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目前當代中國外交史來稿中的一些突出問題和不足

進入新世紀以來，基於冷戰國際史背景的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成為黨史研究領域裡一個重要的學術生長點，培育出一大批新的史學人才，推動了黨史研究領域之新實証主義潮流的生成與發展。近十幾年來，《中共黨史研究》編輯部收到的有關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來稿，在數量和質量方面都佔據著顯著地位。應當肯定的是，絕大部分文章的選題都具有填補學術空白的意義和價值，總體上具有較好的學術水平，所刊發的文章提升了《中共黨史研究》的學術水准。當然，客觀地說，關於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大部分來稿尚存在很多明顯不符合歷史學研究規范甚至一般學術規范的問題，一些弊端也沒有隨著時日推移而得到顯著改善，這顯然不利於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長遠發展。鑒於此，筆者深切地感到有必要從身處一線的學術編輯之角度，客觀地檢審有關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來稿中存在的問題與不足，借此強調本刊的一般要求和審稿標准，以有助於相關研究者的論文寫作，進一步推動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乃至整個黨史研究的學術化進展。概括而言，目前當代中國外交史來稿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大致有如下四個方面。

第一，史料的系統性、全面性和多元性不足，對於中方史料的發掘和利用相對弱化，尤其對易見史料的忽視已經達到較為嚴重的地步。

應當說，這是筆者在參與審閱和編輯當代中國外交史論文中的最大感受，也是目前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和不足。目前的外交史論文特別注重收集和使用檔案史料，這當然是必須加以肯定和鼓勵的，但任何科學的歷史研究論文必須達到最低限度的史料多元化標准，這無疑是任何經過基本史學訓練的研究者所應承認並遵循的常識和共識。

但由於目前國內新的外交史料的開放尚顯不足，很多研究者過於依賴國外檔案的收集與利用，且受到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外國語教育結構和研究者語言能力的限制，絕大多數的文章又更仰賴英文史料，很多文章的注釋幾乎都是英文文獻，這是外交史論文之史料單一性問題的首要表現。顯而易見，在這種情況下梳理出來的歷史內容常常給人一種不夠充實、扎實的感覺，相關歷史圖景的還原和建構常常未能充分體現外交史的獨特性和復雜性，很多歷史環節之間的邏輯關系是較為模糊甚至謬誤的，由此帶來一個直接而明顯的問題或后果，亦即學術論文無論在具體篇幅還是在整體氣象上都會造成偏側於外國的印象，而中方在外交事件中的地位、角色和作用的歷史形象便顯得相對薄弱，這是由資料收集不對等而帶來的歷史脈絡不對稱現象。理論上說，學術編輯對於這種情況需要報以最大程度的同情之理解，但不少研究者對此缺乏自覺意識，往往導致論文事實上的“跑題”“偏題”現象，如在一篇關於美中防務領域“初步互動”的論文中，由於美方檔案史料非常翔實，使得整篇文章基本上是對美方歷史活動的單向度介紹，而中方的歷史內容則顯得非常不足，事實上並沒有很好地完成中美雙方“互動”這一核心主題的敘述與論証﹔在關於蘇聯與安哥拉關系中的“中國因素”的研究論文中，由於中方史料的欠缺以及相關歷史內容的模糊性，所謂“中國因素”的線索並不太清晰，整篇文章的重心事實上就成為了“蘇安關系”，並沒有完全圍繞“中國因素”而展開，進而基本脫離了文章主題的規限﹔等等。而在類似邊界爭端等歷史問題的研究中，如果有關對方的史料、內容和觀點的比重大於中方，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對方的氣勢，可能導致一種中方在相關歷史問題中的主動性不夠進而“吃虧”的錯覺，這是需要格外注意的。

在目前條件下無法充分得到中國檔案史料的學術支持，這是可以理解的情況，但正因如此，就更加凸顯了那些公開史料和易見史料的價值，相關研究者不能認為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實現和展開隻能依靠檔案史料。即使公開史料和易見史料所蘊涵的信息是側面的、不直接的，但也絕不能說是毫無價值的。在已經獲取部分國外檔案史料的基礎上，如能輔之以中國方面的公開史料和易見史料，將較好地改善外交史研究論文的基本風貌，也更符合《中共黨史研究》的用稿標准，如編輯部就一篇研究冷戰時期中英航空貿易關系之緣起的文章所作出的初審意見就顯示了這種態度：“雖說是‘中英’貿易，實際上隻有英國的決策過程。這當然是因為史料所限，文章以英國檔案為主，有美國檔案配合……不過，作者還是比較重視利用國內公開史料，在現有條件下已經做得不錯了，沒必要求全責備。”就此而言，更多語種史料的利用存在客觀局限性，這在現實和學理角度都可以被學術編輯所理解，但不能由此成為研究者忽視收集其他類型史料的理由。

由於檔案史料欠缺以及公開史料和易見史料的利用不足所導致的中國在外交史研究中的“隱形”狀態，目前已有學者注意到了該問題[1]。如何定位和分析當代中國在國際關系中的歷史方位與角色內涵，以及如何在核心史料不足的情況下開掘其他類型的史料來源，仍然檢驗著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者的學術功力，期待歷史學界能在這一突出問題上加強理論探討和學術實踐，取得明顯的改善和進步。在筆者看來，這個問題的本質和要義還關涉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學科屬性問題——到底屬於“中國史”范疇還是“世界史”范疇。但無論如何，“當代中國”的“外交史”問題，都理應也必須在“世界視野”的觀照下體現“中國中心”，這一點應該是毫無疑問的。如果敘述的重心、篇幅的設定以及語言的使用等都偏離了“中國中心”，應當說既不適合《中共黨史研究》，也在事實上不再屬於“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范疇。顯然，這就需要相關研究者著力培育和發展較為清晰與自覺的學科建設意識。

對於海外檔案的畸多運用，也會給編輯的審稿工作帶來一定的現實困難，畢竟編輯不可能就外文檔案史料的真實性以及研究者解讀檔案史料的可靠性作出高度准確的判斷，如就一些主要依據美國解密檔案研究中美關系史的文章，編輯部的審稿意見就表達了類似憂慮：“類似以外文檔案為主要研究資料的文章，對外文檔案的解讀，受到研究者外文水平的很大影響，理解得是否完整准確，我們很難確定，也無從核實。另外，外國檔案的形成也是經過加工的，是否忠實於歷史，也很難說。因此，採用單方外文史料的文章，需慎重”，“近年來的外交史文章，很多都沒有中方資料，隻看外國材料就寫文章，這是一種取巧或想表示文章運用新資料有新意的方式……不能通篇都沒有中方的資料，尤其是在涉及中方的立場等關鍵問題上……沒有中方資料，就容易在對事件的把握上出現偏頗，也不便於編輯對史實的核實”。

與此相反，還有一些論文則過於依賴中國外交部前些年曾公開的部分檔案史料或公開出版的檔案資料集（如沈志華主編的《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以為掌握了這些檔案史料就是最大的研究優勢，僅僅依靠這些檔案史料就能將歷史事件的基本情況敘述清楚了，這無疑是一種錯覺。正如上文強調的那樣，任何問題的歷史研究都需要達致最低限度的史料多元化的要求和標准，否則建構出來的歷史事實就不是完整的，很可能存在極大的史實漏洞和邏輯缺陷。假使在很偶然的情形下，研究者僅僅依靠這些檔案史料基本還原了歷史本體的大致內容和線索，但因為學術編輯和未來的讀者離歷史本體已經很久遠了，都需要從論文所達到的史料多元化程度來判斷學術水平。直言之，研究者自己有信心還不行，還要給編輯和讀者以信心。

近年來，《中共黨史研究》通過多種途徑和形式，不斷強調應高度注重公開史料和易見史料的學術價值，得到了學界的肯定和認可，近年來當代中國外交史論文在這方面的情況和氣象已有一些改善，但不少論文隻尋找和利用諸如《人民日報》等已經有電子檢索系統的史料源，因為查詢起來相當便利和快捷。目前《中共黨史研究》收到的不少外交史論文的史料來源，就是檔案史料加上《人民日報》，似乎成了“模式”，成了“規律”。但問題就在於，既然可以查找《人民日報》，為什麼其他報刊史料就不能一起查詢呢？

需要著重指出的是，這種不注重史料收集多元化的傾向，帶來了很多后果，導致很多研究者犯下了一些基本錯誤。事實上，筆者在審閱文章的過程中，可以判斷很多文章的寫作起點就是偶然間得到了一些甚至個別檔案史料，作者以為依靠這些片段性的檔案史料就可以寫出一篇學術論文。因此，不注重史料收集的多元化，可能會造成研究者盲信檔案甚至盲信自身研究能力的弊端，極容易出現在史料不足的情況下“強行寫作”的問題，這對歷史研究是極端不利的，本質上是一種“研究惰性”。

毋庸置疑，在當代中國外交史的學術研究中，檔案史料是絕對的核心，這是毫無疑問的。新世紀以來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所取得的長足進步，顯然得益於檔案史料的開掘與利用，這依然是未來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取得進展並成為“顯學”的根本促進因素。《中共黨史研究》之所以注重當代中國外交史論文的組稿與刊用，也正是出於對檔案史料根本價值的肯定，畢竟檔案永遠是實証的歷史研究的命脈所在，沒有檔案史料的外交史研究是不可想象的。編輯部亦曾收到個別完全依賴公開材料寫就的外交史論文，由此建構出來的歷史圖景的可信度頗令人質疑，初審意見甚至認為：“嚴格來說，這不是一篇學術論文。”因此，強調外交史論文在收集和利用史料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甚至反思檔案史料本身的問題，並非否定檔案史料的地位和作用，強調易見史料、公開史料的多元化收集與利用也無法撼動檔案史料在歷史研究中的絕對核心地位。研究者應該批判和反思的是“唯檔案馬首是瞻”的心理和傾向，理應建立起一種以檔案史料為核心的多元化史料觀念，從而繼續增強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實証性，使其繼續成為帶動黨史研究學術化發展的重要“發動機”。而從學理上講，“的確，如果具有多樣性和不可通約性，証據的力度就會增強”[2]，“歷史學是一種對無論何種史實都不能說沒有研究價值的學問”[3]。之所以強調形塑和遵循多元化的史料觀，是因為歷史研究者所處的時代環境已發生了巨大變化和質的改善，歷史資料的來源變得越來越豐富，所能獲取到的歷史資料的現實條件也變得越來越有利。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者隻有充分地發掘和利用多元化的史料來撰寫高水平的學術論文，才會無愧於這個時代的學術進步。作為以充分反映和引導學術研究為己任的學術刊物，《中共黨史研究》理應對歷史研究者在收集與利用史料方面提出更高要求，這應當是不難理解的經驗感覺。

第二， 對史料的選擇性和批判性不足，堆砌史料的現象較為普遍且突出，削弱了論文的“歷史性”“歷史感”。

從學術邏輯上講，正因很多外交史論文的史料來源未達到多元化水准甚至存在單一性的弊端，很多研究者透過這些史料本身所獲得的歷史信息其實是有限度的。因此，為了建立起基本史實之間的邏輯聯系，研究者會自覺不自覺地過度仰賴這些既有的歷史文獻。這裡所指的“過度仰賴”有兩層意思：其一，研究者本應在多元化的史料群落中加以比照、互相証實或証偽，從而選擇出最具歷史建構力的史料，但因為史料本身的數量不夠多、體量不夠大，因而研究者就將手頭掌握的有限文獻作為建構歷史圖景的唯一來源，常常自覺不自覺地大篇幅直接引用史料，很多時候無法做到真正消化並解讀出這些文獻背后所潛藏的歷史信息﹔其二，研究者缺乏對於歷史文獻的批判和反思，認定這些歷史文獻自身所承載的歷史信息是真實且正確的，將“文獻語言”等同於“歷史語言”，這實質上是另外一種“研究惰性”。

就第一種情況即對史料的大幅度直接征引來說，歷史研究者應該非常謹慎，凡直接引用，就要有極強的必要性、重要性、無可替代性和說服力，直接引用的史料要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過多地直接引用史料會削弱研究者本身在構建歷史這一重要的知識創新過程中的主體性作用，“讓史料自己說話”的認知還有很大的可商榷余地，並不能視為一種不可更移的歷史研究定律。與此相關，史料的豐富性還要與對史料的選擇性統一起來，在可以發揮同樣或類似作用的情況下，研究者應盡可能地選擇內涵更豐富且更具表達力的史料，要有所取舍，有舍才有得，要舍得放棄一些很不容易收集來的史料，不能因為史料收集不易就全部堆砌到文章中，造成文章面貌臃腫，直至淹沒了文章的主題和主線，更無從體現研究者的思想和學說。從一定意義上說，“選擇性”不僅是歷史研究的突出特點，而且是獲取歷史知識的唯一可能的途徑。要使歷史成為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知識，就必須首先在史料層面進行選擇。英國歷史學家麥考萊說：“不擅長選擇的人，盡管他表現的完全是真相，但其效果可能最為虛假。”他提倡對事實做選擇，反對所謂“赤裸裸的真實”。[4]但在目前《中共黨史研究》收到的不少外交史論文中，簡單堆砌史料的現象非常突出，個別文章幾乎每一段每一句話的內容都直接或間接引自歷史文獻﹔有論文大段或全文引用外交照會和國書文件﹔也有論文大段引用個人回憶錄，甚至將一些口語性很強的內容都原文照引，最長的一段引用甚至長達七八百字！總的來看，很多文章大段直接引用的史料因過於描述性和細節性，對於論証文章的主題並無本質助益，極大地影響了歷史信息的提取與概括，這是導致當代中國外交史論文缺乏“歷史性”的一大主因。

更嚴重的問題是，這種直接而大段地引用材料還會導致研究者缺乏對於史料的學術批判。歷史研究非常強調史料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因為並非所有的史料都是對歷史的真實記錄，史料本身並不是歷史。歷史研究者在收集相關的多元化史料后，需要進行更多的梳理和辨別工作，去偽存真，去粗取精。與其他研究領域的史料或文獻不同，外交語言以及外交歷史文獻的不透明度更大，很多資料存在相當程度的“水分”，並不完全是客觀事實的真實記錄和反映，歷史研究者一般都不能經由外交辭令、條約、談判、訪談、新聞報道等史料直接判斷和解讀其背后的歷史真實狀況，正如有歷史學家指出的那樣：“外交史，這種專業歷史學中最為傳統的分支，即大致奠基在對於外交文獻的模糊性——並非所有的模糊性都是出自人們之刻意為之——的分析上，並且，由於一份條約或一份草案很可能可以（也常常是會）被不同的國家，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詮釋，外交史也從這種狀況中學到非常好的分析能力。”[5]應當說，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任何形態的外交史研究都需要面對的學術情境，相關研究者應對此保持高度的學術自覺，在很多時候還需要將這種外交文獻的模糊性、晦暗性甚至難以駕馭性放在首位加以認真對待，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在這方面的精進空間無疑還很巨大。一般而言，若欲真正實現對於外交文獻的切實利用和深入解讀，就一定要擺脫那種孤立地閱看和理解某份或某類歷史文獻的作法，必須全面地收集和解讀與特定文獻（包括“過程文件”）相關的幾乎所有外交史料，並在此基礎上加以對照、比較和互証。同時，研究者也必須科學而全面地探察這些外交文本所賴以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全部歷史語境。隻有這樣，研究者才有可能真正、准確地解讀出外交文獻背后的歷史意涵。顯然，要做到這一點，研究者就必須去收集和閱讀更多歷史文獻。

總之，一些當代中國外交史論文所引史料較為單一，內容就必然不太充實，敘述結構就必然簡單，豐滿程度抑或復雜性程度就必然不高，最終就沒有將相關歷史問題的脈絡和線索梳理清楚。而沒有翔實、真實地講好一個“故事”，自然也就無法使該問題獲得一個更為寬闊的歷史視野和學術高度，進而導致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無法很好地完成歷史解釋的任務。

第三，對歷史的解釋不足，由此帶來的理論性和思想性不足，尤其對外交事件的整體性歷史影響判斷不足。

從邏輯上看，不注重史料收集的多元化和全面性，不注重史料利用的選擇性和批判性，研究者在構建基本歷史脈絡的過程中，就會過於相信史料自身及其歷史信息的絕對性，就一定會帶來對歷史的解釋不足問題，也必然會造成外交史研究的理論性和思想性不足的局面，因為歷史解釋所仰賴的知識前提是不充足的。

目前《中共黨史研究》收到的絕大多數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論文，基本風格都偏向於敘述性，也就是側重於“講故事”（姑且不論講得好壞），這當然是沒有問題的，但從近現代以降中國學界對於歷史及其價值的認識史觀之，盡管在歷史學的性質、作用和功能等問題上仍然存在著廣泛分歧，但作為一門科學，歷史研究絕不應僅僅將描述一些特殊的歷史現象、講述一些特殊的歷史故事作為根本使命，它的最終目的一定是實現宏觀或普遍歷史的科學書寫，並在此基礎上努力探索歷史規律、論說歷史嬗變之因、深度詮解歷史本質。因此，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理應回歸到“史”的本質上來，既要“講故事”還要“談道理”，既要“史”也要“論”，甚至在很多情況下更加注重“論”，研究者必須提供對歷史的解說和闡釋，“史”“論”一定要結合起來。

准此而論，目前很多外交史論文在這方面做得還遠遠不夠，大多隻在文章結束時單獨設置一個“結語”或“啟示”部分，並往往側重於簡單復述全文內容，很少進一步闡發出更為深入和新穎的歷史思想與論點。更突出的問題還在於，很多外交史論文得出的所謂“結論”“啟示”都非常淺顯，將類似“外交是政治的繼續”“實力是談判的基礎”等判斷作為論文結尾的情況可謂屢見不鮮，如有論文通過20世紀60年代初期蘇聯駐華商務機構撤銷問題的歷史考察，得出的結論是“獨立自主始終是中國對外政策的基本立場和基本原則”“自力更生始終是中國經濟建設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方針”“意識形態論戰背后是國家利益的博弈”﹔有論文通過研究中蘇邊界談判的歷程所得出的基本歷史經驗是“和平談判是解決邊界糾紛的正確途徑和唯一出路”“尊重歷史、尊重現實、互諒互讓是邊界談判的重要原則之一”“擺異—求同—存異是解決邊界問題的重要策略之一”﹔等等。但從某種意義上觀之，這些所謂“歷史經驗”“結論”“啟示”等都屬於一般性知識，也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幾乎任何一個主權國家在處理外交關系問題上的基本原則和價值立場。以本應屬於“高”“深”“精”層級的學術研究來重新強調甚至“論証”這些基本知識，既會造成重復研究也會導致才智浪費，非常不利於新的歷史知識和思想的生產與再生產。況且這些常識性知識在邏輯上可以通過無數類似的研究案例得到“論証”，因此實際上並未體現特定外交事件自身的特殊性，更未能透過這種特殊性來獲得進一步的觀點、思想與理論，實際上削弱了論文主題的選擇合理性與前提合法性，進而也就無從體現外交史研究的創新性價值。就此而言，這種研究思路多少體現了研究者在評論和解釋外交事件時的一種“研究惰性”。同時，很多外交史論文的“結語”比較單薄或結尾的思想力度未能得到提升，則從這一獨特維度顯示了目前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亦即研究者對外交政策的制定很感興趣，但從來或很少關心外交政策的執行、落地和后續的影響等情況﹔對當初制定外交政策的原因很感興趣，但很少對這些政策的實際效果產生興趣。

進而言之，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之所以出現歷史解釋不足的問題，也與很多研究者普遍缺乏較為清晰的“問題意識”有關。他們往往將對事件本身的敘述和建構視為歷史研究的根本目的，認為隻要把史事的來龍去脈和基本內容講清楚了，研究的過程也就隨之結束了。至於從史實重現中可以得出何種新的歷史認識和思想或仰賴歷史敘事要解決哪些以往研究尚顯薄弱甚至尚處學術空白的更深層次的歷史理論問題，研究者常常不甚了了，甚至還有個別研究者極端地認為那是讀者的工作和問題，存在著一種普遍輕視歷史解釋和理論思考的不良傾向。在這種思維邏輯的支配下，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整體理論水准不高便成為必然。也有一些作者在文章開始對所要研究的外交事件存在一種探討“問題”的主動性，但並未真正加以貫徹。如在一篇研究中美開展科技合作的決策過程的文章中，作者在行文伊始就指出，要在梳理和敘述兩國開展科技合作的驅動力、政策目標以及決策過程的基礎上，著重分析“中美兩國民用科技合作的實質”，但實際上，全文隻完成了前一部分，根本沒有涉及后面的理論探討，似乎在寫作的過程中忘卻了文章伊始所設定的“問題”目標。又如在一篇研究美國政府處理中美資產索賠問題的文章中，作者試圖突出“中美資產索賠問題在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中的角色及其作為中美貿易進一步合作的突破口的作用和影響”，但可惜的是，文章的主要內容和框架還是基本歷史過程的梳理，文章的核心議題並未得到相對充分的論証，實在有些可惜。由此觀之，更重要的問題就在於，真正的“歷史（理論）問題”或“問題意識”是統貫論文寫作的精神和靈魂，全文的所有結構設置和內容安排都要為論証特定的“歷史（理論）問題”或“問題意識”而服務，都應圍繞“歷史（理論）問題”或“問題意識”展開史料的選擇、結構的安排和邏輯的布局，並不是隻在文章最后簡單提點一下就以為完成了對於“問題意識”的解答，“史”與“論”要緊密結合，文章的“血肉”與“靈魂”應融為一體。此外，“問題意識”還內蘊著一種長時段歷史視野下的現實關懷精神，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理所當然地應該重視與當前國際形勢發展之間的關聯，但這種關聯是思想、精神和文化層面的，理應體現在一種更為長遠的歷史感覺和理論闡論中，而不是直接與現實政策加以對應。一些作者在文章的起始段就點出特定外交事件的歷史研究是受到當下某些現實議題（如領土或貿易爭端等）的激發，並將此認定為“問題意識”，這就有可能削弱文章的“歷史性”“歷史感”，畢竟非常近切的國際形勢問題還需要時間的沉澱才能看出其與長遠歷史問題之間的關聯性維度。研究者在這方面尚需要一些耐心，也需要對自身的理性判斷能力抱持一種謹慎態度。總而言之，在特定的論文寫作中尋找並貫徹恰當的“問題意識”，將有效地凝聚研究者的理論探討意識，進而超越單純的歷史敘事層級，提升整個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思想水准和理論自覺。至於什麼才是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問題意識”，真正的“問題意識”的理論內涵包括哪些層次，怎樣培育和解釋正確而有效的“問題意識”，還需要整個歷史學界尤其是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者作出進一步探討。

與此同時，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普遍缺乏思想解釋和理論建構以及過度關注史實梳理的現狀，還與很多研究者在潛意識裡將外交事件“孤立化”“獨立化”甚至“中心化”的傾向存在很大關系。但事實上，一個最為淺顯的道理就在於，外交政策和外交關系是一個民族國家國內政策和國內關系的延伸，外交政策和外交關系並不具有完全的自足性和獨立性，它的面相是對外的，但根脈仍然在國內，受到國內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思想等各領域之情勢的深刻影響。因此，研究者若欲完整建構和深刻理解特定外交事件的來龍去脈，就必須全面掌握這一外交事件所處的歷史方位和歷史結構。如果沒有深切地理解國內史，怎麼能真正理解外交史呢？准此而論，國內史研究是外交史研究的前置性條件。從理論上說，外交史研究者首先必須熟悉掌握甚至深入研究國內史的相關問題。唯其如此，研究者才能切實把握外交事件產生與發展的內在邏輯。正是在此意義上，已有研究者清醒地意識到必須理順中共黨史（研究）和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之間的關系，必須重視在中共黨史的根脈和邏輯下理解當代中國外交史[6]。研究者還需要相當熟悉對象國的基本歷史脈絡和當下情勢。隻有這樣，才能真正在歷史、現在和未來的三重維度觀照下理解對象國選擇特定對華外交政策與外交思想的深層次原因，才能加強歷史解釋的學理基礎，如在分析台灣當局對新中國和加拿大建交之因應的問題時，不妨從加拿大的建國歷史以及由此生成的廣泛的左翼文化傳統入手，或可為相關的外交史研究提供一種更為切近的歷史解釋。顯然，如果外交史研究者不熟悉對象國的歷史和現實，不僅導致相關基礎歷史知識表述的不准確，而且是造成歷史解釋不足的一個技術性原因。另外，外交政策和外交關系以及由此形塑的外交事件的本質也是民族國家之間的利益博弈，對於任何一個民族國家來說，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影響往往是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帶有強烈的全局性和戰略性，與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工作和未來發展都密切相關，誰也無法置身事外。因此，外交史研究要提供出這些歷史信息和圖景，更要對此作出一些評判，諸如外交事件是透過何種維度影響普通人的生活和思想世界的，這種影響的基本性質是什麼，等等。

由上可見，若想真正地建構和理解當代中國的外交史，就必須培育和擁有中國歷史直至世界歷史的整體性視野，建立一種整體史觀對於未來提升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學術水平至關重要，這應當是不難理解的經驗感覺，正如實証史學大師蘭克（他同樣是一位高超的外交史研究學者）指出的那樣，包括外交史在內的任何歷史現象“從來不是彼此單獨呈現出來的，而總是一起共同出現的”，因此，對於歷史研究者而言，“我們必須對所有這些方面投入同等的研究興趣”﹔特殊的歷史事件總是牽涉重大的背景，即過去發生的事情構成了與目前正在發生的事情之間的聯系，所以，史學家既要“感受到對獨立事件的參與及樂趣”，又要“密切注意事物的普遍方面”，在一個更大的時空整體中來探究歷史[7]。綜觀整個世界范圍內外交史研究的學術發展，其基本的研究理念和方法系統都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整體史”“綜合史”的治學取向得到了普遍的認可與接受，如有學者在反思美國外交史研究的范式演化進程時就指出：“無論是作為一種理解國際環境的方法，還是作為一種判斷政策制定者在客觀環境的壓力和制約下採取的行動的標准，這種總體觀點都是有用的”，“歷史學家過於狹隘地關注華盛頓和為數不多的有影響的政策制定者，卻無視整個社會的諸多發展”[8]。顯而易見，隻有在整體史的學術理念規制下，研究者綜合考慮到外交事件所處的廣泛的政治結構、經濟力量、世界局勢以及潛藏其間的意識形態觀念等幾乎全部相關元素，才能真正推助研究者建構起脈絡完整、史實豐盈且邏輯有效的歷史敘事框架，進而借助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更為切實而深入地理解歷史的全部本質，最大限度地發揮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反之，如果不重視整體性的歷史研究，往往使得目前的很多來稿在解釋外交事件之際，形成了以歷史結果來倒推歷史原因的固定化思維。如有文章在分析、總結新中國與亞洲某國實現建交的原因以及歷史經驗時，第一條就是“兩國之間有著友好交往的歷史和傳統”。一般而論，籠統地這樣講不是不可以，但深究起來就存在很多疑惑，“有著友好交往的歷史和傳統”就必然保証兩國實現建交甚至長時期的睦鄰友好關系嗎？這種邏輯在學理上存在著很多不嚴整性和不確切性，既無法賦予歷史發展以一種深厚的意蘊，也無法帶給當下的現實問題以更有價值的歷史鑒戒。就50年代的兩國關系而言，除了批判性地看待和分析史料外，研究者似可考慮更多歷史元素，如大國與周邊小國的外交模式，兩大陣營對立的影響，意識形態、價值觀的作用，利益關系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等等。如果不從這些更為深層的歷史和理論方面來考察，僅僅將兩國建交作為特定歷史時期的孤立事件，就很難得出真正深刻的歷史認識。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勒努萬就主張用“深層力量”這一概念來革新外交史和國際關系史研究的解釋力，他因此要求歷史學家更深刻地發掘史實，全身心地以重建支配著領導層作出重大決定的環境為目標，所以應當考慮到決定著國際關系的大多數因素，如地緣政治的限制、集體心態的重大傾向、金融沖突的作用以及意識形態的對立等等，關注輿論的演變、心理因素、戰略上的迫切需要以及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為了理解外交行動，應當力求去感知那些曾引導著進程的影響力。地理條件、人口的變動、財政與經濟利益、集體心態的特征、重要的情感傾向，凡此種種皆是一些深層力量，這些力量構成了人類群體之間的關系框架，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他們的特點。政治家在作出決策或制定計劃時，不可能忽略這些力量”[9]。由此觀之，缺乏一種“整體史”“綜合史”的學術自覺意識，不僅使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失去了一種有效進行歷史解釋的理論資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與整個歷史研究甚至整個時代同步共進的可能性。目前，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仍然顯示出非常巨大的學術空間，但從事這方面的研究者絕不能閉門造車，應該及時回顧、總結和追蹤世界范圍內外交史研究的學術進展及其經驗教訓，培育開放包容的理論與方法意識。從史學理論的高度來看，若想真正提升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思想與理論水平，就必須擺脫“外交中心論”之潛在思想的不利影響。而研究者如何培育起一種良好的整體史觀，進而獲得一種關於歷史的整體感覺，需要整個外交史學界加以切實探討。從學術編輯的角度看，外交史研究者若欲提高歷史解釋的綜合性能力，就需要有意識地經常補充和更新自己的知識結構，諸如中國史、世界史、中共黨史、外交學、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法學、史學理論尤其是歷史哲學等都是重要的思想與理論資源﹔在注重綜合收集與利用包括檔案史料和易見史料在內的所有相關史料方面，年輕研究者尤其應處理好已有電子化數據庫情況下的電子檢索與紙本翻閱之關系，盡量放棄關鍵詞檢索的簡便作法，轉而努力培養踏踏實實地逐頁翻閱紙質資料的能力和習慣，這樣既可以使研究者了解和把握直接史料在整個資料群落裡所處的方位，也由此可能獲得更多相關資料的學術支撐，進而獲得關於歷史發展脈絡的整體感覺﹔等等。

綜上所述，如何進一步提升當代中國外交史論文在歷史闡釋方面的思想水平和理論深度，還需要歷史學界作出更多探討和努力，但“史”“論”結合的原則和方向無疑是正確的，迫切需要年輕研究者在這方面加強訓練和修養，著力擺脫目前諸多來稿先“多敘”后“簡評”的簡單模式，做到夾敘夾議，在敘述歷史脈絡的過程中對一些問題作出畫龍點睛式的點評和引申，並且努力使“問題導向”和“敘事導向”獲得一種健康的張力關系，這樣既可以使外交事件發生的線索和脈絡更加清晰，也可以加強文章的思想性和學術性。反之，不注重歷史評論的外交史文章，對歷史的細節性敘述有著異乎尋常的興趣，這常常導致篇幅過大，如《中共黨史研究》審稿編輯曾就一篇研究中美建交談判中的台灣議題的文章指出：“選題也算比較重要，但是否有必要做如此細致甚至瑣碎的還原，恐怕值得懷疑。”有學者就此類現象批評指出：“正如美好的生活導致胖人越來越多，史學界普遍感到，干瘦的骨感固然不妥，臃腫的肥胖同樣是問題。”[10]括而言之，從歷史哲學和學科建設的層面觀之，目前當代中國外交史來稿的史料性和經驗性有余而思想性和理論性不足，還與不少外交史研究者對於“實証史學理念（原則）”的片面甚至錯誤理解之間有著根本性聯系。在與作者的溝通以及修改和編輯論文的過程中，筆者深切地感受到很多研究者高度認同“史學就是史料學”的治學理念，他們將“實証史學”“實証研究”簡化地等同於歷史敘事甚至歷史材料本身，往往主張歷史論文的根本任務和目的就是依據收集到的既有史料，梳理出外交事件的基本內容，至於歷史敘事能帶來何種歷史啟示和學術思想，則根本不是他們關注的重點。但從實証史學理念的哲學本源來看，它理應既包括史料收集和還原歷史的層面，更指向歷史意涵的解釋和歷史規律的揭示，二者缺一不可。即使將“實証” 僅僅理解為“以事實為依據”的基本方法要求和必要的史學紀律，“如果喪失了從一定立場出發的價值關懷，喪失了對問題的直覺，那麼，單純的‘實証’隻能在無意義的方向將歷史復雜化”[11]。故而，外交史研究者理應全面、完整而准確地理解“實証史學理念（原則）”，在具體的研究工作中提高歷史評論和歷史分析能力以及自身的思想理論水平。

第四，外交史論文的基本寫作規范還需要提高，仍需要繼續培育和張揚嚴謹的治學態度。

目前《中共黨史研究》收到的外交史來稿存在的另外一種普遍性問題，就是基本寫作規范的嚴重缺失，這也許是帶給學術編輯最為強烈的第一感受了。一位作者、一篇論文的不規范性或許具有特殊性或特定性，但由於《中共黨史研究》的收稿面較為廣泛，作者和稿件的來源較為多元，日積月累之下，必定使編輯產生一種學術規范缺失在學術界具有普遍性的感覺。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可以從多種外在維度加以分析，如近年來科研院所的考核壓力加大，研究者無暇注重論文的規范性，利益的邏輯壓倒了規范的力量﹔在從小學到大學的漫長學習過程中，絕大多數年輕研究者並未接受過系統而嚴格的學術論文寫作訓練﹔等等。但從嚴格的學理邏輯角度加以審視，恰如上文所論，如果研究者不注重在諸如史料的多元化水平、史料的批判性使用、歷史解釋和分析能力等歷史研究的戰略性環節上的學術自覺意識和長期艱苦訓練，就一定會帶來治學態度的懈怠以及論文寫作方面的不規范性，這應當也是不難理解的經驗感覺。易言之，目前包括外交史來稿在內的學術論文寫作的不規范性，固然屬於學術研究的技術或技藝層次，但也無疑具有較高程度的戰略性，歷史研究者絕不能等閑視之，否則會極大地拉低歷史研究的學術高度和文化美感，畢竟再好的歷史材料、再高的研究能力也需要符合最低限度的學術規范的論文加以體現和支撐，“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綜觀目前外交史來稿的學術不規范現象，集中地體現為“歷史性”“歷史感”的缺乏，大致有以下幾種情況（但絕不限於此）。

相關問題研究進展的梳理本身缺乏“歷史感”，很多作者僅僅在文章開始時簡單地羅列出相關研究論文和著作的題目[12]，但缺乏對這些研究進展的准確評析，很少明確指出自己的研究是在這些論著的何種基礎上繼續前進的。換言之，研究者缺乏與前人及其研究成果的學術對話，實質上是對前人研究的一種不尊重以及“學術史”意識的薄弱[13]。事實上，真正的學術研究一定是與前人的有效對話，歷史研究者很難發現絕對的學術空白，沒有任何一個研究者可以在缺乏與前人對話的基礎上獨自完成自己的科學研究。這種治學弊端多少顯示了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缺乏強烈而自覺的學術共同體意識[14]，尚未將自身的歷史研究以及個人的學術發展與一個更大范圍內的學者群落直至學術傳統真正聯系起來，這與學科建設的意識不強亦存在關聯。很多研究者感覺自己的研究屬於世界史，但忽略了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與中共黨史研究之間的聯系性更強。就此而言，如何使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本體化”“學科化”“獨立化”，值得每一個相關學者給予更多關注。

學術論文“歷史性”不強還體現在文章的“格式化”寫作結構方面。所謂“格式化”結構，就是以寫公文的結構化方式來敘述歷史，文章的標題層次過多、過細甚至過雜，類似文章常常全篇充斥著各種各樣的“一”“（一）”“Ⅰ”“1”“第一”“首先”“其一”“一是”等表示敘述邏輯的序號，將文章人為地劃分為具有表象性和結構性的部分或層次。這樣的敘述方法有可能給一些讀者帶來便捷的閱讀體驗，但非常嚴重地割裂了歷史的發展脈絡和內在邏輯，實際上使歷史知識和思想呈現明顯的碎化氣象，學界素常批評的歷史“碎片化”現象便常常體現在這一維度，因此這一寫作和敘述方法並不完全適合歷史敘事類文章。在學術編輯看來，這樣的文章，與其說是學術論文，不如說更像調研報告和工作總結，缺乏歷史研究最起碼的“歷史性”“歷史感”。從學術編輯的工作經驗看，採取這種“格式化”結構寫作的文章往往暴露了作者尚未真正把握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為完成歷史內容的表面敘述，研究者不得不採取人為“制造”敘述邏輯的方法來實現歷史線索和脈絡的“強行塑造”，表明作者的研究功力需要得到加強，至少在某些方面的研究偏向還需要得到糾正。

而學術論文結構設置方面的不科學性也會強化這種非“歷史性”，如一些論文採取傳統的“三段論”模式，將“歷史考察”這樣最能體現歷史發展脈絡的內容僅僅設置為一個部分，這就會顯著削弱基礎歷史內容敘述的厚度與寬度，很大程度上影響歷史研究還原基本史實的能力，進而削弱歷史研究的意義與價值。還有一些論文各部分之間篇幅和分量的設置存在畸輕畸重的現象，導致歷史發展各個階段的內容呈現顯得很不匹配，也多少顯示作者並未全面地掌握外交事件的基本歷史脈絡，自然也就無從體現論文的“歷史性”。一些文章各部分的標題起得不好，沒有體現出各部分內容之間的歷史轉承關系，也會無形間削弱文章的歷史感覺，使讀者不容易感悟外交事件的發展線索以及轉折的關節點。至於個別文章採取語錄式的標題，則更不是嚴肅的歷史研究應該採取的表述方式。依此論之，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論文的“歷史性”“歷史感”“歷史味”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年輕研究者應該真正以歷史學的理念與風范去研究和敘述當代中國的外交史，既要擺脫羅列資料的傾向，又要將橫向的資料性內容置放於縱向的歷史脈絡中，切實體現外交史的發展性和波折性以及豐富性和復雜性。

外交史論文常常出現的一些不規范表述實際上也削弱了文章的“歷史性”感覺。不少外交史研究者形成了以國家首都名稱來指代國家或政府的寫作偏好，如以“華盛頓”代替美國政府、以“烏蘭巴托”代替蒙古國政府等。這是國際關系交往中外交機構行文辭令的通用表達，但如果將此通例直接移植到歷史研究論文中，不僅會混淆史學語言與外交辭令之間的本質性區別，而且會忽略“國家”“政府”“議會”“政黨”等在不同語境下的差異，由此直接削弱學術論文的“歷史性”。類似情況還體現在規范性名詞的隨意使用方面，如在一篇文章中，“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中共中央聯絡部”“中聯部”混合使用，“越南”“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的使用也不注意具體語境的規制，等等。至於早已被編輯規范明確不再使用的“建國”一詞，仍然高頻率地出現在當代中國外交史的論文中。在具體行文中，個別作者還傾向於使用一些描寫性和文學性的表達語言，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等。此外，如外交史涉及的人物非常多，第一次出現需要簡要交代一下人物的基本情況，當其職務發生變化，還應該再予以補充，這樣也可以體現歷史的一種變化。但在此期間，要注意規避諸如“周總理”“毛主席”這樣不規范的稱謂。現在來稿中這種情況還不少，給人感覺有些作者在行文時似乎有些脫離時代了。一言以蔽之，在此方面，筆者感受到目前的很多研究者形成了一些不良的寫作習慣，無論責任編輯怎樣提示作者，作者也不會發覺這是個問題，表明現在很多研究者對於學術論文寫作的隨意性態度，已經到了較為嚴重的地步，體現了研究者缺乏對於學術規范尤其是寫作規范的自覺性和主動性。申而論之，這些情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視為作者被史料和歷史“帶著走”，研究者本身在研究和寫作過程中無意識地失去了主體性。

除上述問題外，很多作者在剛剛寫完文章就投稿，文字粗糙和行文簡陋的情況非常突出，類似文章的絕對數量是非常驚人的，經年間未發生實質性改善，這可能主要受到目前學術考核機制壓力的影響，固然可以理解，但如果放任自流，不僅不利於通過審稿程序，而且會強化作者的寫作和研究不良習慣。也許學術編輯對於作者的善意勸說總是無力的，我們不妨看看馬克思是怎樣寫作的：“至於我的書，沒有兩個月是完不成的……我還有這樣一個特點：要是隔一個月重看自己所寫的一些東西，就會感到不滿意，於是又得全部改寫”[15]，“在他的整個一生中，他總是不願將每一篇文章視為最終定稿因而他不願放下手中的筆”[16]。偉大的思想家尚且如此對待自己的著作和寫作，我們這些普通的研究者又有何德何能來輕慢學術、放鬆自我呢？就此而言，僅僅以外部壓力為借口來推脫研究者對高品質論文質量的追求，又因其無視或輕視“學術”的真理性而在本質上是一個學術道德和文化修養的問題。

總之，目前外交史論文的寫作不規范現象比較突出，明顯地制約了外交史研究的整體學術質量，不利於整個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學術發展，這固然是目前整個學術環境和學術生態的直接反映，但如果外交史研究者能堅持高標准、嚴要求的學術寫作，也必將對改善目前的學術生態產生積極的反向作用。外交史研究者應當意識到，研究者與身處其間的學術生態之間是一種“互為關系”，研究者自身可以付出的努力還有很多。

第五，余論：繼續提升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學術水平。

承上所論，本文從學術編輯的角度和視野，概括了一段時間以來當代中國外交史論文存在的問題和不足。這些問題和不足鮮明地反映了這一特殊研究領域在勃然興起之際缺乏“主體意識”的培育、形塑與張揚，無論是史料收集與利用方面的顯著不足還是思想解釋不足以及“問題意識”的不清晰抑或寫作規范方面的非“歷史性”表象，實質上都顯示了外交史研究者“主體意識”的匱乏。但必須強調指出，這也是一般史學論文經常出現的問題維度，在各種黨史研究形態的論文裡均有不同程度的體現，甚至有些領域的研究論文存在的問題比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論文還要突出甚至嚴重，值得引起所有研究者和學術編輯的共同警惕。本文之所以選擇外交史論文來強調目前黨史論文寫作中的不規范問題，主要是因為外交史作為最為傳統的歷史研究形態之一，廣泛地涉及當代中國的政治生活，可以反映傳統政治史的靈魂和精神，是對傳統政治史研究式威趨勢的一種有效彌補，它所涉及的一些歷史問題能很好地透視“政治”的本質以及更好地審視中共黨史作為一種政治史和黨派史的本質特征與學術價值。同時，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在目前的黨史研究格局中佔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外交史研究本身處於較好的發展時期，整個內外部環境亦較為有利。但如果外交史研究者不注重治學規范和學術修養，不高度注重寫作能力的培養與提升，不注重外交史研究的學科建設和理論建構，就會失去這樣一個戰略發展機遇期，無法取得本應獲致的學術成就。因此，需要引起黨史學界乃至整個歷史學界的密切關注。

事實上，關於本文所指出的外交史論文存在的學術缺陷，也是近年來《中共黨史研究》編輯部持續強調和試圖解決的問題，並於2018年5月與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周邊國家研究院聯合舉辦“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現狀與未來”學術座談會，其間亦廣泛而深入地涉及以上問題，取得了“正視問題、積極進取”“堅持實証、弘揚理論”的學術共識，成為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再出發”的一個良好起點[17]。此外，相關編輯不斷借助各種座談會、研討會、工作坊和學術論壇等時機，向外交史研究者提醒要注意規避這些問題，主張重塑當代中國外交史的研究規范和學術准則。

在筆者看來，若欲繼續提升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學術水平，除堅持具體歷史問題的實証研究外，還需要在兩個關鍵維度取得突破。其一，需要全面深入地展開關於當代中國外交史的學術史研究，系統梳理至少從80年代以來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發展歷程和演進脈絡，深度考察各個歷史時期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基本學術進展和學術特征及其與時代移易之間的精神關聯，重點評估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與整個歷史學界之間的學術關聯及其在全部歷史研究中的學術地位，考察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特征，考察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是否受到共時性的歷史學界的流行分析概念和理論框架的影響，考察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如何自新世紀以來成為一種新型實証主義或客觀主義的研究范式，等等。這一系列的學術史問題研究，有助於為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提供一種整全性或全盤性的學科反思和自我省察，有效揭示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所依恃的歷史哲學基礎、思想理論預設、史學問題立意、核心價值觀念和敘事結構風范等更深層級的學術維度。唯其如此，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過去”才能得到切實理解，也才能真正理解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現在”，進而全面規劃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學術“未來”。其二，需要啟動並加快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理論化”進程，注重史學理論素養在外交史研究中的培育，重視培養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自身的史學理論體系和方法論體系，逐步形成屬於這一研究領域特有的哲學預設、理論原則、概念基礎、思想觀念、思維模式、研究方法、問題取向和學術風范。從事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學者也必須思考“歷史是什麼”“史學是什麼”這樣的歷史哲學問題，它可以幫助研究者有效地透視外交史本身和外交史研究的一些本質性層面，從而更為深刻地理解和建構當代中國外交史的基本脈絡，更為深刻地評議當代中國外交史的一些重大問題，畢竟“當我們嘗試回答‘歷史是什麼’這類問題的時候，我們的答案在有意無意之間就反映了我們自己在時代中所處的位置，也形成了更廣闊問題的一部分答案，即我們以什麼樣的觀點來看待我們生活其中的社會”[18]

。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和外交史研究者不能自外於史學理論體系的建構與完善以及蘊藏其間的歷史哲學問題的深度思考。隻有經過這樣的“理論化”建設，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領域的學術、學科的自我意識才會被喚醒，從而初步形成一種學術共同體的研究平台，促進整個研究領域不同治學理念和思想價值之間的整合，強化這一研究領域的專業認同感，最后形成一種特殊的學術范式。隻有在這樣的基礎上，具體問題的外交史研究的發展方向才能有所歸趨，才能有“靈魂”和“靈氣”。正是基於上述兩方面的考慮，《中共黨史研究》在努力解決具體研究弊端的同時，開設了以“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現狀與未來”為題的學術筆談欄目，從學理角度直至歷史哲學高度切實建設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理論體系，並加強對研究現狀的學術批評和反思，進而真正提升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的整體學術水平。

最后仍然需要客觀地指出，關於當代中國外交史論文的整體改善效果還不是特別顯著，這既與整個外交史研究群體尚未真正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相關研究者尤其是年輕研究者的學術素養不高以及學術規范的意識不強有關，也可能與當前整個學術評價機制的量化功利性以及學術刊物在面臨經常性的組稿困難時所採取的某種妥協性相關。就此而言，目前當代中國外交史研究所形成的一些不足和弊端的原因非常復雜，不能完全歸咎於研究者，其較好的解決前景還需要整個歷史學界的共同努力，而學術編輯在此期間所應發揮的力量和貢獻的智慧，也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重要、更為迫切。（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充分參考了《中共黨史研究》編輯部各位同事以及匿名外審專家關於當代中國外交史來稿的諸多審稿意見，在此謹致謝忱）

（本文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輯）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