛澤東始終堅持“武裝斗爭”的重要思想，提出“禮尚往來”的斗爭原則，在自衛的立場上，與侵犯解放區的國民黨進行徹底斗爭。他提出“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不要浪打，打則必勝”“到了該打的時候，就要堅決、徹底、干淨、全面消滅之”等一系列斗爭原則。在這些斗爭原則指導下，各解放區軍民對國民黨的軍事進犯進行了堅決反擊。重慶談判期間，國民黨企圖用軍事上的勝利逼迫我黨在談判桌上屈服，於1945年9月至10月對上黨地區發起進攻，晉冀魯豫軍區部隊對此奮起反擊，上黨戰役一舉殲滅國民黨軍3.5萬人。此后，針對國民黨軍的進犯，我軍連續進行了邯鄲、平綏、津浦等多個戰役，殲敵10萬余人，阻擊了國民黨深入華北、進軍東北的行動。在全面內戰爆發后一年左右的時間，國共力量對比發生了較大變化，國民黨軍隊由430萬人下降到370萬人，共產黨軍隊由127萬人上升到195萬人，戰場局勢正向有利於我黨方向轉變。在此重要轉折點上，毛澤東於1947年10月為人民解放軍總部起草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在宣言中提出“打到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彰顯了全黨全軍敢於斗爭的勇氣與信心。

斗爭到底的決心。三大戰役勝利之后，國內形勢已十分明朗。國民黨面對急轉直下的局勢，試圖以虛假和談獲得喘息機會。中國共產黨該如何抉擇？毛澤東在《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中寫下的這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正是對上述問題的最好回答，更是中國共產黨“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斗爭精神的詩意展現。

1949年元旦，毛澤東寫下一篇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粉碎蔣介石的政治陰謀，將革命進行到底。這一獻詞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斗爭到底的決心和氣魄。文中鮮明指出，我們必須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干淨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毫不動搖地堅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在全國范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在這一精神指引下，1949年4月20日，渡江戰役打響。4月21日，毛澤東和朱德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百萬雄師過大江，南京解放。毛澤東聽聞捷報，揮筆寫下了這首《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在斗爭到底的精神指引下，人民解放軍勢如破竹，解放上海。至此，國民黨在長江一帶的防線徹底瓦解，南北統一、全國解放指日可期。

四、前途抉擇中迎接光明

人民是力量的源泉。人民立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立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中國共產黨深知這一顛扑不破的亙古真理。面對抗戰勝利后可能出現的深重危機，中國共產黨毅然從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出發，緊緊依靠人民追求光明前途，最終取得革命勝利，鑄就歷史偉業。

人民利益高於一切。“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1945年黨的七大，“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被寫入黨章。此后，中國共產黨便始終如一將其貫徹在黨的全部工作之中。

抗戰勝利后，飽受戰亂之苦的中國人民懷揣著對於和平的渴望，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也紛紛要求實行民主。中國共產黨從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出發，努力爭取和平建國。1945年8月28日，在明知蔣介石假和談、真內戰的陰謀之下，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毅然親赴重慶，與國民黨進行談判，為維護人民利益、爭取國內和平盡最大努力。民主人士柳亞子稱贊毛澤東為“彌天大勇”。1945年10月10日，歷時43天，國共雙方終於簽訂《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國民黨政府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重慶談判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高度的民族責任感，其爭取和平民主的付出和決心贏得了廣大民主人士和廣大人民的高度稱贊和普遍認同。此外，中國共產黨還始終重視農民的土地問題。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決定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1947年9月，劉少奇主持召開全國土地會議，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徹底廢除封建及半封建性質的土地剝削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贏得了解放區廣大農民的支持。這些舉措充分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以人民利益為根本的追求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緊緊依靠人民。黨和國家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一部中國共產黨近百年的奮斗史，就是一部黨和人民血脈相連、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歷史。人民的支持，為中國共產黨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強大的力量源泉。

在內戰爆發前期，毛澤東就指出，要“能夠依靠自己組織的力量，打敗一切中外反動派”。其要義就是要充分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而影響中國革命成敗的最大因素，就是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早在1925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毛澤東就認識到農民的重要性，指出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應該是農民。1936年，毛澤東在接受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時又表示，誰贏得了農民，誰就會贏得中國。事實証明了毛澤東的判斷。人民解放戰爭就是一場人民參與的戰爭，是一場依靠人民的戰爭。獲得了土地的億萬農民投身到了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當中，他們勇於參戰支前，為解放戰勝的勝利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陳毅曾經深情地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推車推出來的。”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周年撰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再次強調了人民在國家政權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文章指出，我們要建立的國家是人民的國家，政權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中國革命的基本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是偉大事業的推動者、踐行者，始終保持堅定的人民立場，中國共產黨才擁有了革命的力量源泉，擁有了勝利的根本保障。

百年正是風華正茂。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回望近一個世紀的風雨征程，人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中華大地上，隻有一個政黨，能夠在內憂外患中誕生，在磨難挫折中成長，在風險挑戰中壯大，幾經危機而不斷奮起，歷盡苦難而淬火成鋼。這個政黨，就是中國共產黨。“危和機總是同生並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機。”習近平總書記的鏗鏘話語為正處於新的歷史征程上的中國共產黨指明了方向。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豪情滿懷的中國共產黨必將於變局中開新局，於危機中覓生機，續寫偉大歷史篇章。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