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與新中國成立初期西北地區的生態建設

主政西北時期的習仲勛

新中國成立后頭三年，習仲勛主持西北地區黨政軍工作。他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軍政委員會其他領導人一起，帶領西北各族人民，為建立和鞏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恢復西北地區國民經濟付出了巨大努力。與此同時，作為生於陝西、長期在西北工作的領導人，習仲勛立足西北地區經濟落后、生態環境脆弱的實際，高度重視西北地區的生態建設，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採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為西北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習仲勛對西北地區生態建設的重要貢獻及其生態建設的經驗，彰顯了他心系人民福祉、關心民族未來的人生抱負和政治遠見，也為新時期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重要借鑒。

倡導植樹造林，制止濫砍亂伐，促進西北地區生態建設發展

1949 年西北地區解放之初，經濟凋敝，百廢待興，廣大人民群眾處於極端貧困的狀態，糧食和吃飯問題尤為突出。另外，長期以來，西北地區一直存在生態環境脆弱的問題，植被覆蓋率低、干旱少雨、風沙嚴重。如何在領導西北人民擺脫貧窮、發展經濟的歷史進程中，加強西北地區生態建設，減少風沙侵襲、水土流失對人民生產生活帶來的危害，成為習仲勛等西北地區領導人面臨的重要問題。

1950 年1 月，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會議指出，“在一定時期內，西北地區的經濟建設應以農業和畜牧業為主。在農業方面，必須提高農民生產熱情，改良種子和農作法，恢復和發展水利，並注意森林和草原的保護與培植，防治災害”。

按照這次會議確定的“注意森林和草原的保護與培植”的要求，習仲勛高度重視綠化工作，大力倡導植樹造林，防風治沙，涵養水源，促進西北地區的生態建設。1950 年，西北地區完成植樹造林2870 萬株的任務。陝西省制定了植樹造林規劃，沿古長城線，東自府谷大昌汗，西到定邊鹽場堡，營造陝北防沙林帶，在黃土高原打響“北治沙、南治土”的植樹造林攻堅戰。西北軍政委員會林業部在榆林成立陝北防沙林業委員會及陝北防沙林場，並設立靖邊、神木、鎮川三個分場，成立定邊、安邊、響水、魚河、高家堡、廟溝門六個分站，辦起神木瑤鎮、靖邊楊橋畔、榆林古城灘三個苗圃，在陝北初步形成由總場、分場、分站、苗圃組成的治沙造林體系。

在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礎上，1951 年2 月，按照習仲勛的要求，西北軍政委員會發出《展開大規模春季植樹造林運動的指示》，要求全年造林57615 畝，植樹2676 萬株，“把西北林業工作推進一步”。《指示》說，西北林業應以培植防護風沙、涵養水源的保安林為主，同時提倡栽植薪炭林以解決燃料問題，並注意栽培有經濟價值的果木樹及道路和城市樹木。《指示》強調：各級政府要深入宣傳動員，利用各種方式方法進行活動，講解植樹造林的重要性，掀起春季植樹運動，廣泛發動組織群眾和機關、學校、部隊人員進行植樹，“徹底糾正舊社會長期遺留下來的輕視林業的思想”。《指示》還提出群眾與公家合作造林，“按照自願兩利原則，有苗出苗，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地出地，等價算股，按股分紅等條件共同造林”的新政策。這個政策與群眾利益密切結合，林權劃分清楚，栽樹效率高且容易保護，極大地激發了群眾植樹造林的積極性，陝西、甘肅、青海等省出現了國家與群眾“合作造林”的新局面。西北軍政委員會當時推行的這一新政策，和現在實行的林權制度改革相似，充分反映了習仲勛等人的革命膽略和遠見卓識。

1951 年底，在西北首屆農林、水利、畜牧勞動模范代表會議上，習仲勛號召1952 年繼續開展大規模的植樹運動：“提倡每人一年一株樹運動，一年3000 萬株，經過十年二十年之后，就可以使我們西北所有鐵道旁、公路旁、河畔、禿山逐漸綠化起來”。1952 年2 月6 日，西北軍政委員會召開第65 次行政會議，再次強調“植樹造林工作在西北特別重要”，並初步規劃了東起陝北府谷、中經寧夏、西到甘肅河西走廊的3000 裡防沙林藍圖。大規模的植樹造林運動在西北廣袤的土地上廣泛興起，這是西北地區生態建設史上的壯舉。

習仲勛在領導西北地區生態建設中，既高度重視植樹造林，又注重保護好現有森林，堅決制止濫砍亂伐現象。西北解放之初，陝西秦嶺、甘肅祁連山、新疆天山等林區遭到嚴重破壞，濫伐、盜伐林木事件時有發生，甚至西安城南太乙宮一帶、華山等風景區也發生過嚴重的毀林事件。1950 年5 月6 日，西北軍政委員會發出《護林通令》，嚴格規定：凡防風、防沙、護堤、護路、涵養水源等保安林及名勝古跡、風景林木與土地磽薄、山勢險峻不易造林地區之現有林木，“一律嚴禁砍伐”﹔上列林木以外之森林，各機關、團體、人民“亦有保護義務，不得擅自濫伐”﹔個別地區駐扎部隊，如確因自用木材無法購得必須採伐時，須經當地省級以上政府或林業主管機關核准並派員指導，“在指定地區內作修枝、擇伐或疏伐”。《護林通令》還規定了擇伐或疏伐的具體原則、群眾需要的柴山和放牧地區的管理原則，要求各地區、鄉人民政府指導當地群眾組織護林小組，訂立護林公約，經常進行護林工作，對護林有功者分別獎勵，對違法毀林者予以懲處。

遵照《護林通令》指示，西北軍政委員會農林部及各省人民政府普遍進行宣傳教育，嚴禁濫伐濫墾，逐步建立健全林區管理機構，發動群眾開展護林運動。到1950 年底，西北地區建立了32 個林管站，組織了312 個群眾護林小組，在一些社會治安不好的地方組織部隊武裝護林和民兵巡山，在一些森林殘敗、護林較有基礎的地區開始封山育林。

刊登於1950 年5 月11 日《群眾日報》上的西北軍政委員會關於《保護森林嚴禁濫伐》的通令

1951 年4 月17 日， 習仲勛主持召開西北軍政委員會第41 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西北區森林管理暫行辦法》。《暫行辦法》共有7 章34 條，明確劃定國有林、合作林、團體林、私有林之間的界限﹔重申對古跡名勝、少數民族寺院、衛生、教育及其他特殊效用之保安林，生於懸崖陡坡及未達採伐樹齡和封山育林區內之林木，“一律嚴禁砍伐”﹔對管理保護、採伐利用和獎懲撫恤的相關條例，也有具體的規定。西北軍政委員會農林部和有關部門先后召開木材會議和農林生產會議，根據《暫行辦法》制定了統一採伐辦法，進一步明確地方政府的護林責任。

由於習仲勛組織西北各級政府帶領人民群眾堅決執行護林政策，秦嶺北坡毀林最嚴重地區的破壞行為被制止，秦嶺南坡和甘肅洮河、祁連山以及青海、寧夏大規模破壞森林的現象也基本得到遏制。許多群眾反映說：“如今世事不一樣了，公家來管樹，我們也有心勁栽樹了。”

精心抓好農業和畜牧業生產，注重生態建設和經濟建設的協調發展

習仲勛在領導西北地區農業生產時，積極推廣科學種田，重點抓了興修水利、活躍借貸、改良種子、防虫防旱、互助合作等工作，為農業建設和生態保護付出了大量心血。他要求貫徹“防重於治”的方針，積極防治病虫害，大力推廣優良品種，確保糧棉增產目標的實現。他特別重視讓農民群眾掌握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多次號召農業技術人員深入農民群眾中，普及優良品種和先進耕作方法。1950 年12 月，習仲勛在和西北農學院師生交談時說：科學技術之所以可貴，是因為人民群眾需要它。科學技術要實現它的偉大作用，又必須與群眾結合，交給群眾，經過群眾的實踐去實現它、証明它、充實它、發展它。因此，科學技術人員與群眾結合，是堅定不移的方向。他要求同學們學習時就要注意這個結合，如到農村幫助群眾選種、除害。

西北軍政委員會《關於防治口蹄疫的緊急指示》

習仲勛正確細致的領導，促進了西北地區農業生產的快速發展。西北地區糧食產量1950 年較1949 年增產12 億斤，提高10%，戰勝了西北解放后第一年出現的嚴重災荒。1951 年西北糧食產量大幅度增長，陝西比上年增產15%。1952 年西北糧食產量比上年增加4.8%，棉花產量超過了國民黨統治時期最高年份的22.3%。

在組織領導西北地區畜牧業生產的過程中，習仲勛高度重視草原保護和疫情防控。西北地區牧區約佔全區總面積的半數以上，絕大多數少數民族依靠畜牧業為生，畜牧業收入佔農業總收入的1/3 左右。習仲勛在籌備建立西北軍政委員會時，就提出要設立西北畜牧部，隨后各省市縣相繼設立了畜牧業管理機構。1950年7 月，在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有委員提出設立獸疫防治站和種畜場的提案。會后，習仲勛要求有關部門對於這一提案認真辦理，隨后，甘肅、青海、新疆等地設立了獸疫防治站和種畜場，並組建了獸疫巡回防治隊。

1951 年初，習仲勛在西北軍政委員會第一次畜牧獸醫會議上指出：西北地區好幾個民族的人民都以畜牧業為生。人民政府要把發展畜牧業作為重點，要“人旺畜旺”“人財兩旺”“牛羊成群”“槽頭興旺”。像怎樣養羊、怎樣養雞、怎樣養牛、怎樣使羊多產羔，就是政府要做的事情，也是我們的政治任務。

1952 年6 月，習仲勛主持召開西北軍政委員會第75 次行政會議，再次研究畜牧工作。會議形成的決議指出，西北畜牧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恢復和發展生產，“今后畜牧工作必須注意和其他生產工作密切聯系，互相適應”。各省按照決議精神，組織干部和畜牧技術人員深入牧區調查研究。牧區加強對基層畜牧技術人員的培訓，普及疾病防疫基本知識和草原管理技能，制定劃區輪牧和延遲放牧規劃，普遍實行儲備冬草、修筑土圍風障等技術措施。有的地區還成立草原管理委員會和保畜委員會，把勞動模范和種畜戶、中獸醫、羊把式以及牧民中的積極分子組織起來，進一步加強飼養管理、牲畜繁育和群防群治工作。陝、甘、寧、青四省成立各級保畜委員會1399個，村保畜小組7241 個。

通過這一系列有效措施，西北地區部分草原被嚴重破壞的狀況得到遏制，畜牧管理飼養落后的狀況得以改善，牲畜大批死亡的現象大為減少。到1952年，西北牧區經濟日漸繁榮，畜產品普遍豐收，改變了廣大牧民以往飢寒交迫的生活。

為綠化西北“建設一個更好更美麗的中國”而努力

1952 年9 月3 日，習仲勛在西北地區首屆林業工作會議上，發表《為綠化西北而努力》的講話。他在講話中充分肯定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西北地區林業工作取得的成績，深刻論述了西北地區開展植樹造林的政治和經濟意義，進一步提出西北地區植樹造林的宏偉目標和方針政策。這篇講話反映了習仲勛在深入調查研究和認真思考的基礎上，站在國家和西北地區生態建設的戰略高度，對西北地區生態建設更深刻的認識和更長遠的謀劃，是習仲勛這一時期生態建設思想的集中體現。

第一，綠化西北，改造自然，是為了“建設一個更好更美麗的中國”。習仲勛指出，林業工作是“我們即將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的一項重要工作”，今后林業工作的具體任務就是綠化西北。西北的林業工作者不僅要認識西北的自然環境，還要用森林作武器來改造西北的自然環境，把荒沙地變成森林，使沒有樹的地方能長起樹來。“綠化西北，就是西北林業工作者的理想、願望和方向！”他說，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僅要用它來認識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不僅要認識中國，而且要改造中國，建設一個更好更美麗的中國。”

第二，開展植樹造林運動，實現“綠蔭遍地、青山綠水、氣候良好”的生態建設目標。習仲勛分析了林業工作在西北地區所具有的特殊意義，指出西北水旱風沙、流沙侵襲、水土流失、氣候惡劣等一切災難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由於草原和森林的破壞”。要消滅這一切災害，“就要恢復並且逐步發展森林”，“依靠廣大的勞動群眾，在西北地區開展一個大規模的逐年發展的植樹造林運動”。他提出要在西北地區三年來“普遍護林、重點造林、合理採伐”的基礎上，進一步“把造林和護林並重起來”，有計劃、有步驟地建造防風林、水源林、護堤護岸護路林。習仲勛表示現在就要訂出幾個五年計劃，“我們的目標是正本清源”，不僅要治理黃河，涇河、渭河、洛河、無定河等幾個大支流也要治理好。要在數千裡的流沙線上建造起森林長城，在滾滾河流的兩岸和紅土山上到處種起樹來，這樣我們的西北地區“就會變得綠蔭遍地、青山綠水、氣候良好，水旱風沙的災害就會被我們逐漸征服”。他說：“這一重任，首先落在我們這一代人，特別是做林業工作的人員身上了。”

習仲勛在西北區首屆林業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為綠化西北而努力》（收入《習仲勛文集》）

第三，必須貫徹黨的群眾路線，依靠群眾的支持開展林業工作。習仲勛指出，西北林業工作僅僅依靠上千個林業干部是不行的，“必須把群眾路線放到頭等重要的位置”，“在各級人民政府領導下，依靠千百萬群眾的支持開展林業工作”。要教育群眾懂得植樹造林的利益和林業技術，發動群眾切切實實做到“一人一把種”，“一戶一畦苗”，“家家育苗”，“人人種樹”﹔發動群眾開展“自採、自育、自栽、自護”運動，由群眾自己來打下育苗造林工作百年大計的基礎﹔發動群眾負責管理山林，嚴禁濫伐，防止山火，廣泛建立護林組織，明確權利義務，使群眾懂得“靠山吃山、吃山養山”的道理﹔發動群眾調查研究，把科學知識和勞動人民的寶貴經驗結合起來，研究各種栽培方法加以總結推廣。

第四，林業工作關系著千百萬人民的生活，“不僅是經濟任務，而且也是一個政治任務”。習仲勛指出，就西北來說， 由於森林多分布在少數民族地區，需要通過林業工作進一步密切民族團結，重視少數民族在森林上的利益。民族地區的林業工作者“必須學習民族的語言文字，進一步團結和培養少數民族中的林業干部”，這是西北林業工作不可忽視的一環。

第五，林業工作者“要在思想上端正起來，要建立為新中國的人民林業服務的觀點”。習仲勛指出，我們若能把森林護好造好，綠化西北，不僅對目前有利，而且也造福我們的子子孫孫。隻要你對人民事業有貢獻，人民就不會忘記你，個人的前途才真正能大放光明。他還要求林業工作者“懂得我們祖先優秀的傳統，在應該造林的地方都培植森林，並且讓森林充分發揮它重大積極的作用”。習仲勛號召開展一個廣泛的群眾造林運動，“配合國家的經濟建設計劃，進一步發展我們西北的林業”。

習仲勛在講話中提出的這些觀點，是他領導西北地區植樹造林工作的深入思考和經驗總結，有力地推動了西北地區生態建設的發展，為西北地區的生態建設和可持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習仲勛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軍政委員會的堅強領導下，西北地區認真貫徹國家“全面護林、重點造林、合理利用”的林業方針，植樹造林運動起步較早，1950 年至1952 年共植樹9000 余萬株，並初步開始了西北防護林建設工程，扭轉了數百年來西北森林濫砍濫伐的頹勢，取得了良好的生態效益、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作者：袁武振，西安郵電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二級教授﹔梁月蘭，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原載《百年潮》202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