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學與馬克思主義：重要議題和閱讀指南
一、入門讀物
長期以來，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左翼人士都習慣於把生態問題當作與現實斗爭毫無關系的次要問題置之不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仍然對環境保護主義漠不關心或毫無熱情。不過，值得慶幸的是，很多人已經開始覺醒，他們認識到，一旦我們面臨生態危機，一切都將岌岌可危。同時，許多可以激發讀者洞察力的生態學著作也開始問世，這些著作使我們對這個星球上發生的種種破壞生態的行為感到震驚、恐懼、絕望和憤怒。然而，對於那些對生態問題剛剛萌生求知欲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來說，最佳入門圖書是新近出版的一些簡明清晰、深受歡迎的研究文獻，這些文獻詳細闡明了資本主義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基本矛盾。在這裡，我想先推薦下面兩本書。
一本是納奧米·克萊恩（Naomi Klein）的《改變一切：資本主義與氣候》（This Changes Everything: Capitalism vs the Climate，2014）。這本大部頭的著作位列必讀書目，理應享有“激進氣候運動的《聖經》”的地位，並且是探討生態社會主義問題的基本參照點。
另一本是艾希利·道森（Ashley Dawson）的《滅絕：激進的歷史》（Extinction: A Radical History，2016）。這本小冊子卓有成效地考察了生物多樣性危機，將其視為生態危機最重要的方面，並認為生物多樣性危機的嚴重程度與氣候變化問題不相上下，而資本主義是罪魁禍首。
二、馬克思與生態學
馬克思對環境惡化問題是否發表過自己的見解？答案是肯定的。過去20年的相關研究重構了生態思想在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中的重要發展軌跡，非常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代社會面臨的生態困境。這些研究者是分析和研究資本主義生態破壞問題的開拓者。從他們的經典文獻中，讀者會受益良多。
生態馬克思學（eco-marxology）領域的兩大經典著作當屬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2000）和保羅·伯克特（Paul Burkett）的《馬克思與自然：一種紅綠視角》（Marx and Nature: A Red and Green Perspective，1999）。這兩部著作雖然包含了大量引述，但作者的分析思路清晰，且相對容易理解。
不過，早在福斯特和伯克特出版上述兩部著作的30多年前，阿爾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就曾撰寫過一部非常超前且引人關注的著作《馬克思的自然概念》（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1962)，這部著作同樣堪稱生態馬克思學領域的經典文獻。
三、新陳代謝斷裂學派
福斯特和伯克特還與他們的同事一道，成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新陳代謝斷裂”（the metabolic rift）學派的主要倡導者。他們吸收馬克思的生態思想，提出了“新陳代謝斷裂”概念。他們認為，許多環境問題最終都可以被理解為是資本積累破壞了生態循環、撕裂了生態網絡的結果，而資本積累本身是建立在最初的分離或“斷裂”基礎上的，即直接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或“斷裂”。這種社會斷裂導致了生態斷裂的成倍增加。這方面的重要著作包括以下四本。
福斯特、布雷特·克拉克（Brett Clark）和理查德·約克（Richard York）的《生態斷裂:資本主義對地球的戰爭》（The Ecological Rift: Capitalism’s War on the Earth，2010）是一本涉獵廣泛的論文集，它揭示了“新陳代謝斷裂”理論的重要性。
保羅·伯克特的《馬克思主義與生態經濟學：走向一種紅綠政治經濟學》（Marxism and Ecological Economics: Toward a Red and Green Political Economy，2006）是一本相當專業並融入了一些技術性分析的理論著作，它吸收了作者本人的前期研究成果，將馬克思主義與生態經濟學中更為主流的方法進行了比較分析。
斯特凡諾·隆戈（Stefano B. Longo）、麗貝卡·克勞森（Rebecca Clausen）和布雷特·克拉克的《商品的悲劇：海洋、漁業和水產養殖》（The Tragedy of the Commodity: Oceans,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2015）是一項優秀的實証案例研究成果，幾位作者以全球魚類資源的災難性下降為例，闡述了“新陳代謝斷裂”理論對於解釋生態危機的有效性。
福斯特和伯克特的《馬克思與地球》（Marx and the Earth，2017）或許代表了生態馬克思學的最高成就，在這部著作中，兩位作者不遺余力地為馬克思辯護，將其視為綠色預言家，並批判了那些認為馬克思的生態思想既空洞又盲目的指責。對馬克思的環境思想的具體內容感興趣的讀者可以關注這本書，不過他們需要“容忍”兩位作者偶爾對這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開創者的神化。
四、早期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
早在19世紀，馬克思就開始了生態研究。20世紀60—70年代的新左翼在當時新興的綠色運動風起雲涌的形勢下也不得不投身其中，從他們那個時代日益凸顯的環境問題出發重新審視政治議程，而新左翼與綠色運動的這次“邂逅”孕育了一些在今天看來仍然極具價值的研究成果。
泰德·本頓（Ted Benton）主編的《馬克思主義的綠色化》（The Greening of Marxism，1996）是一部匯聚了一系列經典文本的文集，這些文本來自“第一代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阿倫·蓋爾（Arran Gare）的一篇曾引起轟動的論文，這篇論文考察了斯大林執政之前蘇聯對生態問題的開拓性探索。文集中還有一些文章論述了馬克思主義與馬爾薩斯的環境思想（強調“自然的有限性”）之間的關系，比如本頓本人的突破性文章。除此之外，文集還收入了有關紅色生態女性主義（red-tinted ecofeminism）的早期作品。
詹姆斯·奧康納（James O’Connor）的《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Natural Causes: 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1997）一書提出了“資本主義的第二重矛盾”。第一代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深受奧康納這一理論的影響。概括來說，奧康納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的第一重矛盾，生產的無限性與生產條件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的第二重矛盾，馬克思及其追隨者長期研究的這種資本主義機制，以及資本主義破壞和毀滅生態系統的趨勢，導致資本具有產生危機的傾向。奧康納還指出，由於這些機制和系統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基礎，因此資本破壞了自己的基礎，從而導致了利潤率的下降。盡管這一理論隨著“新陳代謝斷裂”學派的興起而逐漸失寵，但仍然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重要階段，並且在杰森·W.摩爾（Jason W. Moore）的研究中得到了復興。關於資本主義第二重矛盾的其他一些重要文本被收入在《馬克思主義的綠色化》一書中，可供有興趣進一步了解奧康納的這一理論的讀者繼續研究。
五、世界生態學派
2017年，關於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圍繞摩爾展開的。摩爾激烈地批評並試圖顛覆“新陳代謝斷裂”這一理論范式，並在此基礎上發展了“世界生態學”（world-ecology）理論，將其作為一種替代性的研究方法。他認為，“世界生態學”克服了早期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笛卡爾式二元論”，能夠將自然更好地融入到資本的整體運行中。他的《生命網絡中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2015）雖然是一部爭議很大、也很難讀懂的著作，但紅綠派知識分子（並不一定是激進的活動家）卻不得不給予關注並賦予其一席之地。有關這部著作及其“世界生態學”理論引起的持續討論很容易在互聯網上追蹤到。
六、女性主義與生態學
生態災難不僅與資本主義有關，而且與父權制有關。這種認識激發並推動了生態女性主義的發展，進而產生了與馬克思主義相一致的研究成果。當然，在這一領域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卡羅琳·麥茜特（Carolyn Merchant）的《自然之死：婦女、生態學與科學革命》（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1980）是生態女性主義思潮的經典文獻之一，也是有史以來最優秀的激進環境史著作之一。它向我們展示了人類強勢支配自然——以及婦女——的態度，並認為這種態度產生於首先出現在英國的資本主義財產關系。其他杰出的生態女性主義者還包括薇爾·普魯姆德（Val Plumwood）和艾瑞爾·薩勒（Ariel Salleh），她們也具有不同程度的馬克思主義傾向。
七、世界體系的政治生態學
資本主義對生態系統的破壞顯然源自北方中心地區的資本主義國家，而南方邊緣地區的人民卻承受了這一破壞所造成的大部分后果。這就証明了世界體系理論是可以用來分析生態問題的。在這一領域，阿爾夫·霍恩堡（Alf Hornborg）對世界體系的政治生態學（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world-system）的發展做出了最初步的、也是最獨特的理論貢獻。他認為，現代技術的發展建立在從邊緣地區征用勞動力和土地的基礎上，所有關於進步、發展或技術創新的討論都掩蓋了北方地區機器大生產賴以存在的生態不平等交換。他的經典之作《機器的力量：全球經濟、技術和環境的不平等》（The Power of the Machine: Global Inequalities of Economy,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2001）的前半部分就闡述了這一理論。霍恩堡的另一部著作《全球魔術：從古羅馬到華爾街的侵吞技巧》（Global Magic: Technologies of Appropriation from Ancient Rome to Wall Street，2016）是這一研究的最新成果。
無疑，霍恩堡是該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但相關研究者絕非僅此一家。這裡還要向讀者推薦另一部著作，即J.蒂蒙斯·羅伯茨（J.Timmons Roberts）和布拉德利·C.帕克斯（Bradley C.Parks）的《不公正的氣候：全球不平等、北—南政治和氣候政策》（A Climate of Injustice: Global Inequality, North-South Politics, and Climate Policy，2007）。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或許可以忽略不看，但是第四章和第五章以世界體系理論為基礎，對全球氣候變化——由北方中心地區引起，卻由南方邊緣地區承受后果——的不公正現象進行了精彩的概述，值得一讀。
八、能源與資本主義
能源——尤其是化石類能源——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是一個亟待討論的話題。那麼該如何看待兩者之間的關系呢？近些年出版的幾部著作值得關注。
布魯斯·波多布尼克（Bruce Podobnik）的《全球能源轉型：在動蕩時代促進可持續發展》（Global Energy Shifts: Fostering Sustainability in a Turbulent Age，2006）是一次值得期待的嘗試，它將持續擴大的化石能源供應浪潮置於資本主義的長波發展模式——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論——中進行研究，並以對未來的相當天真的樂觀主義預測作為結論。
蒂莫西·米切爾（Timothy Mitchell）的《民主：石油時代的政治權力》（Democracy: Political Power in the Age of Oil，2011)一書廣受贊譽且發人深省，它解釋了資本主義國家如何以及為何從煤炭轉向石油，並將后者作為具有支配地位的化石燃料，以及這次能源轉移的政治后果，尤其在中東地區的政治后果。
馬修·H.休伯（Matthew H. Huber）的《命脈：石油、自由以及資本的力量》（Lifeblood: Oil, Freedom, and the Forces of Capital，2013）一書為讀者提供了馬克思主義的和福柯式的分析，指出了石油如何以及為何遠遠超出了其適用范圍，成為美國——包括工人階級——生活的中心。
我本人的著作《化石資本：蒸汽力量的崛起與全球變暖的根源》（Fossil Capital: The Rise of Steam Power and the Roots of Global Warming，2016）聚焦促使早期英國資本主義放棄傳統能源（尤其是水）、轉向煤炭和蒸汽的那些矛盾，試圖了解氣候危機的歷史根源。
此外，讀者還可以在互聯網上閱讀布倫特·瑞安·貝拉米（Brent Ryan Bellamy）和杰夫·迪亞曼蒂（Jeff Diamanti ）主編的《唯物主義與能源批判》（Materialism and the Critique of Energy）一書。
九、氣候政治
氣候危機的方方面面都需要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令人欣慰的是，這個領域的相關研究似乎正在迅猛發展，最近10年出版了一些優秀作品。
大衛·希普雷特（David Ciplet）、J.蒂蒙斯·羅伯茨（J. Timmons Roberts）和米贊·R.漢（Mizan R. Khan）的《全球變暖中的權力：氣候變化的新全球政治與環境不平等的重塑》（Power in a Warming World: The New Global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emaking of Environmental Inequality，2015）對聯合國氣候談判——包括2015年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1屆締約國大會（COP21）——劃時代的失敗進行了精彩、嫻熟的分析。作者運用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理論來闡釋國際氣候政治，將其視為全球階級斗爭的一種形式。
克裡斯蒂安·帕倫蒂（Christian Parenti）的《混沌的熱帶：氣候變化與新暴力地理學》（Tropic of Chaos: Climate Change and the New Geography of Violence，2011）是一本既令人恐慌又發人深省的新聞類作品，作者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的氣候學者，他的新聞素材來自面臨全球變暖問題的一些熱帶邊緣地區。這本書為讀者繪制了一幅令人萬分沮喪的圖景，即隨著氣溫升高，窮人與富人之間、或許還有不同的種族和社群之間的沖突有可能加劇。
在對氣候危機有充分了解——甚至有親身體驗——的情況下，人們怎樣才能一如既往地生活？為什麼我們對此鮮有作為？為了解答這個問題，讀者有必要懂點心理學。卡裡·瑪麗·諾加德（Kari Marie Norgaard）的《生活在否定中：氣候變化、情緒和日常生活》（Living in Denial: Climate Change, Emotions, and Everyday Life，2011）一書認為，在這一開創性的研究領域，馬克思主義雖然涉獵不多，但通過分析挪威這個石油國家的政治和情感經濟（emotional economy），它非常有力地闡明了人們否定氣候危機的社會根源，即人們並非明確地否定科學，而是因為人們恰恰生活在否定之中。
讀者還可以關注杰夫·曼（Geoff Mann）和喬爾·溫萊特（Joel Wainwright）的《氣候巨獸：我們星球未來的政治理論》（Climate Leviathan: A Political Theory of Our Planetary Future，2017）。這部著作是一項聚焦氣候政治議程設置的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3月的《國際事務》（International Affairs）雜志曾發表過一篇與這本書同名、卻視角相反的文章。
十、自然哲學
凱特·索珀（Kate Soper）的《什麼是自然？文化、政治和非人類》（What is Nature?: Culture, Politics and the Non-Human，1995）無疑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經典中最令人滿意的一部作品，也是對文化、社會、性別、權力和自然進行嚴謹的哲學考察的一座寶庫，值得反復閱讀。
十一、生態批判
生態批判（ecocriticism），或者說文學中的自然研究，是一個激動人心且發展迅速的研究領域。羅伯·尼克森（Rob Nixon）的《慢暴力與窮人環境主義》（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2011）是一部與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密切相關的優秀作品。作者解讀了來自全球南方地區的幾位小說作家和非小說作家的作品，展現了他們對環境退化這一“慢暴力”（slow violence）的批判性描述。
十二、法蘭克福學派
法蘭克福學派的經典思想家們認為，人類對自然的統治是各種社會、政治和生態問題的根源，並一直致力於相關研究。過去，讀者可以從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視角閱讀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的《啟蒙辯証法》（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這樣的名著﹔今天，讀者還可以讀到一些同樣重要的作品。
黛博拉·庫克（Deborah Cook）的《阿多諾論自然》（Adorno on Nature，2011）深入研究了阿多諾的自然觀及其對生態學理論的潛在影響。
安德魯·比洛（Andrew Biro）主編的《批判生態學：法蘭克福學派與當代環境危機》（Critical Ecologies: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Contemporary Environmental Crisis，2011)是一本質量參差不齊、觀點各異其趣的文集，其中包括了對阿多諾和霍克海默的環境退化思想的尖銳批評。
斯蒂芬·沃格爾（Steven Vogel）的《反對自然：批判理論中的自然概念》（Against Nature: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Critical Theory，1996）從一個環境哲學家的視角提出了他獨特的、極具爭議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解讀。他在該書的結論中指出，自然只是作為一個具體化的范疇而存在，因為我們是通過自己的勞動來構建自然的，我們應該勇敢地面對自然。
西蒙·海伍德（Simon Hailwood）的《環境哲學中的異化與自然》（Alienation and Nature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2015）為我們提供了出色的哲學分析，指出了人類如何以及為何同自然相異化。作者得出了與沃格爾相反的結論。
十三、反動的環境主義
在環境理論中還充斥著眾多反動的、仇外的、民族主義的綠色理論派別，盡管他們為求自保經常化身為紅綠派（red-greens）。伊恩·安格斯（Ian Angus）和西蒙·巴特勒（Simon Butler）的《人太多了嗎？人口、移民與環境危機》（Too Many People? Population, Immigr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2011）、約翰·赫特格倫（John Hultgren）的《綠色邊界牆：自然與美國的反移民政治》（Border Walls Gone Green: Nature and Anti-Immigrant Politics in America，2015）分別對這種反動的環境主義逆流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其中后者更具學術性。
十四、馬克思主義生物學
馬克思主義辯証法有著非常豐富的前沿生物學研究傳統，不僅揭示了生態系統以及整個生物圈的演進和運行，而且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理查德·萊文斯（Richard Levins）和理查德·萊溫頓（Richard Lewontin）的《辯証生物學家》（The Dialectical Biologist，1985）堪稱該領域研究的現代經典。而斯蒂芬·杰·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1500頁的鴻篇巨制《進化論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Evolutionary Theory，2002）凝結了這位世界著名的進化論科學家畢生的研究心血。
十五、其他文獻資源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仍然是《資本主義·自然·社會主義》（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雜志﹔“新陳代謝斷裂”學派的倡導者們則定期在《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雜志上刊文﹔在《歷史唯物主義》（Historical Materialism）和《資本與階級》（Capital and Class）等雜志上也可以找到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內容﹔而《氣候與資本主義》（Climate and Capitalism）博客則致力於推動與氣候運動有關的生態社會主義討論。除了所有這些平台之外，還有更多的文獻資源可以關注。
﹝本文編譯自《歷史唯物主義》（Historical Materialism）編輯部網站﹞
﹝安德烈亞斯·馬爾姆（Andreas Malm）：瑞典隆德大學政治學系﹔苑潔：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信息資料館﹞
（來源：《信息資料參考》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