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內學術界關於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研究述評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習近平對當前國際局勢和其發展態勢作出的一個重大論斷。這一重大論斷，提綱挈領、總括全局，一經提出，即引起國內學術界的強烈共鳴。近年來，舉凡期刊、報紙以及網絡、新媒體，都能看到圍繞這一重大論斷所展開的熱烈討論和深入研究。這些討論和研究，雖然視野和關注點不盡相同，但大都聚焦於這一重大論斷的提出背景、主要內涵和深遠影響。梳理、分析學術界這方面研究現狀，對於我們准確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刻內涵，提高統籌分析國內外形勢和世界大局的眼界和能力，具有重要意義。

一、理論共鳴中的學術探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研究涉及到的幾個重要問題

目前，國內學術界對這個領域的研究總體呈現出一種“龐雜”狀態。這種“龐雜”，尤其突出地表現為學術界對這一領域研究涉及到的國內外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等領域的種種發展形勢及其相互交織狀態，所作出的紛呈不一的綜合分析。但概括地看，這些研究基本聚焦在這樣三個重要問題，即：“大變局”的時間起止、主要特征及其對中國的影響。通過對這三個重要問題的梳理，即可管窺這一領域近年來研究的基本概況。

（一）關於“大變局”的時間起止

關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百年”，國內學術界對其具體時限觀點不一。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幾種代表性觀點：第一種，認為是指20 世紀的百年和21 世紀的百年﹔第二種，認為是指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本世紀中葉的百年，即從1945 年到2050 年左右﹔第三種，認為是指本世紀的一百年，即整個21 世紀﹔第四種，聯系“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認為是指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49 年新中國成立到20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21 世紀中葉新中國成立一百年﹔第五種，認為應以17 世紀人類逐漸進入機械化社會和18 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為標志來看待這一問題，並據此提出“百年”的時間起止應為過去的“300年”或是“400年”。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看法在學術界更具代表性和影響力。這種觀點認為，“百年”其實只是一種時間上的泛指，並非指某個具體時間（例如“一百年”），而是泛指一個較長的漸進的歷史過程。這個歷史過程，至少是近百年以上，也可能是幾百年。例如，有學者就談到百年“可以是從 1500年新航路開辟開始算起，到現在已經 500多年了”。

“大變局”的時間起止，是一個非同小可的問題。因為不同時間起止的“大變局”，其特定的思想內涵是完全不一樣的。例如，有學者從東西方力量對比的角度提出：東西方的力量對比由過去的“西強中弱、西攻中守”轉向而今的“中西互有攻守”，“堪稱一百年和近兩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與此類似，有的學者還進一步從世界經濟、國際政治等綜合因素的視角對這一大變局的時間起止作了探討，認為大變局的根源在於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威脅多元化等“五化”前所未有地同時並存於世界，並據此提出“當前世界面臨的不僅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更是 400年未有之大變局”。

還有的學者系統分析了 1500年以后西方世界開啟大航海世界格局和國際形勢的發展歷程，並結論性地指出：隨著本世紀以來，以中國、日本、韓國、印度和東盟等為代表的東方國家的快速發展，“西方長達數十年的對世界事務的統治正在接近尾聲”，“東方文明在 500年后重新回到全球舞台的中心位置，而中國正在扮演領頭羊的角色”。

要探討這個問題，筆者認為首先要回歸原文，深入學習理解習近平的相關論述。就目前已公開的材料來看，習近平多次提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比如，2018年 6月，習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當前，我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2019年 5月，在江西考察期間習近平又強調：“領導干部要胸懷兩個大局，一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一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我們謀劃工作的基本出發點。”2020年 1月，習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總結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

不難看出，在闡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重大論斷時，習近平始終立足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歷史坐標。從這個角度出發，再聯系到“大航海時代”以來亦即明朝中葉以來至今近500多年間“西強東弱”的歷史走勢，特別是聯系到鴉片戰爭 180年來中國積貧積弱、飽受屈辱的歷史和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近 100年時間裡中國所發生的地覆天翻的巨大變化，筆者更傾向於認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間起止並不是某個具體時間，而是一個漸進歷史過程的時間泛指。

具體而言，它所泛指的是，經過過去 500多年間的漫長歲月，今日東西方文明在力量對比上所展現出的、所“即將”或是“正在”發生的巨大歷史性變遷。筆者認為，這一巨大歷史性變遷，所載負的最重要的思想內涵便是從昔日堅船利炮下的“西強東弱”到而今“東升西降”背景下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要言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逐步實現，既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得以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又是其思想內核和主要內容之一。因此，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現，是科學界定和准確把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間起止最為直接也最為重要的評判標准。

（二）關於“大變局”的主要特征

晚清末造，面對內憂外患，李鴻章曾有“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慨嘆。那麼，李鴻章所言“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今天我們所說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有何異同？有不少人懷有這樣的疑問。

要回答清楚這個問題，就要准確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概念﹔而要理解這一概念，其前提又在於准確把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主要特征。也正因為這個原因，對於“大變局”主要特征的研究，尤為學術界所重視。在這個問題上，學術界慣常的研究方法便是概括出“大變局”與“一般性變化”所存在的本質不同。而這個“本質不同”，實際就是“大變局”的主要特征。

例如，有研究者將這一變局的主要內容及其標志概括為西方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所帶來的深重經濟和社會政治危機、世界東方和南方一批新興經濟體的涌現、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代表的世界社會主義事業所開創的發展新道路和新局面等十個方面，並且深刻地指出：當下世界發生的由多種具體變局匯合而成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現狀的基本面和發展的主流方向是符合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符合世界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要求的，因而是有利和有益的。而且，有利和有益的變局是主流，不利和有害的變局是支流。

又如，有的學者從“權力轉移方向”“要素比拼”“社會主義振興”“人類進步意義”等四個方面來探討這一變局所展現出的“前所未有”的特征，指出：近代以來，首次出現了世界權力向非西方國家轉移擴散的跡象﹔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同時並存，並日益成為各國進行道路、制度比拼的時代背景﹔中國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不僅使科學社會主義再次煥發強大生機活力，還改變了世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力量對比失衡的局面，並且為人類追求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全新選擇﹔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崛起，使得數十億人口得以實現跨越式發展，這無論在體量、數量還是質量上，都深刻改變了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的版圖，並對全人類的發展進步產生深遠影響。

再如，還有學者從全球范圍所發生的力量變化談及這個問題，並形象地指出“東升西降”“北分南合”“地覆天翻”是這一變局的主要特征。所謂“東升西降”，是指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國家整體實力在持續走強，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力量對比上則呈相對下降之勢﹔所謂“北分南合”，是指在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矛盾重重、各國“內顧”傾向日益凸顯的同時，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卻日益加強，並有望成為重塑國際格局的一支新的重要變量﹔所謂“地覆天翻”，是指當前的國際秩序正處於一種革故鼎新的轉型過渡期，而且它將以人類歷史上數百年前所未見的和平變革的方式得以實現。

另外，還有學者從本質的角度來研究“大變局”，指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國家間加速權力再分配的國際權力結構的“大變局”﹔是世界戰略格局正在出現重大調整進程中全球秩序的“大變局”﹔是過去幾十年來經濟全球化、國際力量多元化所持續發展而引發的全球治理結構“大變局”﹔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加速重塑世界和國家間競爭形態的“大變局”，等等。

綜觀這些研究成果，筆者認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核心在於世界格局中的力量對比及其轉移，本質在於當前國際秩序的大發展與大調整，動力在於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突破性進展以及思想和制度的創新，其主要特征則著重表現為世界戰略格局、世界經濟格局、國際秩序、全球治理體系及治理規則、人類文明及交往模式等領域所發生的富有歷史意義的大變化。

順著這個思考視角，我們可以看到李鴻章所說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主要指的是鴉片戰爭之后面對建立在工業化基礎之上的西方列強，以農立國的古老中國所面臨的種種前所未有的危機和挑戰，它所要揭示的是一種亡國滅種的危機和憂患﹔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關照的則是當今時代“世界格局”與“國際秩序”的變化問題，所要揭示的則是“大變局”背景下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問題。而這一點，恰恰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主要特征所在。

（三）關於“超大型”國家的崛起

在相關研究中，有一種觀點很值得重視。這種觀點認為，一方面，人類歷史本來就有周期性的時間點，而百年本身又是一個很漫長的時間段。在這樣長的一個時間段內，國際政治本身就一定會發生大變局。因此，“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並不是一個特殊的判斷，而是一個一般的判斷，是對事實的描述”。但另一方面，這種觀點還特別提醒到，當“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樣一個“一般的判斷”同中國這樣一個快速崛起的超大型國家結合在一起，“它的意義就非常深刻而且具有戰略性”。正是基於這一認識，這種觀點十分果敢地提出要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視角來思考中國的民族復興征程，並強調這才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重要的戰略含義。

與上述觀點相近，還有學者圍繞中國的“超大體量”這一基本國情，特別是從今日中國的影響范圍、影響強度都遠遠大於歷史上曾出現的所有“變局”體量的角度出發，深入探討了中國這樣一個“超大型”國家快速發展下的“大變局”，並認為中國的崛起本身就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例如，有學者就認為：縱觀人類歷史，那些曾輝煌一時的歐陸大國，其發展崛起時人口規模都不太大，都是千萬級的人口規模﹔20世紀長期爭雄世界的美蘇兩國，其人口規模也只是到了億級﹔與這些國家相比，中國則屬於十億級人口規模的國家，是一個超量級的國家。

也因此，相當一部分學者將今日中國的快速發展視為“巨型國家的崛起”。他們自信地認為，“巨型國家本身就有特點，不需要對外界改變太多，隻需要改變自己，這個世界就變了，為什麼？因為我們就是世界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受這一看法影響，在“大變局”的相關研究中，“中國因素”開始被置於更為重要的地位。例如，有學者就直言：“為什麼是大變局？因為，格局與秩序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特別是中國成為影響這一根本性變化的關鍵變量——世界歷史進入中國時刻。”

筆者贊同學術界的這一看法，即：要探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首先應該立足於中國這樣一個擁有龐大人口規模、保持快速發展的超大型國家本身對於國際形勢和世界秩序所產生或者可能產生的深遠影響。如果再將這一點與當今國內外發展大勢和中華民族自近代以來孜孜不倦追求偉大復興的信心、決心、能力、勇氣及其代代相承的民族信仰、奮斗精神相聯系，那麼其戰略意義就顯得更為突出了。筆者認為，這一點正是習近平強調我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與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的緣由所在。

二、爭議聲中的“裂解”與“重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豐富內涵

如何科學理解和准確把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豐富內涵，是這一領域研究的焦點之一。圍繞世界格局和國際秩序等是否發生或可能會發生“裂解”與“重構”，國內學術界仍有相當大的爭議。但與此同時，在如何看待世界經濟、國際政治、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等領域業已發生或正在醞釀的巨變上，學術界卻已初步形成了一些帶共識的看法。主要包括：

（一）世界格局處在加快演變的歷史進程中

“大變局”的核心是世界格局中出現的權力轉移。對此，國內學術界目前的一個基本共識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正在深刻改變全球政治經濟版圖。

一方面，認為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對當前世界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例如，有學者就指出：從世界范圍看，西方發達國家與廣大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的差距正不斷縮小。目前，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在全世界所佔比重接近40%，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 80%﹔如果繼續保持這一發展勢頭，十年后它們的經濟總量將接近世界總量一半，這將使全球政治經濟版圖變得更為全面均衡。“這是近代以來國際力量對比中最具革命性的、歷史性的甚至是難以逆轉的變化。”

還有學者指出，自工業革命以來，世界權力便集中在少數西方國家手中，國際秩序也長期為歐美列強所掌控，非西方國家是沒有發言權的。然而，進入 21世紀以后，隨著一大批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近代以來一直由歐美國家所主導的世界政治正在發生“東升西降”的歷史性巨變，並由此帶來了整個國際體系和國際規則的深刻調整，這不能不說是一場“全球大變局”。

另一方面，強調在世界格局力量對比的重大變化中，中美關系尤為重要和關鍵。在這個問題上，不少學者都談到了中國的制度優勢。例如，有學者指出：制度優勢可以確保中國政府“一屆接著一屆干”，而且中國的民主集中制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這與美國總統相互否定的“一屆毀著一屆干”的制度弊端形成鮮明對比。因此，“在可見的未來，中國國力超過美國是大概率事件”。另有學者則基於當前中國的快速發展速度、“工業化成功”以及“相對位置不錯”等因素，認為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最為重要的雙邊關系，決定著 21世紀整個國際關系的性質，並大膽預言未來的世界格局將從“一超多強”走向“兩超多強”，“中美關系決定了人類的命運”。

（二）國際多邊體系進入瓦解與重構過程

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隨著世界多極化的加速發展，國際格局日趨均衡，國際潮流大勢不可逆轉。在此背景下，各種戰略力量分化組合，國際多邊體系開始進入一種“裂解”與“重構”的歷史過程。

一是，認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國際秩序革故鼎新的“大變局”。有學者提出，“大變局”之所以產生，其根源在於不公平不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與扭曲的游戲規則。這一全球治理體系與游戲規則，是帝國主義的壟斷本質和統治全世界的戰略造成的，不僅損害跨大西洋聯盟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還阻礙全球生產力的發展進步。因此，“大變局”便是這一舊的全球治理體系和游戲規則的重組與變革。還有學者認為，全球大變局的核心是世界秩序的重塑和全球治理機制的完善，並據此強調，要在維護和鞏固現有國際秩序的基礎上，推進全球治理體系向著公正合理的方向變革。

二是，強調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為世界體系良性演進指明了方向。有學者談到，國際關系史上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雅爾塔體系以及冷戰結束后所謂“美國霸權”體系等，都是以強權政治為基礎的，既缺乏公正合理性，又難以有效解決和平與發展問題，而中國政府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努力，卻為世界體系的良性演進指明了方向。還有學者深入挖掘這一理念，認為在其引領下，不同制度、不同類型、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能夠增進相互依賴和利益交融，互相提供發展機會，這必將給世界和平、安全、穩定與發展帶來更多機遇，從而使百年大變局按理想方式完成舊貌變新顏的歷史使命。

此外，還有一些學者認為，主導建立戰后國際秩序的美國竭力渲染大國競爭並動輒“毀約”“退群”，大搞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破壞多邊貿易體制和全球治理體系，導致地區熱點問題持續升溫，戰略平衡與穩定受到嚴重威脅﹔反之，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則堅定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原則，積極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相比之下，中國這種追求合作共贏、共建共享的發展新道路，為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新的選擇。這一點，也是國際多邊體系瓦解與重構的重要表現。

（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快重塑世界

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提升國際競爭力、增強綜合國力、保障國家安全的戰略支撐。歷史証明，誰在科技創新上先行一步，誰就能擁有引領發展的主動權。正因如此，學術界高度關注這一領域，並普遍認為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正孕育著一場大變局。

一方面，認為“大變局”的時代是社會信息化深入發展、新工業革命風起雲涌的時代。學術界的一個基本共識是，目前以人工智能、大數據、量子信息、生物技術等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積聚力量，這必將導致世界經濟新舊動能的轉換，不僅會給全球發展和人類生產生活帶來巨大變化，還會給國際格局重塑帶來不可估量的影響。在此基礎上，有的學者還提出，21世紀全球科技創新進入一個空前密集活躍的時期，這一發展勢頭必將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因此，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既是百年變局的基本內容，同時又是導致百年變局的基本推動力量。

另一方面，認為對科技領域制高點的搶佔，直接影響到各國在大變局中所處的戰略地位。例如，有學者就認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必然會催生出大量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進而會為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現跨越式發展提供重大發展機遇。還有學者立足中國，強調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就必須高度重視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使先進科學技術快速轉化為先進產能，進而在科技領域佔據制高點和有利戰略地位，助推我國抓住歷史機遇在大變局中成功實現崛起。

（四）文明交流互鑒強化世界多元

“大變局”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各種文明交流互鑒、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蕩。這就要求，既要把握各種文明交流互鑒的大勢，又要重視不同思想文化相互激蕩的現實。

一是，認為必須走包容文明或者共生文明的新路。國內學術界普遍強調，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人類的歷史也昭示出：沖突和戰爭往往肇始於誤解與偏見，而發展和繁榮則受益於交流與互鑒。但與此同時，學術界也特別強調，從文化層面看，大變局除了意味著各種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外，還意味著不同思想文化之間的相互激蕩。面對這種現實，隻有堅持交流互鑒、美美與共，文明才能充滿生命力﹔隻有秉持包容，才能實現文明之間的和諧共生。也有學者提出，由於當前全球事務的高度依賴性、共同脆弱性和多元化趨勢，使得一國或幾國的經濟實力難以支撐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完善，因此國際社會必須走出昔日一些西方國家奉行的“霸權文明”的路子，進而走包容文明或者共生文明的新路。

二是，強調文明交流互鑒強化世界多元。有學者提出，自上世紀末以來，隨著各主要文明代表國家的不均衡發展，它們之間原有的實力差距在明顯縮小。這一態勢，就在客觀上為多元世界的構建和完善創造了有利條件，也使得各種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得以進一步強化當今世界的多元性。還有學者強調，中國倡議的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堅持各種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堅持中國傳統文化的包容智慧，不僅是對過去幾百年西方“霸權文明”經驗教訓總結的結晶，也飽含著對於新的全球治理體系的深刻認識，因此能夠引領新時代的全球文化治理。

除從“世界格局”“國際多邊體系”“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文明交流互鑒”等方面深入探討大變局的內涵之外，還有學者從“經濟全球化”“世界秩序之變”“世界文明格局”和“全球治理之變”等方面，或者圍繞“制度自信”和“制度創新”，“民眾權利意識普遍覺醒”，“人口結構改變”，“國際貨幣體系演化”，“美國內部制度頹勢顯露和中美博弈加劇”等多個維度，對於如何全面准確理解這一重大論斷的科學內涵進行了持續而深入的探討，強調“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既是多對矛盾的共同作用，又是世界地緣經濟與政治重心、世界經濟與科技動能等多個變局的疊加。

與此同時，另有一些學者對於國內學術界的上述研究提出了十分審慎的看法。例如，有學者就告誡說：在研究“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要重新審視“權力轉移”命題，要說明美國到現在還依然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原因以及是否存在“可持續發展”的再生動力，要認識到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的活力和發展中國家在群體性崛起過程中遇到的巨大挑戰，要對全球化的作用特別是消極影響作更全面、更准確的評價﹔同時，要在文化多樣性與全球價值觀交鋒的判斷上更加謹慎、避免偏激，等等。

總之，國內學術界這一領域的研究，總體上呈現出了視野宏大，視角多維，專業面廣且相關領域微觀研究較為扎實等特點。這些努力，已經從多個維度比較全面地提煉揭示出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蘊含的豐富內涵。這是目前這一領域研究可喜的局面。

三、大變局下的“危”與“機”：戰略定力、戰略機遇期及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

從歷史發展規律來看，任何大變局本質上都是由世界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而引發的國際秩序調整。這就決定了，“大變局”的過程，必然是一個從變化到穩定，再走向新的變化的充滿機遇和風險的歷史過程。正因為這個原因，國內學術界普遍認為，盡管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但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情境下，當前和今后一個較長時期，我們在面臨難得發展機遇的同時，必將面臨更為嚴峻復雜的挑戰。這就要求我們，既要保持戰略定力，充分利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又要慎終如始，防范化解好各種重大風險挑戰。

（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危”與“機”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蘊含的巨大風險挑戰。大多數學者認為，無論是修昔底德陷阱、金德爾伯格陷阱，還是中等收入陷阱，都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帶給前進道路上中國的現實考驗。處理不好這些問題和其他各種不確定因素，就有可能使中國在將強未強、將起未起之際倒在崛起的門檻上。有學者直言：國際秩序的演進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因此，我們要充分估計世界經濟發展進程面臨的風險阻力，充分估計國際格局發展演變的長期性和曲折性，充分估計國際規則之爭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充分估計國際矛盾和斗爭的尖銳性。還有學者更為尖銳地告誡：從本質上說，“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一個時間上的過渡期，在這個過渡期，如果我們不慎或者處理不好各種關系，“大變局”就很有可能成為中國國家崛起和民族復興的羈絆。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重要歷史性機遇。危和機總是同生並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機。有學者據此指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危和機是一對同生並存、可以相互轉化的矛盾。具體對我國而言，隻要緊扣重要戰略機遇新內涵，抓住和用好機遇，同時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積極創造機遇，就能化危為機、轉危為安。從這個意義上說，“大變局”正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歷史機遇。還有學者強調，“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僅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了重要的外部環境，還為中國提升在世界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契機。因此，對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言，在大變局之下，機遇與挑戰並行，機遇大於挑戰。

在此基礎上，學術界普遍認為，要進一步加強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理論內涵和現實針對性等方面的相關研究。有學者就提出，對於中國而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包含的多個疊加變局均非中國所能掌控，因此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本身就是對於各種復雜變局和種種不確定風險挑戰的最有效回應。還有學者則強調，鑒於“大變局”所帶來的“危”與“機”，中國既需要實事求是地認識、分析其復雜態勢和構成因素，又需要有“以不變應萬變”的戰略定力。在這其中，尤為重要的是警惕“戰略冒進”的風險。為此，中國既要“審勢”和“順勢”，也要“謀勢”和“塑勢”，在不斷增強自身硬實力的同時，因勢利導、趨利避害，逐步提升國際影響力等軟實力。

（二）保持戰略定力，充分利用重要戰略機遇期

聯系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歷史機遇，國內學術界普遍強調，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要保持戰略定力，緊扣重要戰略機遇新內涵，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充分利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

一是，認為在“大變局”中，中國更加需要保持戰略定力。有學者指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中國目前的發展大勢同步交織、相互激蕩，這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難能可貴的重大戰略機遇期。因此，我們要保持戰略定力，堅持戰略底線，不斷拓展戰略遠見、提升戰略自信、強化戰略運籌，在大變局中把握住這一戰略機遇期。還有學者強調：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的發展仍將處在重要戰略機遇期，中國應當保持戰略定力，充分利用這個重要戰略機遇期，圍繞結構性改革和轉型升級、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等方面，一心一意辦好自己的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

二是，強調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要主動作為，維護和延長戰略機遇期。有學者認為，經過改革開放 40多年的長足發展，今日中國的綜合國力已經大幅提升，抗風險能力也顯著增強。而且，在不發生重大變化的前提下，當前的國際環境總體上對中國還是有利的。因此，中國應當充分抓住當前戰略機遇期，並且主動作為、做好國內外自己分內的事情，力所能及地在國際舞台上發揮一個大國作用，主動維護和延長戰略機遇期，從而引領“大變局”朝著有利方向發展。此外，還有學者指出：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世界影響力的不斷增長，目前中國主動塑造戰略機遇期的能力顯著提高了。因此，著眼於“大變局”，我們更應該在國際秩序的發展完善進程中彰顯中國的責任、價值和道義，進而主動維護和延長戰略機遇期。

（三）防范化解各種風險挑戰

“行百裡半九十。”越是接近奮斗目標，前進阻力和風險壓力就越大。針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蘊含的各種重大風險挑戰，國內學術界還積極建言獻策，反復強調要做好防范化解、妥善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的思想和工作准備。代表性的觀點有：

一是，強調“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世界新舊力量博弈的過程，其變革的廣度和深度前所未有。有學者指出，“大變局”意味著我國的外部環境必定風雲變幻，這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各種風險挑戰，諸如海外利益安全風險高企、中美經貿摩擦升級、周邊安全問題頻發等問題便是其具體表現。在這種情況下，既要深刻認識到“大變局”所帶來變革的廣度和深度，又要深刻認識到這些相互交織、錯綜復雜的具體問題，存在著危機與良機之間的快速轉化。還有學者則提到，從“大變局”的角度來看，目前中美之間存在的諸如經貿摩擦等問題，可能隻不過是全球格局“東升西降”長期演變進程中的一個小片段。換言之，真正的風險未必是中美直接沖突，而是世界格局在“東升西降”的持續壓力下對於國家內部乃至整個地區安全形勢所造成的巨大破壞。

二是，主張要堅持戰略底線，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挑戰並堅定維護國家核心利益。有學者指出：要深刻認識和准確把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帶來的各種重大風險挑戰，緊緊圍繞我國改革發展穩定所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凡事要把困難估計得更充分，把預案做得更周密，注重“托底”“守底”“保底”，力爭不出現重大風險，至少在出現重大風險之時扛得住、過得去、打得贏。還有學者則強調，我們要深刻汲取蘇聯在“冷戰”中敗北的歷史教訓，深刻認識西方國家所慣用的以經濟金融戰、文化輿論戰、顏色革命等方式打總體戰、超限戰的手法，要對這些力圖全方位主導、全方位控制對手的各種招數作好各方面的准備。同時，又要積極作為，善化被動為主動，既要耐心談判，又要適度回擊，並作好打持久戰的准備，作好在國際博弈中堅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准備。

三是，提出要妥善管控“大變局”下由大國競爭所帶來的國家安全風險。針對這個問題，有學者提出，可以從緩釋“東升西降”壓力、限制內外壓力相互作用、檢查並修補自身脆弱面和薄弱環節等幾個方面未雨綢繆，提早布局。還有學者則強調：要不稱霸、不當頭，絕不走“國強必霸”的路子﹔不沖突、不對抗，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之路﹔不惹事、不怕事，堅決維護國家的主權和根本利益。此外，還有不少學者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的風險與破壞機制、國家安全路徑選擇等角度，深入探討了這個問題。

總之，如何看待和處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蘊含的機遇與風險，是該領域研究中的重要內容。總的來看，目前這方面的研究正在深化推進並且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果。下一步，隨著不斷發展演變的國內外形勢，相信還會有更多優秀的研究成果涌現出來。

四、結語

綜觀近年來國內學術界對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相關研究，可以看出，國內學術界普遍高度認同習近平作出的這一重大論斷，並以強烈的理論共鳴和研究熱情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這些研究，不僅深入探討了“大變局”的時間起止、主要特征，還深入挖掘了這一重大論斷在多個維度下的豐富內涵。在此基礎上，學者們還圍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蘊含的機遇與風險，就如何保持戰略定力，充分利用重要戰略機遇期，妥善應對各種風險挑戰等，進行了扎實深入且成果豐碩的研究。

在看到這些豐碩研究成果的同時，不容忽視的是，目前的相關研究還存在著對於這一問題的基礎，即習近平相關重要論述，掌握、積累和利用不夠的問題，也存在著國際視野特別是對國外同類研究重視和關注不夠等問題。但不論如何，這些已經取得的成果，對於我們深入分析世界轉型過渡期國際形勢的演變規律，准確把握歷史交匯期我國外部環境的基本特征，進而全面領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關系，都具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

作者：董振瑞，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研究員

來源：《黨的文獻》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