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考百日 三波兩折

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發表講話，譴責美國干涉朝鮮內政的侵略行徑。

抗美援朝戰爭的前線司令員是彭德懷，最高統帥就是毛澤東。毛澤東盡管沒有身處戰爭前線，而是運籌帷幄於中南海，所有關系全局性的重大決策都是由毛澤東最后拍板敲定的。

對於一生征戰的毛澤東來說，盡管他一直是從以弱勝強的對敵斗爭中打過來的，在任何時候都沒有害怕過任何敵人，但是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作出抗美援朝決策卻是異常艱難的。胡喬木在延安時期就擔任毛澤東的秘書，他回憶說：“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20多年，記得有兩件事是他很難下決心的。一件是1950年派志願軍入朝作戰，再一件就是1946年我們黨准備同國民黨徹底決裂。”為什麼抗美援朝是毛澤東一生中難下決心的兩大決策之一呢？

因為下這個決心，牽涉方方面面，既有對國家安全和主權的諸多考慮，又不能不受朝、蘇、美等各種外部因素的制約。國際環境和朝鮮戰爭形勢的不斷變化，使毛澤東不能不審時度勢，隨機調整出兵決策。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出現了比1946年我們黨准備同國民黨徹底決裂更難決策的“長考百日、三波兩折”。

“長考百日”

先說“長考百日”。在朝鮮戰爭爆發后1950年7月7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成立“聯合國軍”干預朝鮮戰爭之際，毛澤東就已高瞻遠矚，提出要保衛國防、組建東北邊防軍，並部署邊防軍兵力在鴨綠江邊﹔8月上旬，朝鮮半島南端的戰爭進入膠著狀態時，他警覺到美國擴大戰爭規模的可能性會增加，遂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美國武裝侵略朝鮮后中國應該採取的對策。他指出：如果美帝得勝，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國。對朝鮮不能不幫，必須幫助，用志願軍的形式，時機當然還要適當選擇，我們不能不有所准備。次日，即指示邊防軍在月內作好一切准備工作。他接見東北邊防軍負責人鄧華時說：你們集結東北后的任務是保衛東北邊防，但要准備同美國人打仗，要准備打前所未有的大仗。8月可能沒有作戰任務，但應准備於9月上旬能作戰，務必於本月內完成一切准備，待命出去作戰。8月下旬，他給遠在西安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彭德懷發去一電：“德懷同志：為了應付時局，現須集中12個軍以便機動（已集中了4個軍），但此事可於9月底再作決定，那時請你來京面商。”9月中旬，美軍7萬余人在朝鮮西海岸仁川登陸，朝鮮戰局發生急劇變化。10月1日，南朝鮮軍越過三八線，“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發“通牒”要求朝鮮人民軍無條件“放下武器停止戰斗”。

從1950年10月2日到18日，黨中央接連召開書記處擴大會議和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朝鮮戰局和中國出兵援朝問題。在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聽取從蘇聯回來的周恩來匯報與斯大林會談情況和從東北邊防回來的彭德懷匯報志願軍准備入朝情況后，指出：現在敵人已圍攻平壤，再過幾天敵人就進到鴨綠江了。我們不論有天大的困難，志願軍渡江援朝不能再變，時間也不能再推遲，仍按原計劃渡江。會議決定：志願軍按預定計劃於19日跨過鴨綠江入朝作戰。毛澤東從1950年7月上旬提出准備出兵到10月中旬最后決定入朝作戰，經歷了103天，故稱“長考百日”。

“三波兩折”

所謂“三波兩折”，是發生在最后決策的1950年10月上半月。

第一個波折在10月2日至3日。毛澤東作為軍事戰略家，對出兵問題未雨綢繆，很早作了准備，但何時出兵，他有個底線：敵軍是否越過三八線。“美帝國主義如果干涉，不過三八線，我們不管，如果過三八線，我們一定過去打。”10月1日，南朝鮮軍越過三八線后，斯大林來電希望中國立即派出部隊到三八線，拯救朝鮮﹔深夜，金日成緊急約見我駐朝大使，向中國政府提出援兵入朝請求。次日，毛澤東曾決定用志願軍名義派一部分軍隊至朝鮮境內和美國及李承晚的軍隊作戰，援助朝鮮，並擬寫了致斯大林回電﹔同時為中央軍委起草給鄧華電，令邊防軍提前結束准備工作，隨時待命出動，按原定計劃與新的敵人作戰。但他沒想到的是，這天下午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朝鮮戰局和中國出兵援朝問題時，與會多數人不贊成出兵，決定4日召開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再作討論。這樣，會前擬寫的給斯大林的回電沒有發出。他服從會上多數人意見，將不出兵決定通過蘇聯駐華大使羅申轉告斯大林。這就是俄羅斯總統檔案館藏的蘇聯駐華大使羅申曾就毛澤東關於中國暫不出兵的初步意見報告斯大林的10月3日電。此電內稱：我們原先曾打算當敵人向三八線以北進攻時，調動幾個師的志願軍到北朝鮮幫助朝鮮同志。但是，經過慎重考慮，我們現在認為，這一舉動會造成嚴重后果。“目前最好還是克制一下，暫不出兵，同時准備力量，這樣做在把握與敵作戰的時機上會比較有利。”這就是“第一波折”。

第二波折是在10月4日到12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從4日下午到5日全天接連開了3次，毛澤東讓與會者擺了各種意見，權衡出兵還是不出兵的利弊。經過反復討論，大家統一了認識，在5日下午會議上，中共中央最后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決定由中央軍委副主席彭德懷率志願軍入朝作戰，並決定派周恩來等去蘇聯同斯大林會談。周恩來作為主持中央軍委常務工作的副主席，是與蘇會談的主要代表。他是帶著兩種意見去談的：若蘇聯有派空軍支援的意向就談出兵﹔若蘇聯不願派空軍支援就談不出兵。11日，周恩來同斯大林會談，介紹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朝鮮局勢和是否出兵援朝問題，說明中國的實際困難，提出隻要蘇聯同意出動空軍給予空中掩護，中國就可以出兵援朝，同時要求蘇聯援助中國參加抗美援朝所需的軍事裝備，並向中國提供各種類型的武器與彈藥，首先是陸軍輕武器的制造圖紙供中國仿造。斯大林表示，可以完全滿足中國抗美援朝所需的飛機、大炮、坦克等軍事裝備，但蘇聯空軍尚未准備好，須待兩個月或兩個半月才能出動空軍支援志願軍的作戰。會談后，斯大林、周恩來聯名致電毛澤東：我們交換意見后，弄清了計劃派出的中國援軍沒有做好准備，我們一致決定：“盡管國際形勢有利，但中國軍隊因目前尚未做好准備，就不要越過朝鮮邊境，以免陷於不利局面”。基於此，毛澤東在12日致電彭德懷等，此前命令暫不實行，兵團各部仍舊原地訓練，不要出動。這就是暫不出兵的“第二波折”。

第三個波折是在10月13日至18日。13日，就斯大林、周恩來聯名電，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討論出兵援朝問題。與會者一致認為，即使蘇聯不出空軍支援，在美軍越過三八線大舉北進的情況下，我們仍應出兵援朝不變。當晚10時，毛澤東把這個決定電告在莫斯科的周恩來：我軍出動到朝鮮為有利，“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而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總之，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該電請周恩來留莫斯科幾天就蘇援助裝備和出動空軍以防美軍空襲京津滬等大城市問題與蘇聯同志繼續商談。18日，周恩來返京后，毛澤東再次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了上述出兵入朝作戰的最后決定。這樣，此波無折，全過程姑且稱之為“三波兩折”。

三個“糾結”

抗美援朝決策這樣艱難，其“長考”醞釀用時之久，波瀾曲折反復之大，在毛澤東一生中沒有過，當年的毛澤東和黨中央主要有以下三個“糾結”。

一是挑戰美國這個頭號西方強國，能否打贏。70年前，無論綜合國力還是軍隊裝備，中國和美國的差距很大，極而言之，不能同日而語。就綜合國力言，1950年美國的鋼產量為8772萬噸，工農業總產值是2800億美元﹔當年我國的鋼產量僅有60萬噸，不及美國一個零頭，工農業總產值為100億美元，相差28倍。論軍事裝備，美國擁有包括原子彈在內的大量先進武器和現代化后勤保障，而我軍基本還處於“小米加步槍”水平。美軍的一個軍擁有各種口徑的大炮1500門，而我們一個軍才隻有36門。美國空軍完全控制了高空領域，我國的空軍還要訓練半年才能作戰。我軍既沒有制空權也沒有制海權。敵我力量如此懸殊，出兵參戰，能否打贏？不能不反復掂量。

二是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建設還能否進行。1950年6月上旬，我們黨召開七屆三中全會，毛澤東作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報告，確定了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部署了1950年的中心工作。但半個月后，朝鮮戰爭的爆發不僅直接破壞解放台灣的戰略部署，嚴重阻礙祖國的統一大業，而且打亂了黨和國家的任務實施和工作安排。在10月2日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和隨后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這成了與會議論的主要話題。多數人不贊成出兵，就是擔心：新中國剛剛成立，戰亂的創傷十分嚴重，財政經濟非常困難，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還沒有進行，工業化建設還沒開始，國民黨殘余和匪特勢力還沒有肅清，社會秩序還不安定，基層政權還很不鞏固。如果出兵援朝，這些問題的解決不僅會受到很大影響，而且還能否進行都是一個問題。

三是會不會引發更大的國際沖突乃至世界大戰。這是毛澤東和黨中央考慮較多的一個問題。這個顧慮在羅申給斯大林的電文中說得很明白：出兵朝鮮“最大的可能是，這將引起美國與中國的公開沖突，結果蘇聯也可能被拖進戰爭中來，這樣一來，問題就變得極其嚴重了。中共中央的許多同志認為，對此必須謹慎行事。”

這些方面的擔心和顧慮，都在情理之中。黨的高層領導有這樣那樣看法和不同意見是正常的，不存在什麼路線斗爭。這些問題是怎樣得到應對、克服和解除，最后統一思想認識的呢？這裡，也是歷史的合力——諸如彭德懷等統率的廣大志願軍指戰員的高昂斗志，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周恩來等同志的鼎力協助，還有斯大林和蘇聯的某種支持和應允的援助等——起了推動歷史前進的作用。但就作出最終決策而言，毛澤東的戰略眼光和堅毅決心，即沒有動搖過的初心起了決定性作用。所謂“長考百日，三波兩折”，並不是說他個人有什麼猶豫動搖，而是由於各種因素的作用，他需要做工作來統一中央領導層的認識，形成“硬核”力量。這是一個從考慮出兵，到暫緩出兵，再到最終決定出兵的過程。

統一了思想認識，消除了擔心和顧慮之后，中共中央最終鄭重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決策。1950年10月8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發布組建中國人民志願軍命令，由彭德懷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0月19日夜晚，彭德懷統率中國人民志願軍以雄赳赳、氣昂昂的非凡英姿，跨過了鴨綠江。

抗美援朝戰爭第一次戰役旗開得勝后，毛澤東在1950年10月27日談到出兵決策的思考情況時說：朝鮮局勢緊張的那段時間，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有很多天是睡不著覺的。但是，今天我們可以高枕無憂了。他說：我們迫切需要和平建設，如果要我講和平建設的理由，可以說有百條千條，但這百條千條的理由不能抵住六個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

彭德懷回顧毛澤東狠下抗美援朝決心的情況時說：“這不僅要有非凡的膽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對復雜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斷力。歷史進程証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確。”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不僅在中華民族戰爭史上，也在世界戰爭史上佔據重要位置。毛澤東對抗美援朝的艱難決策，將會永遠銘刻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

（作者為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