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劉少奇與晉察冀軍事局面的扭轉

提要: 解放戰爭初期，中共晉察冀解放區的軍事局面一度十分被動，大同久攻不克，又連失承德、張家口等重鎮，部隊損失巨大、組織混亂、士氣低落。朱德、劉少奇到晉察冀后，從組織領導、思想觀念、部隊建設、后勤保障等諸方面查找原因，並有針對性地作出整頓。二人從改組領導機構、重建晉察冀野戰軍入手，並跟隨重組的野戰軍進行具體指導，使野戰軍不斷打出勝仗。晉察冀軍區自清風店戰役起重新獲得主動，通過石家庄戰役的勝利，將這種主動和優勢保持了下來，從根本上扭轉了晉察冀被動的軍事局面。

1946 年底到 1947 年初，由於種種原因，中共在晉察冀解放區的軍事形勢陷入極被動的局面: 大同、集寧之戰剛剛失利不久，張家口又被攻佔。隨后，國民黨軍“重新佔領了平漢鐵路北段，又侵佔了察南地區”，企圖“深入晉察冀腹地，佔領要點，封鎖關隘，把我軍( 指解放軍———引者注) 主力困在山區，進而包圍殲滅”。[①]為打開局面，在撤出張家口之后，晉察冀部隊轉戰保定南北，先后進行了易滿、保南等戰役，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有些仗是在被動情況下打的”，“還沒有完全掌握主動，擺脫被動”。[②]相較於中共領導下的其他解放區，晉察冀的軍事工作顯得尤為落后。代理總參謀長的周恩來在小河會議上總結一年來的戰績時指出: “我軍各區成績次第為: 華東，晉冀魯豫，東北，晉綏陝甘寧，晉察冀。”[③]晉察冀居然落后於面臨數倍敵人艱難轉戰的陝甘寧，著實出人意料。

1947 年春，由於國民黨軍進攻延安，朱德和劉少奇帶領中央工委來到晉察冀。在深入分析局面被動的原因之后，朱德、劉少奇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頓，使局面在較短時間內得以根本扭轉，並於年內解放了石家庄，將晉察冀和晉冀魯豫連成一片，使之成為全國最大的解放區，為中共在解放戰爭中的全面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筆者發現對這一轉變過程的研究還不夠深入和系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寫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對此有簡要記錄，承認一些戰役未能達到預定目的，“給了敵人以可乘之隙”[④]，但並未就此深入和展開。曾服役於軍事科學院的歷史學者茅海建、劉統也認為《戰史》“對於解放軍戰史中的經驗教訓，似過於惜墨”。[⑤] 其余研究則多從朱德對晉察冀軍區工作指導的角度，從正面強調朱德所做的工作，對存在的問題則探討不多。[⑥]時任晉察冀解放區黨、軍隊的幾位主要負責人對此也有不少的回憶，但內容多經過回憶者的主觀篩選，“過五關斬六將”的敘述多，“走麥城”的敘述少。[⑦] 這倒未必是當事人諱言失敗或不足。在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再回望過去，對勝利的印象更加深刻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此，撥開歷史的迷霧，將被人有意無意遺忘的細節補入歷史，探究晉察冀軍事局面一度被動的原因，並考察隨后發生的巨大轉變，實有必要。

一、陷入被動: 解放戰爭初期的晉察冀戰局

1946 年早春，中共曾樂觀地預計: “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雖然一定還要經過許多曲折的道路，但是這一新階段已經到來了。”[⑧]但形勢的發展卻越來越嚴峻。至年中，中共認識到: “蔣介石准備大打，恐難挽回。大打后，估計六個月內外時間，如我軍大勝，必可議和; 如勝負相當，亦可能議和; 如蔣軍大勝，則不能議和。”雖然中共此時仍在致力於“爭取和平前途”，但為了應對“蔣介石准備大打”，6 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連電各戰略區負責人，作出具體部署。[⑨]

對晉察冀，中央明確要求: “在國民黨大打后，你們基本任務是保衛地方與奪取三路四城。”所謂三路，即平漢路石門以北、正太路和同蒲路; 四城，即三路上的戰略要點保定、石門( 即石家庄) 、太原和大同。對此基本任務，中央設想: 當國民黨軍向北進攻承德時，晉察冀應不顧攻承之敵，“全力舉行平漢戰役，佔領從長辛店至石門整個平漢路，相機佔領保定石門兩城”。此一戰役勝利后，主力西進轉入山西方面，“首先配合山西各區，奪取正太、同蒲兩線，掃清太原、大同以外一切敵據點，……然后相機奪取太原、大同”。[⑩] 顯然，這一任務超出了晉察冀軍區的能力范圍。

全面內戰爆發后，根據中央意圖，晉察冀、晉綏軍區決定先在晉北奪取同蒲北段，割斷大同、太原聯系，再合力攻取大同。但此計劃遭遇重大挫折，大同戰役未達戰役目的。陳誠稱中共此役“其失敗為各役所少見”[11]。閻錫山認為守住大同不失，“對拱衛平津察綏，實有重大貢獻”[12]。

對晉察冀而言，局面已相當嚴峻。在此之前，冀東重鎮承德在 8 月 28 日已被國民黨軍佔領。大同攻而未克，作為一座孤城的張家口勢必不守。而張家口如有失，中共關內與關外的陸路聯絡即被切斷，不僅影響華北，還將牽連東北，影響全局甚大。國民黨軍自然也看清了戰局，遂集中第十一、十二戰區主力對張家口展開東西夾擊。

晉察冀軍區負責人認識到，部隊連續作戰本已損耗很大，在敵東西對進的情勢下，張家口不易堅守，於是向中央軍委建議主動撤離。中央軍委次日即復電: “張家口應秘密進行疏散，准備於必要時放棄之”，同時，“集中主力於適當地區待敵分路前進，殲滅其一個師( 兩個團左右) ，得手后看情形如有可能，則再殲其一部，即可將敵第一次進攻打破”。“此種殲敵計劃是在保衛察哈爾之口號下進行動員，但以殲滅敵有生力量為主，不以保守個別地方為主，使主力行動自如，主動地尋找好打之敵作戰。如屆時敵數路密集不利於我，可以臨時決定不打。”[13]這實際上是把原來預定的外線出擊改為了內線殲敵。這個調整並不是孤立的。經過兩個多月的作戰，中共對國共兩方的戰略、戰力等有了基本清晰的認識，在 9 月 16 日向黨內發出指示，將兩個月之前的設想進行了調整，放棄攻佔大城要道，強調“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14]。

但高明的戰略需待以時日才能顯出效果，對張家口來說，此刻已是緩不濟急。國民黨軍於10 月 11 日突入張家口。杜聿明之東北保安司令部所屬各軍同時由凌源、承德北上、西進，攻佔赤峰、多倫、沽源。華北局面急轉直下。

攻下張家口當天，蔣介石感嘆: “張家口為我國北方國防基地，今得收復，不勝感謝天父聖恩，此為一年來朝夕所懸慮之事，至今方得安心也。”[15]在這一星期的“反省錄”中，蔣再次重申此戰的重要意義: “收復張家口為關內對北最重要，亦為最后最大之難關，一年來寢食不安者，實以此為最甚。”[16]中共軍隊在長江以南並無優勢，在黃河以北則恰恰相反。而在北方，蔣介石此時又認為關內未肅清以前，對東北隻取維持現狀態度。故此，華北就成為他戰略的重中之重。中共在華北所佔最大城市張家口被其收復，自然極具標志意義。在他看來，此后似可一鼓作氣而至於完全解決了。在這樣的判斷下，蔣介石一面電示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傅作義“嚴督所部，兼程南下，勿稍停留，務期一鼓蕩平”[17]，一面自信滿滿地宣布單獨召開“國民大會”，實際上完全關死了國共之間和平談判的大門。

中共軍隊撤出張家口之后，“一切組織均混亂不堪”[18]。“軍隊和地方有些同志有埋怨情緒，甚至罵街; 有的對平綏線的優越條件戀戀不舍，不願向南轉移。”[19]更有甚者，出現“逃亡及久假未歸之戰士及干部”[20]，以至於晉察冀中央局不得不在 1947 年 2 月底作出關於歸隊問題的相關決定，通過政治教育和制度規范等多方面舉措來緩解此種情況，以鼓舞士氣、減少逃亡。部隊中彌漫著的消極情緒由此可見一斑。組織的混亂和士氣的低糜相互交織，晉察冀部隊此時已完全是一副敗軍之相，如任其發展下去，局面將一發而不可收拾。

正在此時，朱德和劉少奇於 1947 年初來到晉察冀。朱、劉之所以到晉察冀，直接的原因是國民黨軍對延安發動了進攻。中共中央撤離延安后，於 3 月 28 日在子長縣做出留在陝北的決定。3 月 29 日晚至 30 日，中共中央又在棗林溝開會，對中央領導人和中央、軍委機關的行止作了更具體的部署: “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留在陝北，主持中央工作; 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以劉少奇為書記，前往晉西北或其他適當地點，進行中央委托的工作。”[21]會議一結束，劉少奇、朱德次日即從陝西綏德縣石嘴驛出發，馬不停蹄地向華北前進，於 4 月 1 日拂曉東渡黃河，先后到達山西臨縣、興縣等地，又經過靜樂、寧武、崞縣，於 26 日到達晉察冀中央局和晉察冀軍區所在地———河北阜平縣城南庄，5 月初，轉移至平山縣西柏坡村。

二、未打成殲滅戰: 戰局不利的主要原因

4 月 27 日，朱德、劉少奇剛到城南庄，便聽取了晉察冀中央局的匯報，對晉察冀的工作有了一個大致了解。30 日，晉察冀中央局為中央書記處兩位書記的到來召開干部歡迎會。在會上，朱德先從鼓舞士氣的角度肯定了晉察冀取得的成績，接著毫不避諱地指出: “你們最近打了一些勝仗，只是仗打得零碎了些。如何打大殲滅戰，你們還沒有十分學會。從張家口退出來以后，沒有很好地把兵力集中起來。”並著重強調: “打殲滅戰，是紅軍的傳統戰略思想。我們歷來是靠殲滅戰來壯大自己，你們一定要貫徹打殲滅戰的思想。”[22]作為一名敦厚長者，朱德講得十分客氣，事實上，“從張家口撤退后，主力轉到南面，在保定南北連打幾仗，除保南戰役外，都是敵人主動進攻。而保南戰役，也是在敵人進攻我根據地的態勢下，我們不得不採取的反擊行動”[23]。但過多指責無益於現狀的改變，朱德還是把精力主要放在了總結經驗教訓上。

原因究竟在何處? 朱德決定先聽聽各級指揮員的直觀感受。5 月 4 日，朱德與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聶榮臻、副司令員蕭克、副政委羅瑞卿會商，決定分別召集縱隊、旅、團級干部會議，總結前一段時期作戰的經驗教訓。6 月 1 日，朱德對從各級指揮員處得來的經驗教訓進行了總結，加上自己的一些思考，報告中共中央: “野戰軍組織頭重，尚未脫離抗戰時期游擊隊地方軍范圍，后方龐大，出征人員少，號稱野戰軍十二萬人中最多時亦隻能出征七萬人。”“上級指揮不好，自張家口退出后，一切組織均混亂不堪。”“供給補充也是紊亂的，撤張家口后一般供給標准都提得很高，以致大公家經常無錢發。又加以在建立生產運動口號下，各自為政，團以上的各級機關，都有一筆財產。平時有貪污腐化的，戰時有發洋財的，紀律也因之普遍的壞，打人罵人也相當的多，軍政軍民的關系也不好。”但總的說來，“部隊成分是很好的，干部也是好的，有紅軍傳統，戰斗經驗多，技術也相當的好，惟戰術一般的差，上級指揮，各級都不滿意”。[24]

在這份報告中，朱德主要指出了晉察冀軍區存在的作戰部隊不精干、領導指揮不稱職、供給紊亂、戰術差、紀律壞等問題。這些問題中的每一條都足以威脅到部隊的戰斗力，隻一點做不好就可能造成嚴重后果，更何況是兼而有之。晉察冀軍區沒能打出殲滅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沒打出殲滅戰，一來己方消耗大，二來敵方有生力量得以保存。不僅如此，因中共軍隊的武器裝備主要靠取之於敵，沒有殲滅也就沒有補充，自然是越打越糟糕。但問題絕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各問題均有根源，由來已久，且相互交織。隻有把它們一一分析清楚，才能對症下藥，以求解決。

晉察冀軍區的這些問題可以追溯至和平思想影響下的大量裁軍和備戰不足。1946 年初，中國的政局出現短暫的和平。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晉察冀軍區在 1946 年的三四月和五六月間對部隊進行了兩次整編。第一次整編時，第 1 縱隊由 9 個團縮編為 6 個團，冀察郭天民、劉道生縱隊合編為冀察縱隊，冀中楊成武、黃壽發縱隊合編為冀中縱隊，冀晉陳正湘、趙爾陸縱隊合編為冀晉縱隊，冀東、熱遼縱隊番號撤銷。第二次整編時，冀察縱隊第 8 旅、冀中縱隊第 11 旅番號撤銷，冀察縱隊改稱第 2 縱隊，冀中縱隊改稱第 3 縱隊，冀晉縱隊改稱第 4 縱隊。[25] 總括地算起來，“晉察冀軍區當時復員轉業了約 10 萬余人”[26]，兵力減少為原來的一半。結果，全面內戰爆發后，晉察冀軍區兵力明顯不足。受和平思想影響，晉察冀軍區在軍工生產和部隊訓練方面也做得不夠。在軍工生產方面，“那時在宣化建設一個酸廠，建設一陣，聽說用不得”，“當時張家口那樣好的環境，我們就連手榴彈、迫炮彈也沒有多准備一些”[27]，甚至“有的兵工廠炮彈也停產了”[28]。在訓練方面，雖然“練兵是當時中央指出的中心任務之一”，但晉察冀“沒有抓緊，兵也練了，可是沒有認真的練，而且訓練內容也有些不對頭”，“干部也沒有很好准備”。[29]戰爭是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上進行的，而晉察冀軍區在人力、物力上都沒有做充分的准備，無疑給下一步作戰埋下了隱患。

除了受和平思想的影響，對戰局最大的影響來自領導指揮方面，以致“上級指揮，各級都不滿意”。劉少奇亦評價: “過去之所以搞成那樣糟，主要也還是一個領導問題。”中央局的威信不高，“其原因並不是人事問題，而是工作問題，而是中央局內部的團結問題”。[30] 時任晉察冀野戰軍司令員的蕭克坦承: “戰前領導上思想的缺陷，對戰爭的影響很大。”[31]蕭克的說法似失於籠統。具體地看，所謂“領導思想上的缺陷”，除領導班子對全面內戰爆發思想准備不足以外，主要的還是劉少奇所指出的“團結問題”，即晉察冀中央局和野戰軍中不同程度的不團結現象。這在朱德、劉少奇對晉察冀軍區進行整改所關照的重點上可看出些許端倪。在晉察冀野戰軍領導班子調整后，朱、劉相繼與新班子成員談話，兩人不約而同地將“團結”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來強調。朱德對楊成武提出了 12 條要求，其中第一條就是“要團結”，劉少奇同樣“特別強調了野戰軍領導的團結問題”[32]。由此可以想見，前一時期存在的各種不團結問題對部隊影響至深至大，才會讓兩位書記處書記如此重視，反復叮囑，以免重蹈覆轍。但是，同樣需要說明的是，這種不團結並非你死我活的斗爭，更多的屬於無原則的糾紛。全國土地會議期間，劉少奇在對晉察冀土地會議代表團的談話中談起這個問題: “好多人說這裡內部斗爭很激烈，但未發現兩條路線的斗爭，未發現兩種原則的爭論。”無原則糾紛對各項工作的損害同樣是巨大的: “長期陷於無休止的、原則性很少的、帶宗派性的爭論中，扯不出腳來。這種爭論使黨不能團結，壞極了，害處極多，不正派，使大家沒心思去做工作，瓦解黨，喪失黨的威信，破壞黨的威信。”[33]不僅如此，領導班子不團結，鬧無原則糾紛，就難免互相不服氣，進而互相不配合，出現令出多門的情況，讓下級無所適從，從而各行其是，破壞集中統一。

不僅領導層存在思想和工作方法的問題，部隊中的問題也不容忽視，其中最主要的是沒能及時完成從游擊戰向運動戰的轉變。在抗日戰爭時期，由於日軍利用鐵路、碉堡等對根據地進行分割，八路軍、新四軍不易集中進行作戰，故多採用游擊戰的方式。但長期處於分散的游擊戰爭環境中，也給部隊建設帶來了弊端，使得部隊長於分散而短於集中。對於集中起來大踏進退，周密協同地進行運動戰，部隊既無經驗，更缺信心。解放戰爭初期，中共軍隊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裝備上都與國民黨軍差距不小，運動戰對中共而言才是最佳選擇。而運動戰的要訣就在於在快速運動中尋找戰機，主動出擊，覓得敵人的弱點，並集中力量打擊之。但正如朱德所指出的，晉察冀軍區很多仗都是被動打的，主動性既不足，預見性也欠缺。羅瑞卿對此有一段切中肯綮的總結: “缺乏全盤的考慮情況，充分地調查與研究也嫌不足，因而在戰役過程中，敵我雙方可能發生些什麼變化也就不能有很好地預見和預計。這個戰役結束了，下一篇文章該怎麼做，往往是走一步看一步，眼睛不能看遠一點。這樣一來，就容易被局部情況所左右。哪個地方敵人局部的動了一下，我們就跟著動，缺乏堅定不移的方針。”[34]此可謂當事人痛定思痛之后的真知灼見。部隊的游擊特征還體現在紀律方面，因長期游擊戰而沾染的游擊習氣仍在晉察冀的部隊中存在。抗戰勝利以后，晉察冀軍區的正規軍是由地方部隊整編而來的。“他們從四百( 應為‘面’誤———引者注) 八方匯攏成一支幾萬人的縱隊，在進軍中才把便衣換成軍裝，並補充了輕、重機槍和迫擊炮，調整了步槍口徑，批判了不肯離開家鄉的地域觀念和游擊習氣，號召大家樹立不怕遠征、不怕進山、不怕吃苦的思想。但是，去掉游擊習氣，不是靠突擊就能解決問題的。要靠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游擊隊有它自己的特點和優勢，然而再好的游擊隊也還是游擊隊。”[35]和平思想的存在導致晉察冀軍區領導人對戰爭的危險估計不足，從而輕視了部隊正規化訓練。未及去掉游擊習氣，大軍便倉促投入戰斗，紀律鬆弛、軍政軍民的關系不好也就在所難免了。

再一個重要原因是初戰沒打好，導致兵力損耗、補給短缺和士氣低落。晉察冀軍區副政委、同時擔任大同戰役前線指揮部政委的羅瑞卿認為: “初戰沒有打好。初戰往往對戰爭全局影響很大，因為當時有輕敵思想，先搞個硬釘子，拿大同，沒有先打弱的，后打強的。”[36]“這是一次戰役方針不對，在執行戰役時又無明確計劃( 如究竟重點是攻城還是打援? 是沒有明確的預見的，先著重打城，而后又被迫打援) ，以及輕敵，不慎重初戰，不集中兵力等完全違反主席軍事思想的一相當典型的戰例! ”[37]以歷史的后見之明觀之，當初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規定的奪取“三路四城”的目標顯然太大了。雖然作戰的指導方針隨著時局的發展作出了調整，但最初規定的任務超出了晉察冀軍區的能力范圍之外，由此帶來了一系列不利影響。蕭克事后總結認為，不利局面的形成，首要的原因就是“機械地執行奪取‘三路四城’的方針”。他說: “從當時的敵我力量的對比來看，是不適當的。首先打大同，更是失策; 大同久攻不下，又不撤圍，就更被動。”[38]事實確如蕭克所言。但大戰剛起，雙方都還處於試探和偵察的階段，目標過大或過小都不足為怪。相比中央的指示，第一線指揮員對中央意圖的理解、對當時敵情的分析和判斷、對兵力的合理部署、對戰術的靈活使用同樣關鍵。目標過大的問題並非晉察冀獨有，其他解放區也存在，但如大同戰役這樣的失敗則未見。

另外，在具體戰術、技術運用上，晉察冀軍區也存在諸多可改進之處。例如，“戰役組織上失掉突然性”，輕敵，“對自己力量估計過高”，“兵力不是絕對優勢，且戰斗力不算強……形成曠日持久，在外圍拖起來”，以及“部隊打大城市的經驗沒有，有些部隊打小村鎮的經驗亦不夠”，等等。此外，軍區還存在“兩戰略區領導思想上不完全一致與部隊行動上不夠協同”等問題。[39]

可見，晉察冀中央局和晉察冀軍區、野戰軍領導思想和工作方法上的缺陷，部隊向運動戰轉變遲緩以致缺乏主動性、突然性，在思想和戰術上對運動戰、殲滅戰准備不足等，共同導致了解放戰爭初期的不利局面。而在初戰的選擇上不慎重，更加劇了這種失敗。當然，除了這些因素，朱德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的野戰軍組織頭重、后方龐大、供給補充紊亂等問題也是影響戰斗力的重要因素。

三、整頓的切入: 改組領導機構

朱德、劉少奇對晉察冀軍區的整頓，首先從改組野戰軍領導機構開始。朱德解釋說: “軍區指揮機構對野戰軍各縱隊的作戰指揮還不完全適應; 各縱隊、各旅以至各團都各有自己的后方。對傷員的治療、俘虜的訓練以及后勤供應等問題，均為各自辦理，繳獲的武器裝備、物資、器材也都需要各自送往自己的后方。因此，后方龐大，戰斗人員少、頭重腳輕，不能適應戰爭形勢發展的需要。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中央決定組建野戰軍，成立野戰軍的領導機構，加強野戰軍建設，使之成為一個有力的‘拳頭’。”[40]朱德這段話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 一是重建野戰軍領導機構，二是使后勤保障與野戰軍作戰相適應。

此前，隨著形勢和任務的發展變化，晉察冀野戰軍曾幾經變動。如果此時能迅速組建一個團結高效的野戰軍領導機構並使之發揮作用，成為一個有力的“拳頭”，無疑將成為解決難題的有力切入點。此舉既能更好地貫徹整體戰略方針，又能在戰役戰術指揮上有所改進，一新廣大官兵耳目，消除不滿情緒，從而提高士氣、振奮精神，並帶領部隊打出更多勝仗，帶來一系列積極變化。

5 月 31 日，朱德和劉少奇聯名致電中共中央，提議“以楊得志為晉察冀野戰軍司令員，以羅瑞卿為政治委員，以楊成武為第二政治委員，負責全權指揮晉察冀野戰軍”[41]，並以耿飚為參謀長。細察這一人員搭配，不難看出朱、劉二人之苦心孤詣。楊、羅、楊、耿四人較強的工作能力自然是二人考慮的一個重要方面。但除此以外，四人之間有著長時間較好的工作關系，相互配合到位，團結搞得好，當是朱、劉為清除前期領導班子不團結之消極影響的主要著眼點。其中，羅瑞卿是楊得志和楊成武的老上級，羅瑞卿在中央革命根據地任紅 11 師政治委員時，楊得志任該師特務連連長; 羅瑞卿任中央革命根據地 1 軍團保衛局局長時，楊成武是羅瑞卿的下屬。楊成武和耿飚是紅 4 團的老搭檔，當時耿飚任團長，楊成武任政治委員。在紅 1 師時，兩人又在一起工作，結下了較深的戰斗友誼。楊得志所在的紅 1 團與耿飚、楊成武所在的紅 4 團在長征途中彼此也配合得很好: 突破烏江時，紅 4 團在上游，紅 1 團在下游; 搶渡大渡河時，紅1 團在水面強渡，紅 4 團則全力奪取瀘定橋。這種在血與火中結下的戰斗友誼讓他們比一般人有著更深的信任和默契，對團結帶領晉察冀野戰軍有非常積極的意義。這樣的人員配備顯然經過慎重考慮和反復權衡。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朱、劉也透露: “上述提議經我們與聶、蕭、羅分別談話，在數日考慮之后，又經晉察冀中央局會議一致贊成和同意。”[42]6 月 2 日，中央同意了朱、劉二人的提議。野戰軍指揮機構恢復，除楊、羅、楊、耿外，野戰軍下轄第 2、3、4 縱隊和炮兵旅。

對各縱隊的指揮者，朱德、劉少奇也頗費了一番心思。在重建野戰軍指揮機構的同時，他們對各縱隊指揮員作了調整: 第 2 縱隊司令員郭天民調離，陳正湘由第 4 縱隊調第 2 縱隊任司令員，第 4 縱隊司令員由曾思玉接任，原由楊成武擔任的第 3 縱隊司令員一職由鄭維山接替。其中，鄭維山原任察哈爾軍區司令員，晉冀魯豫中央局本擬調其主持新四軍第 5 師工作。劉少奇在得知這一情況后，致電晉冀魯豫中央局的主持者劉伯承、鄧小平並報告中共中央: “從中央任命楊得志為此間野戰軍司令員，羅瑞卿、楊成武為第一、第二政委后，兩楊離開縱隊工作，各縱隊干部配備確有若干困難。資格老者，兩楊感覺難於指揮，而能為兩楊在工作上合作者，此間確難物色。”為此，劉少奇建議: “兩楊既請求以鄭任縱隊司令，為減少兩楊組成此間野戰軍困難起見，我意以同意楊、羅提議留鄭維山任此間三縱隊司令為宜。”[43]名為建議，實為懇切之挽留。數日后，朱德、劉少奇又聯名致電中央軍委: “此間野戰軍縱隊以上干部配備業經楊、羅、楊提議經中央局請求任命，望中央迅速考慮答復。”[44]留鄭維山主持第 3 縱隊之迫切心情躍然紙上。

組建了團結有力的野戰軍指揮機構，加上精挑細選的縱隊一級干部，晉察冀野戰軍已開始展露新的氣象。誠如毛澤東總結多年革命經驗后所言: “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兩件事。”“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45]干部選配得好，為下一步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

另一方面，為適應野戰軍重建后可能面臨的作戰方式的轉變，使其能切實做到輕便靈活、快速機動，朱德、劉少奇又調整了后勤機構，力求后勤力量編組合理、配置適當、保障有力。這也是部隊向運動戰轉變的必然要求，是部隊建設向正規化發展的必要一環。其主要舉措是建立軍區后勤部，“統一供給、衛生、兵站、運輸、交通、補充新兵、訓練俘虜等工作，使野戰軍脫去后方勤務工作，割去大尾巴，不做生產，商店歸公”[46]。上述調整帶來了一系列積極變化: 一方面，減少了后勤人員，增加了作戰人員，使“頭重腳輕”的問題得以改善; 另一方面，后勤統一起來，便於后勤工作專業化，也便於后勤力量在軍區范圍內統籌使用，提高了后勤保障效益。還有比較重要的一點，在原來后勤機構分散、各自保障的情況下，由於沒有統一的領導與嚴格的標准，“一般供給標准都提得很高，以致大公家經常無錢發”。不僅如此，在各自為政的情況下，“團以上的各級機關，都有一筆財產。平時有貪污腐化的，戰時有發洋財的，紀律也因之普遍的壞，打人罵人也相當的多，軍政軍民的關系也不好”。建立統一軍區后勤機關，對克服上述缺點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

四、清風店戰役: 戰局初步好轉

重建野戰軍，建立軍區統一的后勤機構，只是為打勝仗奠定了基礎。想要在戰場上取得實實在在的勝利，還需要各級指揮員和戰斗員從思想上、戰術上、技術上各個方面逐漸轉變。但是，從被動應戰轉為主動出擊，從擊潰戰到殲滅戰，需要指揮員敏銳、果敢地捕捉戰機，需要部隊上下齊心，以高昂士氣不懼艱苦大踏步進退，還需要靈活的戰術和充足的保障，轉變實非短時間內可以輕易實現。朱德在 7 月 11 日向中央報告時即認為: 晉察冀的軍事工作，經過兩個月的努力，“方向是撥正了，督促進行並非易事”[47]。真正的轉變，需要在實戰中一點點地實現。

“晉察冀野戰軍領導機關成立起來后的頭一仗是大清河北戰斗，這一仗演變成清風店戰役，消滅敵人一萬七千多人，從根本上扭轉了華北戰局。”[48]晉察冀野戰軍在這一仗中實現了向打殲滅戰的初步轉變。

9 月初，經過休整的晉察冀野戰軍發起大清河北戰役。這一仗有得有失，得在殲滅對方五千余人，和前期作戰相比是一個不小的成績，失在野戰軍自身消耗和損失比較大，可謂“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但是，一些積極因素已悄然顯現，給人以大的鼓舞，其中最主要的是部隊士氣已漸趨積極昂揚。9 月 23 日，朱德、劉少奇向中央軍委報告: “此次士氣極旺，干部之具有犧牲精神，較以前不同。”這一變化來之不易，朱、劉二人決定趁熱打鐵，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力爭將漲起來的士氣鞏固住，將野戰軍領導的威信樹起來。兩人計劃: “朱擬去野戰軍再整理一時期，隨同楊、楊等打一二個好仗，將野戰軍樹立起來。”[49]這一時機的把握恰到好處: 過早，則士氣還沒有起來，不能乘勢而上; 過晚，可能因為戰績不理想導致官兵對新領導的懷疑泛濫起來，局面也可能由此再度轉壞。

尋找有利戰機並不容易。此時，國民黨軍隊以相對集中的兵力駐守在北平、天津、保定三個互為掎角的地區。晉察冀野戰軍原定的作戰計劃是圍城打援，以迅猛的動作圍攻在北平以南、保定以北的平漢路要沖徐水，引敵救援，從而在運動戰中消滅援軍。這個戰役計劃擺脫了被動應付，與剛退出張家口之后的幾仗相比，突出了主動性。另外，野戰軍司令部對於不利情況也作了充分預想，假使援軍從幾個方面一齊壓上來，“予以相當殺傷后，誘敵西進，迫敵分散，然后在運動戰中各個殲滅他們”[50]。在作戰准備上，晉察冀野戰軍也比先前更為縝密和充分。出乎野戰軍司令部意料的是，駐守石家庄的國民黨保定綏靖公署所屬第三軍( 軍長羅歷戎) 此時卻突然從石家庄北上，企圖對晉察冀野戰軍南北夾擊，將野戰軍聚殲於徐水周圍。

戰局的變化既突然又重大! 楊得志、楊成武、耿飚三人在行軍途中得知羅歷戎部北上的消息，就地鋪開地圖，研究起作戰方案。三人不約而同地認為，清風店地區是理想的戰場。在戰爭中，如果能按照己方設定的戰場展開戰斗，自然在態勢和力量上有優勢，勝算也大。但此時羅歷戎所部離預定作戰地域隻有 90 多華裡，而晉察冀野戰軍由於此時正欲北上並西進，隊伍拉得長，離清風店地區最近的也有 150 多華裡，遠的甚至達到了 250 多華裡。能否捕捉戰機，化被動為主動，變劣勢為優勢? 敏銳而果敢的三人當機立斷，決定奔赴清風店，圍殲羅歷戎。[51]改組后的野戰軍司令部不愧為精干高效的指揮班子，“從接到軍區電報，到做出最后決定，一共才花了二十多分鐘的時間”[52]。這一決心的快速下達實為全戰役的樞紐所在。事后的戰役總結認為: “戰役發起后，石門第三軍北上增援，當時野司能根據情況之變化於接獲軍區打三軍命令前，即機動急調主力星夜南下直奔預定戰場( 望都、方順橋間) ，為決定此一戰役勝利之主要關鍵。”[53]

在路程普遍比對方遠一倍的情況下，司令部敢於做這樣的決定，主要基於兩方面原因: 第一，經過大清河北戰斗，對部隊戰斗力和精神狀態有了充分自信。第二，改組整頓后的后勤保障提供了強大支持。事實也証明了司令部決策的正確。在野戰軍南下的路上，“大路上每隔五十公尺左右就有一口大缸，缸裡分別裝的是開水、帶棗的小米稀飯、加了糖的玉米面粥。為了保溫，有些大缸外面包上了厚厚的棉被”。“缸與缸之間是臨時架起的鍋灶。鍋裡貼著當地老鄉愛吃的玉米餅子。”[54]高昂的士氣加上有力的保障，野戰軍在一個晝夜急行軍 200 余裡，搶先佔領有利作戰位置。經過激戰，晉察冀野戰軍全殲羅歷戎所部第三軍，活捉了羅歷戎，取得完勝。

總結這一仗，楊成武認為: 勝利是因為“全軍自上而下貫徹了運動戰、殲滅戰的思想與作戰方針”[55]。晉察冀野戰軍的轉變，首先體現在思想上主動求戰，敢於出擊，並對勝利充滿信心。在此基礎上，部隊在戰役、戰術上更加突出主動性，通過調動對方和大踏步的進退，把主動性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創造出有利戰機，一舉而殲滅之。耿飚也有相似的體會，他說: “用‘運動’來引誘、分散敵人，以創造殲敵條件。一旦條件形成，就機動靈活，及時捕捉戰機。”[56]總括地看，兩人都強調了“主動”和“機動靈活”的作用。這與之前的被動局面形成了鮮明對比。著名黨史學者金沖及在《朱德傳》中言簡意賅地評價道: “如果沒有從上到下地普遍確定打大殲滅戰的指導思想，如果野戰軍沒有幾個月來在實踐中得到的鍛煉和切實的整理補充，如果沒有統一而有效的后勤供應以及人民群眾的充分發動，即使出現戰機也未必都能抓住，這次大殲滅戰是不可能出現的。”[57]此可謂直指問題要害，道出了取勝的關鍵所在。

五、攻克石家庄: 奪取大城市之創例

10 月 22 日，也就是清風店戰役結束的當天，聶榮臻等即提出“乘勝奪取石門”的建議。次日，朱德、劉少奇也向中央軍委表達了同樣的意願。同日，中央軍委復電同意攻打石門。打石家庄成為上至中央軍委下至野戰軍的共識。

以石家庄的重要性而言，中央軍委早在 7 月初就有了組織石家庄戰役的想法，但到 10 月下旬條件才成熟。聶榮臻曾深有感觸地說: “這一戰役之所以取得勝利，從指導思想上說，是摘下了一顆成熟的果子。果子沒有成熟，也就是說，主客觀條件都不具備，硬要去摘，結果不但摘不下來，還要吃虧。解放戰爭初期的攻打大同，以及在這之前的圍攻歸綏、包頭，就是這方面的例子。然而，果子熟了，你不去摘它，那也是錯誤的。對石家庄的進攻，就正是時候。”[58]准確把握作戰時機，也是晉察冀軍事工作逐漸向好的一個重要表現。

決心既已下定，勝敗取決於戰術的運用。在這一點上，晉察冀野戰軍在整頓前后表現大大不同。

對最為關鍵的指導思想———攻堅、打援何者為主，中央軍委本已明確要求: “不但集中主力九個旅，而且要集中幾個地方旅，以攻石門打援兵姿態實行打石門，將重點放在打援上面。”[59]朱德也指示野戰軍: “乘勝進攻，有可能打開，亦可能引起平、保敵人南援，在保、石間尋求大規模的運動戰的機會。”[60]可見，中央軍委和朱德並未把攻堅作為唯一戰役目的。可即便如此，晉察冀野戰軍仍以很快的速度攻克石家庄，足見其准備之充分、戰術運用之成功。與此相較，在此前的大同、集寧之戰中，戰役指揮部雖然戰前也認識到“攻堅、打援，是這一戰役密不可分的兩個組成部分”[61]，但是戰前隻對大同攻堅確定了明確的部署，對於打援，“隻確定了打點阻援的方針。沒有預定打援的戰場，沒有做出打援的具體部署”[62]。兩相對比，晉察冀野戰軍在思想和戰術上的進步不言自明。

野戰軍的充分准備和成功戰術集中體現在攻城戰斗中。石家庄守備森嚴，從外到內共有三道防線，攻下絕非易事。國民黨軍甚至宣稱: “石門是城下有城，共軍一無飛機，二無坦克，國軍憑著工事可以坐打三年! ”[63]針對國民黨軍的防御部署，朱德簡明扼要地指示旅以上干部:“石家庄戰役打的是攻堅戰，要勇敢加技術。”[64]這是一條十分凝練的概括。勇敢靠士氣，技術則主要指炮兵、工兵的應用。朱德在這幾個方面下了很大工夫。10 月 27 日，剛到晉察冀野戰軍駐地，朱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視察炮兵部隊，並強調炮兵的重要性: “炮兵很重要，為步兵開辟道路，可以減少傷亡，炮不打，口不開，打開缺口可以勝利向縱深推進，擴大戰果。”隨后，朱德還具體講解了炮兵戰術: “在戰術上要注意，接近敵人要秘密，打炮時要猛，要突然，火力齊整集中，集中裡面還要再集中，還要注意運用不同地形實施射擊，不打則已，一打就打得猛，打得准，打得狠。步、炮協同好，勝仗不斷打。”[65]30 日，朱德又在野戰軍司令部召開的炮兵、工兵會議上講了工兵使用的問題。他極為重視這些工作，視其為戰役成敗的關鍵所在。11 月初，朱德又專門致電聶榮臻等: “我到此已去看過炮兵，召集炮兵、工兵干部開過會，討論攻石門技術問題。又召集旅以上干部會議，共同決定了攻石門計劃，以陣地戰的進攻戰術為主要方法，有組織、有步驟地去進攻，用坑道作業接近堡壘，用炸藥爆破，加以炮擊，各個摧毀，採取穩打穩進的辦法。”[66]

強有力的指揮必須和晉察冀部隊自身的變化結合起來才能起到作用，兩者缺一不可。經過清風店戰役的錘煉，晉察冀野戰軍已一掃往日頹勢，“用了十幾天的時間，大搞軍事民主，開展了一個‘提困難，想辦法’的群眾運動，發揮從清風店戰役中補充的解放戰士的積極性，讓他們介紹石家庄敵人的設防情況，大家共同研究接近和通過市溝、破壞電網、穿過馬路、爆破地堡以及對付敵坦克、鐵甲車的辦法”[67]。針對其中的關鍵環節，部隊還反復進行了演練。火熱的場面反映的是思想的變化和士氣的高漲，野戰軍已變得十分積極主動。

在准備工作方面，“准備的兵力很充足，相當於敵人的 4 倍，既准備攻堅，又准備打援，甚至准備以打援為主; 物質條件的准備也很充分，有充足的攻城器械，准備的炸藥和炮彈都沒有用完”[68]。除了兵力和物質上的准備，精神准備、紀律准備、動員准備也十分到位。比如，戰斗精神方面，“戰士都打得很堅決，就是失掉聯絡，也能到別的連裡參加作戰，同樣勇敢、聽指揮。打街市戰時，上級指揮有時達不到，就靠班長，靠戰斗小組長，靠各自為戰”[69]; 而在動員方面，在清風店戰役結束后不到十天的時間裡，即“集中了一萬一千多民兵，八萬二千多民工和萬余副擔架、萬余頭牲口、四千多輛大車”[70]。

結果，僅用時一星期，晉察冀野戰軍即攻克石家庄。

拿下石家庄，意義非比尋常。石家庄處於平漢鐵路和正太鐵路的交叉口，位置十分重要。佔領石家庄以后，晉察冀和晉冀魯豫解放區連成一片，中共的戰略環境即時大大改善。對晉察冀軍區而言，這次戰役是一個先例，是一個質的飛躍。“最大的收獲是我們提高了戰術，學會了攻堅，學會了打大城市。”在心理上，經石家庄一役，兩軍對戰爭的信心上出現明顯的此消彼長。對國民黨軍而言，“動搖了防守大城市的信心。保定、北平的敵人怕得很厲害”。對中共軍隊而言，“我們自己卻更有了打大城市的信心。以后可以打下第二個、第三個以及許多象石家庄這樣的城市”。[71]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晉察冀的軍事局面實現了根本的轉變，從處處被動一躍而“僅經一周作戰，解放石門，殲滅守敵”，並因此獲得“奪取大城市之創例”的贊譽，[72]充分說明晉察冀軍區、野戰軍作戰水平和晉察冀解放區整體工作的提高。戰爭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不僅作戰部隊要勇猛且懂得運用靈活機動的戰術，與此相關的各方面工作均需密切協調、高效運轉。清風店戰役的勝利說明晉察冀的軍事局面已由被動扭轉為主動，拿下石家庄更檢驗了晉察冀以打仗為中心的各項工作。這絕不僅僅是一場戰役的勝敗或一座城池的得失那麼簡單。這些成績的取得，得益於朱德、劉少奇在組織人事、官兵思想、戰略戰術、后勤保障等各方面對晉察冀軍事工作的整頓，得益於晉察冀中央局主持下各項工作的相互配合，得益於以野戰軍領導班子為代表的廣大官兵的精誠團結和英勇善戰，得益於軍區后勤部的有效組織，更得益於民眾的全力支持。局面已經好轉，勝利已經取得，盡管以后的工作還將遇到困難，但積極向上的勢頭從此以后再也沒有發生逆轉，並漸臻穩固，為下一步更大的勝利開辟了道路。

（作者: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歷史學博士）

（來源：《蘇區研究》2020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