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東征前后的張聞天

張聞天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與紅十五軍團會師。陝甘革命根據地成為中央紅軍主力長征的落腳地，但是，當時陝北地瘠民貧的自然環境使紅軍無法找到足夠的給養以補充自身，而山西的自然、經濟條件優於陝北，紅軍在山西建立新根據地不僅可緩解陝北地區的資源壓力，而且可以北上綏遠，從而直抵抗日前線，實現對日作戰。於是，中共中央在1935年12月的瓦窯堡會議上便提出了東征山西的計劃。當時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在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在東征前夕，積極統一黨內思想認識、推動政策轉變、為保証東征勝利進行具體安排。東征戰役發動后，在新根據地的鞏固和打通國際路線等問題上，張聞天又進行了具體部署。此外，張聞天在這一時期還通過電報往來爭取張國燾北上，為維護黨的統一貢獻了力量。

對紅軍東征態度的變化

1935年9月底的榜羅鎮會議使中共中央改變原先到達蘇聯邊界地區建立根據地的想法，進入陝北，“在陝北保衛和擴大蘇區”。但隨著陝北物資匱乏的缺點逐漸暴露，紅軍向外發展的需要逐漸提上日程。此時的紅軍需要維持部隊生存和發展的必要物資，而蘇聯願向中共伸出援手的消息也由莫斯科傳到陝北。1935年11月底，林育英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帶回蘇聯方面關於援助中共的指示，斯大林表示：“紅軍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在地理上應如何打通國際路線，起初張聞天與毛澤東產生了不同的看法。毛澤東認為陝、甘、晉是紅軍主要發展區域，待黃河結冰后東進山西，而張聞天則未將山西劃入進軍路線之中。張聞天最開始表示應擴大蘇區，向關中和隴東地區發展，得到共產國際的援助信號后，張聞天認為“我們在陝（西）、甘（肅）、綏（遠）、寧（夏）、新（疆）建立反日中心是歷史任務”。毛澤東認為紅軍靠近蘇聯發展的根本方針沒有問題，但時間上不宜過急，首先應在四個月內將紅軍增至1萬人，其次在路線上“最好是走山西和綏遠的道路”。張聞天思考后認為東出山西確實更有利，於是在1935年12月瓦窯堡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支持毛澤東《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該《決議》指出紅一方面軍的兩項任務是“打通蘇聯”和“鞏固與擴大現有蘇區”，為此必須做好向山西行動的准備。張聞天與毛澤東在東進山西的問題上達成共識。

1935 年11 月10 日，中共中央機關進駐瓦窯堡

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彭德懷在接到東進山西的決定后表示出自己的兩點顧慮，一是擔心紅軍過度疲勞后渡不過黃河，二是擔心東渡黃河后能否在國民黨軍隊的威脅下保証同陝北根據地的聯系。彭德懷的擔心實際上代表了紅軍內部的一種觀點，楊尚昆、林彪也對此表示顧慮。但若不過黃河，向張聞天提出的“陝、甘、綏、寧、新”地帶發展，所面臨的自然條件會更加惡劣，不僅如此，紅軍若向西進軍還必須面對少數民族問題，若民族問題處理不當再加之兵源糧餉得不到補充，對紅軍而言便成為一種變相的自我消耗。考慮上述原因，張聞天、毛澤東聯名復電彭德懷：向北沒有出路，隻有取閻錫山為對手。但彭德懷對東渡作戰的擔心也不無道理，因此復電在採納彭德懷意見后指出：部隊向回撤退無隔斷之危險時東渡黃河計劃是可行的。

東征計劃確定后，張聞天對東征的目的又改變了看法。1936年1月31日在延長縣召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張聞天在會議意見書中指出：“長征經驗証明主力紅軍長期沒有根據地時”，將“使我們發生極大的困難”，東征的目的是在山西建立新的蘇區，從而依靠新蘇區擴大紅軍兩倍並保証同陝北的聯系，作戰區域應在汾水黃河之間並保証部隊能夠西渡返回。這種看法與張聞天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上的觀點相比趨於保守，那時他提出打通蘇聯與鞏固蘇區並行不悖，並且紅軍可以離開根據地從而深入山西作戰，“但有可能打通國際而暫時離開蘇區”，“我是反對長久停留一地的。五次反‘圍剿’戰爭經驗証明，這樣做反而傷元氣遭受損失。”之前張聞天認為紅軍無論如何首先應打出蘇區從而接通國際路線，哪怕離開陝北，而現在變為在山西擊退閻錫山並建立大塊蘇區，鞏固紅軍在秦晉地區的生存與發展。

張聞天關於東征目的看法的轉變與當時紅軍生存環境的改善有關。直到1935年末，中共對陝北周邊軍閥的統戰工作還處於起步階段，打敗東北軍的直羅鎮戰役剛過去不久，與陝北軍閥高桂滋初步達成和平，同楊虎城也剛開始聯系，陝北地區國民黨軍隊是否會與紅軍合作還是未知，因此選擇離開貧瘠的陝北，東出山西從而進入綏遠並打通國際路線不失為一種選擇。形勢至1936年初開始發生變化。1936年1月20日李克農與張學良開始洛川會談，張學良表示國民黨內部也有人支持停止內戰的主張，“如果活動（張學良赴甘肅、南京進行關於停戰的斡旋—引者注）成功，兩周之內他（張學良）就可以邀集閻錫山等共同與中共領袖討論這樣的問題。”隨著對西北“剿總”副總司令張學良統戰工作的順利展開，中共部分領導人認為陝北蘇區的政治形勢開始有回旋余地，從而偏向於鞏固和發展現有根據地，周恩來和博古於1月31日向張聞天、毛澤東及彭德懷致電：“現在的軍事行動應是鞏固和擴大根據地，而不是遠離蘇區，形成流動”。因此，離開陝北進而打通國際路線的需求便不那麼緊迫了。

紅軍東渡黃河后捷報頻傳，從2月20日到3月初，“輕而易舉地擊潰了閻錫山5個團，俘虜1200余人，佔領了石樓、中陽、孝義、汾西、隰縣、永和六縣近4000平方公裡的地區。”除此之外，陝北蘇區南線已分別同楊虎城部、東北軍六十七軍達成互不侵犯協定，北面也與陝北軍閥高雙成部暫時和解，后方的穩定與東征戰役的順利進行使張聞天對東征的態度又樂觀起來，在1936年3月召開的晉西會議上，張聞天作《共產國際“七大”與我黨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的報告，認為紅軍目前應向華北發展，向抗日前線發展，從而“爭取紅軍對日作戰，直接對抗”。在根據地發展的問題上，“擴大與鞏固，現在應該特別著重於擴大”。

東渡黃河前布置各項准備工作

早在1936年1月10日，張聞天便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東征山西的作戰方針及准備工作。由於1935年11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軍事問題由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央軍委（名義上稱西北軍委）全權負責，因此張聞天在除軍事問題外的其他方面進行了安排和部署。

首先是關於擴大紅軍影響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在青年人才補充的問題上，張聞天強調應轉變青年團的工作方式，擴紅應從團的方面進行組織動員，“不論一切，隻要願意都可入團”。在對富農的問題上，張聞天的認識有一個轉變過程。1935年11月20日，林育英在討論陝北土地問題的會議上表示應改變反對富農的方針，張聞天在會議上持反對態度，認為在白區斗爭中對富農的妥協是暫時性的，根據地作為階級斗爭深入的地區還是應當反對富農，但林育英表示在“人民共和國”的口號下應注意反對富農的問題。在這次會議后張聞天對富農問題又進行了思考，很快轉變了思想，贊成林育英的觀點。這種快速轉變不僅因其受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的影響，而且是其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對“左”傾錯誤進行反思的延續。張聞天開始轉變對富農的態度，讓李維漢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改變富農政策的決定》，保証對富農採取善意的中立態度，並在12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親自作了《改變對富農的策略》的報告，認為“過去蘇區工作的經驗表明，加緊反對富農，變成了消滅富農，以致動搖中農，影響到農村中不安定，以及中農對生產不發生興趣”。為防止部分干部無法完全領會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張聞天於1936年1月27日又主持擬定了《中共中央為轉變目前宣傳工作給各級黨部的信》，要求各級黨部應糾正有些同志還在宣傳的“殺盡地主富農”“殺盡反革命，殺盡團保甲”等錯誤口號。

1936 年2 月東渡黃河前的紅軍部隊

紅軍東征前，向全國發表抗日救國通電，關於通電內容張聞天曾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見。圍繞同國民黨一起建立國防政府這一問題，張聞天表示應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停止內戰並號召民眾組織起來抗日反賣國賊。表述從“反蔣”到“反賣國賊”，意味著張聞天對統一戰線問題的認識發生了變化。事實上，隨著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實施，對日作戰的紅軍受到國民黨的軍事壓力又不得不面對國內戰爭，反日的同時還要反蔣。但1936年初兩件事的發生使中共中央考慮改變反蔣口號：第一，張學良與中共代表李克農於1936年1月在洛川進行談判，張學良表示接受抗日但拒絕反蔣﹔第二，受到國民黨有關方面委托的兩位中共地下黨代表董健吾、張子華到達陝北，同中共商談國共聯合抗日問題。自此之后反蔣抗日的口號開始轉變，逐步轉向利用國民黨內部各方面矛盾來促進統一戰線的形成。張聞天在1935年11月17日《日本帝國主義的新進攻與民族革命戰爭的緊迫》一文中表示“抗日必須反蔣，反蔣必須抗日”，並且不應拒絕同一切反蔣軍閥進行聯合。這時的張聞天認為應聯合的是那些既主張抗日又反對蔣介石的力量。張聞天在聽取由林育英帶回的共產國際七大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之后，開始注重統一戰線的靈活性和策略性，從而於1935年11月28日進一步表示：“我們現在主要是反蔣反日。但在談判時，也不一定都要反日反蔣。隻反日不反蔣，反日反張學良，或者反蔣不反日，我們說也可以。”直到東征前夕，經張聞天修改並於1936年2月21日向全國發表的通電便改變了過去的“反蔣”口號，代之以“抗日討逆”“抗日反賣國賊”。張聞天對反蔣的模糊化處理並不代表其反蔣立場發生了變化，但在策略上不再以反蔣與否作為聯合國民黨內部勢力的標准，從而擴大了統戰對象范圍，對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張聞天（洛甫）所寫《日本帝國主義的新進攻與民族革命戰爭的緊迫》

其次是關於東征部隊各項細節工作的布置。在人員安排上，東征前夕中央組織部部長李維漢因病無法隨軍參戰，於是張聞天調派李富春代之隨軍東渡。李富春在長征途中曾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出色，曾提出政治工作應聯系群眾，對紅軍的整頓和補充工作、行軍工作及居民工作要分別制定行之有效的辦法。正是由於對李富春工作能力的信任及東征山西后擴大紅軍的需要，張聞天兩度致電，第一次由彭德懷、楊尚昆直接通知李富春：“因羅邁（即李維漢——引者注）病，決調你隨方面軍行動。朱理治同志留原職不動。你的任務面談。”一周后未見李富春，張聞天再次致電周恩來，詢問“富春是否已動身”。東征開始后，中共中央於石樓縣設立方面軍司令部，李富春率領地方工作委員會指揮了石樓全縣的赤化工作。由於紅軍東征前夕對閻錫山部隊的戰斗力並不了解，同時對陝北根據地周邊軍閥的統戰工作還在進行中，因此彭德懷擔心主力紅軍無法回防而產生前方紅軍和后方根據地分割的危險。針對這一情況，毛澤東在1936年1月底指出：“一定要保証黃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進退有據。”張聞天在2月初由延長縣赴黃河西岸同彭德懷會晤，告知彭關於部隊安全撤回河西的要求已被採納。2月17日，張聞天同毛澤東、彭德懷致電周恩來：爭取“東西兩岸前后方之運輸與渡河點之保持。”當時，盡管中央作出了東渡黃河的決定，但有的干部在思想上還是顧慮會再次失去來之不易的根據地，對此，張聞天於2月20日撰文《論紅一方面軍的東征》，這一戰前動員性質的文章從對日作戰、實現國防政府、開辟紅軍發展的新局面、最終將實現國內戰爭到民族革命戰爭的轉變這幾個方面闡述了紅軍東征的意義，為統一黨內對東征的思想認識作出了重要貢獻。最后，為支援前線，張聞天在渡河前夕還致電周恩來，要求動員2000名擔架隊員，從而保証傷員的運輸。

晉西會議前后的各項決策部署

1936年2月22日，張聞天從陝西清澗縣以西的辛關渡口過黃河隨軍東征，一個月后在石樓縣參加了晉西會議，並在會議結束后返回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瓦窯堡，此后張聞天便一直在后方指導各項工作，直到5月初紅軍由山西回師陝北。這一時期以晉西會議為節點，在此之前，張聞天主要指導黃河兩岸具體的地方工作，回到瓦窯堡后則開始注意對蔣態度及打通國際路線等宏觀問題。

首先是晉西會議前對清澗、石樓兩處戰略要地各項工作的布置。清澗縣位於黃河西岸，東臨山西，西接瓦窯堡，是保証前方紅軍和后方根據地通道的重要地區。在東征初期，由於對敵情還未充分了解，在紅軍剛落腳山西之時，清澗作為瓦窯堡和晉西之間的緩沖地區，戰略位置十分重要，但留守清澗的警衛營脫離群眾，未能發揮動員沿河各縣群眾保護渡口的作用。因此，張聞天表示應對該問題進行及時處理，對沿河各縣的工作也應繼續加強。東征前在該地區進行的河防動員是紅軍落腳陝北后對黃河沿岸地區人力物力的一次重要調動，對全面抗戰爆發后粉碎日軍對黃河以西的進攻以及區域性剿匪鋤奸工作都有著重要影響。

石樓位於晉西中部，南至隰縣、永和，北至中陽，是開辟新根據地的核心地帶，也是赤化山西全省的起點，毛澤東曾專門向主攻石樓的紅十五軍團指出：“石樓為東征戰略要地，須盡一切方法奪取之。”2月下旬，石樓攻克，之后在城北設立方面軍司令部，張聞天同毛澤東、彭德懷進駐石樓。在兵源補充問題上，張聞天致電后方：第一，紅軍初到山西，擴紅工作需要過程，而當下后方能否保証3月份的兵源補充？第二，2月初由閻紅彥和蔡樹藩新組建的紅三十軍僅600人，須再補充600人，希望以延安脫離生產之部隊進行補充。這時紅軍同東北軍將領王以哲已達成在延安、甘泉兩地停戰的協定，因此前方希望從延安脫離生產的部隊中抽調人員對三十軍進行補充。第三，紅校畢業的游擊班全部補充至前線，后方大批訓練游擊隊干部和地方干部。在貿易問題上，紅軍東征的勝利不僅能夠實現黃河兩岸的通商往來，而且是打破閻錫山對紅軍丑化宣傳的重要機會。因此，張聞天向中華蘇維埃西北辦事處主席博古提出：“博主席轉貿易局：照辦三事：（一）優待山西過來的販鹽商人﹔（二）貿易局立即派人到義牒鎮﹔（三）發動陝甘商販到此。”紅軍需要貿易局的專業人才宣傳中共的商業政策，而優待晉商以及發動陝甘商販入晉的舉措能夠實現陝北和山西的經貿互動。

其次是在晉西會議后對東征勝利新形勢下各問題的判斷。晉西會議結束后，張聞天於4月初經義牒鎮渡河回到瓦窯堡，6日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新形勢下對蔣介石的態度。在張聞天看來，蔣介石將國民黨中央軍派進山西是聯合日本執行廣田三原則（即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於1936年1月提出的“對華三原則”：中國取締一切排日運動﹔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中日共同防共）的體現，紅軍當前的中心任務是“消滅蔣介石、閻錫山攔阻紅軍抗日去路，搗亂抗日后方的部隊”，從而粉碎日本同蔣介石聯合反共的計劃，應由軍委下達討蔣令。國民黨中央軍進入山西雖然為紅軍繼續東進帶來了困難，但再轉回“抗日必須反蔣”的政治口號在毛澤東、彭德懷看來顯然是不明智的，當時張學良作為中共最大的統戰對象，其政治態度是“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討蔣”，因此貿然發布討蔣令可能會影響中共同張學良的關系。於是毛、彭復電張聞天：“目前不應發布討蔣令”，“在停止內戰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在討日令旗幟下實行討蔣，這是最便利於實行國內戰爭與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中心口號在停止內戰。”事實上張聞天向軍委去電后也認為發布討蔣令不妥，便於次日去電將“討蔣”又改為“抗日討逆”。在抗日旗幟下不公開反蔣，不僅是統戰工作的需要，也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后國內階級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的體現。

紅軍東征一個月后，為遏制紅軍鋒芒，閻錫山將國民黨中央軍引入山西，與紅軍作戰的軍隊由20多個團增加至50個團之多，紅軍的軍事壓力增加，而1936年4月下旬的一件事使張聞天再次將注意力放到西邊，在后方對打通國際路線計劃提前進行布置。4月24日，張聞天致電彭德懷、毛澤東：“國際最近派來七人，帶現金、槍彈、電台經寧夏內蒙到安邊，因行動不慎，為民團發現，激戰甚久，因眾寡不敵，六人犧牲，一人被捕。”同時電報指出，“為打通國際路線，擬加強西北一帶工作。”在東征紅軍未回師的情況下，張聞天開始對后方各地區的部隊提前進行部署：首先召開中共中央常委會議，決定三邊地方部隊會合南下各部向西行動一個時期，紅軍應轉向西北，創造陝甘寧的西北局面為“發展的主要方面”，其次致電此時負責關中地區的林育英：“關中、華池、赤安（即保安）、三邊地方部隊會合造成西北局面以打通國際路線”。在張聞天表達擬打通國際路線想法后的第四天，毛澤東、彭德懷致電后方：“東面情況已根本的發生變化，喪失了繼續作戰的可能，為穩固計決定西渡。”5月初，東征紅軍回師陝北。東征戰役為陝甘蘇區緩解了軍事、經濟壓力，但隨著國民黨中央軍的介入，紅軍的生存問題並未得到根本解決，打通國際路線、北上抗日的想法亦未能實現，於是5月8日至9日在延長縣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又作出了紅軍西征的決定，並表示當前主要任務是為了建立“西北國防政府”。建立“西北國防政府”便是聯合以張學良為代表的主張抗日的西北國民黨軍隊，形成抗日反蔣的新局面，而這一目的能否實現與打通國際路線成功與否密切相關。兵貴神速，張聞天在主力紅軍未回師之前便未雨綢繆，做好了紅軍西征的准備工作，為戰役的發動贏得了時間。

東征前對張國燾北上的爭取

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同紅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於四川懋功會師，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張國燾制造各種借口反對中央的北上計劃，從而自行率領左路軍（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及中革軍委決定紅軍分左右兩路北上阿壩、班佑，左路軍由紅四方面軍的三個軍及紅一方面軍的兩個軍組成，朱德為總指揮，張國燾為政委，劉伯承為參謀長﹔右路軍由紅一方面軍的兩個軍及紅四方面軍的兩個軍組成，中共中央及中革軍委隨右路軍行動）南下川西北，並於1935年10月在四川裡番縣卓木碉另立“中央”，公然造成黨的分裂。張國燾在1935年12月向中共中央發來電報：“乙、你們應以黨北方局、陝甘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丁、你們應將北方局、北路軍的政權組織狀況報告前來，以便批准。”隨著中共中央到達陝北以及林育英於1935年11月帶回共產國際七大的指示，在黨內負總責的張聞天開始通過電報往來爭取張國燾北上，努力實現黨和紅軍的統一。

張聞天在1936年1月10日討論完東征山西的作戰方針和准備工作后便在13日致電張國燾：“我們間的政治原則上爭論，可待將來作最后的解決，但別立中央妨礙統一，徒為敵人所快，決非革命之利。此間對兄錯誤，未作任何組織結論，誠以兄是黨與中國革命領導者之一，黨應以慎重態度出之。”隨著共產國際代表林育英到達瓦窯堡，中央在同張國燾分裂主義作斗爭過程中得到了林育英的支持。此時代表著共產國際的林育英從維護中共中央權威的立場出發，向張國燾回電表明了自己的態度：（甲）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認為中國黨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屬於第一位，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偉大因素，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紅軍的萬裡長征是勝利了。（乙）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兄等對中央的原則上爭論可提交共產國際解決。

張聞天同林育英（張浩）、周恩來、毛澤東、博古聯名致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的電報

當時在紅四方面軍中的朱德等人也對張國燾的分裂行徑表示反對，朱德向張聞天表示：為保証對外統一，在名義上對分處南北的紅四方面軍和中央紅軍對外稱為“南方局”和“北方局”，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職務。這一想法與林育英所講的成立西南局異曲同工。此時，張國燾南下的決定使四方面軍受到國民黨中央軍薛岳的截擊，滎經之戰使四方面軍減員約5000人，軍事失誤和政治錯誤使張國燾不得不有所收斂。張國燾在1936年1月27日復電張聞天，表示對1935年12月下旬瓦窯堡會議的決議“原則上同意”。張聞天為維護黨的統一，言辭也極盡大度：“為統一對外步驟，此間除發表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主張外，並通電全國主張召集抗日救國代表大會，以產生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其內容辦法另電告知。希兄方採取一致辦法，以展開這一運動為盼。”張聞天於1936年2月14日，即東征前夕，同林育英再次致電朱德、張國燾：“兄等對政治決議既原則上同意，組織上亦用西南局，則對內對外均告統一，自是黨與革命的利益，弟等一致歡迎。”張聞天的言辭不僅維護了中共中央的權威，也動搖了張國燾的分裂立場，為爭取紅四方面軍北上發揮了作用。

正是張聞天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緊密配合，保証了東征戰役的順利進行。紅軍東征前后張聞天的貢獻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從紅軍東征這一軍事行動來看，由於軍委主要由毛澤東負責，因此張聞天通過安排各項日常工作來保証戰役的順利進行﹔另一方面，從黨內政策轉變的角度來看，張聞天對富農政策、反蔣態度等問題進行了說明，促進了新形勢下黨內統一戰線策略的形成。除此之外，對張國燾的爭取也表現出張聞天對黨的團結與統一的迫切期盼。

（作者：首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

（原載《百年潮》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