竭忠盡智 執著探索

——紀念張聞天同志誕辰120周年

作者: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發布時間:2020-08-30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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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30日,是張聞天同志誕辰120周年。張聞天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畢生探索真理,胸懷坦蕩,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堅持不懈,忘我奮斗。

一、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相當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

張聞天同志1900年生於江蘇省南匯縣(今屬上海浦東新區)一個農民家庭。青年時代,他目睹中國內憂外患,積極投身時代大潮,探索救國救民之路,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熱情戰士。他發表《社會問題》一文,介紹了《共產黨宣言》部分內容,開始嘗試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考察中國社會問題,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者之一。此后,他加入少年中國學會,東渡日本留學,赴美勤工儉學,回國后任中華書局編輯。從1919至1925年,張聞天同志致力於文學革命,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斗爭,創作和翻譯了大量新詩、散文、小說、戲劇、評論等作品,被譽為“少年文學家”,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代革命文學家中的一員。同時期,他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學說和研究中國社會,對各種思潮加以比較鑒別,逐步成長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1925年他在五卅運動中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被派往蘇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了深入學習和研究。

1931年初,張聞天同志從蘇聯回國,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任中央黨報委員會書記,同年9月任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在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的領導機關佔據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張聞天同志作為中央領導成員,對“左”傾教條主義的推行和宣傳(主要是對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影響)負有相應的責任。但同時,他從對左翼文化運動的指導中,逐步認識到“左”的嚴重危害並開始糾“左”的嘗試。1932年10月,他在《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一文中,強調要反對左翼文化運動中的“左”傾關門主義,團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文學家,建立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1933年初,張聞天同志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1934年1月,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后,他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長征途中,他深刻認識到隻有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才能指引中國革命轉危為安,毅然與“左”傾錯誤路線決裂。遵義會議上,他按照會前與毛澤東同志、王稼祥同志共同商量的意見,作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亦稱“反報告”),並受委托起草會議決議,為確立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實現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偉大歷史轉折,作出了重要貢獻。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如果沒有洛甫(即張聞天)、王稼祥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后不久,中央常委分工推舉張聞天同志代替博古同志在黨內負總責。從這時一直到1938年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召開,黨中央日常工作由張聞天同志主持。他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則,維護真理,抵制謬誤,堅決實行毛澤東同志主導制定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積極開展同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陰謀的斗爭,為實現黨中央的團結和實行有效的集體領導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長征勝利后,張聞天同志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付出了艱辛努力,為實現黨從土地革命戰爭到全民族抗日戰爭這一歷史性的偉大戰略轉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主持召開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並起草決議。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會后毛澤東同志《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系統闡述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使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將要到來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后,張聞天同志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創中國革命和抗日新局面,貢獻了智慧和力量。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后,他於1937年8月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洛川會議),贊同毛澤東同志闡述的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在敵后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等重要思想,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標志著黨的全面抗戰路線的正式形成。隨后配合毛澤東同志在中央內部對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進行抵制和斗爭。張聞天同志還始終關注黨的文化統一戰線的建立,主持制定、起草了許多有關文化運動重要方針政策的文件,與毛澤東同志一起,為黨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創新作出了重大貢獻。

二、理論研究、宣傳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績卓著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后,張聞天同志實際離開了黨內“負總責”的崗位,主要負責理論研究、宣傳和干部教育工作,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干部教育部部長和兩部合並后的宣傳教育部部長、《解放》周刊主編、《共產黨人》編輯、馬列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

在主編《解放》周刊和《共產黨人》期間,張聞天同志撰寫大量文章,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和抗戰必勝前途,鼓舞全國人民堅持抗戰的斗志,批判黨內存在的“左”的或右的錯誤傾向。他寫的《論青年的修養》《論待人接物問題》等文章,在黨員和青年中產生廣泛影響。為開展國際宣傳,他於1941年在延安創辦了用英、俄、法三種文字印發的刊物《中國通訊》﹔1944年主編黨內《參考資料》,比較系統地調查研究國內外重大問題。

在全民族抗日戰爭的新形勢下,培養干部成為黨的一項緊迫任務。張聞天同志認為:“在統一戰線中更要提高馬列共產主義教育,特別加強黨校工作,培養能夠深入群眾的干部,能夠應付統一戰線局面的干部,使干部適應於新的條件”。1938年,他在延安領導籌辦了馬列學院(后改組為馬列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並兼任院長,堅持理論與實際一致的辦學方針,重視黨的方針政策和重大現實與理論問題的學習與研究。他親自領導制訂實施學院教學計劃,多次約請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等中央負責同志和從前方回來的地方、軍隊領導作報告,為黨培養了大批治黨治軍人才和理論骨干。同時,張聞天同志主持編譯出版了《馬恩叢書》(10冊)和《列寧選集》(20卷),擴大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廣大干部提供了學習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的精神食糧。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張聞天同志以嚴肅的自我批評精神解剖自己,懇切表示:“過去沒有做實際工作,缺乏實際經驗,現在要補課”,主動要求到基層做調查研究工作。1942年1月,他率領調查團赴陝北和晉西北農村進行了長達一年零三個月的實地調查,撰寫了大量調查報告。這些調查報告,既是抗戰時期中國農村實地考察的寶貴記錄,也是我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發展史上的重要文獻。他還根據調查研究的體會寫作《出發歸來記》,深刻認識到:任何共產黨員,“隻要他一旦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他就會硬化起來,走進老布爾什維克的博物館,做歷史的陳列品”,而“調查研究是從實際出發的中心一環”。這表明張聞天同志完全接受了毛澤東同志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標志著他在思想上、理論上的成熟。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張聞天同志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

抗戰勝利后,張聞天同志主動要求到東北地區做地方工作,歷任省委書記、東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長、東北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建立根據地、發動群眾、肅清土匪、土地改革等方面均有突出建樹。他為東北局起草的《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明確提出東北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六種成分(后經中央修改為五種)及黨對其不同的方針,是我們黨最早全面論述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結構的文獻,其基本思想被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所吸收。此后,張聞天同志一直堅持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理論,對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三、新中國外交第一代領導人和開創者之一

新中國成立后,張聞天同志在外交戰線工作近十年,先后擔任駐蘇聯大使和外交部副部長等職。他堅定執行毛澤東、周恩來同志制定的外交路線和方針政策,在開創新中國外交工作局面中取得了顯著成就。

在1951年至1954年駐蘇聯大使任內,張聞天同志提出駐外使館要以各國政府為主要工作對象,著手成立我國駐外使館第一個研究室,親自抓調研工作,使大使館真正發揮黨和國家耳目的作用。他十分重視積極發展中蘇經貿和科技合作關系,為國內經濟建設服務,以大使身份參加了與蘇方進行的有關談判,是“156項工程”在蘇聯具體落實的主要負責人。在研究蘇聯工業化經驗的基礎上,他提出實現中國工業化要“穩步前進”,並在中國鋼鐵工業布局、自力更生和爭取外援相結合等方面提出具體建議。

1954年12月任外交部副部長后,張聞天同志積極致力於外交戰線基礎建設,著力加強部領導班子建設,堅持集體領導,發揚民主,強調政治和業務的統一關系,從改進各司工作和加強調查研究兩個方面,努力提高外交部業務水平。他到各國駐外使館巡回視察,具體指導改進對駐外使館的領導。在他主持下,外交部成立了部政研室、部直屬國際問題研究所,恢復和加強了世界知識出版社,創辦了交流信息和經驗的內部刊物,推動了國際問題研究和內部業務交流工作。他倡議建立外交學院,培養外交干部和國際關系研究人員。在1956年黨的八大上,張聞天同志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並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張聞天同志重視調查研究,勤於思考,對一些重大國際問題和我國外交政策提出了許多重要見解。他提出外交要為社會主義建設爭取和平國際環境,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絕非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我國堅定不移的長期不變的國策”,“保証持久和平,爭取同各國和平共處和友好合作,是我國外交的主要任務”等重要觀點。在外交實踐中,他反復提倡要“勤儉辦外交”,反對鋪張浪費和形式主義,強調首先要把國內事情辦好,對外經濟技術援助要“量力而行”。這些見解和主張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

1959年廬山會議上,張聞天同志以對黨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批評當時工作中“左”的錯誤,強調堅持實事求是、克服主觀主義、發揚黨內民主的重要性。為此,他受到不公正對待,被撤銷外交部領導職務,到中國科學院任“特約研究員”。“文化大革命”中,他身處逆境,仍深切關注黨的命運,筆耕不輟,顧全大局,保護同志。1976年張聞天同志猝發心臟病逝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中央撥亂反正,對他的一生作出公正評價。

四、共產黨人的楷模,革命知識分子的典范

張聞天同志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以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高度的黨性原則和敏銳的政治眼光,竭忠盡智,執著探索,把畢生精力無私奉獻給了黨和人民,不愧是共產黨人的楷模,革命知識分子的典范。

張聞天同志是信仰堅定、對黨忠誠的楷模。張聞天同志青年時代就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加入了黨組織,從此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斗終身。無論從事什麼工作,無論道路多麼崎嶇坎坷,他始終對共產主義矢志不移,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前途充滿信心,一息尚存,奮斗不止。遭遇不公正待遇時,他無怨無悔,始終以共產黨員的標准嚴格要求自己,在逆境中寫下幾十萬字關於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和實踐問題的筆記文稿,提出不少有價值的政策建議。他說:“我是堅信共產主義一定能在中國實現的”,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對黨都沒有喪失信心。”彌留之際,張聞天同志深以十幾年沒能為黨工作為憾,一再囑咐妻子把補發的工資和解凍的公債存款全部交給黨,算作他最后一次黨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隻有理想信念堅定的人,才能始終不渝、百折不撓,不論風吹雨打,不怕千難萬險,堅定不移為實現既定目標而奮斗”。我們學習張聞天同志,就要牢記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牢記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在立根固魂上下功夫,永遠忠於黨、忠於人民。

張聞天同志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楷模。張聞天同志在中央領導崗位上盡管執行過“左”傾錯誤路線,但當實踐証明自己犯了錯誤的時候,他勇於自我批評,改正錯誤,同時也敢於堅持正確意見。他曾擲地有聲地說:“真理在誰手裡,就跟誰走”。延安整風中,他多次對自己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錯誤作出深刻檢討,在黨的七大上,他再次誠懇深刻檢討,公開為當年自己犯的錯誤承擔責任,顯示了一個共產黨人的坦蕩胸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是黨和人民事業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重要保証。”我們學習張聞天同志,就要勇於直面問題,勇於自我革命,隨時准備堅持真理,隨時准備修正錯誤,永遠為了真理而斗爭,永遠為了理想而斗爭。

張聞天同志是深入實際、實事求是的楷模。張聞天同志學識淵博,作風嚴謹,他依靠調查研究做決策,注重從實踐中深化理論認識。經過實際斗爭的艱苦磨練,他更加自覺地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善於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研究解決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他說:“將外國黨的決定搬到中國來用,是一定要碰釘子的。所以不僅要懂得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而且要在民族環境中來實現這些原則。”“要認真的使馬列主義中國化,使它為中國最廣大的人民所接受。”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要“提高全黨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當代中國實際問題的能力和水平。”我們學習張聞天同志,就要把實事求是貫穿到各項工作中去,經常、廣泛、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點緊密結合起來,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在實踐中探求和掌握事物發展的規律。

張聞天同志是一心為民、廉潔奉公的楷模。張聞天同志對人民懷有深厚感情,他曾贊嘆:“現在是勞動人民的時代啊!這些最平凡的人物,就是真正的英雄,就是歷史的創造者!”在研究歷史經驗的基礎上,他提出,黨成為執政黨以后,“最容易犯的錯誤,錯誤中最危險的和致命的錯誤,是脫離群眾”,必須經常教育全黨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他常說:“一個黨的干部絕不能搞特殊化,干部的親屬隻有多為人民服務的義務,而沒有比普通老百姓更多的權利!”他長期擔任領導職務,始終嚴格要求自己和子女,保持公仆本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熱愛人民,“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應該堅守的力量源泉”。我們學習張聞天同志,就要牢記手中的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是用來為人民服務的,守住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守住正確的人生價值,以自己的模范行動,推動黨和人民事業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當前,我們黨正帶領人民走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長征路上,張聞天同志“相信不久中國將成為一個光明燦爛的大國”的美好理想正在變為現實。讓我們繼承和發揚張聞天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風范,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不斷譜寫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篇章!

《 人民日報 》( 2020年08月30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