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琴秋在中央婦委的日子

張琴秋（1904—1968），浙江桐鄉人。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在上海從事婦女運動。1925年參加五卅運動，同年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回國，不久后和丈夫沈澤民一起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工作。其后任紅七十三師政治部主任，隨紅四方面軍創建川陝革命根據地，擔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紅江縣委書記、紅四方面軍總醫院政治部主任等職務。參加了紅四方面軍長征。在西路軍中，張琴秋擔任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西路軍失敗后，張琴秋在祁連山一帶被馬家軍俘虜，在戰友掩護下，她隱姓埋名，堅持斗爭，后身份暴露，被押解到國民黨南京反省院。后在周恩來的交涉下，張琴秋回到延安。在延安，張琴秋先后在安吳堡青年訓練班、抗日軍政大學、中國女子大學工作。

一

隨著形勢的發展，1941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決定將澤東青年干部學校、中國女子大學、陝北公學三所學校合並，成立延安大學。延安大學成立以后，1941年9月，張琴秋奉命到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工作，擔任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兼副秘書長。此時，王明不再擔任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由蔡暢擔任書記。蔡暢對張琴秋說：“你們來得正是時候，現在有許多工作需要你們這些有豐富婦女工作經驗的同志來幫助我做……我對這次中央確定的新的婦委組成人員名單很滿意，我相信我們一定會合作得很好，能切切實實地為中國婦女做點有益的事。”

張琴秋剛到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工作，第一個任務就是和西北局一起組織婦委機關同志下基層搞調研。中央婦委、西北局聯合組織了十多人的婦女生活調查團，毛澤東為調查團成員作關於農村調查的報告，蔡暢親自部署，張琴秋負責具體聯系的任務。婦委干部王雲回憶說：“在一年多的農村生活中，我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啟示。琴秋同志從開始到結束，都給了我們很多具體幫助。當我們對這次調查工作的意義體會不深時，她及時指出：‘這是學會做黨的群眾工作的基本功鍛煉。你們大都是來自大城市的學生，隻憑熱情是不夠的，必須了解農民，特別是農村婦女。隻坐在高級機關是學不會做婦女群眾工作的。’又說：‘滿足於對中央指示的一知半解，不與群眾的要求結合起來，不深知群眾在想什麼，要求什麼，就不知有針對性地切實地貫徹中央指示精神。’這些道理明白后，我們更自覺地努力接受這次教育學習實踐。”后來，當調查團在農村工作中碰到難題時，張琴秋又及時給以指導，讓這些來自城市的年輕干部受到深刻教育。

當時，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實行經濟封鎖，致使邊區軍民的吃飯穿衣都成為問題，於是中共中央發動群眾開展生產自救，毛澤東號召大家“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婦女是當時陝甘寧邊區的一支重要力量，作為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組織和發動婦女投入大生產運動，是義不容辭責任。蔡暢把這個任務交給張琴秋、區夢覺等人去研究組織。

張琴秋發揮她善於調查研究的作風，深入基層，及時總結經驗、挖掘典型。張琴秋從陝甘寧邊區婦女聯合會那裡了解到延安南區合作社主任劉建章組織婦女參加大生產的經歷：延安南區柳林二鄉的農村婦女之前沒有紡紗織布的習慣，合作社主任劉建章在走村串戶調查了解過程中發現南庄河村農民李國泰的妻子會紡織，就讓李國泰穿著妻子紡織的衣服到處宣傳，一傳十、十傳百，全村38戶農民家裡的婦女都陸陸續續到李國泰妻子那裡學習紡織。婦女學到了紡織技術，增加了家裡收入，精神面貌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張琴秋及時幫助陝甘寧邊區婦聯總結了這個村的經驗，召開會議推廣這個村的做法，並且幫助她們辦起紡織廠。婦女紡織賺了錢，家庭生活改善了，夫妻關系、婆媳關系和睦了，婦女的社會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同時，這些年輕婦女要和合作社打交道，在這個過程中大部分人深深感到沒有文化不行，婦女學習文化的熱情也得到提高。

在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工作時，張琴秋在中央婦委領導下，一方面十分注意從基層發現和培養典型，推動婦女在延安大生產運動中得到經濟上的解放，讓農村婦女學文化，積極參加社會活動﹔另一方面十分注意從制度上研究建立婦女解放的工作機制，制定一些切合延安婦女工作實際的方針政策。1942年，根據中共中央要求，張琴秋參與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布的《關於各抗日根據地目前婦女工作方針的決定》的醞釀、討論、起草、修改的全過程。后來，這個文件在1943年2月26日延安《解放日報》全文發表，被稱為“四三決定”。“四三決定”在中國婦女運動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包含了張琴秋的智慧和心血。

1945年6月20日，延安召開了解放區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來自陝甘寧、晉察冀、山東、華中、華南、晉綏等各解放區的婦女代表40多人。大家積極為解放區婦女代表大會的召開做各種准備工作。籌備委員會最后選舉蔡暢、鄧穎超、康克清、張琴秋、區夢覺、康若愚、羅瓊、白茜、趙烽、孫文淑、孫以瑾、吳仲廉、田秀涓13人為解放區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

二

隨著國民黨發動內戰的開始，延安的干部陸續撤退，此時張琴秋所在的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等中央機關也開始有步驟地撤離。中央婦委決定由張琴秋負責處理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在撤退過程中的一些問題，並堅持到最后撤退。張琴秋細心周到的工作，讓中央婦委的撤退工作進行得有條不紊，她還經常給大家做思想動員，增加大家的斗志。據王雲回憶：“1946年秋后，國民黨准備進攻延安，中央決定中央機關准備疏散，我和婦委的幾位老大姐第一批撤退到瓦窯堡，決定琴秋同志留守。當坐上大車准備出發時，發現有位剛從國統區來的大姐帶了一個延安砂鍋，我很反感，覺得人家‘落后’，說‘這是什麼時候了，文件都沒法帶，還帶這些！’就想將砂鍋丟下。琴秋同志為此很生氣，當即批評我說：‘這點東西不礙事，你必須給帶上，怎麼能這樣一律要求？你應該檢討你對統戰工作的態度。’我沒有料到可能發生的不良后果，就向大姐承認了錯誤。這對我的教育是極深刻的。接著她勉勵我說：‘你這次去任務很重，要負責幾位老大姐的秘書工作，自己身體不好，又拖著孩子，你要耐心，注意克服任性的缺點。我相信你能很好完成黨交給你的任務。’多麼深情的教導啊！我含著熱淚，告別了站在楊家嶺溝口送別我們的琴秋大姐。”

隨著形勢的發展，1946年11月，中央決定蔡暢以中央委員和中央婦委書記的身份去東北解放區開辟新區的婦女工作，鄧穎超作為中央婦委代理書記主持中央婦委工作。鄧穎超對張琴秋是了解和信任的。此時張琴秋除了參加中共中央交給中央婦委的土地改革工作中心任務以外，還要參加中央婦委的一些日常工作，為形勢日益發展的全國婦女工作制定工作方針。

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張琴秋受到了極大鼓舞，自己為之奮斗了20多年的理想就要實現了，尤其是當張琴秋聽到劉鄧大軍已經解放了鄂豫皖大別山地區的消息時，心情格外激動。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是張琴秋和沈澤民攜手走進的第一個蘇區，也是她的革命引路人、丈夫沈澤民長眠的地方。現在共產黨又重新解放了這一片熱土，張琴秋徹夜難眠。

經過慎重考慮，和蘇井觀商量以后，張琴秋毅然決然地向中央組織部和鄧穎超提出申請，要求去大別山區從事地方工作。中共中央接受了她的申請，中央婦委還為張琴秋去大別山區工作開了歡送會。后來，鄧穎超在中央婦委的一次會議上講到張琴秋去大別山區工作時說：“從婦委講，是需要琴秋同志的。她在婦委工作最久，工作的最多，而且受了委屈。我有條件地同意她去，出去要做婦女工作，三年后再回婦委。”后來，因為大別山區剛剛解放，許多工作還沒有開展起來，各方面條件還不具備開展婦女工作。中央組織部經過研究后決定張琴秋繼續留在中央婦委工作。

三

繼續留在中央婦委工作的張琴秋，依然和過去一樣，滿腔熱情地為婦女解放事業而奮斗。婦女如何在土地改革等社會生產生活各個方面發揮作用？這是中央婦委要考慮的。為此，在鄧穎超的領導下，中央婦委一班人通過學習和調研，向黨中央提出今后婦女工作的方針以及目前婦女運動中心工作的意見建議。1947年9月26日，鄧穎超、張琴秋、楊之華、康克清、張秀岩聯名給黨中央寫了《婦女工作報告》。黨中央非常重視婦女在革命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收到報告后不到十天，即1947年10月6日，就批復同意了她們的工作報告。

全國土地會議結束后，鄧穎超、張琴秋等人又專門開了三天會，結合土地會議精神討論婦女工作，作了批評和自我批評。三天的會議中，劉少奇、朱德也到會講話，參加討論。三天會議結束以后，鄧穎超和張琴秋、楊之華、康克清、張秀岩五人，以張琴秋領銜，聯名向黨中央提出12條有關婦女工作的建議，如“在農民翻身運動中適時進行打破婦女封建束縛的斗爭，在階級的一致性與全體利益之下，力爭婦女的解放與應得的權利”，“加強注意培養女干部”以及加強黨對婦女工作的領導等等。其中還提到中央婦委工作安排，提出仍以土地改革為中心，決定張琴秋、楊之華、康克清、張曉梅參加康生帶領的土地改革工作團去冀中。

四

隨著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的影響力的擴大，中國婦女界參加國際事務的機會也越來越多。1948年中央婦委推薦了13位代表，組成一個以蔡暢為團長的中國婦女代表團出席在匈牙利布達佩斯召開的國際民主婦聯第二次代表大會。這13名代表是：蔡暢、張琴秋、區夢覺、李文宜、陸璀、丁玲、韓啟民、烏蘭、湯桂芬、蔣金濤、李藍丁、張錫儔（翻譯兼秘書）、吳青。

中共中央很重視這次國際民主婦聯代表大會，張琴秋、丁玲等關內代表在東柏坡集中以后，劉少奇、周恩來到中央婦委講話，提出要求，寄予厚望。代表們討論后決定將周恩來的講話精神，作為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工作指針。

當時中央婦委在東柏坡，而蔡暢已經在東北工作。這些來自各個地方、各個領域、各個地區的代表，必須從不同地方出發，到東北與蔡暢匯合，再一起出發。張琴秋又承擔起組織、照顧這些代表的任務。

國際民主婦聯第二次代表大會於1948年12月1日至6日在匈牙利布達佩斯召開，到會的有來自41個會員國的385名代表。會議開得非常熱烈。蔡暢代表中國作《亞非婦女運動》的發言。張琴秋在大會組織的布達佩斯5000人的群眾大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講。布達佩斯的會議氣氛非常濃厚，大會代表和當地的婦女群眾交流十分熱烈，當地婦女的熱情和友好，令中國參會代表十分感動。12月13日，中國參加國際民主婦女代表大會的代表離開布達佩斯，經莫斯科回國。

從匈牙利回國以后，《人民日報》對張琴秋、湯桂芬、李藍丁三位代表進行了採訪，採訪中，張琴秋介紹了參會的一些具體情況，告訴記者：“這次大會是世界民主婦女空前大團結的會議，它充分地表現出三年來國際民主婦女陣營的迅速地擴大增強，國際民主婦聯的委員已由三年前的33個增加到現在的56個，擁有8000萬以上的會員。盡管有些國家的反動政府曾多方阻撓，但是仍然有40個國家、代表50種民族的婦女團體派出了385個代表出席大會。這些代表中包括政治家、科學家、文藝家、藝術家和各種工作者。尤其蘇聯代表團的陣容最為壯觀，它是38個代表組成的，除了政治家、科學家、文學家、音樂家等以外，還包括勞動英雄和模范。出席大會的代表之中，有不少人是經過很多斗爭才到達大會的。如希臘的十幾個戎裝代表竟然沖破了反動政府的封鎖，徒步走到布達佩斯。我們中國代表團中的湯桂芬和李文宜，也是沖破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封鎖才得以出席大會的。這些都說明世界民主婦女團結的空前加強。”湯桂芬向《人民日報》記者回憶道：“在群眾大會上，我們經常被人們包圍起來，從四面八方來的握手、抱吻、照相、詢問、贈送禮物和簽名的要求，使你簡直忙得應付不過來。”她還告訴記者：“在一個群眾大會上，我被一個老太太抱著，她對我說：‘苦難的中國人民得到解放了！’她說這句話的時候，流下了慈祥的眼淚。”

五

1948年10月10日，毛澤東提出要召開婦女代表大會，他說：“明年上半年，將召開全國婦女代表大會，成立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根據中共中央的要求和解放區婦女工作會議上部署，由解放區婦聯籌備委員會與國統區各婦女團體民主協商，在河北東柏坡成立了中國婦女第一次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由73人組成，推舉蔡暢為主任，鄧穎超、李德全為副主任。張琴秋等21人為常務委員。秘書長為張琴秋，副秘書長是孫文淑、曾憲植。張琴秋又投入緊張的召開婦女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中。

當時籌備的時間非常緊張，在短短的兩個多月裡，張琴秋作為籌備委員會的秘書長，做了大量的工作。張琴秋和中央婦委的同志一起夜以繼日地工作，起草大會的各種文件。同時，還組織編寫了十種“婦女叢書”。

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24日上午，大會召開預備會，張琴秋以籌備會秘書長的身份向大會報告籌備經過。會議選舉產生蔡暢、鄧穎超、李德全等55人的大會主席團成員。24日下午，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會議開得十分隆重而熱烈。

第二天，中共中央從西柏坡遷來北平，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的全體代表到西苑機場歡迎毛主席和朱德等中央領導同志。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949年4月3日閉幕，大會正式宣布成立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會議選舉出51名執行委員，21名候補執行委員。4月14日，第一屆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北平召開，執行委員會會議選舉蔡暢為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主席，推舉何香凝為名譽主席。鄧穎超、李德全、許廣平為副主席，選舉張琴秋等17人為常務委員，區夢覺為秘書長，曾憲植為副秘書長。同時任命一批婦聯的部長，張琴秋為生產部部長，帥孟奇為組織部部長，沈茲九為宣傳教育部部長，楊之華為國際工作部部長。

1949年6月9日，第一屆全國民主婦聯第五次常委會選舉決定蔡暢、鄧穎超、張琴秋、沈茲九、李文宜、鄧康六位常委代表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出席新政協會議籌備委員會。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蔡暢、鄧穎超、張琴秋等17人作為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代表參加政協會議。會議經過協商，產生了180名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張琴秋是其中12名全國婦女政協委員之一。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是一次揭開中國歷史新篇章的大會，是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的一次盛會。張琴秋和所有的共產黨人一樣，心潮澎湃，豪情滿懷。1949年10月1日下午，張琴秋應邀在天安門城樓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10月19日，張琴秋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紡織工業部副部長，開始了在新崗位上的新征程。

（作者：原浙江省新聞出版局局長，中國茅盾研究會原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原載《百年潮》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