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格家族遺產中的馬克思檔案
一、龍格家族的馬克思檔案流傳史
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1921—1931）以及后來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1931—1956，其間曾改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院）、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1956—1991），一直與龍格家族成員保持持續的聯系。龍格家族成員是卡爾·馬克思和燕妮·馬克思及女兒燕妮·龍格的直系后人。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1999年成立）中有一份“龍格卷宗”，包括65份檔案，內含達維德·梁贊諾夫、弗拉基米爾·阿多拉茨基等幾任院長領導下的研究院同龍格家族的往來通信。龍格家族成員曾在不同時期訪問過上述研究院，並轉交過他們保存的一些馬克思檔案及個人物品。
研究院與龍格家族之間的往來大致經歷了如下階段：
1928—1931年，梁贊諾夫與讓·龍格通信。
1936—1939年，研究院與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委員會協商，力爭獲取馬克思恩格斯的文獻遺產，讓·龍格參加了協商﹔研究院駐倫敦通訊員同羅伯特-讓·龍格取得了聯系。
1948—1953年，埃德加·龍格訪問研究院，其去世后，曾經保存的材料也被轉交研究院。
1960—1963年，弗雷德裡克·龍格和馬塞爾-沙爾·龍格分別訪問研究院，並轉交了相關檔案和物品。
隨后，研究院與龍格家族的聯系維系了下來。1971年，為紀念巴黎公社成立100周年，馬塞爾-沙爾·龍格在巴黎向時任副院長金納季伊·奧比奇金轉交了一個裝有檔案和照片的“鞋盒”。1979年，羅伯特-讓·龍格和卡爾·龍格訪問研究院下屬的中央黨務檔案館。而檔案館工作人員G.A.尤金科娃也至少兩度（1979年和1980年）到巴黎拜訪龍格家族。1980年，中央黨務檔案館馬克思恩格斯研究室的工作人員鮑裡斯·M.魯佳克前往巴黎，在卡爾·龍格和西蒙娜·龍格夫婦家中的一個箱子裡找到馬克思恩格斯生前的藏書和其他檔案。這一做法符合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與民主德國馬列研究院約定的工作分工，即后者負責恩格斯家族后裔的事務，前者負責馬克思家族后裔的事務。
20世紀90年代初，西蒙娜·龍格讓人重新查閱了保存在她那裡的書籍，以便為馬克思恩格斯藏書中所有流傳下來的書籍制作一份目錄，目錄中注明了1450本書籍，其中有22本在巴黎。關於龍格家族中馬克思檔案的流傳史，羅伯特-讓·龍格講道：
祖父母去世后，我們的父親讓·龍格及其兄弟埃德加和馬塞爾繼承了馬克思遺產中的大量書信、個人檔案、乃至家具。我父親是這樣做的：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日子裡，他將一些遺物交給了蘇聯，其中有馬克思在梅特蘭公園路工作室的兩張沙發，其他東西則在萊昂·布魯姆的催促下交給了德國社會民主黨，還有一些作為家族財產保留下來。
作為長子，我獲得了其中一部分。二戰后，我將這部分親自帶往莫斯科，作為饋贈交付馬列研究院。其中有我父親同威廉·李卜克內西、愛德華·伯恩施坦以及其他人的通信。還有一封片山潛寫給馬克思的書信，這想必是最有價值的檔案了，它寫在日本和紙上。片山潛告訴馬克思，因為自己要在監獄裡待一年，所以無法及時回復他的來信。
馬塞爾·龍格一直住在父母那裡。這樣就可以解釋，有一些檔案，父親認為屬於過於私密的回憶，因而未拿出手，而是在父母去世后交給他的兄弟馬塞爾·龍格。而他想必也不願同裝有珍貴家族遺物的鞋盒分離，直至1971年2月。但是，馬塞爾·龍格交付奧比奇金教授的，肯定是我們家族掌握的最后遺物了。
羅伯特-讓·龍格向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新德意志報》記者講述的這段回憶証明，截止1971年，無論是讓·龍格，還是羅伯特-讓·龍格，以及埃德加·龍格和馬塞爾·龍格，都陸續將自己掌握的馬克思檔案和紀念物交付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此外，也還有一些帶有旁注的書籍留在了卡爾·龍格的繼承人手中。
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第一任院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第一版的締造者梁贊諾夫同龍格家族結交的歷史，可以回溯到他第二次流亡西歐時期（1907—1917年），並且這一交往從未中斷。雙方的交往對於出版完整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具有重要意義。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梁贊諾夫就通過照相復制了保存在龍格家族的馬克思恩格斯檔案，並接收了其他一些相關檔案。
二、梁贊諾夫與讓·龍格
梁贊諾夫與龍格家族（主要是與燕妮·龍格與沙爾·龍格之子、巴黎律師、《社會主義評論》雜志編輯讓·龍格）的通信往來從1928年12月延續至1931年1月。現有的總共15封通信長短不一，均用法文寫作，語氣親切友好。
在第一封信（1928年12月10日）中，梁贊諾夫請求讓·龍格幫助一位前巴黎公社社員、讓·龍格的父親沙爾·龍格在敖德薩療養時的戰友阿希爾·勒羅伊清償房租。梁贊諾夫引証勒羅伊本人的話說，他在巴黎的住處“有對於共產主義歷史極具價值的檔案”。接下來的通信則直接涉及馬克思文獻遺產的保護以及獲取各種檔案等事宜。
在1929年1月10日的回信中，讓·龍格首先確定自己收到了莫斯科的匯款，並同勒羅伊的房東取得了聯系，以便償還房租。接下來，讓·龍格提到，梁贊諾夫的兩卷本著作已由巴黎的社會出版社翻譯成法文出版。他稱贊梁贊諾夫對馬克思深入而准確的心理刻畫，並在書信結尾處提到馬克思寫給自己的母親和姨母的書信已發表在《社會主義評論》上。
梁贊諾夫對讓·龍格的稱贊“受寵若驚”（“您的錯愛令我受寵若驚”），馬上於1929年1月19日回信，邀請龍格前往莫斯科（“以便見証我們紀念您的外祖父的學術時刻”）。而讓·龍格出於政治原因謝絕了這一邀請（1929年3月4日）。他認為當時蘇聯政府抨擊歐洲的工人黨和社會主義黨的做法是錯誤的，希望很快能建立起“社會國際與俄國之間正常的、甚至是兄弟般的關系”。
在接下來的通信中，讓·龍格堅持自己的立場，講述雙方在道義和政治上的障礙，強調其不可動搖的觀點（1929年3月19日）。梁贊諾夫表示非常遺憾，尤其是他的邀請屬於個人邀請，是給馬克思的外孫讓·龍格的。
自1929年3月起，通信往來主要涉及龍格家族掌握的馬克思文獻遺產，梁贊諾夫想為自己的研究院爭取到它們。3月9日，梁贊諾夫首先提到雷蒙·維耳馬爾，此人是“國際的熱忱鼓吹者”，自1871年起同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后來同讓·龍格的父親沙爾·龍格以及馬克思的女婿保爾·拉法格通信。讓·龍格証實，自己本人同這一時期已經垂垂老矣的維耳馬爾保持著友好的、密切的關系，並指出維耳馬爾“今天”（1929年3月19日）還在提及自己同龍格家族的友好關系。在談及馬克思的青年詩作時，讓·龍格認為它保存在弗蘭茨·梅林的文獻遺產中。梁贊諾夫回復說，可惜在那裡沒有找到（1929年3月9日）。這令讓·龍格深感遺憾（1929年3月19日）。這些文獻遺產實際上在其兄弟馬塞爾·龍格那裡。
接下來的通信還討論了移交畫像和胸像事宜。在1929年5月16日的一封短信中，梁贊諾夫提醒讓·龍格，自己曾請求得到一張燕妮·馬克思畫像的照片。一年后（1930年7月20日），梁贊諾夫給他寄去一張馬克思舊油畫像的照片，這是他從列寧格勒得到的，他請讓·龍格發表看法，同時祝賀他的兒子卡爾·龍格制作完成了一座馬克思胸像。讓·龍格於7月29日回信，首先提到了自己兒子對照片的反應，卡爾覺得馬克思顯得“太瘦了”，而且“穿得有些怪模怪樣”，但認同梁贊諾夫的寫實主義判斷，認為畫像想必創作於馬克思生命中的最后幾年。讓·龍格還提到卡爾創作的馬克思胸像，認為那是成功之作，並把它寄給梁贊諾夫，同時提出了使用建議（“您是否認為這座青銅胸像可以放在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或蘇聯其他地方”）。梁贊諾夫想必同馬克思的重外孫卡爾·龍格直接取得了聯系。
在1930年10月26日的回信中，梁贊諾夫猜測，油畫中的大衣是馬克思最后幾年穿的。馬克思在同恩格斯的通信往來中提到過這件大衣，據克拉拉·蔡特金說，大衣由拉法格擁有。至於卡爾·龍格創作的胸像，梁贊諾夫說，研究院准備購買原件，將其陳列在新組建的馬克思恩格斯研究室。梁贊諾夫還向讓·龍格提出額外請求：請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駐柏林通訊員鮑裡斯·尼古拉耶夫斯基照相復制馬克思的結婚証書，而這需要一位龍格家族成員的認可。12月2日，梁贊諾夫確認，他同意以對方提出的價格購買胸像，前提是研究院有權復制（照片除外）。接下來，他感謝讓·龍格就馬克思的結婚証書做出答復，但可惜的是，保存下來的讓·龍格11月5日的回信中卻沒有相關答復。
這一次，回復梁贊諾夫的是讓·龍格的兒子羅伯特-讓·龍格，作為律師，他接受委托出售自己的兄弟卡爾·龍格的作品，並維護其權利。在1931年1月13日的信中，他告訴梁贊諾夫，德國特裡爾的馬克思故居已經有了一座馬克思胸像，他准備以同樣的價格（5000法郎）向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提供第二座原件，並建議購買程序採取類似於德國的方式，因為他兄弟的作品在德國獲得了巨大成功。他還說自己准備同研究院的代表在巴黎商談此事。在這封信中，他還提出第二條建議：“我完全可以聽憑您為蘇聯復制青銅胸像，條件是將既定報酬匯入一家法國銀行。”
1931年1月25日，梁贊諾夫在寫給羅伯特-讓·龍格的書信草稿中用一種稍顯冷淡的口吻說，研究院自始至終有興趣購買這座胸像，但是如今胸像已經有了多份復制品，而且權益問題似乎也不同以往，所以這件事不能著急，可以以后再談。書信到此中斷，也沒有被寄出，因為梁贊諾夫在這一時期被捕。此后，阿多拉茨基於20世紀30年代中期重新開始了與龍格家族的書信往來。
三、關於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交易”
在著手協商從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委員會手中購買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之前，梁贊諾夫被免去了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長職務，研究院同龍格家族的聯系也就此中斷。1935年初，研究院著手了解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的遺存情況。當年年中，中央黨務檔案館負責人格爾曼·季米聶夫接受委托，在國外為研究院搜集檔案文獻。7月中旬，自稱“赫爾曼同志”的季米聶夫啟程前往巴黎，負責與國外建立文化聯系的亞歷山大·阿羅謝夫也來到巴黎，他顯然直接受命於斯大林。
逗留巴黎期間，他們同讓·龍格進行了會談。季米聶夫感到他們有機會從讓·龍格手中得到他掌握的所有檔案。顯然，他們還談到了將馬克思的遺物從倫敦運往莫斯科之事。基於讓·龍格在接下來的會談中表明的立場，季米聶夫期待研究院給予“指示”。
經過這次偵察式探訪並回莫斯科匯報之后，1935年11—12月，阿羅謝夫與季米聶夫帶著新的談判指示再度前往巴黎，與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委員會就獲取馬克思恩格斯文獻遺產進行談判。談判一直持續到1936年上半年，直至最終失敗。
來自莫斯科的特派員們可以為第二次旅行的成果彈冠相慶，因為他們於1935年12月25日同威廉·迪特曼簽署了購買其在蘇黎世的檔案館和政治圖書館的協議。阿羅謝夫從迪特曼那裡獲得了8個裝滿檔案文件的箱子后取道巴黎，於1936年1月初抵達莫斯科。
1936年1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駐巴黎通訊員阿利克斯·吉萊恩謀求獲取龍格家族檔案的清單。1月19日，她向莫斯科匯報說：
我終於可以對讓·龍格的檔案一覽無余了。昨天，我找到機會完成此事，我希望這只是暫時的。之前同他本人的會談遇到了極大的、似乎難以克服的困難。龍格一再強調他隻掌握一些信件，而且看起來非常不願意進一步接觸那些東西。我最初的全部努力隻在於為龍格掌握的文件開列一份清單。但是，如何整理各種檔案，以便使它們一覽無余，完全無法預料。幸虧在我同他會談時，他的一個兒子加入進來。據我后來所知，他比父親更熱衷於此事。他向母親轉達了我的意圖，我感謝他的熱情以及龍格夫人的精力，以至於事情終於有了眉目。為了查找家族檔案，她檢查了整棟房子，包括儲藏室、地窖等。這樣，就最終形成了一份已經交給您的有價值的收藏清單。當然，我一直鼓勵龍格夫人繼續她的搜尋。在我看來，不僅在這棟房子裡，而且在讓·龍格的兄弟家中，肯定還可以找到一些有價值的材料。此外，我認為不能排除的是，在讓·龍格的熟人及其后人那裡還可以找到其他檔案。這主要取決於我同龍格夫人建立和維系關系。因此，我想避免有可能給這種關系造成不和諧的一切。一切都取決於龍格夫人的善良意願。在相當復雜的家族關系中，她的地位極其艱難。她要克服家庭成員和其他家族成員的諸多猜忌和心理抵觸。……這裡的危險倒不在於整個收藏或其中有什麼會與我們失之交臂，而在於個別東西會單獨售出或饋贈出去。現在，我猜無論如何都有個別東西掌握在所有可能的人物手中，而我借助於龍格夫人全力以赴的一項艱巨任務就是搞清楚准確情況。目前，我還不想過分地催促她，而是僅限於同她保持書面和口頭聯系。
這筆文獻遺產或者說多份文獻遺產涉及：沙爾·龍格和燕妮·龍格的文獻遺產﹔保爾·拉法格和勞拉·拉法格的文獻遺產。……尤其還要提到恩格斯致拉法格的書信。您在來信中開列了您了解的恩格斯致拉法格的書信目錄，同時詢問，是否正像邁耶爾教授在他關於恩格斯的書中所提示的那樣，1886年至1887年間還有其他書信。我想，首先可以從您的來信中推斷，您所提到的書信由龍格家族保存。迄今為止，龍格夫人一直沒有找到這樣的信。但是，她會繼續找，並相信自己會找到。另一方面，您從我的清單中可以看到，有兩封恩格斯致拉法格的信，它們是您的來信中未提到的……。因此，我這樣回復您的來信，即在您提到的書信之外，我不知道有任何一封1886年至1887年間的書信，但知道有兩封書信分別注明為1884年3月11日與1889年4月10日。
長達8頁的清單包括：馬克思的書信和檔案，其中有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手稿共82頁﹔恩格斯的書信和檔案﹔馬克思夫人燕妮致女兒們的信﹔弗雷德裡克·德穆特1912年4月10日致讓·龍格的信﹔保爾·拉法格與讓·龍格的通信﹔馬克思女兒們的檔案和筆記﹔1872年至1878年間關於《資本論》法文版的通信。此外，吉萊恩可以寄去在卡爾·龍格的工作室中找到的燕妮·馬克思及其母親的油畫肖像的7張照片和2張照片復制件。1936年1月17日，吉萊恩給莫斯科寄去一封信，用馬克思去世后為其制作的石膏面具照片和卡爾·龍格創作的馬克思胸像照片補充了這一收藏。
為了獲得這些藝術品，阿多拉茨基於1936年1月29日致信斯大林。他早年訪問巴黎時，在卡爾·龍格的工作室看到了油畫，表達了購買油畫的願望，不過當時龍格夫人無法做出決定，因此隻能制作油畫的復制品。但是，這次吉萊恩看到了機會，即龍格夫人改變了主意，她便於1936年5月14日通知莫斯科，購買油畫的價格為4萬法郎。她接著匯報說：
正像我已經告知阿多拉茨基同志的那樣，我正努力同龍格夫人建立更持久、更密切的關系，以便盡可能從她那裡獲得符合我們目標的所有東西。首先是恩格斯致拉法格的書信，它們掌握在讓·龍格的兄弟馬塞爾·龍格手中，可以買下來。像所有龍格家族成員一樣，馬塞爾·龍格的情況很麻煩。他總是緘默無語，拒人於千裡之外。眼下，他又到巴黎了。我堅信，現在終於可以克服一切困難接近他了，交易也可以沒有太大障礙地進行了。
除了油畫之外，還有其他紀念品可以購買。吉萊恩在1936年5月31日的一封信中講道：
說到沙發，龍格夫人告訴我下述新情況：兩張沙發中有一張是馬克思去世時坐的，后來被蒙上了新布罩。龍格夫人在儲藏室中找到了原先的布罩。我利用這一時機詢問她是否最終准備把兩張沙發賣給我們，價格是多少。最初她堅持說，買賣根本無從談起，她絕不會同這些珍貴的家族紀念品分離。后來她又環顧四周說，她可以以5萬法郎的價格把兩張沙發中的任何一張賣給我們。
吉萊恩從讓·龍格那裡獲得了大量書信和檔案，並從卡爾·龍格那裡獲得了馬克思的石膏面具，而這一時期無法復制胸像。她還從羅伯特-讓·龍格那裡得到了馬克思贈予女兒愛琳娜的《福格特先生》一書（內有馬克思的題字），以及一本23頁版的《共產黨宣言》。1937年底，吉萊恩結束了作為研究院通訊員的工作。
1938年讓·龍格發生致命車禍后，研究院駐倫敦通訊員阿格尼婭·邁斯卡婭重新聯系巴黎的龍格家族。1939年，她獲得了吉萊恩實際上已經做好前期准備工作的所有東西。個人物品——工作椅與沙發、馬克思的錢包與煙嘴、一枚帶有馬克思肖像和一縷頭發的圓形飾品、一塊綢緞——都更換了擁有人。此外，她還從羅伯特-讓·龍格那裡獲得了一些馬克思的書信和筆記本，以及一些涉及馬克思及其家庭成員的小冊子。當然，至少有一件遺產保留在羅伯特-讓·龍格手中，即馬克思的懷表，那是他從馬克思的朋友威廉·沃爾弗那裡繼承下來的，裡面刻上了馬克思、海倫娜·德穆特、恩格斯的姓名及去世日期，以及讓·龍格和羅伯特-讓·龍格的姓名。1983年，莫斯科復制了這塊懷表，原件則保存在羅伯特-讓·龍格的妻子克裡斯蒂娜那裡。1997年，她在柏林展出了這塊懷表。
四、埃德加·龍格的遺產
二戰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重新開始調查馬克思的文獻遺產。20世紀30年代，研究院未能成功獲得保存在馬克思的外孫讓·龍格手中的部分遺物，而此時的努力主要集中在馬克思仍然健在的另一個外孫埃德加·龍格身上。1948年2月13日至3月16日，這位68歲的老人與妻子布朗歇訪問了列寧格勒和莫斯科。
作為研究院的客人，埃德加·龍格的行囊中裝有重要贈品：1871年9月23日馬克思致妻子燕妮的一封信和一份批判弗裡德裡希·李斯特的4頁手稿。此外，他請求親手將馬克思與女兒們及恩格斯的照片原件交給斯大林。這次訪問令埃德加·龍格夫婦格外激動，他在1948年7月12日的書信中對此做了詳細描述。
埃德加·龍格還在一封致伊琳娜·巴什的私人信件中感謝莫斯科方面親切而細致的接待，並表示希望得到馬克思1844—1845年逗留巴黎期間的檔案，因為他接受委托寫一篇文章，而他掌握的材料太少。
1950年12月13日，萊奧·波爾寫信給研究院副院長恩斯特·佐貝爾，商量如何在埃德加·龍格去世后收集到他的遺產。1951年1月，在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即匈牙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拉科西·馬加什的授意下，這封信通過該黨轉交院長彼得·波斯佩洛夫。
波爾自稱是最熟悉這個家族情況的人，他認為隻有已故的埃德加·龍格積極支持將家族檔案移交研究院，而所有傳承下來的檔案都在他的房子裡。埃德加·龍格在家族中有些“孤立”（這顯然指他的政治信念），他有四個孩子。至於他的兒子們是否有願意“出售”檔案，則不清楚。無論如何，摸清情況已勢在必行。波爾描繪了最糟糕的可能性：“檔案放在龍格家狹小的工作室一個可隨意打開（未上鎖）的櫃子裡的大紙袋中，雜亂無章。它們也有可能丟失了，或作為無用的紙張被毀掉了。”
出於這些原因，波爾建議研究院派一名全權代表前往巴黎處理相關事宜。如果這樣不可行的話，研究院可以請求埃德加·龍格的遺孀向波爾交付手稿，她同波爾很熟。波爾認為，如果自己能拿到文獻遺產，就可以馬上交付佐爾坦·桑托保存。
最后，波爾提到自己受《自由人民報》（Szabad Nep）委托對埃德加·龍格進行了一次訪談。埃德加·龍格在訪談中抱怨說，他很晚才理解了社會民主黨的真正作用。如果佐貝爾需要這次訪談的文本，他可以馬上寄去。
佐貝爾被流放西伯利亞幾年后，於1947年前往布達佩斯，在當地參與了出版匈牙利文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工作。這一時期，尤其是在阿多拉茨基去世后，他同蘇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沒有直接聯系。
埃德加·龍格於1950年12月12日去世，在研究院引起了“連鎖反應”：12月15日，蘇共中央書記米哈伊爾·蘇斯洛夫簽署的悼詞經法共中央轉交給他的遺孀。1951年1月16日，蘇聯外交部副部長亞歷山大·博戈莫洛夫委托駐巴黎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同他的遺孀建立聯系，后者說明了她掌握哪些馬克思文獻遺產的檔案，以及怎樣才有可能獲取這些檔案。2月底，顯然是在得到蘇聯外交部的指示之后，研究院院長波斯佩洛夫直接致信大使A.P.帕夫洛夫指出，埃德加·龍格訪問莫斯科時曾承諾，他掌握的所有馬克思檔案都歸研究院所有。博戈莫洛夫請求帕夫洛夫進行詳細調查，澄清移交的條件。5月29日，帕夫洛夫致信蘇聯外交部，提交了現有檔案的要目，並匯報了龍格家族的境況。
這批檔案涉及下述東西：馬克思的3個筆記本（兩個分別為200頁和146頁的筆記本寫於1850年，還有一個100頁的筆記本寫於1869年）﹔6封馬克思的書信﹔約60封致馬克思的書信，其中有巴枯寧1868年12月22日致馬克思的信﹔230封馬克思家庭的書信﹔3位家庭成員的筆記本﹔考茨基與李卜克內西的一些書信及一系列涉及馬克思恩格斯生平與影響的其他檔案。
所有材料均“保存良好”，只是“未經整理”。大多數檔案為1949年去世的馬塞爾·龍格和他的妹妹燕妮·龍格擁有。埃德加·龍格的遺孀布朗歇准備將自己掌握的所有檔案交付研究院，條件是向馬塞爾·龍格的兒子馬塞爾-沙爾·龍格以及埃德加和馬塞爾的妹妹燕妮·龍格提供物質補償和醫療幫助，並用外幣向她本人支付數額為4000盧布的“補償金”。帕夫洛夫還說，這位遺孀深受傷害，因為她從蘇聯回來后寫給研究院的信從未得到答復。
波斯佩洛夫匯總帕夫洛夫的信息后，於1951年6月30日直接向蘇共中央總書記斯大林做了匯報，並於8月2日請求蘇聯外交部西歐司司長A.G.阿布拉莫夫向大使帕夫洛夫解釋，在巴黎有哪些條件可以向馬克思的重外孫馬塞爾-沙爾·龍格和外孫女燕妮·龍格提供必要的醫療和財務幫助。然而，各方在採取哪些必要措施方面卻陷入了僵局。
直到1951年12月，波爾向佐貝爾重新提交了一份長達7頁的詳盡報告，經過翻譯后於1952年1月22日通過蘇聯外交部遞交波斯佩洛夫，這件事才重新引起關注。
波爾本人時常拜訪埃德加·龍格的遺孀，不久前，她給他看過自己在丈夫的辦公桌找到的茹爾·蓋德和拉法格等人的信。波爾詢問是否有可能再找到其他這類東西，而她回憶起一個箱子。他看后發現裡面果然有一大批有價值的材料，包括馬克思起草的關於工人階級生活條件的問卷、關於召開第二國際成立大會的決議（有倍倍爾、李卜克內西、拉法格等人的簽名）、一大堆書信、一些重要書籍以及一些個人物品。
波爾建議龍格夫人將這些材料轉交黨組織，其中涉及第一和第二國際的交給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涉及法國的交給法共檔案館。她表示同意，並委托他完成此事。隨后，她還寄給波爾一張馬克思的照片原件，波爾將此連同致佐貝爾的書信一起交給匈牙利工人運動研究所。在書籍中，有一本馬克思的題字贈書，是送給女兒勞拉的拜倫著作。波爾將這本書放在交給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的材料中。
1952年4月1日，波斯佩洛夫再度向博戈莫洛夫匯報了“勘查”馬克思檔案的情況，認為此時的主要問題是以何種方式滿足馬塞爾-沙爾·龍格的物質需求（財力支持、居住條件改善、醫療照顧）。
1953年3月4日（斯大林於3月5日去世），奧比奇金向蘇共中央書記尼古拉·米哈伊洛夫匯報說，有一大批馬克思檔案於1952年12月送到研究院。中央黨務檔案館已擁有其中少量檔案的復制件（而且其文本已刊發於《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而大部分其他檔案尚不為人所知，它們包括：1860年至1880年間的20份馬克思檔案，其中有一系列書信和3個筆記本（一個涉及福格特的筆記本，173頁﹔一個經濟學摘錄筆記本，147頁﹔一個關於愛爾蘭歷史摘錄的筆記本，89頁）﹔77份恩格斯檔案，大多是1880年至1890年間的書信﹔59封馬克思的夫人和女兒寫給他的書信﹔64封其他人寫給恩格斯的書信﹔140多封馬克思家庭成員的書信﹔約40封國際和法國工人運動成員的書信。
在上述書信中，有一些寫於1906年和1909年，涉及馬克思文獻遺產流傳史，是勞拉·拉法格從路易絲·考茨基那裡得到的，並且是寫給倍倍爾和伯恩施坦的。
五、馬塞爾-沙爾·龍格與弗雷德裡克·龍格在莫斯科
1960年9月11日至10月6日，馬塞爾-沙爾·龍格訪問莫斯科。9月12日，他向馬列研究院轉交了龍格家族擁有的下述馬克思檔案：馬克思致恩格斯、妻子燕妮、女兒和女婿拉法格夫婦、女兒愛琳娜以及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威廉·白拉克的15封信﹔1856—1882年間馬克思致法國政治家L.巴索的信﹔馬克思寫給燕妮的詩集﹔燕妮的一本附有馬克思及其家庭成員“座右銘”的相冊﹔勞拉·拉法格的一本收藏有馬克思及其家庭成員和友人照片的相冊。
在提交蘇共中央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中，時任馬列研究院副院長N.沙塔金強調說，在上述檔案中，1875年5月5日馬克思致白拉克的信附有他的《哥達綱領批判》草稿。此外，收藏中還包括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的活動檔案。
移交的恩格斯檔案包括：1867年至1895年間恩格斯致拉法格夫婦的44封信﹔恩格斯對發表在1894年的《新時代》雜志上的《共產黨宣言》法文譯文的評論。
移交的家族檔案還包括：勞拉·拉法格致恩格斯的23封信﹔燕妮·龍格致父母、妹妹愛琳娜以及沙爾·龍格的61封信﹔愛琳娜·馬克思-艾威林致恩格斯及姐姐勞拉的15封信﹔保爾·拉法格致恩格斯的29封信。
檔案移交是同馬塞爾-沙爾·龍格的請求聯系在一起的，即向他提供1萬法郎的年金，為期10年，或一次性支付補償金10萬法郎。報告起草人沙塔金在報告中解釋說，這是出於“市場經濟”的考慮：“根據尼古拉·勞赫於1969年在日內瓦編纂的手稿目錄，馬克思恩格斯的一頁手稿在西歐值750瑞士法郎。由此，馬塞爾·龍格移交的194頁馬克思恩格斯檔案值14.55萬瑞士法郎。另外，258頁的家族檔案可視為值5.16萬瑞士法郎（每頁200瑞士法郎）。根據這一計算，全部檔案價值19.71萬瑞士法郎，或22.43萬法國法郎，即馬塞爾-沙爾·龍格請求的數額的兩倍多。”
1960年11月19日，沙塔金向蘇聯外交部歐洲一司司長S.T.巴扎羅夫表示，要通過駐巴黎大使館向馬塞爾-沙爾·龍格匯款10萬法郎。他還直接向大使S.A.維諾格拉多夫寄去了類似的書信。此外，沙塔金告知“親愛的龍格同志”，已經做出關於補償的決定，錢款將通過大使館支付。12月2日，維諾格拉多夫向沙塔金証明，錢款已經支付。
1960年12月1日，馬塞爾-沙爾·龍格表示感謝：“親愛的沙塔金同志，我與我的妻子向您致以新年的良好祝願，並真誠地感謝研究院為我們所做的一切，希望再次見到您。親愛的同志，祝您一切順利，謹致問候。”
1961年5月，奧比奇金詢問大使維諾格拉多夫，馬塞爾-沙爾·龍格是否有意再次訪問莫斯科。8月25日，馬塞爾-沙爾·龍格寫於8月16日的信抵達研究院。他在信中說，預計到訪的日期（9月3日）非常不合適，因為這段時間有一個大型展覽，他擔心自己在公眾面前缺席，因此建議將訪問日期往后拖延兩周。9月22日，他再次寫信表示，他最近一段時間不是很舒服，不得不遺憾地再次拖延預定的旅行。
而馬克思的另一位重外孫弗雷德裡克·龍格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引起研究院的關注（這顯然是考慮到遺產繼承順序），盡管他早在1956年就出席了倫敦的馬克思新墓地揭幕儀式。他於15歲起開始學習繪畫，二戰后舉辦了第一次畫展，而他的創作頂峰想必是1962年在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館舉辦的風景畫展覽，在他參展的100幅畫中，有13幅畫被博物館買下。
展覽期間，弗雷德裡克·龍格訪問了研究院，參觀了中央黨務檔案館保存的來自龍格家族文獻遺產的馬克思檔案，並“對良好的檔案保存條件印象深刻”。在1962年4月7日致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的報告中，研究院副院長N.馬特科夫斯基提到，弗雷德裡克·龍格想親自向第一書記遞交兩張馬克思相片的原件、兩本馬克思的藏書以及沙爾·龍格擁有過的一枚紀念章。他說，轉交這些紀念品具有極其重要的象征意義，因為赫魯曉夫是蘇聯最高領導人，而蘇聯“正在踐行他著名的曾外祖父的理想”，但遺憾的是，1960年赫魯曉夫前往巴黎參加四國峰會期間，弗雷德裡克·龍格沒有機會同他謀面，而此時他想予以彌補。
弗雷德裡克·龍格未能如願與赫魯曉夫進行私人會面，但與蘇斯洛夫進行了會談。一年后，弗雷德裡克·龍格受蘇聯文化部和藝術家協會以及蘇斯洛夫的邀請，前往蘇聯訪學一年。1963年9月逗留莫斯科期間，弗雷德裡克·龍格向研究院交付了一本有126張照片的相冊，相冊曾由他的祖母燕妮·龍格擁有。這本相冊后來導致了一個歷史性錯誤，即其中的一些照片被當成馬克思的妻子燕妮·馬克思及其女兒燕妮·馬克思-龍格的肖像，而它們實際上是路德維希·庫格曼的妻子蓋爾特魯黛·庫格曼及其女兒弗蘭契斯卡的肖像。
在結束這次訪學之旅的回國途中，弗雷德裡克·龍格經停柏林，做客民主德國馬列研究院。在一份卷宗中，馬克思恩格斯研究室的工作人員魯特·施托爾茨記錄了龍格家族成員的生平信息。記錄顯示，弗雷德裡克·龍格有意向該研究院寄送或於1964年春天帶來“下述物品”：馬克思的肖像照片（照相復制件）﹔新郎埃德加·馮·威斯特法倫（馬克思的夫人燕妮·馬克思的兄弟）的袖珍肖像（照相復制件）﹔兩張燕妮·馬克思的肖像（照相復制件）﹔帶有燕妮·馬克思獻詞的馬克思家庭相冊（照相復制件）﹔5封沙爾·龍格的書信（原件）。
1968年5月，在馬克思誕辰150周年之際，馬克思的重外孫羅伯特-讓·龍格和卡爾·龍格兄弟以及他們的堂兄弟弗雷德裡克·龍格和保爾·龍格兄弟到訪莫斯科。同年9月，羅伯特-讓·龍格攜夫人逗留蘇聯一個月，訪問了列寧格勒和莫斯科。他利用這次機會向蘇聯馬克思恩格斯博物館轉交了勞拉·拉法格的一個筆記本、沙爾·龍格在警察局的檔案，以及68封國際工人運動代表人物1899年至1919年間寄給他父親讓·龍格的書信，其中有18封是卡爾·考茨基寫的，11封是露易絲·考茨基寫的，3封是愛德華·伯恩施坦寫的。
六、結語
研究院與龍格家族的關系史既有高潮也有低谷。研究院及其代表曾向龍格家族保証，會小心地保管他們移交的馬克思恩格斯檔案，將其用於學術研究，並自20世紀60年代末起用於籌備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第二版。
正如羅伯特-讓·龍格所說，龍格家族掌握的所有馬克思恩格斯檔案都已於1971年之前移交研究院。不過，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的登記冊表明，1980年，工作人員尤金科娃在出公差時從巴黎帶回了進一步的檔案。此外，龍格家族也顧及到其他渴望其家族遺產中相關檔案的訴求者，如法國社會史研究所和法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研究所。
當埃德加·龍格於1938年加入法共時，將自己掌握的所有家族檔案幾乎全部交給了法共總書記雅克·杜克洛，作為一座新博物館的館藏。1939年，在德國法西斯佔領法國之前不久，這批檔案被藏在了楓丹白露的一個村子裡，45年后才重見天日。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第二版第四部分第32卷所記錄的那樣，馬克思家族的一些書籍和物品至今仍保存在巴黎的龍格家族遺產繼承人手中。
1979年，民主德國出版了羅伯特-讓·龍格撰寫的《卡爾·馬克思——我的外曾祖父》。他以馬克思后人的眼光豐富了汗牛充棟的馬克思傳記文獻，並試圖在書中表現馬克思“作為凡人的性格、思想和家庭生活”。20世紀70年代，羅伯特-讓·龍格多次訪問民主德國馬列研究院。
卡爾·龍格與其妻子西蒙娜·龍格同蘇共中央馬列研究院並未保持定期聯系，但這決不意味著這個家庭沒有保存同馬克思密切相關的歷史遺產。據他們的兩個女兒（即弗雷德裡克和安娜）所說：“卡爾·龍格的政治信念表現在他的個人生活和藝術創作中。他是家裡唯一要求在法律上使用馬克思這一姓氏的人，並於1964年至1972年間在法國的一次訴訟中貫徹了這一點。”女兒們還介紹說：“在納粹德國佔領法國時期，卡爾·龍格積極參與抵抗活動，並在他的巴黎住宅和工作室中多次舉行法國地下抵抗組織會議。20世紀50年代末，他同妻子參加了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的集會，后來又參加了支持越南獨立的運動。”
總之，如果沒有研究院的長年努力，尤其是如果沒有龍格家族的慷慨相助和善意支持，由國際馬克思恩格斯基金會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証版第二版就會在重要檔案的收錄方面大打折扣。馬克思的后人們可以感到欣慰的是，這些檔案能夠呈獻給廣大讀者，並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擁有尊貴的地位，得到了悉心保管。
﹝本文編譯自德國《馬克思恩格斯研究文叢》（Beitr 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新輯第5輯﹞
﹝瑪蒂納·達爾馬斯（Martine Dalmas）：法國巴黎第四大學﹔羅爾夫·黑克爾（Rolf Hecker）：德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促進會﹔魯路：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信息資料館﹞
（來源：《信息資料參考》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