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中共抗戰史研究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史學研究特別是中共革命史研究的學術回歸和發展，中共抗戰史研究開始真正起步，並在平穩中向前推進。進入新世紀，因對外學術交流的持續、跨學科方法的引入、研究方法的更加多樣和研究領域的不斷拓展，中共抗戰史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由於篇幅和個人學力所限，本文僅選取研究進展較為顯著的幾個專題擇要介紹，以展示新世紀以來中共抗戰史研究的進步和新趨勢，期待能為推動相關研究的進一步深入貢獻些微之力。

一、關於中共抗戰軍事戰略與軍事史的研究

軍事戰略無疑是中共抗戰的核心議題，一直都是研究者關注的重點問題之一。相較於既有研究的主題多集中於中共抗戰戰略方針的提出與轉變、作戰階段的劃分與重大戰役的爭論，新世紀以來的研究更加關注中共抗戰軍事戰略的形成基礎和過程、軍事戰略的傳播和貫徹實踐以及抗日武裝的具體創建路徑等。

第一，中共抗戰軍事戰略的形成與傳播

毛澤東關於抗日游擊戰、持久戰理論的系統闡述，體現在他1938年5月相繼推出的《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兩個文本中。毛澤東為何在這個時間點提出他的抗戰軍事戰略思想？有研究指出，1938年前后華北的特殊形勢，特別是1938年初中共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獲得的意外發展，是促使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從堅持山地游擊戰到下決心向華北大平原發展的關鍵因素。平原游擊戰的提出，是中共持久抗戰理論形成的最后關節。還有一個因素與之前毛澤東感到軍事理論知識准備不足直接相關。毛澤東之所以堅持游擊戰爭必能挫敗日本這一論斷並詳加論証，其真正目的是強調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和群眾性的游擊戰爭不可替代的決定性作用。[①]

中共的抗戰軍事戰略，集中體現在毛澤東《論持久戰》一文中。針對世間借“持久戰”非毛澤東首創而質疑《論持久戰》價值和意義的聲音，有研究著重探討持久戰思想的淵源流變，強調毛澤東從來沒有自認為提出了持久戰﹔《論持久戰》的價值在於論述而非提出持久戰，其中也包括審視評議前人的持久戰思想言論﹔紅軍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是中共提出成熟的抗戰軍事戰略方針的必要基礎[②]。隻有對《論持久戰》公開發表不同版本的不同表述進行研究，才能真正理解1938年毛澤東想要表達的思想，才能真正讀懂歷史。有學者通過對《論持久戰》版本變動過程的梳理，比較分析文本內容的異同，認為真正重要且最流行和最具影響力的實際隻有四種。另有研究對國家博物館所藏《論持久戰》的32種版本作了系統整理和比對分析。[③]關於《論持久戰》的傳播及其在中共黨政軍民中的宣傳貫徹，有研究提出，《論持久戰》本身的科學性和前瞻性、中共領導層內部較早在持久戰問題上達成共識以及文化工作者不遺余力的宣傳，都是《論持久戰》得以廣泛傳播的重要因素。還有學者從與國民黨對比的角度指出，中共利用政黨合法化以及在全國各地設立多處黨政軍辦事處、興辦多種公開報刊等有利條件，在全國展開強大的宣傳攻勢，加上左翼人士的踴躍呼應以及經濟與文化的補充論述，《論持久戰》很快就家喻戶曉，影響廣泛，得到社會各界的積極反響。[④]

關於中共抗戰的戰略方針問題，鑒於海外學界多年來流行一種說法，即戰時中共的重心是自我發展而非抗戰，有學者撰文回應指出，這種說法存在明顯史實錯誤，也不符合中共當時所面對的政治情勢。洛川會議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考慮的重點仍是如何獲得合法地位，軍事方針尚處在變動中。在這種形勢下，所謂“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的軍事計劃是“根本不可能預想和設計出來的”。[⑤]

第二，中共抗戰軍事戰略的具體踐行

正確的戰略思想的提出，是戰爭取得勝利的前提﹔而戰略方針的切實貫徹和靈活踐行，則是抗敵制勝的關鍵。中共持久游擊戰略戰術的具體推行，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關注，而既有研究的實証性探討略顯不足。

近些年的研究更好地呈現了中共在華北戰略展開的具體過程和方式。有學者考察中共進入華北后在不同省份各具特色的發展模式，突出反映中共進入各省后最具特點的生存發展路徑。研究指出，無論武裝出動，還是統一戰線、群眾運動，中共在華北都將其放在具體情境中靈活運用，不斷調整原則和策略，在各地區最大限度地尋找制敵和發展的良機，中心則不離力量對比這一核心要素﹔中共在華北敵后的發展，除自身努力外，也與戰前華北的特殊態勢、戰爭初期日軍的進攻和佔領方式密切相關[⑥]。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領導層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精心謀劃華北游擊戰爭的戰略布局，指揮八路軍主力部隊挺進敵后，在廣闊的華北山地和平原地帶實施戰略展開，一面配合國民黨軍的正面防御作戰，有力襲擾和打擊侵華日軍﹔一面廣泛發動群眾創建抗日根據地，建立起支持長期抗戰的主要戰略支點[⑦]。

1941年至1942年日偽在華北推行“治安強化運動”，使抗日軍民陷入最危險的境地，考驗著中共的智慧和韌性。有研究從小部隊建設切入，考察中共在山東敵后抗戰最艱難時期對抗戰戰略方針的調整：中共實行分散游擊戰，正規軍地方化分散為小部隊潛入地方，融進群眾，深入敵后之敵后，採取新的組織形式及多種舉措進行部隊建設﹔對敵以政治攻勢為主，軍事行動為輔，遵循秘密機動靈活多變等行動准則，積蓄力量，渡過難關[⑧]。還有研究表明，冀中軍區在1942年5月的反“掃蕩”作戰中，從開始的應對導致的慘重損失中吸取教訓並調整對策，採用隱蔽斗爭的形式，運用兩面政策、派遣武工隊和擴大統一戰線，得以在冀中不斷發展[⑨]。中共在冀中反“掃蕩”后期取得的成功，正是中共新的抗戰軍事戰略——分散游擊戰得以實施的結果。分散游擊戰對敵以政治攻勢為主，對日偽軍的瓦解工作即是重要內容之一。有學者通過對新四軍廣泛開展瓦解日軍工作的便利條件、實施途徑的梳理，總結其主要經驗：根據戰場形勢和敵軍心理特點，科學制定瓦解日軍工作方針政策﹔組織機構嚴密，各方密切協同﹔根據日軍心理特點，及時調整對敵宣傳內容和手段﹔堅持群眾路線，專業性與群眾性密切結合[⑩]。

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反侵略戰爭，動員全國各民族力量，實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的總體戰，形成全民皆兵的人民戰爭，是中共抗戰軍事戰略的重要內容。關於這場人民戰爭的具體展開，長期以來學界的研究還遠遠不夠。有研究考察地道戰這一廣為人知的戰爭形式，深入探討其興起的背景、實際運作及背后蘊含的復雜政治、軍事內涵，說明地道斗爭是一種系統工程，其得以順利進行源自中共高度追求效率的組織動員體系和民眾中普遍存在的對日敵意[11]。另有研究論述了冀中堡壘戶的產生、功能與困境，認為1941年至1943年冀中區以堡壘戶為核心，形成了地洞、地道以及抗日人員與堡壘戶、鄰裡、村政權之間聯動的隱蔽系統﹔堡壘戶承擔著掩護救助等任務，為冀中抗日軍民提供了落腳點與活動空間[12]。以沁源圍困戰為典型戰例的考察，反映了中共領導的敵后抗戰的基本方式和特征，並以日軍在沁源之遭遇窺視其在華北的“治安”困境　[13]。中共堅持在敵后生存抗戰，採用多種方式爭取各階層民眾和各種社會力量的支持，這一領域有進一步挖掘探究的余地。

在軍事上處於劣勢的條件下，中共如何通過與日軍周旋維持自己的生存發展？有研究再現當時曲折復雜的具體情境后指出，中共之所以能在敵后立足，除了自身的努力外，還取決於多種因素的支持，包括戰爭的國際性質以及廣泛的大后方的存在，中共靈活的斗爭策略則是關鍵[14]。靈活斗爭策略表現之一即是對“灰色地帶”的創造利用以及兩面政權的建立。有研究表明，中共武裝在魯南地區對日偽的“愛護村”採取“涂灰”策略，將這些村庄的保甲長轉變為兩面派，保持其“偽化”的表象而使其實際上支持八路軍[15]。抗戰時期山東農村兩面政權的出現，初期是中共變通抗日策略的產物，后來與中共調整抗戰戰略息息相關﹔兩面政權作為潛在的抗日力量，對中共在敵后立足、扎根，堅持抗日游擊戰爭，發展抗日力量，開創與鞏固抗日根據地提供了掩護、救助、情報、物資供應、協助瓦解偽軍、破壞日偽征糧拉夫等多方面協助[16]。不過，各地兩面政權未必有著相同的形成路徑和特點，這一問題仍有繼續探討和比較的空間。

第三，中共抗日武裝的發展路徑、武器裝備與軍力

中共敵后抗日武裝的發展，並不完全依靠主力武裝的進入來開拓局面。抗戰初期中共在山東的抗日武裝，主要依靠中共山東地方黨在復雜形勢下積累發展起來。關於具體的組織方式、發展過程等，以往學界研究並不充分。有學者以山東省委直接領導發動的徂徠山起義為例，考察其組織、發動及起義隊伍擴大過程，探討山東中共抗日武裝興起的獨特環境、具體路徑、促成要因等，呈現中共敵后武裝力量發展路徑的多樣性[17]。

民兵自衛隊是中共抗日武裝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有研究對此缺乏具體探討，近些年有學者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有研究從太行根據地武裝結構變化的角度考察該地區民兵自衛隊發展的階段性變化及其原因，認為以1941年為界，太行根據地的民兵自衛隊建設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之前以補充正規軍為主，之后才得到重視和發展，這與同時期減租減息運動的真正推行與政治教育、軍事訓練密切相關[18]。民兵作為中共軍事力量體系的一個重要部分，聯通了民眾和軍隊，根據地“群眾—民兵—地方武裝—正規軍”同時並存而又梯級發展的武裝體制，既緩解了直接動員參軍的困難，又確保了武裝力量的可持續發展[19]。對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婦女自衛隊的研究表明，婦女自衛隊不僅承擔著擾敵、破路等軍事斗爭任務，還在鋤奸、送信、運輸、生產等根據地保衛和建設中發揮著特殊作用，是中共領導的人民武裝的重要力量[20]。

武器裝備及部隊訓練等直接關系到一支軍隊的戰斗力。近年來，中共抗日武裝的武器來源及彈藥不足等關系到實際戰力的問題引起研究者的關注。有學者從百團大戰切入，詳細考察八路軍武器裝備、技術水平對戰術選擇與作戰效能的影響，指出裝備和彈藥的有限供給從根本上制約了百團大戰中八路軍軍事技術技能的提升，以及戰術的選擇和作戰效能的發揮[21]。但也有研究認為，八路軍在百團大戰中遵循並盡可能發揮既有戰術原則，獲得之戰果亦不差[22]。此種還原八路軍戰力實態的努力，可以為理解中共抗戰軍事戰略的提出與轉變提供史實依據。

中共正規軍武器裝備落后且供應有限，民兵等地方武裝的武器配備自然更是問題。對太行根據地民兵的武器來源、經費和管控問題的研究表明，當時民兵武器彈藥主要來源於正規部隊的發放。因為有效管控是給民兵發放武器的前提，所以真正落實是在根據地開創數年即根據地內軍事化的組織動員體系初步成型之后。但總體武器供應困難，中共經過有效的動員和組織，使人的作用實現了盡可能的發揮，相當程度上彌補了武器裝備等客觀條件的缺陷。[23]武器彈藥缺乏和供應困難正是中共抗日武裝戰力受限的客觀原因，於此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共持久游擊抗戰戰略方針的提出和靈活變通斗爭方式的現實基礎。與軍力相關的戰士個人衛生習慣培養和軍隊公共衛生管理問題也開始引起研究者的關注[24]。

綜上，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宏觀視角不同，新世紀以來有關中共抗戰戰略與軍事史的研究，更多結合了微觀或者中觀層面的觀察，關注重點從政策層面轉向實踐層面。從研究內容看，有的是對已有專題的深入探討，更多的是轉換視角解讀常見史料或挖掘新史料拓展的新課題，呈現中共抗戰戰略形成、傳播和實踐的豐富進程，展示中共抗日武裝發展路徑和戰力實態以及全民抗戰形式的多樣性。這些成果有助於增進人們對中共抗戰史的整體認知和深入理解。

二、關於國共關系的研究

中共與國民黨結束十年對峙，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全國各民族力量，共同進行了抗日戰爭。國共關系是中共抗戰史研究的重要內容。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研究重在考察和分析統一戰線政策的形成過程，特別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達成以及合作過程中的磨擦問題。新世紀以來，海外陸續解密的檔案資料拓寬了研究者的視野，許多研究從國內外政治局勢的變動、國共雙方及國內各種政治勢力的協作與博弈中重新解讀抗戰時期的國共關系。

第一，中央層面的國共關系

關於抗戰時期國共兩黨的聯合與斗爭，有學者利用毛澤東未刊文稿和《蔣介石日記》，著重從毛澤東、蔣介石的應對角度作了詳細論述，認為抗戰期間的國共關系有兩大特點：一是民族矛盾使雙方始終保持合作﹔二是十年內戰給雙方的合作帶來極大的復雜性，甚至有時發展為嚴重的對立和沖突。此外，抗戰期間的國共關系並非一成不變，也不是直線式發展，而是隨著國內外局勢的變化而起伏不定。[25]國民黨解決與中共間的問題，雖有搖擺，但基本上以政治方法為主[26]。

圍繞抗戰時期國共合作的具體形式，以往研究多從蔣介石的視角論述國共合並動議的前因后果或話語分歧，對事件的另一主角中共的應對研究稍顯薄弱。新近研究認為，中共秉持組織獨立原則，並不認同蔣介石國共組織合並的提議，談判很快陷入僵局﹔之后蔣介石重提國共合並，中共以“根本原則所不許”為由斷然拒絕，談判不了了之[27]。另有研究為認識多層面有事商討的國共第二次合作組織形式確立的淵源提供了參考[28]。

有研究依據俄羅斯解密檔案考察皖南事變前中共中央對國民黨策略謀劃的演變后提出，從總體上看，當中共中央認為蔣介石不會降日時，其策略支點主要放在維護國共關系上，即“和”的方面﹔當認為蔣介石准備降日時，其策略支點主要放在准備國民黨破裂合作關系上，即“打”的方面[29]。

關於中條山戰役期間國共配合作戰問題，學界有三種不同看法。一是認為對日蘇中立條約簽訂的不同態度導致國共間強烈的政治爭議伴隨戰役始終。中共堅持團結對敵，配合作戰基本方針，但又不為國民黨激將法所動，把主要配合作戰區域放在晉東南和冀南，而不是國民黨所要求的晉南，使激將法失效。[30]二是認為國民黨激將法及其失效之說並不准確，中共的應對策略主要基於自己的抗戰軍事戰略方針、之前國共關系的嚴重危機以及百團大戰的教訓，與日蘇中立條約的簽訂無關。蔣介石要求中共配合作戰的真意是病急亂投醫地請中共幫忙，而又不想放下身段，反以中共抗日與不抗日相要挾，結果造成左右不討好，而非“一石二鳥”之策。[31]三是認可蔣介石採取激將法和下命令等多種方式“請”中共出兵配合作戰。戰役前期，蔣介石請中共出兵的真意就是讓八路軍配合國民黨軍隊守住中條山，而后期蔣更多的是為了借機消耗中共實力或從政治上打擊中共。中共答應了蔣介石的請求，只是主客觀環境使得中共行動稍遲，力度也不夠，未能給日軍以嚴重打擊。[32]這種學術性的討論和爭鳴，可以推動相關研究不斷深入，更加接近歷史的原貌。

面對外敵入侵，國共雙方都不想讓合作關系破裂。有學者對1942年毛蔣會晤醞釀、提出與流產的過程進行梳理后認為，雙方要求差距過大是談判不了了之的重要原因。此后不久，隨著共產國際解散，國共雙方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對抗。[33]

對1943年蔣介石、胡宗南閃擊延安計劃的重新梳理表明，國際因素是蔣介石考量戰時國共關系的關鍵。隨著美蘇深層次介入國共沖突，國共關系及其實力的變化又轉而成為影響美蘇在華存在的重要變量。更為重要的是，閃擊延安計劃促使中共重新定位與國民黨的政治關系，國共關系迅即邁入新的歷史階段。[34]還有學者根據《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考察抗戰后期美國調和國共關系的努力，認為延安觀察組的使命使美國意識到調停國共關系的重要性，這對戰后國共關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35]。另有研究考察國共兩黨圍繞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展開的激烈的輿論宣傳戰，探究了新聞輿論與國共政爭之間的復雜關系[36]。

關於抗戰后期中共所提聯合政府倡議，有學者考察1944年9月中共提出“聯合政府”口號的目的、過程和意義后強調，該口號旨在否定國民黨一黨訓政的國家政體，促成中央政府權力再分配﹔國共關於聯合政府的談判過程，是抗戰末期中國政治全部背景的集中體現﹔“聯合政府”口號的提出，標志著中共對國民黨的政策由改良轉變為革命[37]。

事實上，抗戰后期國共兩黨的力量、作用和影響等出現了明顯有利於中共的變化，中共開始向國民黨提出分配中央政府權力的要求，因此對組建獨立政府也進行了充分的醞釀和准備。這兩種政權訴求有著不同的特點、影響和利弊，但都否定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國家政權。共產黨經過一番取舍，最終對這兩種政權訴求進行融合，使聯合政府主張增添了具有指導性的組建獨立政府的內容，成為對新民主主義政權的重要探索。[38]

既往有關抗戰時期國共關系的研究，關注政治軍事層面的較多，鮮見經濟方面的考察。依據國、共、蘇三方檔案，對抗日軍餉與國共關系及中共財經相互影響的研究表明，國民政府撥付中共抗日軍費的正式發放時間應該是1937年8月至皖南事變前后，共計3175.1萬元，這筆經費對於中共及其軍隊堅持長期抗戰發揮了一定作用。軍餉問題和國共關系相互影響，也是雙方斗爭的焦點。[39]還有研究探討了抗戰時期南京國民政府對八路軍的軍械補充問題[40]。

第二，地方層面的國共關系

關於閻錫山與中共的關系，既往研究存在概念化和政治化的傾向，較多從中共的視角解讀，討論並不充分。有學者利用國民黨方面的史料，梳理閻錫山與共產黨關系的發生、發展和變化過程，分析導致雙方關系破裂的復雜因素及其后果。研究認為，抗戰爆發后中共得以明暗兩種方式進入山西，公開合法地介入基層農村民眾動員、組織和武裝工作中去，自然引發了與傳統舊派勢力之間的矛盾沖突。無論從任何角度，中共此時都需要爭取閻錫山在新舊勢力，包括在國共關系中保持中立，因此並不曾主動地採取破壞與閻統戰關系的政策、行動，並且還不止一次地嘗試修補雙方關系。但由於觀念意識、經驗情感、不同層級人員對政策策略的理解不同，特別是妥協合作的出發點不同，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雙方關系終究還是一步步地走向了破裂。[41]另外，從晉西事變的應對入手分析雙方關系可知，毛澤東在反復權衡利弊得失后，堅信劃界而治最為有利，故力勸軍事領導人朱德、彭德懷等接受蔣介石提出的劃界辦法，最終使事變得以平息，並且首次在山西獲得了軍政和地方控制的實權[42]。有學者考察1935年至1945年閻錫山在國、共、日之間的博弈后提出，與其他地方實力派相比，閻錫山與中共的關系最為密切而復雜，中共對閻錫山的統戰最重視且最有成效[43]。

太河慘案是抗戰時期國共在山東發生的一次嚴重軍事沖突。鑒於以往著述對這一事件的表述頗多錯亂，有學者撰文予以補正，並分析慘案發生的具體背景及其對抗戰時期山東國共關系的影響[44]。對國共雙方在山東相處實況的具體探討，呈現雙方合作與磨擦的曲折變化以及力量對比的逆轉情形[45]。

關於國共雙方1939年4月、12月在甘肅隴東地區發生的兩次頗具規模的軍事沖突，即隴東事件，有研究表明，該事件是經蔣介石默許、甘肅省政府主席朱紹良具體策劃、國民黨隴東當局實際執行的一次試探共產黨合作底線的有計劃和有預謀的軍事磨擦行動。沖突的發生雖然夾雜著國民黨地方當局對中共力量發展的疑懼及其對重慶政權意圖的主觀臆測，但總體上是沿著國民黨“限共、溶共、反共”的軌道運行。國共雙方交涉最終陷於蔣介石推脫責任、甘肅省政府居中調停、隴東署縣政府承擔一定責任、雙方相互指責的扯皮之中。[46]

對新四軍向蘇北發展期間國共較量的研究表明，雙方既有軍事層面的磨擦沖突，更有政治層面的運籌帷幄﹔合作局面雖已危機重重，但在抗戰大背景下仍勉力維持，映射出1940年國共關系的基調與底線[47]。對抗戰初期中共在陝西關中國民黨統治區鄉村上層動員的微觀考察，呈現了中共統戰工作的策略和成效[48]。還有研究考察了自華南抗戰開始到1943年前后，中共廣東黨組織的武裝策略在與國民黨地方軍政當局開展統戰與獨立自主進行敵后游擊戰之間的徘徊，以及對廣東中共抗日游擊武裝之形成發展路徑的獨特影響[49]。

第三，皖南事變及其善后

皖南事變是抗戰期間國共磨擦最為嚴重的事件，既往研究多強調事變前國民黨的陰謀和事變后美國的壓力及國際輿論的作用。新世紀以來，有學者對事變發生的原因、后果作了新的闡釋，認為從國民黨堅持限制中共軍隊發展、要求其限期北移的強硬態度及中共中央堅持大力發展經營華中地區的獨立自主政策看，皖南事變有其必然性。但事變也有相當的偶然性，這表現在中共出於對國民黨的高度戒備，拖延北移且選擇一條出人意料的北移路線，而國民黨恰好在皖南新四軍逾期南下時完成圍堵部署，封住新四軍南進東去之路。事變發生后蔣介石不曾有過要在更大范圍內對中共動武的計劃，故關於美蘇及國際輿論的反對和日本的突然進攻打亂了國民黨發動更大規模“剿共”戰爭陰謀的說法，不一定符合事實。而就中共中央來說，受莫斯科態度的影響，在這段時間對國民黨的政策估計和對事變的應對態度，也有一個頗為復雜的變化過程。[50]還有學者利用俄羅斯檔案，探討事變前后共產國際指示對中共處理同國民黨關系產生的影響，指出共產國際在思考、處理中共與國民黨關系問題時的中心意圖是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致發生破裂，在方式上注意進行原則指導，發出的指示多採用建議和提醒的口吻。而中共中央對共產國際的指示不再唯命是從地機械執行，有不同意見就多解釋，並及時通報情況，從客觀實際出發，盡量吸取其合理、正確的部分。[51]

與以往研究較多關注國共關系及共產國際的影響不同，對新桂系與皖南事變關系的考察表明，皖南事變的最終發生，實際上是新桂系、中共、三戰區三方博弈的結果。新桂系安徽省府與中共的關系從抗戰初期的密切合作，逐步發展到事變前夕的勢若水火，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皖南新四軍對北移路線的選擇，最終導致了事變的發生。抗戰時期中共與新桂系在皖關系雖是個案，但究其根源，國共兩黨不同的政治理念及各自對地方政權的排他性爭奪，是桂系與中共在皖關系由合作走向對抗的根本原因。[52]

關於皖南事變發生后國共雙方的應對，既有研究主要利用中共方面資料，圍繞中共一方的判斷、決策、方針、措施等進行總結。新世紀以來，有學者利用多方史料予以深入剖析后認為，皖南事變發生后，國民黨內隨即產生四派意見，即何應欽主張為葉挺另組新四軍，白崇禧主張取消新四軍番號，徐永昌主張政治上與中共全面破裂，王世杰、張治中、賀耀祖等則力主緩和，蔣介石採納了白崇禧的意見。國共在尖銳對立的同時，又都為避免全面破裂設置了限制，這集中表現為避免新四軍牽扯八路軍。在事態得到控制后，國共雙方圍繞皖南事變政治了結條件的較量集中在二屆一次參政會。第三方面以調解國共糾紛為契機，提出了自己獨立的條件。蔣介石運用現實利益的杠杆作用，滿足了第三方面的條件，從而將其吸引過來。結果，中共通過拒絕出席參政會表明皖南事變的政治性質，而蔣則通過吸引第三方面使參政會全票否決中共條件，雙方互有勝負，兩黨關系轉入“拖”的局面。[53]還有研究者根據《王世杰日記》分析皖南事變后至1943年王世杰及其他國民黨高層人士對共產黨的態度和舉措，認為國民黨上層圍繞皖南事變善后、對中共宣傳方略、對中共應以武力解決還是政治解決等問題，經過了反反復復的爭議。由於國際國內各種因素的牽制以及王世杰、張治中、賀耀祖等的斡旋，國民黨最終採取了較為折中偏緩的處理辦法，國共關系繼續維持在合作抗日的大格局之下[54]。

由於多元視角和多方資料的運用，新世紀以來的國共關系研究取得了較大突破，宏觀和微觀層面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推進，抗戰時期從中央到地方國共關系復雜多變的特點以及合作得以維持的原因等有了更為全面的呈現，但國共合作與磨擦的復雜局面尤其是地方層面的國共關系仍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三、關於抗日根據地史的研究

抗日根據地是中共開展游擊戰爭的重要依托，根據地的創建與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等是既往研究重點關注的問題。新世紀以來，研究者繼續挖掘史料，在從不同角度實証性探討根據地政治經濟文化等專題的同時，更多地從社會史視角考察中共在根據地各項政策的具體實踐及其對根據地社會變遷等的影響。

第一，減租減息運動

減租減息是抗戰時期中共提出的一項重要的土地政策，一直是中共抗戰史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既往研究多著眼於政策及意義效果層面的考察，新近研究更多關注實踐層面即具體的實施過程步驟、推進的方式方法、對農民生產生活的影響以及地主與農民的多方博弈等問題，研究更加細化，減租減息運動的復雜性、艱巨性和多樣性得到了較為充分的展現。

關於減租減息運動與佃權的關系問題，有學者考察山東省莒南縣減租減息運動后認為，中共山東地方組織根據莒南縣平原和低山丘陵區不同的土地佔有狀況和租佃關系多寡而取變通形式，針對平原區多大佃戶的情況採取“拔地”措施，針對低山丘陵區雇工經營發達的實際採取“增資”“找工”“借糧”“找問題”“開斗爭會”等措施，推進減租減息運動[55]。陝甘寧邊區尊重地方慣性和特性，注重保護農民佃權，推動減租政策的落實[56]。晉西北抗日根據地推行的減租政策對租佃關系影響甚大，租佃糾紛增加，一些地方出現了農民集體通過各級政權機構尋求解決的新現象，但主佃雙方面對面解決仍為數不少。這不僅反映了租佃關系的復雜性，亦反映了戰時中共滲入農村基層的艱難性以及減租政策與實踐的距離。[57]在減租減息運動中，隨著對保障佃權認識的加深，中共對佃權的規定經歷了從沒有佃權保障到單純強調保障農民佃權再到強調保障農民較長期佃權的轉變，在保護租佃雙方利益的基礎上，樹立起平等的租佃關系，有助於減租運動的順利開展[58]。

有研究考察減租對土地佔有狀況的影響，認為山東莒南地主富農的地權及其財富逐漸向貧雇農轉移，減租減息運動在客觀上達到了土地改革的目的﹔陝甘寧邊區的減租運動也使鄉村社會發生了地權轉移和鄉村權威的更替﹔淮北根據地的減租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不合理的土地關系，促使土地逐漸從地主向農民手中分散，為此后的土地改革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和前提。[59]

關於租佃比率的高低對減租減息政策社會效能的影響，有學者指出，華中根據地的佃農在人口中所佔比例並不是很高，因此對減租減息中的受益人群范圍不能作過高的估計，佃農中各個階層的受益情況也存在很大的差別，減租得利最多的是佃富農，其次是佃中農，佃貧農得利最少[60]。而華中根據地內部的不同區域，情況也會有差異。淮北地區的佃戶在農戶中佔有較大比例，減租前約佔該地區農村總戶口的32.4%，地租成為佃農的沉重負擔，減租減息運動減輕了他們的負擔，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農民的生活[61]。

減息的推行必然會影響農村的借貸關系。有研究認為，華北根據地由於禁止高利貸、利率減低導致民間借貸關系停滯，1942年后轉而採取私人借貸利率自由議定的政策，相對於舊債的處理而言，對新債利率的規定和實施非常復雜和困難[62]。為緩解借貸關系停滯造成的村民融資困難，晉西北根據地鼓勵農民之間互助借貸，同時又以西北農民銀行為中心舉辦政策性優惠農貸，建立促進農民借貸的合作社[63]。

減租減息是中共為團結各階層力量共同抗日而提出的改良性土地政策，但推行過程遠沒有那麼溫和，新世紀以來的研究呈現了各根據地減租減息實施過程鮮明的斗爭色彩和運動特性[64]。就整個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減租減息運動而言，斗爭不僅限於一種行為和手段，同時形成一種政治運作模式。在斗爭對象的樹立上，注重培養農民的階級意識﹔在斗爭方式的運用上，注意根據運動發展階段及斗爭對象的差異，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和口號、培養積極分子、發揮農會等群眾團體的作用、營造農民在人數和氣勢上的優勢等方式組織和引導農民﹔在斗爭分寸的把握上，既調動農民斗爭積極性，又把斗爭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在斗爭果實的獲取上，強調進一步強化農民的斗爭意識，推動運動向深入發展。[65]

第二，根據地建設

抗戰時期中共在敵后根據地推行民主政治，取得許多成功經驗。有學者考察根據地實行的基層選舉后認為，這是當時條件下最能反映農民公意的民主實踐。中共注重從鄉村的自治傳統中汲取資源，成功創造出一種最大限度合乎民意的基層政權。[66]中共設計出一系列便於基層民眾操作、運用的民主渠道和方法，並通過強有力的黨團運作，成功進行民主實踐，長期被專制政治壓抑的民眾的民主意識迅速增強[67]。通過不斷的民主化嘗試，逐漸形成了“三三制”的政權建設原則，將中共領導下的民主建設推向一個新的階段[68]。

對陝甘寧邊區經濟發展狀況的系統考察表明，以1941年皖南事變為界，邊區經濟發展過程可以分為前后兩個大的階段，邊區採取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財政經濟總方針：之前是力爭外援，休養民力，基本點是爭取外援﹔之后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基本點是發展經濟。邊區一改過去單一的農業經濟結構布局，形成了農工商貿一體的多元產業的經濟結構。[69]

農業是根據地經濟的支柱，而農業技術則是推動農業發展的關鍵。以往研究主要側重陝甘寧邊區、晉察冀邊區或根據地整體的農業技術改進措施，新世紀以來的研究在區域上有所拓展。對晉綏邊區農業技術改進措施的考察發現，通過政府主導、群眾供給、機關援助等路徑，以開荒、興修水利、精耕細作、選種、畜牧飼養等為主要內容，系統改進農業生產技術，促進了農業經濟增長[70]。對各根據地變工互助運動的研究表明，陝甘寧邊區各種類型合作社的成功，帶動了晉綏等其他根據地變工互助運動的快速發展與組織形式的提升，在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等方面產生了積極影響[71]。

由於戰亂和自然災害頻發，農業產出有限，糧食是困擾根據地軍民的嚴重問題之一。有研究對太行、太岳根據地應對糧食危機的一系列舉措作了梳理，如減輕公糧負擔、安置移民、組織墾荒、興修水利、推廣農業技術、開展節約互助運動、精兵簡政、加強糧食斗爭和完善糧食制度建設等[72]。1941年前后，鄂豫邊區為應對糧荒，採取的主要措施是田賦征實、加強對糧食分配與流通環節的監管、精兵簡政、發動大生產運動、緊縮政府開支等，成效顯著[73]。

根據地商業貿易能否順利進行，直接關系到根據地軍需民用物資的供應和余缺調劑。有研究指出，在晉冀魯豫根據地，冀南銀行及其在各地設立的辦事處和分行積極開展業務活動，由使用行政命令，到后來採用經濟手段維護冀鈔幣值穩定，並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依靠靈活機動的政策，發展對敵貿易，用當地土產換回彈藥布匹等重要的軍需民用物資[74]。華中抗日根據地鹽業較為發達，以往學界較少關注。有學者認為，新四軍等中共華中部隊經過與日偽軍和國民黨軍的激烈爭奪全面控制兩淮鹽場后，大力發展鹽業生產，建立各種運銷組織，通過與敵佔區的貿易，換回大量的物資和法幣[75]。

關於根據地貨幣政策，既有研究多籠統提及統一戰線背景下對法幣的保護政策。而對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北海銀行及貨幣政策的研究表明，隨著抗日形勢的發展變化，中共在山東抗日根據地的貨幣政策經歷了由維護法幣法定貨幣地位，向逐漸排擠、驅逐、停用法幣的轉變，北海幣也從分區獨立發行的輔幣逐漸過渡為統一的法定貨幣[76]。各根據地具體的貨幣政策變化實際上有繼續討論和比較的空間。

第三，根據地抗戰動員[77]

中共領導的抗日戰爭是全體中國人民參加的總體戰，動員各界民眾參加到抗戰的洪流中，是一項重要而持續的工作。有學者提出，中共通過減租減息和合理負擔滿足了廣大貧苦農民的利益訴求，通過抗日救亡的宣傳和實踐贏得了民族主義旗幟，通過民主政權建設給農民當家作主的感受，給鄉村精英政治上的安撫和補償。這樣多層次、全方位的動員體系，使中共得以在嚴酷的戰爭環境中游刃有余，不斷發展壯大。[78]

一些學者考察了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在抗戰動員中起到的獨特作用[79]。山東抗日根據地充分利用和改造民間文藝活動的舊形式並賦予其新內容，進行戰時社會動員，成功喚醒了民眾參與抗戰、服務抗戰的覺悟，對於抗日民主政權的鞏固以及民眾社會文化生活的進步有著深刻的影響和促進作用[80]。

文化教育在抗戰動員中也起著重要作用。新世紀以來，一些研究開始從實踐層面梳理不同根據地文化教育的開展狀況，反映根據地政府在提高民眾文化水平和利用文化教育設施激發民眾抗戰意識方面的努力[81]。社會教育是抗戰時期中共在根據地實施的一項重要社會政策，以往研究著重關注其掃盲教育的一面。有研究提出，中共在陝甘寧邊區實施的社會教育既是群眾性的掃盲運動，又是一場全面的政治動員，后者顯得更突出、更重要[82]。另有研究討論了媒體在抗戰動員中的輿論宣傳和引導作用等[83]。

近些年，有學者引入新文化史的方法，探究中共利用民俗進行抗戰動員問題。如考察春節被中共用以抗戰動員的方式方法與經過，說明經過中共一系列政治技術運作后，華北根據地鄉村社會中的春節經歷了從延續傳統到革命化的變化過程。無論是新年畫，還是春節娛樂，中共都從利用舊形式開始，通過置換內容實現改造的目的[84]。

第四，根據地民眾負擔

中共在敵后的軍政機關給養供應主要取自當地，百姓上繳的糧賦是其支柱之一。有學者考察華中抗日根據地田賦征收狀況后認為，根據地初創時期，中共就已經在華中部分地區征收田賦和田畝捐，但秩序相當混亂。民主政權建立后，田賦征收才在根據地全面展開，採取田賦征糧、清查田畝、廢除冊書制度、整頓征收秩序等重要舉措，有組織穩步推進。盡管征收標准不一，但畢竟實現了華中田賦征收史上的重大變革，也為新四軍堅持華中抗戰提供了穩定的經費來源。[85]

統一累進稅是根據地為克服合理負擔政策的弊端而實行的稅收政策。有研究指出，鑒於抗戰初期合理負擔政策免征點太高，負擔面太小，缺乏執行細則，且實行時對合理程度不易掌握等，中共從1940年底開始率先在晉察冀根據地停止合理負擔，推行統一累進稅。以1942年底為界，大體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主要在晉察冀邊區范圍試行完善，后一階段推廣至其他根據地。[86]晉察冀邊區統一累進稅的負擔面達到了80%左右，原來不承擔賦稅的貧苦農民也承擔了統一累進稅[87]。冀中根據地在統一累進稅的推行過程中，創造了繪制產量地圖等調查方法，公糧征收從比例走向累進，從紛亂走向整齊[88]。

統一累進稅在各根據地推行的情況不能一概而論。有研究表明，從法理上看，陝甘寧邊區救國公糧的征收標准以統一累進為原則，但在實際征收過程中這一原則並不起作用，即救國公糧征收主要依靠政治動員來完成。從1943年開始，邊區試行統一累進稅，盡管取得了一些成功經驗，但沒有在邊區完全推行開來。[89]華中抗日根據地是在1942年稅收制度逐漸完善后在一定程度上實行了累進稅[90]。統一累進稅是否在敵后根據地得到普遍實施？具體情形如何？這些問題還有待今后的研究繼續探明。   

第五，根據地社會變革

新世紀以來，對根據地社會問題的研究成果增多，災荒問題繼續受到關注[91]。婦女解放以及家庭婚姻變革反映了根據地兩性關系的變化，依然是根據地社會史研究的重點，討論內容和范圍有所擴展。

中共在根據地提倡婦女解放，具體的解放路徑以及實際的推行過程等引起研究者的關注。有學者認為，毛澤東提出的“走出家庭”與“鞏固家庭”成為婦女解放的路徑，其間的統合和張力圍繞著勞動、集體化、傳統倫理和革命理想的糅合三個主要議題展開[92]。有研究分析華北及陝甘寧邊區女性英模的生成邏輯和組織機理，並從其日常生活實態著眼，多角度展示女性英模的生活本相[93]。

與婦女解放同時推行的婚姻自由是根據地處理婚姻家庭問題的合法原則。有研究表明，在以農民為主體的民眾中推廣婚姻新觀念絕非易事，舊俗的延續、經濟的困窘、政治的干擾以及執法群體法制素質的低下，嚴重制約了婚姻自由原則的實施效果，阻礙了婚姻自由的真正實現[94]。

根據地婦女走出家門廣泛參與社會活動和抗日斗爭實踐，政治地位提高，隨之也獲得了家庭話語權﹔加之婚姻制度改革，一定程度上為華北各根據地鄉村婦女婚姻生活的改變帶來希望，以至出現“妻休夫”的離婚熱潮。既有研究多視之為中共推行婦女解放運動的成功例証。近年來，有學者考察這一婚姻變革現象的曲折過程及其與民族戰爭、政治變革、性別解放等相互糾纏的復雜關系后認為，1940年后“妻休夫”現象所呈現的婚姻自由訴求、抗戰需要與鄉村習俗、家庭與社會穩定需求間的頡頏，使各地中共政權在實際操作中陸續調整女性婚姻政策，從支持“妻休夫”重新轉變為以維護家庭穩定為主的婚姻政策，以適應情與法沖突下鄉村社會實態和軍心穩定需要[95]。

總之，新世紀以來，研究者借鑒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理論，引入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對各根據地抗戰政策的推行與社會變革等展開具體探討，使根據地史研究在廣度與深度上都有了一定的推進，也為根據地史的整體研究和比較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礎。但從區域來看，華中根據地尤其是華南根據地的研究仍顯薄弱，是今后研究需要著力之處。

四、關於中共基層黨組織與干部隊伍建設的研究

基層黨組織和干部隊伍是中共方針政策貫徹落實的主體力量。由於以往偏重宏觀研究，基層黨組織狀況和具體的干部隊伍建設很少進入研究者的視野。新世紀以來，隨著實証史學理念被普遍接受以及跨學科方法的引入，有關抗戰時期中共黨員發展與基層黨組織建設、干部培養與基層干部隊伍建設等的研究成果陸續出現，且有明顯增加之勢。

第一，黨員發展與基層黨組織

抗戰時期中共的空前發展建立在黨員與基層黨組織的快速發展基礎之上，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山東和太行等華北根據地。關於抗戰時期黨員的入黨動機，有學者指出，很少有真正出於“無產階級覺悟”或“共產主義信仰”而入黨者，大多數人入黨或是由於抗日情緒的驅動，或是基於現實利益的考量。黨組織的空前發展，很大程度上歸因於黨所採用的現實策略與權變之道。[96]不同階層民眾入黨動機有階段性變化，呈現多元性、差異性和復雜性的時代特征，民族意識、階級覺悟、好感和感恩以及個體的訴求和需求等相互糾結、共同作用，折射了中共革命的復雜面相[97]。

關於黨員的群體構成與基層黨組織運行狀況的研究表明，抗戰時期黨的主體力量是農民（主要是貧農和中農）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產業工人），這雖然有違黨的組織路線，卻恰與近代中國社會階級階層分布的實際狀況同構，從而決定了中共有可能真正貼近中國革命的現實，獲取足夠的政治資源[98]。 從抗戰時期農村支部的運行實態來看，中共的確在某種程度上存在上層與下層的脫節、應然與實然的張力，中共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正在於它勇於正視問題、善於改正錯誤，使形勢朝著對自己有利的方向發展[99]。在政治力量發展、擴張過程中，外來者與本土勢力的融合是關乎興衰成敗的關鍵之一[100]。

第二，干部的培養與管控

干部是政治組織的核心，也是中共革命的決定力量。近年來，一些學者開始關注中共干部群體及其在革命進程中的作用。有研究者詳細考察抗戰時期中共干部大規模養成的過程以及在此過程中個體、群體及政黨機器的多方互動后指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背景下，中共在堅持使用、提拔工農干部的同時，放手培養大批知識分子干部，促進干部群體的氣質發生變化及整體提升﹔通過教育、培訓、考核、批評與自我批評等多種措施，形成動態而穩定的干部養成路徑[101]。有學者分析抗戰相持階段影響華北根據地干部升降進退的諸多因素，認為忠誠度與能力的平衡、干部成分、人際網絡等因素，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根據地干部隊伍的群體狀況和內部結構[102]。

知識分子干部的大量吸納使中共干部成分更加多元，但也不可避免會產生各種矛盾。有研究表明，為解決知識分子干部與工農干部之間的矛盾，中共一方面無法完全擺脫階級話語的窠臼，仍在嚴肅批評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另一方面也無法全面貫徹階級話語的原則，更多的是根據現實需要在這兩類干部中尋求平衡和進行調解[103]。由於地方黨“外來性格”及統戰大環境的影響，太行干部來源非常豐富，再加上山西省內存在犧盟會這樣的特殊統戰形式，干部隊伍內部存在離散卻普遍的“土客矛盾”﹔隨著黨的力量增強，地方黨的局部整合使得小范圍矛盾漸趨緩和，又經八路軍、北方局調處，融合趨勢得以持續[104]。山東根據地為緩和本地干部與外來干部間的矛盾也作出了諸多努力[105]。這些研究反映了干部的地緣因素對中共革命進程的重要影響。

為保持干部自身的戰斗力，中共對軍隊和黨政干部的婚姻實行限制措施，但這種限制措施的推行及其對干部群體產生的沖擊，因為太過私人化，一直沒有專門的研究成果問世。近年來，有學者利用陸續出版的中共干部日記，對這一關涉個人復雜情感的問題作了細致考察，探究了各根據地限制軍政干部婚姻的具體舉措和推進過程以及給當事者帶來的心靈沖擊[106]。這一全新的視角，為走進抗戰時期中共干部的精神世界打開了一扇門，也可從中窺探中共管控干部的內在邏輯。

第三，基層干部隊伍建設

新世紀以來，關於基層干部隊伍建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華北抗日根據地。有研究表明，晉西北根據地中共基層干部多來自社會底層，雖對中共依賴性極強，但由於文化素質低下、行政經驗缺乏、革命意識不強，似難承重任，干部隊伍建設是中共需要不斷努力破解的一道難題[107]。在山東根據地，中共先通過培養本地干部等方式增加基層干部數量以解決干部缺乏問題，后又通過轉化成分、提升干部遴選標准、整風自省和思想教育等方式解決干部素質較差的問題，推動干部隊伍建設，但思想與作風問題等仍難以根絕[108]。太南農村基層黨員干部因為文化水平所限，又缺少長期系統教育訓練，革命觀念、品行和能力參差不齊，縣委多次組織訓練班集訓，反復討論、啟發和鼓動，以解決村干部中普遍存在的思想和作風問題，並要求區、村兩級干部深入到農民中去發現、解決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使干部脫離群眾和村干部貪污腐化等現象得到遏制，干群關系也發生了立竿見影的變化。農村基層黨員干部整體見識和能力有限，對於必須依靠農民革命的中共而言，無疑是一個需要長期面對和解決的問題。[109]抗戰時期特別是精兵簡政后，中共切實運用群眾路線，注重調查研究，以簡政放權的方式清除上級領導包辦代替的作風，在干部作風建設上取得顯著成效[110]。

以上研究多側重政治史與社會史的結合，呈現了抗戰時期中共基層組織和干部隊伍建設的艱巨性、復雜性和豐富性。黨員干部作為中共革命工作的引領者、組織者，在抗日游擊戰爭及根據地建設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繼續深化中共基層黨組織與干部隊伍建設的研究，對准確認知中共革命的力量來源，理解中共革命的行動和貫徹機制，具有重要意義。      

五、關於延安整風的研究

延安整風是抗戰時期中共在全黨范圍內發動的政治運動，影響深遠，長期受到學界的關注。既往研究多關注整風發動的原因、目的及經過等，新世紀以來的研究更加注重探究其思想資源、內容和影響以及各根據地開展整風運動的具體情況等。

第一，延安整風的緣起與思想資源

關於延安整風的緣起，有學者指出，針對延安干部教育中理論脫離實際的傾向，毛澤東提出要“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年初皖南事變的發生，促使毛澤東下決心解決蘇維埃革命后期的路線是非問題﹔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和毛澤東主持編輯《六大以來》一書，為整風運動的發動作了重要准備﹔1941年9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是整風運動啟動的標志性事件[111]。編輯《六大以來》一書，使毛澤東對第三次“左”傾路線的形成原因、過程及危害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分清了兩條路線的本質。學習研究《六大以來》貫穿於高干整風的全過程，奠定了高級干部思想認識統一的基礎。因此，《六大以來》一書直接促成了整風的進行，推動全黨思想認識的統一以及對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態度的轉變，為七大的成功召開作好了思想准備。[112]

延安整風離不開共產國際的影響。有研究表明，共產國際與延安整風的關系十分密切。延安整風的緣起是共產國際布爾什維克化方針要求的必然結果﹔蘇聯對德波林學派的批判是延安整風的背景之一﹔對聯共（布）、共產國際錯誤的清算，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內在隱因﹔共產國際書記季米特洛夫的來信，對延安整風運動的深入開展具有重要影響[113]。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傳入中國后，對中共及其意識形態產生了巨大且深遠的影響。從整風指導思想的形成、整風學習的內容、黨史討論的方式方法到運動結束時中共中央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都可以看出該書的影響。該書關於“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的論斷以及路線斗爭是共產黨內始終存在的斗爭的主張，是延安整風的重要思想資源。[114]

第二，延安整風的內容與影響

近些年的研究關注延安整風內容的多個方面及其影響。有學者強調，反對主觀主義，提倡實事求是，是延安整風最重要的內容和收獲。延安整風是中共欲從根本上解決歷史問題、在全黨確立正確的思想路線的重要一環，影響極為深遠。[115]也有研究認為，在延安整風前，中央領導層已非常明確要理論結合實際、馬列主義原理結合中國革命具體實踐，以及反對教條主義。延安整風在該問題上的特殊貢獻表現在：一是強調、豐富和深化已有的思想認識，尤其是注重從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加以闡釋﹔二是空前嚴厲和高頻批評主觀主義尤其是教條主義，並提出分清真假馬列主義、真假理論家的嚴重問題，起到了警醒作用。[116]

反對自由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也是延安整風的重要內容，既有研究鮮有專門探討。有學者利用延安整風中的反省報告及個人日記等史料，對這一歷史過程作了考察，呈現了整風在當事者心中掀起的巨大思想風暴和靈魂觸動，分析了整風任務得以落實的思想基礎和社會背景，揭示出整風對中共政治文化形成的深遠影響。對眾多的普通黨員而言，整風更多的是審查歷史，解決思想問題，反對個人主義，強化黨性觀念，建立集體主義的政治文化。整風以運動的形式，通過訓導和規范，促使黨員在個體選擇、個人生活上自覺按黨的期望和標准要求自己，把自己打造成對黨完全忠誠的“透明人”。整風的過程，即為亮出自我、清空小我、樹立大我的過程。整風強調集體主義的邏輯，開啟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形成了一個穩定的政治文化系統，並使之在集體的互動中不斷強化。[117]

有研究從獨特視角解讀范元甄書信日記，展示其在延安整風運動中作為“革命女性”經歷再造“自我”的糾結與掙扎，最終全身心地投入到“組織”的懷抱，以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作為根本人生意義的具體思想變化過程。經過延安整風，范元甄完成了從“舊我”向“革命人”的激進轉換，“黨性原則”“階級意識”和“人民理念”重構了范元甄的道德世界，影響其一生。[118]

第三，各個根據地的整風運動

關於各個根據地的整風運動，近年來有學者聚焦整個華北抗日根據地，探討以往研究較少關注的整風中的審干問題，認為華北各根據地整風的推進遲於延安，但在上級督促及黨組織自身建設需求驅動下，運動的重心同樣從學習轉向審干﹔審干在華北的展開，不僅反映了中共領導這場政治運動的艱難繁復，還反映了當時中央與地方、高層與基層間比較順利的互動與協調[119]。對太行根據地整風運動具體過程的考察表明，受外部環境等因素影響，太行整風最初呈現“似整非整”的延宕狀態，但在上級黨組織的直接推動下，太行根據地終將整風運動全面鋪開﹔整風過程中，根據地領導主要採取以自下而上思想動員為特征的運動式黨內治理辦法，也結合了自上而下的組織手段[120]。學界一般認為，山東抗日根據地在整風期間沒有發生“搶救運動”。但新近的研究表明，山東也發生過“肅反”和時間較短的“搶救運動”，只是由於羅榮桓善於在延安指示與本地實際中尋找平衡點，使得山東沒有發生大規模和激烈的“搶救運動”[121]。

在史學研究普遍眼光向下的趨勢中，延安整風對普通黨員價值觀念的形塑及其在基層的展開情形，正在進入研究者的視野。這些成果的取得，使新世紀以來的延安整風研究有了較大進展，有助於人們更加全面地認識這場對中國政治甚至許多人的命運產生重大影響的運動，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共的政治文化。        

六、結語 

新世紀以來，在中共革命史研究學術化和多樣化的持續發展中，中共抗戰史研究在視野的拓展、方法的更新、新領域的開辟、新史料的發掘與利用等方面，都有顯著的進步和創新。但是，相對於中共在抗戰中的艱難堅持和大發展的歷史進程而言，目前研究成果的展現還遠遠不夠。

要深入推進中共抗戰史研究，除了繼續加強檔案的開放、史料的整理出版和學術史的系統梳理，還應尋找既有研究的不足和薄弱之處，努力突破和不斷創新。

其一，中共對敵偽工作研究。抗戰時期中共的發展主要體現在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和鞏固擴展，這是中共力量壯大的主要依托。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中共在敵后農村生存面臨來自日偽的壓迫漸重，對日軍和偽軍偽政權工作的開展是中共抗戰的重要內容，而相關研究仍顯薄弱。中共如何在一個新地區立足並打開局面，如何組織、開展對敵偽工作變敵佔區為游擊區再變為根據地，以及具體的工作方式方法和推進過程等，都有待研究者作更扎實的實証性探討。

其二，根據地比較研究。抗日根據地地處不同的地區，同一根據地內部又分為不同的區域，對其共性與差異的深入研究以及形成原因的分析是今后根據地史研究需要強化的領域。關於各個根據地自身創立與建設的既有研究，雖仍有繼續深入探討的空間，但一些史實的呈現為這種比較奠定了基礎，提供了可能。

其三，中共與日、偽、國民黨多方互動研究。中共在敵后堅持游擊抗戰，在不同地區不同程度地面臨與日、偽、國民黨的多方斗爭，而既有研究對日、偽和國民黨的相關政策涉及較少，少見呈現三方甚或多方博弈的研究成果。缺少對手方的視角和反應，得出的結論明顯缺乏說服力，難以呈現豐富的歷史樣態。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日本和國民黨方面的史料，吸收淪陷區和民國史的研究成果，觀照日偽及國民黨的相關動向，在多方互動的視角下全面展現歷史進程的動態演進。

其四，地方層面的國共關系及其比較研究。抗日戰爭是中共與國民黨團結協作進行的，這種合作又伴隨著程度不同的沖突和磨擦。各個地區國共雙方的合作和沖突又因各地不同的狀況而呈現不同的特點，這種差異性還有待研究者給予更多的關注。

其五，中共與共產國際關系研究。相對於俄羅斯檔案的陸續開放和翻譯出版，相關研究進展有限，在研究的方法與觀念、史料的解讀與運用等方面都有推進與深入的余地。[122]

其六，對會道門工作研究。在統一戰線的框架下，對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的各種會道門的爭取瓦解工作是中共在敵后農村立足並發展力量的途徑之一。由於會道門問題所涉甚廣，加之資料分散，迄今有分量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這也是一個亟待加強的研究領域。

其七，中共的行動機制與政治文化研究。抗戰時期是中共在革命進程中取得巨大發展的時期之一，控制區域從陝北一隅向華北平原、淮河流域及長江中下游擴展。這種發展絕非偶然，正確的戰略方針政策的制定和靈活調整當然是重要前提，而在實踐中的變通運用、切實執行、貫徹落實才是取得成功的關鍵，這就關涉中共的行動機制和政治文化。研究此類問題需要研究者具備相當的理論功底和分析能力，雖然相關研究還非常薄弱甚至尚未起步，但已經有學者迎難而上，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和探索。

在國家繼續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隨著跨學科交流的深入，新文化史等方法的借鑒，加之抗戰文獻的不斷挖掘公開，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共抗戰史研究會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本文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