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抗聯教導旅組建過程中的蘇聯因素

〔摘要〕自1938年下半年，蘇聯開始改變對中國東北抗戰消極冷淡的態度，指示援助東北抗聯。此后，蘇聯遠東軍加強了與東北抗聯的互動。鑒於當時東北抗聯的分裂與嚴峻的斗爭形勢，為全面了解與掌握這支部隊，蘇軍先后兩次召集東北抗聯領導人到伯力開會。1942年8月，在蘇軍主導下，東北抗聯教導旅在蘇聯正式組建，並編入蘇聯遠東軍序列。蘇聯因素對東北抗聯教導旅的組建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1938年下半年，東北抗戰形勢由盛轉衰。東北抗日聯軍與中共中央斷絕聯系后內爭不斷、各自為政，在日“滿”軍的討伐下日趨消沉。1940年前后，已不足千人的東北抗聯各部相繼退入蘇聯，於1942年8月在蘇聯哈巴羅夫斯克近郊的野營組建東北抗聯教導旅，編入蘇聯遠東軍序列。以教導旅的組建為標志，東北抗戰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東北抗聯教導旅何以能在蘇聯野營組建，並以獨立旅的形式編入蘇軍序列？1938年之前，蘇軍通常會扣留、關押因戰事失利越境的東北抗聯官兵，甚至趙尚志、戴鴻賓這樣的高級將領也無法幸免。1940年前后，蘇軍為何同意抗聯越境並予以整編？蘇聯因素在教導旅組建過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學界關於上述問題的研究總體比較薄弱，對東北抗聯教導旅的歷史尚未展開有針對性的研究。既往研究普遍突出東北抗聯一方的主動性，強調抗聯對退入蘇聯、召集兩次伯力（即哈巴羅夫斯克）會議以及組建教導旅發揮的關鍵作用，對蘇聯因素的影響缺乏足夠關注[①]。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是缺乏蘇方文獻史料，研究者無從深入觀察與分析蘇聯一方的政策與行為﹔二是受研究視角的限制，研究者通常以中國革命史作為敘事主線，無法呈現東北抗聯教導旅獨具的國際性，特別是其牽涉的中蘇互動。

通過對俄羅斯解密檔案的梳理，筆者認為，蘇聯因素對東北抗聯教導旅的組建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1938年下半年，蘇聯基於遠東戰略的考慮，指示加強與東北抗聯的互動。1939年至1941年，蘇聯遠東軍通過兩度召集東北抗聯領導人到伯力開會，全面了解東北抗聯並試圖予以整編。1942年8月，東北抗聯教導旅在蘇聯正式組建。教導旅雖然保留了中共的組織與領導系統，實際上卻受蘇軍嚴密控制。根據蘇方設想，教導旅的基本任務是鞏固蘇聯遠東國防安全，准備將來的蘇日戰爭。教導旅組建后，部隊官兵實際上接受蘇聯遠東情報部門的指導，進行政治軍事整訓，並以小部隊形式潛回中國東北活動。

蘇聯與中國東北抗日游擊運動

20世紀30年代，蘇聯遠東戰略的基本目標是確保與日本的和平關系，降低遠東方向的戰爭威脅。這一時期，歐洲局勢日趨惡化，極大牽制了斯大林關注遠東事務的精力與意願，其對“兩線作戰”的隱憂不斷增強。因此，莫斯科一再向日本釋放友好與合作的信號。1932年偽滿洲國成立后，蘇聯立即表達出承認意向，並提議訂立蘇日互不侵犯條約，稱一旦日本同意簽署條約，蘇聯必將同偽滿政權訂立類似性質的條約[②]。不過，日本對簽約問題態度頗為冷淡，認為蘇聯既無能力也無意願在遠東地區挑起戰爭，與蘇聯訂立條約沒有現實必要且極有可能刺激英美兩國，也不利於日本國內防范共產主義，甚至會激化日本政府內部的路線之爭。

30年代中期，隨著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遠東戰爭危機日益加劇。1936年8月，日本軍方明確提出“以對抗蘇聯遠東兵力為目標，尤其要充實駐在滿朝的兵力，使其能在開戰伊始，立即對蘇聯遠東兵力予以痛擊”[③]。11月，日本與德國簽署《反共產國際協定》，約定“對於共產國際的活動相互通報，並協議關於必要的防止措置，且緊密合作，以完成上述措置”[④]。與此同時，中國東北與朝鮮的日本駐軍開始在蘇聯邊境地帶頻頻制造事端。面對遠東地區的緊張形勢，並結合當時在歐洲推動構建集體安全體系的努力始終不見成效的客觀局面，斯大林盡管仍未徹底放棄同日本交好或中立日本的願望，卻不得不重新思考與調整在遠東的戰略布局。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斯大林決定同國民黨政府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規定“倘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約定在沖突全部期間內，對於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得以施行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⑤]。此后，蘇聯加速援助中國抗戰，目的是把日軍拖在中國戰場，降低其北上進攻蘇聯的可能。這種援助既體現在向國民黨政府提供大批物資與武器彈藥，派出軍事顧問﹔也體現在加強與中共的聯系，向延安派出軍事情報組，提供資金與物資，敦促中共對日作戰[⑥]。同時，斯大林仍為未來處理對日關系保留了空間，即拒絕與國民黨政府簽署任何具有軍事性質的協議，或構建針對日本的任何形式的軍事同盟。

這一時期，莫斯科對日軍在蘇聯邊境地帶的挑舋行為保持克制，對中國東北抗戰的態度也很冷淡[⑦]。蘇軍通常會扣押因戰事失利退入蘇聯的東北抗聯部隊，將高級軍官以下的絕大部分官兵移交給新疆國民黨地方政府。為絕隱患，莫斯科還一度下令將遠東的華人和朝鮮人遷居蘇聯中亞地區。1937年9月29日，聯共（布）中央限令蘇聯遠東邊區在一個月內將當地朝鮮人全部遷至中亞[⑧]。同年底，內務人民委員部指示遠東方面“立即逮捕所有具有奸細嫌疑的中國人，不論他們擁有何種國籍”[⑨]。1938年3月，聯共（布）中央干脆指示將蘇聯遠東的華人全部遷居中亞地區[⑩]，同時要求將所有關押在蘇聯的中國人，通過外交渠道移交給新疆的國民黨地方政府[11]。

1938年6月13日，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駐遠東邊區全權代表留希科夫叛逃。這一事件及其引發的遠東軍事危機，直接推動了蘇聯對中國東北抗戰政策的調整。留希科夫向日軍匯報了蘇聯遠東地區的軍事、組織系統與詳細部署，交出了注明防御工事的地圖和蘇軍正在使用的無線電代碼本等重要情報，使蘇聯遠東情報系統毀於一旦[12]。7月末，日本與蘇聯在遠東邊境地帶爆發了一場持續十天的沖突，史稱“張鼓峰事件”。沖突平息后，莫斯科立即清洗遠東情報系統並改組遠東軍事系統，組建蘇聯遠東紅旗獨立第一、第二集團軍，直轄於國防人民委員部。

1938年12月前后，共產國際干部部先后找到在莫斯科工作的原中共滿洲省委負責人林莎（李伍先）、徐杰（陳潭秋）、趙毅敏（趙毅民）等人，詳細了解東北黨與東北抗聯的歷史[13]。在同徐杰談話時，共產國際的代表一再表示，他們主要希望“搞清楚滿洲問題”[14]。內務人民委員部與共產國際干部部還對周保中作了專門調查，確認他積極對日作戰、捍衛黨的路線，切實執行了共產國際執委會與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而且“具備卓越的政治軍事素養與豐富的政治軍事工作經驗”，“在黨和游擊隊中有威信”，是一名“堅定的、有才能的、富有經驗的指揮官”[15]。是年底，蘇軍代表王新林[16]即電邀周保中到蘇聯會談，提出要東北抗聯為蘇聯做情報工作[17]。

綜合多方調查結果，1939年4月15日，蘇聯內務人民委員貝利亞和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聯名簽署給遠東軍事與內務部門的命令，指示援助東北抗日游擊運動[18]。具體內容包括：一是援助東北抗聯並幫助鞏固其組織體系，在東北抗聯領導人提出請求時，向他們提供“產自國外的或無標識的武器、彈藥、糧食與藥品，並予以工作領導”﹔二是審查、甄別越境被捕的東北抗聯官兵，從中挑選一批可靠的人員編組小部隊，派回中國東北從事情報工作，並向各地游擊部隊提供援助﹔三是遠東邊區政府與邊防軍應全力協助東北抗聯的越境與情報偵察工作。這份命令還要求立即釋放以趙尚志、戴鴻賓為首的350名抗聯官兵，將他們派回中國東北，這批官兵在1938年越境后即遭蘇聯邊防軍扣押。

這份命令對東北抗聯的歷史變遷產生了重要影響。第一，標志著蘇聯開始根本調整對中國東北抗戰的政策。此前，莫斯科的態度消極，退入蘇聯的東北抗聯官兵一般會遭蘇聯邊防軍扣押。該命令卻指示蘇聯遠東邊區的黨、政、軍等相關部門全力協助東北抗聯越境，並向其提供援助。第二，東北抗聯部隊的潛在情報功能開始受到重視。蘇聯此時加強情報工作，主要目的不是准備與日軍的大規模戰爭，而是重建此前遭到重創的情報系統，應對日軍情報機構的滲透。第三，命令提出以組建小部隊形式從事情報偵察工作的建議，成為東北抗聯后期斗爭的基本形態，特別是在1942年東北抗聯教導旅組建后，部隊官兵除了在遠東野營進行政治軍事整訓，就是以小部隊形式返回中國東北活動，堅持抗戰。

接到莫斯科的命令后，蘇聯遠東邊區相關機構立即採取行動，加強與東北抗聯的互動關系。蘇軍還釋放了以趙尚志、戴鴻賓為首的抗聯官兵。1939年5月30日，遠東紅旗獨立第二集團軍司令科涅夫、軍事委員會委員比留科夫、軍事情報處處長阿廖申等人接見了即將返回中國東北的趙尚志和戴鴻賓，向他們提出了三項任務：一是整編中國東北戰場的各路抗日武裝，統一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為此任命趙尚志為“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二是在東北抗聯與遠東軍之間搭建常態化的聯絡機制，定期向蘇軍匯報所偵獲的日軍情報﹔三是加強對東北抗聯的內部整頓，強化對部隊官兵的甄別、審查與鋤奸工作[19]。

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蘇軍“以武裝直接援助東北抗戰”[20]。趙尚志一行返回中國東北后，一面努力推動東北抗聯實現統一，一面積極開展對日情報偵察工作，與蘇軍建立了密切的情報往來。東北抗聯各部經常越境蘇聯取得武器、彈藥和服裝，並領受偵察任務，以莫斯科指示中建議的小部隊形式偵察日軍情報，並“破壞敵人之交通、倉庫、軍事設施”。這些小部隊一般由幾個人或十余人組成，接受專業訓練，並配備電台和輕型武器。[21]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5月至9月16日，蘇聯與日本圍繞邊界領土問題爆發了“諾門坎沖突”。由此沖突所引發的遠東戰爭危機進一步加速了蘇軍與東北抗聯的互動進程，將趙尚志一行派回中國東北，即有在戰時加強對日情報工作的現實考慮。

不過，總的來看，這一時期蘇軍與東北抗聯的互動並不順暢。原因有三：第一，內部的不團結削弱了東北抗聯的游擊作戰與情報偵察能力。當時，不僅東北黨內不團結，“各軍也不統一，甚至軍事上也是各據實力，各自為政”[22]。蘇軍對趙尚志擔任總司令的任命，在東北黨內引發嚴重爭議。中共北滿省委最初就以未接到中共中央指示為由拒不承認這一任命，還指責趙尚志“紊亂了組織系統”[23]。第二，東北抗聯叛變事件日漸增多，大大降低了蘇軍對這支部隊的信任。莫斯科收到的一份情報就顯示，日軍情報機關正向東北抗聯派出大量奸細[24]。第三，隨著戰爭日益嚴酷，東北抗聯損失慘重，游擊戰爭陷入“完全失敗的苦境”[25]。

兩次伯力會議

1939年底到1940年初，蘇軍召集周保中和趙尚志、馮仲雲分別代表吉東、北滿到蘇聯開會，史稱“第一次伯力會議”。這是歷史上東北抗聯領導人第一次集體越境。關於這次會議的緣起，現有研究普遍強調東北抗聯一方的主動性。至於其目的，一種觀點認為是恢復與中共中央的關系[26]，還有觀點認為是解決趙尚志的問題，即北滿黨內派別問題[27]。鑒於會議期間蘇軍始終沒有採取任何實際行動協助東北抗聯聯絡中共中央，那種認為召開會議是為恢復與中共中央關系的看法並不成立。周、趙、馮三人能越境到蘇聯開會，本身就離不開蘇軍的協助。周保中在1943年給蘇聯代表的信中說，自己曾經三次接到去蘇聯開會的通知，到蘇聯后才被告知“由於共產國際的同意，遠東紅軍領導方面將要幫助我們東北游擊運動”[28]。由此，會議更可能是經共產國際指示，由蘇軍發起並主持的。

蘇方召集開會的主要目的，應是加強對東北抗聯的了解與掌握，並為雙方關系確立原則。一個重要佐証是，蘇聯遠東情報機構在1940年9月提交莫斯科的報告中，對東北抗聯的描述是“我們改編過的”[29]。會議期間，蘇方代表確有體現“改編”之意。他們主要是向周、趙、馮三人系統了解東北抗聯的歷史與現狀、組織結構與斗爭策略等，並主持討論東北抗戰的統一問題。會議決議主要確定了雙方新的關系模式，指出遠東軍將對東北抗聯擔負起黨、政治、組織和軍事的指揮責任，與東北抗聯建立常態化的聯絡機制，建立統一的游擊運動以及統一的組織與指揮體系﹔東北抗聯要轉變斗爭策略，保存現有實力，為蘇軍從事情報偵察工作。決議還特別提到，應當肅清東北抗聯內部的日本奸細，並對部隊官兵的越境行為作出嚴格規定。周、趙、馮均表示願意接受蘇軍領導。[30]

會議結束后，周、趙、馮三人立即返回中國東北傳達指示。吉東與北滿在與蘇軍建立聯系、為蘇軍執行情報任務的問題上，態度是肯定的。1940年4月至10月，周保中利用從蘇聯帶回的電台收發電報90余份，向蘇軍匯報日“滿”軍在東北一些地區的部署、兵力、調動、運輸等情況[31]。北滿方面接獲馮仲雲傳達的信息后立即致信王新林，表示願意改善情報偵察工作[32]，同時在黨內、軍內發出指示，稱情報偵察工作已經成為爭取抗戰勝利“有決定意義之一環”，要求各部“即刻建立專門偵探機關（偵探部），設偵探科專司其職，選擇良善、誠懇、機警、有經驗的干部，實際進行工作”[33]。但是，東北抗聯各自為政、矛盾重重的局面並未有大的改觀[34]，而蘇聯與東北抗聯的互動關系也未完全理順[35]。

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1940年秋。1940年9月，德意日三國簽署同盟條約，雖專門指明不針對蘇聯，但很難說消除了蘇聯對戰爭的擔憂。當月，國防人民委員鐵木辛哥與總參謀長梅列茨科夫提交給聯共（布）中央的報告，詳細闡述了“爆發日軍大規模侵蘇戰爭”的可能性，指出“日軍能夠集結超過50個步兵旅、1200輛坦克和3000架飛機，這些坦克和飛機以及至少30個步兵旅在25天至30天內就能完成集結”，建議“整編能夠增強我們國防安全的各種力量”[36]。同一時期，有關日軍蓄意挑起邊境沖突的情報被提交給莫斯科的高級情報部門[37]。鑒於這種形勢，總參謀部偵察局局長戈利科夫在給國防人民委員部的報告中建議援助中國抗戰，特別提到要加強對中國東北情報人員的組織與培養[38]。

此時，東北抗聯各部正面臨著嚴峻的生存危機。周保中在給王新林的信中指出：“各地域游擊隊活動單位減少，游擊隊人數極度縮減……今年冬季若無最直接有利的外部條件，那末情形的嚴重和失敗的可能，是可以預先估計到。”“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東北民族解放斗爭曾起過有重大歷史的意義，現在是否能繼續這一斗爭？用什麼具體的有力的方法來繼續斗爭？這是目前須要從根本上來解決的問題。”[39]他建議蘇方“收集東北游擊隊殘存的力量，蓄備和組織與東北四省有關的斗爭力量，應付不久到來的新局面”[40]。蘇方顯然清楚東北抗聯的危機，一些人甚至明確指出，東北抗聯“沒有遠東軍幫助是不可能和日寇斗爭的”，“這樣的斗爭下去沒有甚麼效力，沒有什麼結果”[41]。

令蘇方更為警惕的是，根據蘇軍情報，東北抗聯已遭日軍嚴重滲透。1940年9月，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內務局指出，“近來在加強對滿洲游擊運動討伐的同時，日本情報機構正採取更為精確的方法從內部瓦解游擊運動”，包括向游擊隊派出大量間諜以及組建冒牌的東北抗聯部隊越境蘇聯搞軍事偵察，這些冒牌的東北抗聯官兵大多能混過蘇軍審查，“贏得我們信任並深入我們領導滿洲游擊運動的指揮中心”，因而“必須採取措施清洗游擊隊中的日本奸細，將他們帶到蘇聯審判”[42]。1940年，僅哈巴羅夫斯克邊防軍就逮捕了上千名來自中國東北的越境者。經審查，其中267人是東北抗聯官兵，245人是日本間諜[43]。無獨有偶，1940年9月，抗聯第二路軍總部及警衛隊直屬部隊黨員大會決議指出，“反奸細斗爭”已經成為部隊“最重要的任務”[44]。加強遠東情報工作與應對東北抗聯生存危機的迫切需要，應是促使蘇軍召集第二次伯力會議的重要原因。

1940年9月底，王新林向東北抗聯“一切軍事領導者、政治委員和黨書記或黨委”發出到蘇聯開會的通知。為確保他們准時到會，他在通知中謊稱將有中共中央代表參會並“解決黨組織和目前游擊隊運動的一切問題”[45]。對於自1938年就與中共中央斷絕聯系、迫切希望恢復聯系的東北抗聯領導人，這不啻為他們前往蘇聯開會的最大動力。11月初，接到通知的抗聯領導人相繼進入蘇聯。“當時大家最關心的問題是中共中央代表是否來到，見人就問的，都是有關這方面的問題。”[46]周保中事后也講，他去蘇聯開會的主要原因是聽到有中央代表參會[47]。然而，參會代表並未見到中共中央代表。蘇方起初對此含糊其辭，稱“來否未定”，最后明確通告“不來了”，這一度讓參會者感覺會議就是一場“騙局”[48]。

這次會議自1940年12月斷斷續續開到次年3月。獲悉中共中央代表無法參會后，周保中、張壽篯一面就此提出抗議，要求蘇方確切說明會議“性質和任務與范圍”，並協助“建立確定的中共中央關系”﹔一面提出將在黨內討論批准東北游擊運動繼續執行第一次伯力會議達成的原則指示[49]。1941年初，周保中組織參會代表召開“准備會議”，就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諸多問題形成決議案。然而，由於無法聯絡中共中央，這些決議均未經中央批准，實際上不是最后決定[50]。2月，遠東方面軍司令部主持會議，決定將繼續執行第一次伯力會議達成的原則指示，重申對東北抗日游擊運動的“幫助和指導”[51]。對於此種會議局面與成果，周保中曾抱怨蘇方“缺乏適當的確定的主張，結果空費了許多時間，作了無益的爭論”[52]。

事實上，莫斯科與蘇聯遠東軍都非常重視這次會議，其“確定的主張”應是借此會議加強對東北抗聯的了解與掌握。王新林的主要工作就是統計、甄別與調查。他在給所有人發出會議通知之前，曾專門指示周保中收集並提前通報有關東北抗聯各部情形、戰斗行動的資料與“關於敵人之一切軍事策略和行動，以及所得之勝利文件”，包括俘虜審訊記錄[53]。會議期間，他要求前來參會的抗聯領導人圍繞蘇方事先擬定的19個問題分別提交報告。這些問題包括東北黨各級組織和領導系統、領導人員名單、選舉機制、社會成分、年齡分布、黨內生活、工作機制、群眾工作、青年工作、宣傳工作等。他還要求各部詳細匯報自己所轄官兵的履歷及犧牲、越境人員名單，面臨的主要現實困難與希望得到的援助。[54]

蘇方還對周保中作了詳細調查，形成了多份鑒定報告。1941年1月至2月進行的兩次調查對周保中的評價是“有軍事才能”“富有經驗”“忠誠”“有威望”。在3月的調查中，共產國際干部部專門征詢了負責東北工作的蘇聯情報人員的意見，調閱了許多歷史資料，包括周保中在莫斯科讀書時曾因參加托洛茨基小組被開除黨籍的檔案、楊鬆負責東北工作時的報告等[55]。3月14日，共產國際干部部的維爾科夫和久津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米特洛夫提交調查報告，再次確認周保中是一名合格的軍事領導人，但同時建議對他的一些問題作進一步調查[56]。

會議期間，蘇方還以國際主義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致性為由，提出要東北抗聯取消原有系統，與遠東軍合並[57]。這個建議在東北抗聯內部引起分歧與爭議。一些人強烈指責蘇方此舉是要“取消抗聯，收歸己用”，但也有一些領導同志認為可由王新林公開擔任東北抗聯的總司令，直接指揮東北抗戰。周保中堅決反對，指責蘇方的建議“否認了中國革命須要自力創造，否認了局部斗爭，否認了聯邦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革命任務的區別點”[58]，他提出東北抗聯可以依照國際主義精神幫助蘇聯搞情報，但絕不能給蘇聯做偵探[59]。經過周保中的努力，東北黨內最終圍繞這一問題達成一致意見，致使蘇方的要求無果而終[60]。

從1940年12月到1941年3月，參會代表按照王新林的要求提交了一系列報告與各種資料。這些報告與資料，連同蘇方各種調查報告被陸續提交到莫斯科。1941年1月3日、4日，莫斯科情報部門官員連續兩天向季米特洛夫匯報東北局勢與東北抗聯的黨組織問題。1月16日，情報部門官員與哈巴羅夫斯克遠東軍事委員會委員比留科夫再次與季米特洛夫討論東北黨和東北抗聯問題。在2月24日的討論中，季米特洛夫還專門作出了相關指示。[61]結合前文所述，這次會議的整體情形與會議期間關於東北抗聯領導人的調查，顯然不會令季米特洛夫滿意。接到共產國際干部部提交的周保中鑒定報告后，3月17日，季米特洛夫找久津當面了解東北抗聯領導人的問題，並在當天日記中寫道：“那裡極不順利。”[62]

第二次伯力會議雖然在某些問題上給蘇方“極不順利”的感覺，但總體還是取得了一些成果。盡管未能按照自身意願實現對東北抗聯的掌握與整編，蘇方仍以會議正式文件的形式重申了對東北抗聯“非正常的、臨時性的”的指導地位[63]。會議期間，王新林完成了對東北黨與東北抗聯的歷史與現狀系統、全面的調查，對主要領導人乃至每位官兵也都作了詳細調查。這不僅為蘇聯遠東邊境的反奸工作提供了現實幫助，也為將來整編東北抗聯以及派遣小部隊執行情報任務奠定了基礎。在抗聯方面，經周保中等抗聯領導人的努力，會議確立了一些規范雙方關系的原則，包括蘇軍對東北抗聯的領導須符合中共的現實政治路線，對部隊的調遣要經過東北抗聯指揮部，要尊重中共的組織系統，要適合東北抗聯的內在需要等[64]。

“停止派遣”

令前來參會的東北抗聯領導人始料不及的是，他們中間大多數人沒能立即回國，而是滯留蘇聯直至抗戰結束。1941年5月，王新林（即索爾金）突然以“環境不許可，恐怕招致日本強盜帝國主義法西斯的挑撥”為由，要求在蘇東北抗聯官兵“停止派遣回滿洲”[65]。對此，現有研究一般接受周保中當時的看法，認為是蘇日中立協定的簽訂導致“停止派遣”[66]。這份協定及其標識的蘇日友好關系，是莫斯科從30年代初就孜孜以求的目標。協定簽署后，斯大林的確逐步停止了對中國抗戰的援助，放棄了與中國一同抗擊日本法西斯的事業。但這份協定能否構成東北抗聯“停止派遣”的原因，還值得商榷。

很多跡象表明，莫斯科與東京的戰略共識並未立即為雙方遠東職能部門所感知或貫徹實行。一方面，日本軍方不相信蘇聯的承諾，“仍然沒有能擺脫遠東蘇軍的沉重壓力”，沒有立即削減對蘇軍備[67]﹔另一方面，來自蘇聯遠東情報機構有關日本將蓄意挑起沖突的情報，仍被大量地提交給莫斯科[68]。很多情報都提到日本情報機構派到蘇聯的間諜數量急劇增長，在遠東地區的活動日益猖獗等情形。出於確保遠東國防安全的考慮，蘇聯國防人民委員部指示警惕日軍突然進攻，要求加強軍事部署。內務人民委員部則指示籌建遠東情報部隊，以備在蘇日戰爭爆發后“派到敵后戰略據點與中心”。[69]由此，“停止派遣”的緣起與其說是莫斯科不願破壞蘇日關系友好氣氛，不如說在為潛在的蘇日戰爭作准備。

王新林要求東北抗聯“停止派遣”，顯然破壞了雙方剛剛在伯力會議上確定的關系准則，而抗聯領導人長期留蘇不歸必將對東北抗戰造成嚴重影響。周保中告訴王新林，“停止派遣”將使在東北的部隊失去領導和組織，“以至不能支持而走到最后瓦解”，強調這一指示既非中共中央發出，也未經東北黨討論，是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他還抱怨王新林“只是站在蘇聯遠東軍的一方面，而不是兼顧到中國東北斗爭環境的實際需要方面”，稱“革命部分的利益應服從整個利益”並不意味著“使整個革命利益去縮減了部分革命利益在整個范圍的合理存在和發展”。抱怨歸抱怨，他最后還是提出：“如果遠東紅旗軍負責同志認為派遣游擊隊對於目前締結的蘇日中立條約有妨礙。決定不派遣我是不能不同意的。”[70]

既然清楚“停止派遣”的嚴重影響，東北抗聯領導人為何接受呢？從根本上講，這是因為“停止派遣”一定程度地契合了東北抗聯當時的戰略需要。由於斗爭形勢極其嚴峻，如何保存實力成為當時擺在東北抗聯領導人面前的共同問題。第二次伯力會議期間，周保中在吉東黨、第二路軍總部的會議上就表示：“總部亦有對整個形勢的相當顧及，就是在最嚴重的活動情形時，所應採取的辦法，或者是堅持犧牲到底，或者是設法保存自己的基本實力，使隊伍得到相當的休養與訓練，以圖謀再度的斗爭。”他說，即便沒有王新林召集會議，也會越境保存實力，稱到蘇聯是“在與中央關系不密切的條件下，在最緊張的環境中認為在保存實力圖謀再度積極斗爭所必需的辦法”。[71]他當時還建議王新林在“直接領導援助”東北抗戰完成統一后，將新設的東北抗聯總司令部放在哈巴羅夫斯克。[72]

蘇方要求“停止派遣”，在東北抗聯部隊中間引發嚴重爭議[73]。鑒於此，周保中從兩個方面進行了大量說服工作。在現實層面，他說由於蘇日中立協定的簽訂，“東北游擊運動之工作聯系已經繞到蘇聯遠東邊防關系上……不能以局部要求與整個形勢相違背，不能使日寇藉口挑撥”[74]﹔在理論層面，他論及抗戰與革命的聯系，說“歷史使命規定了我們不簡單就在於完成民族解放斗爭，而是要在完成民族解放斗爭之直接繼續，以求達到中國工人階級共產黨之最后主張”[75]，要求站在“布爾塞維克”的立場理解問題，強調蘇方此舉是“為中國革命增強斗爭力量”[76]。為盡量降低“停止派遣”造成的消極影響，周保中在重新部署東北各部的同時，要求在蘇官兵嚴格保守中共黨組織與游擊隊的系統，爭取同中央恢復聯系，開展政治軍事訓練，培養干部和技術人員[77]。

蘇德戰爭的爆發極大推動了東北抗聯領導人觀念的轉變。戰爭爆發后，共產國際立即呼吁全世界共產黨“保衛蘇聯”，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指出，目前“講的是擺脫法西斯的奴役，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78]。當時身在哈巴羅夫斯克的周保中、張壽篯不難獲得莫斯科與延安的宣傳出版物，因此極有可能受到這些宣傳話語的影響[79]。7月4日，周保中專門向部隊官兵闡述了保衛蘇聯的重大意義。他提出兩個“祖國”的概念，即“工人祖國”（蘇聯）與“民族祖國”（中國）。他說，蘇聯是全世界工人無產階級的祖國，在蘇德戰爭爆發的形勢下，保衛蘇聯已經成為中國工人階級和共產黨之直接的國際任務，“保護工人祖國——蘇聯，與保護我們民族祖國——中國的任務是同等重要，而不能分為誰主誰從”。[80]

因觀念的轉變，東北抗聯領導人對部隊改編問題的立場也發生了變化，主動提出願意服從蘇軍的任何戰斗指示。他們分別在6月底、7月底聯名致信王新林，提出“同意把東北黨和現有游擊隊歸並和轉入遠東軍的系統直接指導直接命令”[81]。在6月24日給王新林並轉蘇軍負責同志的信中，他們解釋了自己的立場，說“過去……我們認為東北全部革命問題和黨組織問題的基本解決，隻有得到中共中央或共產國際執委之指示才有完全解決之可能。但是在我們工人祖國受到侵犯的今天……我們認為全部滿洲革命問題，可以接受你的任何適當之直接措置和行動指示”，“如果認為有必要的話……可以把我們留在現地人員派到西方第一線去”。[82]這一轉變實際上為后來東北抗聯教導旅的組建統一了思想。

令人不解的是，蘇方明確拒絕了這一建議，理由是“必須保持東北中共黨組織和東北游擊隊系統”[83]。結合蘇方在第二次伯力會議上的立場，以及1942年組建東北抗聯教導旅的實際做法，這種解釋很難說反映了其真實意圖。筆者掌握的史料尚不足以深入探究蘇方的真實用意。不過，此后由於情報工作的不斷加強，以及此類工作的特殊性質，東北抗聯未能實現整編與統一指揮的情形很快成為蘇軍與東北抗聯領導人在實際工作中的矛盾點。蘇軍經常擅自派遣部隊人員的做法讓周保中大為不滿。他向王新林抱怨蘇方不僅違反“集中統一領導的原則規定”，還“完全忽略了蘇聯政府援助東北游擊運動的根本用意，忽略了國際兄弟黨的工作誠懇性”，要求蘇軍負責同志“對於東北游擊隊的工作進行，應當注意到原則性”[84]。事實上，這些矛盾也使東北抗聯教導旅的組建有了現實必要性。

東北抗聯教導旅的組建

蘇德戰爭爆發后，遠東戰爭危機一度迅速上升，大量有關日本將追隨德國對蘇宣戰的情報被提交給莫斯科[85]。當時，日本政府內部確有“北進”與“南下”之辯，1941年6月24日制定的《適應形勢演變的帝國國策綱要》草案確定了“繼續向南擴展”的方針，同時要求“秘密做好對蘇戰爭准備”。7月2日，首相近衛文麿要求“在南進的同時，隨時解決北方問題，以消除北部邊境的憂患”。此后日本加強對蘇戰備，並以“關東軍特別大演習”的名義，啟動日本陸軍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征召與動員，使駐中國東北與朝鮮的日軍倍增，達到70萬人，補充了大量武器裝備，還新編第五艦隊以備對蘇作戰。日本御前會議的這些決議很快就被莫斯科派駐東京的情報機構獲悉。[86]

日軍在中國東北與朝鮮的活動引起蘇聯遠東軍的高度警惕。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下轄的情報機構遠東邊防軍總局每天都向莫斯科匯報有關日軍在蘇聯邊境地帶制造的沖突事件，並著重提到日本情報機構的活動[87]。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內務局局長韋謝洛夫等給莫斯科的報告指出，日軍正向遠東蘇聯邊境地區派出大批情報人員[88]。遠東邊防軍總局11月2日同時提交內務人民委員部與總參謀部的報告再次提請注意蘇聯遠東地區日益猖獗的日本間諜問題。為應對這一局面，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內務局建議莫斯科“訓練情報干部應對遠東戰事”，稱一旦戰爭爆發，可將這些干部派到“敵人的戰略據點和中心執行偵察任務”[89]。

這種戰爭危機在1942年春日本攻佔新加坡后陡然上升，成為莫斯科必須要認真面對的重大威脅[90]。在此前后，共產國際、蘇聯國防人民委員部多次致電中共中央，敦促后者准備在蘇日戰爭爆發后派正規軍和游擊隊到中國東北對日作戰[91]。1942年4月14日，蘇聯副內務人民委員阿波羅諾夫提交題為《蘇滿邊境局勢》的報告，詳細評估了駐東北日軍即將進攻蘇聯的種種跡象，包括正加緊修建工事、公路與要塞﹔征召預備役，並撤離邊境居民和工廠，增強軍事部署﹔不斷派飛機和間諜對蘇情報偵察﹔在蘇聯邊境公開散布信息，稱日本將根據與德國的協議，於1942年上半年進攻蘇聯[92]。這一時期經常發生日軍射擊蘇聯邊防軍、邊防哨所與邊境居民的事件，“擦槍走火”的風險很高[93]。

鑒於這種戰爭風險，莫斯科指示遠東各部制定詳細的反擊作戰方案，要求“立即採取行動，確保部隊與艦隊做好完全戰斗准備”，同時從西線抽調兩個坦克旅、三個炮兵團到遠東。內務人民委員貝利亞還作出指示，加強了遠東邊防軍的裝備與人員配備。[94]根據蘇軍的要求，周保中也擬定了東北抗聯反擊作戰方案（即“抗聯游擊部隊非常時期計劃”），詳細部署了在戰爭爆發條件下東北抗聯各部的游擊區、領導機關及相關負責人、部隊編組、所需武器裝備、具體任務及實施方案、根據地、隸屬關系及通信聯絡等[95]。此時，他提出一個重要問題，即“在東北抗日聯軍的總指揮部內，是否必需要由你方面委任蘇聯同志擔任軍事、政治人員”[96]。這是第一次提出蘇聯軍官在未來整編的東北抗聯部隊任職問題。

莫斯科與遠東地區對當地情報工作也格外重視。1942年初，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內務局建議聯共（布）中央在遠東組建特種訓練班以“培訓情報干部”[97]。此后不久，內務人民委員部指示在中央機關內部設立高等訓練班，為邊防軍情報系統培訓干部，並特別指示遠東邊防軍“強化情報工作”，增加派往中國東北的情報人員數量[98]。4月，內務人民委員部指示遠東各州、各邊疆區內務局在遠東當地甄選可靠、可信的人組建“親蘇”的情報部隊，稱“這些‘親蘇’部隊在必要時能夠作為游擊隊使用”[99]。7月至8月，莫斯科再次指示遠東地區各州黨政軍機構做好游擊隊的組織與培訓工作[100]。在這種背景下，如何整編東北抗聯以充分發揮這支部隊的價值，自然就被提上了日程。

7月16日，王新林正式通知周保中，將以留蘇東北抗聯部隊為主體組編教導旅。根據蘇方設想，教導旅將按千人規模建制[101]。除了在蘇聯的東北抗聯官兵（包括外出執行任務者）500人至600人，蘇軍還增補200余名遠東華人與一批蘇聯軍官[102]。教導旅所有官兵“一律實行紅軍制式”，“一律依照紅軍定制編練受訓”。教導旅下轄四個營，即第一營（第一路軍，金日成、安吉為正、副營長）、第二營（第二路軍，王效明、金策為正、副營長）、第三營（第三路軍，王明貴為營長）、第四營（第一、二路軍抽調人員及第五支隊其他方面補充之人員，姜信泰、季青為正、副營長），旅長周保中、政委張壽篯、副參謀長崔石泉[103]。這種整編，積極地看，是照顧到東北抗聯各部對東北不同地區的熟悉情形，方便未來派遣﹔消極地看，則是保留了原有的組織與系統，未能根本消除東北抗聯內部的矛盾與分歧。

蘇軍雖然一再聲稱尊重中共的組織關系、政治路線與獨立性，且保留了中共組織與領導系統，但實際上通過組織與指揮系統的設置，實現了對教導旅的嚴密控制[104]。一是旅內設立了蘇軍內務部的工作機關，這一機關直轄於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不受教導旅司令部節制。該機構對教導旅所有官兵都建有詳細的檔案，掌管直接審查、征調與秘密逮捕之權。二是教導旅從旅司令部到營、連，每一級機關都派有蘇聯軍官，旅、營參謀長和參謀，旅政治部主任和政治部主要科長，政治副營長、副連長等均由蘇聯軍官擔任[105]。

國防人民委員部還聯合共產國際詳細調查了被委以要職的抗聯干部。1942年10月，國防人民委員部干部總局請共產國際干部部提供對周保中的鑒定報告[106]。共產國際干部部在第二次伯力會議期間進行的調查基礎上形成了鑒定報告，雖然再次提出需對周保中履歷中的一些問題作進一步調查，但結論部分仍然確認周是一名“堅定的、富有創造力的、經驗豐富的軍事指揮官”，“可以擔任軍事領導職務”[107]。

結合對東北抗聯教導旅組織指揮體系與人員的設置，從蘇德戰爭爆發到1942年夏，圍繞是否把東北抗聯歸並和轉入遠東軍系統直接指揮的問題，蘇方立場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蘇德戰爭爆發后，蘇方對此一度持否定態度，盡管這一建議是由東北抗聯主動提出的﹔然而，1942年夏蘇方對東北抗聯教導旅的組建卻遵循了上述思路。導致出現這一轉變的關鍵因素，就是1942年春夏遠東戰爭風險的陡然加劇。從其后蘇方對教導旅的角色定位來看，這支部隊除了要承擔情報偵察與情報干部的培養工作，更重要的使命是未來戰爭條件下成為“作戰部隊的偵察聯絡小隊”[108]。1944年1月，王新林在教導旅聯共（布）黨員大會上明確提出，東北抗聯教導旅的基本任務就是鞏固蘇聯的遠東國防，准備“遠東大戰”[109]。

東北抗聯教導旅組建后，王新林向抗聯領導人一再強調教導旅對中國抗戰的意義，稱教導旅可為中國抗戰培養軍事政治干部，“在東北轉入直接戰爭的新環境時發展積極有力的游擊運動”[110]。對此，周保中是肯定的，並在給許多人的信中表達了這一立場。7月24日，他在給特別派遣工作人員的信中指出，教導旅組建“不但免去了在東北斗爭中有被日寇消滅的危險，而且對於將來發展的鞏固基礎，已得到了完全保証”[111]﹔26日，他在給金日成等人的信中稱，“關於東北抗日聯軍前途問題以及斗爭策略，中共東北黨組織問題，現在已經得到完全有保障的解決辦法”[112]﹔8月13日，他在給金光俠、高歷友的信中稱，“東北中共黨組織問題和東北抗日聯軍的前途勝利問題……現在已經得到完滿的有保証的辦法了”[113]。

縱觀東北抗聯教導旅組建的整個進程，蘇聯因素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乃至決定性的作用。其間，蘇方政策與行為的基本邏輯是確保遠東國防安全，應對可能爆發的蘇日戰爭。正是在東北抗戰由盛轉衰的1938年下半年，蘇聯開始調整政策，指示加強對東北抗聯的援助。此后，蘇軍先后兩次召集伯力會議，目的是加強對東北抗聯的了解與掌握，推動東北抗聯實現統一以增強其作戰與情報價值，同時開始借助東北抗聯開展對日情報工作。隨著遠東地區戰爭危機不斷升級，1942年夏蘇軍以在蘇東北抗聯部隊為主體組建東北抗聯教導旅，編入蘇軍序列，並實現了對這支部隊的嚴密控制。本文並不否認以周保中為首的東北抗聯官兵對黨和革命事業的信念與忠誠，以及為此作出的種種努力，只是強調來自蘇聯的因素對這支部隊的歷史變遷發揮了更具決定性的作用。

此外，關注1938年以后的東北抗聯歷史，尤其是東北抗聯教導旅的歷史，首先需要建立一種國際史的視野，尤其要格外關注蘇聯因素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從1938年下半年至1942年東北抗聯教導旅的組建，東北抗聯歷史的變遷實際上可被視為莫斯科遠東戰略不斷調整的一個縮影，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作為這一時期遠東地區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重要體現。如果忽略這一點，忽視蘇聯因素對這一歷史進程所發揮的作用，或是單純以中國革命史或東北抗戰史作為敘事主線，那麼，對在此期間許多重要歷史事件的理解與描述就可能是不充分和不完整的，由此建構的歷史敘事鏈條也很難實現最基本的邏輯自洽。隨著各方檔案的不斷公開，這一點必將一再被証實。

（本文作者華東師范大學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歷史學系副教授）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