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的反思與重構

21世紀即將走過1/5的歷程，產生於20世紀上半期的諸多顯赫一時的史學思潮和流派大都風流雲散，唯有萌芽於五四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歷經百年風霜而未曾凋謝，至今仍居於主流。因此，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地位是無可比擬、不可替代的。然而，就當前國內學界的學術史研究狀況而言，關於已逝思潮和學派的研究碩果累累，頗為可觀，但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歷史研究不盡如人意，守成有余而創新不足，總體發展遲緩，甚至可以說，才剛剛走上學術化的軌道。馬克思主義史學史幾乎成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異軍突起、走在前列的學術史研究的重大薄弱環節。

以往學界並不缺乏關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的研究成果，但這些成果基本處於傳統模式的籠罩之下，存在嚴重的同質化弊端。傳統模式的核心是革命話語。在革命話語的支配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成為中國革命史的一部分。史學史與革命史的書寫基本屬於同一范式，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成長壯大、馬克思主義史學與非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斗爭、馬克思主義史學與中國革命的聯動構成中心內容。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也採用單一的目的論、決定論的線性敘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乃至整個近現代史學史的發展進程就是以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勝利為歸宿的，其位居主流是必然的。

與上述革命化傾向相關，在以往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的研究中，一部論作是否屬於馬克思主義，首先取決於作者的政治立場和黨派歸屬。政治上信仰馬克思主義、認同中共是一個前提條件，馬克思主義史學被等同於中共史學。中共之外的學者（包括一定時期內中共的“同路人”）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歷史的作為則被排除在外，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學術群體由此被縮小。不少學者亦因政治立場或黨派背景的牽連，其學術研究被視為“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而得不到客觀審視。

由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與中國革命的一體化，相關的學術史研究往往以表彰式、認同式為主，多數成果側重於總結評述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學術成就，彰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進步性。研究者受主觀偏好的制約，罕有反思性的評議，無法進行辯証、理性的深入剖析。與其說是研究學術，不如說是仰望先輩。歸根結底，研究者“身在廬山”，缺乏一種更為超脫的姿態以及胸懷全局的氣魄，從而極大地制約了研究的力度、深度和高度。

從更大的范圍來看，傳統模式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史已經與當前學術史研究的進展脫節。相對於目前活躍的學術史研究而言，馬克思主義史學史領域顯得比較沉悶、保守和滯后。已有成果多屬於以史家、史著為中心的常規研究，基本上是史家生平和史著評價的簡單組合，這類研究已面臨選題枯竭、低水平重復的局面。研究者缺乏“窮則思變”的勇氣和能力，對當前學術史領域的一些新觀念、新方法、新材料視而不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被強大的學術慣性所支配，得益於最新學術進展者甚少。因而，以今日學術史研究的水准加以衡量，馬克思主義史學史尚處於有待開發的狀態。

由此看來，當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要走出如上困境，必須進行根本性、整體性的改造，既不能滿足於傳統模式下的常態研究，也不能局限於局部的修補完善。那麼，如何突破傳統模式和僵化思維，重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進而刷新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的書寫？在筆者看來，主要應從以下幾點著手。

首先，反思和檢討許多既有的所謂定論與常識，將研究對象重新“陌生化”“問題化”。早先形成的關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一些定論與常識，固然為后續的具體研究提供了指引，但也時常成為突破提高的障蔽。對於這些定論與常識必須進行重新審視。比如，以往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界定就存在很大偏差，將馬克思主義史學等同於中共史學是不恰當的。一方面，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萌芽於五四時期，崛起於中國社會史論戰，與中共並非同步產生、同步發展。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曾經是一個開放性論域，各方人士都有發言權。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政治背景較為多元，並非全部具有中共身份，有的已脫離中共組織，有的是國民黨人，有的屬於無黨派人士。1949年以前的馬克思主義史家並非中共一支孤軍，而是有一大批黨外學者在活動。隻有正視這些學者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中的工作，發掘出長期被埋沒的史實，才能還原當年馬克思主義史學共同體內部諸流競進、眾聲喧嘩的歷史場景。

進一步說，目前公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之間也並非渾然一體，而是存在差異的。以往研究往往注重強調他們之間的統一性，著力塑造他們的群像。其實，正統馬克思主義學者和中共學者的步調不是完全一致的。最具代表性的“五老”就是風格各異、觀點不同的，延安與重慶的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基本理念與治學路數也存在明顯分野。延安史學是一種典型的革命史學，歷史研究與革命活動高度整合在一起﹔重慶史學則擁有較大的自主空間，與當時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文化工作並不完全合拍。1949年后，延安史學成為主導性模式。馬克思主義史家除地域差異外，還存在代際區別。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創始者與后續的馬克思主義史家之間呈現某種差別，郭沫若等第一代、劉大年等第二代也各有特點，改革開放以后嶄露頭角的新一代更是別具風貌，這反映出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階段性和時代性。因此，今后的研究不能再滿足於一體化的敘述，而要致力於對馬克思主義史家個性的動態分析。

另一個應當質正的定式是，馬克思主義史學與中國革命史的關系完全是正向的。這種認識隱含著一個基本預設，即馬克思主義史學應該也必須從屬於革命史，作為革命史的一部分而存在，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合法性之所系，由此預設作出的一些分析很難避免模式化和簡單化。前輩學者對作為“戰士型”的馬克思主義史家持贊揚態度，強調學術服務於革命的意義，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戰士”與“學者”兩重角色之間的張力以及歷史研究與現實政治之間的沖突，馬克思主義史學與中國革命史之間的關系也就無法得到全面而深刻的揭示。馬克思主義史學與中國革命史的關聯的確不容回避，應當對二者之間的牽纏互動進行理性冷靜的分析，對其利弊得失作出客觀全面的評判，將馬克思主義史學從屬於革命意識形態建構的脈絡和機制完整清晰地呈現出來。

其次，走出傳統革命史敘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理應返回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的研究框架之中。對於史學理論所探討的史學本體論、史學認識論和史學方法論問題，馬克思主義史學有何建樹、有何失誤，都有待系統的總結與梳理。以往相關研究的焦點放在馬克思主義史學對歷史理論的討論上，對史學認識論、史學方法論關注不夠。其實，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歷史學之科學性、客觀性的認識是自成體系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方法論所蘊含的跨學科取向非常值得深入挖掘，史料學思想也十分豐富。就一般史學史研究的思路而言，馬克思主義史學與實証派、新傳統派等其他學派的沖突和融合，其他學派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觀察和評論（或稱為“他者鏡像中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與域外學術的關聯，都可以納入研究視野。

在此基礎上，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應當向著專門化、精細化的方向發展，圍繞自身的一些特定問題和方面展開探究。譬如，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若干重要領域如社會發展史、社會經濟史、思想史、農民戰爭史等，都值得從現代史學轉型的角度進行專門考察。以社會經濟史而言，它不但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主干，而且代表著整個20世紀史學的新潮流和新方向。如果能對馬克思主義學者如何開辟推動社會經濟史研究以及如何塑造社會經濟史的特色等問題展開一番細密考察，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學術史意義當有更加深刻的體認。此外，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研究也是獨樹一幟的，既鮮明體現了唯物史觀的分析方法，也帶有濃厚的公式化色彩，可以作為觀測和剖析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一個標本。總之，隻有從特定角度切入，選取若干具體的方面展開深度描述，才能推動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真正從空疏走向篤實。

再次，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要與時俱進，就必須融入當前學術史研究的新潮流，積極引入新視角和新方法。馬克思主義史學史本是中國學術史的一部分，應該回歸學術史，跟上學術史的前進步伐。自90年代以來，學術史研究成為熱點后，已取得顯著進展，展現了與往日不同的面目和格局。除了對重要學派、學者的學術成就進行回顧總結外，學術機構、專業學會、學術刊物等制度層面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學術史對學者的研究也大為拓展，除一般性的學者生平活動外，更多注意到學術交往、人際關系，由“人”及“學”，通過學者的人際網絡解讀學術的生成演變，透視當時的學術生態，將學術史還原為有血有肉的“人”的歷史，而不再只是學者的“花名冊”、學術成果的“展覽館”。在中國近現代學術史研究中，胡適、顧頡剛、傅斯年、陳寅恪等重要人物仍是焦點所在，但一批所謂的邊緣性人物也陸續被鉤沉出來，如一直被視為保守勢力的“學衡派”“南高派”等。由此，學術史上中心與邊緣的關系也得到重新審視，不再是簡單的揚此抑彼、是丹非素，以成敗論英雄。在視角轉換的同時，學術史研究的材料來源也大大擴充，檔案、書信、日記等私密性文獻尤為學者所青睞。這就突破了以往以文本解讀為主的研究模式，使從新的廣度和縱深探討學術史成為可能。當前學術史研究出現的這些新動向，應當能夠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提供啟示。當前學術史研究中的新視野、新方向、新方法，都可嘗試施用於馬克思主義史學史領域。甚至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要推陳出新，就必須參照一般學術史研究的新路徑進行全面的自我改造與自我變革。

具體來說，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若從制度層面入手，可對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國科學院歷史所、中國史學會等機構和團體進行細致考察，對《中國文化》《群眾》《解放日報》《人民日報》等報刊進行專門研討。馬克思主義史學史中關於學者的研究還比較粗淺，亟待對馬克思主義史家內部的親疏離合、馬克思主義史家與其他學派的相互關系、馬克思主義史家與各派政治人物的交往等作出更為客觀、全面的梳理。馬克思主義史學史上存在的大量邊緣性人物、因歷史問題被打入另冊的人物以及被遺忘的人物，都需要加以追尋和識別。這將是日后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的一個巨大增長點。馬克思主義學者遺存的檔案、書信、日記等私密性文獻，也有待全面的調查尋訪和加工整理，這不但能夠為研究者提供更多原料和信息，而且有望從中發掘提煉出新問題，進而與專題研究形成良性循環，帶動總體研究水准的提升。

最后，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要打破封閉自守的狀態，主動借鑒史學其他分支、其他領域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共享其他學科的新成果。比如，目前較流行的“概念史”研究方法，將一些重要的概念、關鍵詞作為歷史的載體，通過考察概念的起源、演變以及人們對概念的運用，揭示概念與政治、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這可以構成對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的啟發，催生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社會形態話語、階級話語的概念史分析。政治史、中共黨史方面的新觀點、新發現，也應當被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者及時吸收。由於原有束縛的解除，近年來學術界對近現代中國政治史的研究產生諸多創獲，對一些政治組織、政治運動、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等都取得了不同於往昔的認識，正逐漸接近歷史的原生態。這些研究雖不與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直接相關，但有助於重新把握馬克思主義史學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脈絡。政治史領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新革命史”研究的興起。“新革命史”突破了傳統革命史觀的簡單思維模式，展示了革命的復雜過程和豐富面相。“新革命史”是革命史研究的進一步學術化，將對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產生拉動作用。革命史研究實現初步轉型之后，具有濃厚革命色彩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也將得到進一步深化。研究者理應更加注重從常識、常情、常理出發，考察政黨如何運用史學從事政治活動，理性審視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張力。中共黨史領域的一些新認識、新評價更要予以吸納。中共黨史與馬克思主義史學史血肉相連。中共黨史領域有關國共關系、黨內政治、領導人物的研究，直接關系到對一些重要人物的史學思想、史學活動的理解與評判。比如，對中國托派認識的深化，將有助於更全面、更客觀地看待托派學者的史學作品和史學研究。對扑朔迷離的早期中共黨史認識越充分，就越有利於把握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復雜性和多面性。

此外，還有一個史學史研究者長期重視不夠的領域，即國際共運史。國際共運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形成和演化關系密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來源不是單一純粹的，而是多元復合的。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理論主張同時並行，產生了激烈交鋒。在特定時期內，這些互相沖突的理論隻代表不同的派別，尚無正統與異端、正確與錯誤之分。馬克思主義史學內部存在的多種傾向，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分歧，比較典型的是中國社會史論戰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內部發生的論爭。國際共運的走向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命運是牽連在一起的。因此，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者有必要充分了解國際共運史的背景和脈絡。僅僅從日后居於正統的斯大林模式和斯大林主義出發觀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淵源，評價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是非成敗，將不得要領甚至出現嚴重錯位。

當然，今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的創新路徑不隻上文所強調的幾點。比如，馬克思主義史學文獻的普查整理就是一項基礎性工作，是各項專題研究得以展開的前提。胸無成見地對原始史料進行密集閱讀以獲取現場感，更是學術創新的一項基本功。再者，倡導新視角、新方法也不意味著要放棄基本研究、常規研究，拓寬視野、借鑒其他學科也不是要“舍己之田，耘人之田”，而是為了汲取靈感、活躍思維。但無論如何，馬克思主義史學史研究必須有效反思以往的研究模式，必須進行脫胎換骨式的改造，沿著學術化之路繼續推進，這一趨向是不可逆轉的。

（作者系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