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德傳播的兩大原則

摘要：自2012年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以來，其內涵在實踐中不斷得到充實和深化，並向各領域的多邊機制、平台建設、倡議提出等實踐轉化，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通過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德國主流媒體與智庫中傳播的分析，嘗試闡述對德傳播該理念應遵循的兩個原則，即政治文化上的求同存異與語言上的交流互通。基於對這兩個原則的理解，還提出了推進傳播的具體政策建議。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德傳播原則﹔政治文化求同存異﹔語言交流互通

一、引言

2012年中共十八大明確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2017年2月10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被寫入聯合國決議。在黨的十九大上，這一理念得到深化，強調“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內涵在不斷實踐中得到了充分的闡釋與深化。當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已經由理念轉化為行動，涵蓋外交、經濟、安全、生態等各領域並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區域命運共同體、新組織新機制等實踐平台不斷走深走實。“人類命運共同體對於當前中國對外政策具有統領作用，正確義利觀和亞洲新安全觀可以視為命運共同體的‘雙翼’，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一帶一路’倡議則是兩大重要‘抓手’。”（王帆、凌勝利，2017：4）對德傳播該理念的重點在於讓受眾有意願了解諸如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內涵、實踐平台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一帶一路”倡議的相互聯系、與歐盟發展的相互聯系等，因此，筆者通過文本分析、對話調研等形式總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德國的傳播現狀以及在此基礎上初探對德傳播該理念的兩大原則。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德國傳播現狀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作為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主要通過外交場合、學術交流、大眾傳媒等多種方式對外傳播，通過分析《時代報》、《世界報》、《南德意志報》等德國主流媒體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關注程度，可以總結出德國主流媒體對該理念的報道主要有三個特征：（1）多數文章使用引用語提出該理念，在這些語境中，德文引號的使用內涵有二：其一，表示作者對某一話語的引用，不代表作者觀點，作者與該話語之間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感﹔其二，具有一定的貶義色彩。如《南德意志報》一篇名為《中國的外交政策——北京的一個大挑逗》中闡述中國政府利用每一次外交場合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廣告，認為這讓德國媒介對此理念抱有一種天然的不信任感﹔（2）多數文章對這一理念的分析結論與該理念的本意出入較大，如《時代報》一篇名為《目標是全世界》的專欄文章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提出這一理念無異於不留余地地讓全球認可中國的所有立場，這樣的解讀與我們致力於構建一個文化包容、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命運共同體的本意相差甚遠，甚至背道而馳﹔（3）德國主流媒體的闡釋與分析折射出“黃禍論”、“中國威脅論”的死灰復燃，隨著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一帶一路”倡議等中國外交新方案，德國媒體自以為是地揣測這些方案背后所謂的“中國意圖”，在看到中國在世界舞台上更多地發聲並更多地承擔責任和義務后，多數媒體流露出了“酸葡萄”心理。

筆者參加了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的赴德培訓①，對德國智庫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認知進行了深入的交流與調研。代表團對羅莎·盧森堡基金會（Rosa Luxemburg Stiftung）、漢斯·賽德爾基金會（Hanns Seidel Stiftung）等政黨智庫，慕尼黑大學應用政策研究中心（Centrum fuer angewandte Politikforschung der Universitaet Muenchen）、慕尼黑工業大學等高校附屬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德國外交政策協會（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Auswaertige Politk）等私人資助智庫就“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認識，以及在這一理念下中德合作的前景”等問題進行了交流。德國智庫對於這一理念的認知度，可以歸納為三類：首先，德國政黨智庫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視域，增強各國的參與度，特別在幫助世界落后地區發展、農村地區綜合發展等方面加強合作對歐盟的發展也具有積極意義﹔其次，高校附屬智庫基於其在實現全球文化包容等領域的理論研究基礎，更傾向於從更好提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海外接受度的策略層面提出建議﹔再次，私人資助智庫在談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時表現出“不關心”、“不了解”、“不作評價”的“三不”傾向，他們更願意談及“一帶一路”倡議對他們的實際意義，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內涵，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一帶一路”倡議之間的相互關系並不了解。

私人資助智庫的代表出於文化淵源、知識架構、意識形態差異等方面原因，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及理念的主導者——中國共產黨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同時，德國智庫研究者中青年人佔多數，他們對我們黨的歷史、中國外交歷史、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思想淵源和內涵缺少關注，對中德、中歐合作的歷史也缺乏了解。

在外交層面之外，提升德國大眾（特別是青年群體）和學者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內涵、內容、實踐平台的認知意願，不被媒介的觀點牽著鼻子走，獨立客觀地理解這一理念，成為傳播該理念的重點之一，而提升認知的關鍵在於尋求中德政治文化上的共同性及進一步發揮語言的交流互通功能。

三、尋求中德政治文化上的共同性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根植於中華民族優秀文化、我國的發展經驗以及我國與世界的多元互動，是多維度各歷史階段文化融合的產物。而德國文化與思想具有別於廣泛意義上的“西方文明”的特殊性，一方面，德國人重視西方共享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價值理念﹔另一方面，他們重視以責任、秩序、公正為特征的“1914年理念”（葉雋，2019）。當今的德國大眾受媒體報道等影響很大，而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對中德外交關系的歷史缺乏了解﹔他們缺乏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一手文獻資料及獲得渠道。如何在正確把握兩國政治文化差異性、著眼傳播現狀的前提下，尋求中德政治文化的共同性，是一個亟待探討和解決的問題。

1. 探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思想淵源與德國政治文化的共同性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絕非一蹴而就，它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我國外交實踐和世界多元文化精髓辯証統一的產物。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體現的是人、自然、社會多元融合的宇宙觀和世界觀，它根基於中華民族的文化共同體，不以民族、區域為界限，具有強大的包容性，繼承和發揚了“天下為公”的政治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情懷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底線意識，折射出和而不同社會觀的柔性光芒。

德國的政治文化有別於英美國家的政治文化。德國在追求國家統一和民族認同的歷史進程中，對國家和社會需要具備的秩序十分重視，盡管這種對秩序的追求曾經因為缺少民主制度的根基而使德國一次次地陷入困頓，但時至今日，在東西德民眾的心目中依然尋求著多層面的平衡——在與納粹德國決裂基礎上尋求與其意識形態相反的民族同一性、尋求自由民主制度與保障公民平等權利之間的平衡。在國內事務方面，大部分民眾對自由權利、黨派競爭和法治國家等基本原則持有贊同的態度，將納粹歷史作為一種“集體記憶”去反思﹔在國際事務方面，德國民眾也崇尚和平主義、環保主義、人道主義、多邊主義（特別是“美國優先”政策的背景之下）等價值取向。

由此可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宇宙觀、世界觀、文化觀、政治觀、社會觀突出的是多元融合的整體思維、包容開放的合作姿態、追求和平發展的人文理想、以天下為己任的負責態度。而德國歷經了對秩序、自由、民主、法治的種種追求與嘗試之后，致力於找到一種自由民主價值與有序世界之間的平衡，致力於推進和平主義、環保主義與多邊主義，這將是中德共同將目光聚焦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上的思想基礎。中德兩國在推動法治國家建設、生態環境保護、國際貿易自由化、世界經濟落后地區發展、農村地區綜合治理等領域具有廣闊的合作空間和實踐該理念的落腳點。

2. 著重闡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一帶一路”倡議以及歐盟一體化的緊密聯系

鑒於不少德國民眾和智庫研究者對“一帶一路”倡議的了解程度高於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了解程度，在對德傳播全球治理理念時，我們需要強調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是我國參與全球合作、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和實踐平台，兩者並不相互孤立，更不存在孰輕孰重的問題。“一帶一路”倡議已經為德國在經濟領域和安全政治領域帶來實實在在的效益，歐洲已經出台互補性倡議，如“歐高亞運輸走廊項目”（TRACECA）以及“向歐洲輸送石油和天然氣國家間項目”（INOGATE）等與“一帶一路”倡議相銜接。此外，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還涵蓋了其他領域的實踐平台，如“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網絡安全命運共同體”、“核安全命運共同體”等平台。在這些領域中，中德有不少可以挖掘的合作機遇。

在探尋中德政治文化共同點時，我們不應忽視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歐洲一體化的緊密聯系。德國是歐共體的創始國之一，一直在歐盟中起著主要領導作用。但近年來，歐盟面臨難民危機、英國脫歐、民粹主義等種種問題，德國積極主導的歐洲一體化政策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2020年下半年，德國將成為歐盟輪值主席國，德國原國防部長馮·德萊恩於2019年底當選為歐盟委員會主席。因此，中德共同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助於中歐雙方在這一理念下共同拓展合作實踐平台，共同探索普遍性重大議題的解決方案﹔有助於推動中德利益共同體向多層次、立體化的方向發展，並進一步深化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曾先后兩次向默克爾總理指出，中德應該成為“合作共贏的示范者”、“中歐關系的引領者”、“新型國際關系的推動者”和“超越意識形態的合作者”。在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基礎上，可以繼續推進經濟、社會、生態、安全、教育、農村等各方面的合作，這些合作是可以細化至企業間及機構間的，這是實現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實現歐盟一體化的重要保障。

3. 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中德合作的歷史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的主旨講話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的黨。”中國共產黨人經過長達28年的武裝斗爭換來國家的統一穩定，深知和平的可貴，始終不渝高舉和平、發展、穩定、共贏的旗幟。德國人民也深知和平與統一對於國家發展的深刻意義，深知穩定、發展、包容對於人類命運的重要意義。

將更多黨的經典著作翻譯成德文版本，並出版更多的德文版解讀讀物，進一步向德國政黨、智庫、高校、研究機構推廣，有助於提升德國學者和大眾對該理念的了解程度。在解讀讀物中重點說明西方受眾易誤解的問題，如對毛澤東《反對自由主義》中的自由主義和西方自由主義經濟模式中自由主義並不屬於同一概念進行闡釋。在講好黨的歷史的同時，我們需要著重選取和傳播大歷史下小人物的故事，如聯合國維和行動中一位中國維和士兵的真實故事，以真情感召人心﹔邀請德國各階層代表參觀“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等展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果的展覽，使他們親身感受我們對歷史的書寫是如何尊重細節與事實的。

中德合作的例子不勝枚舉，遺憾的是德國媒體出於博人眼球、放大意識形態差異等原因，總會自動屏蔽這些客觀信息。如2019年9月默克爾第十二次訪華期間中德簽署的合作協議涉及航空技術、航運、能源、電動汽車、金融、保險、垃圾回收與利用等領域。其中，安聯保險公司與中國銀行簽署了深化金融和保險領域合作的戰略協議，德國“街頭滑板”公司與中國汽車廠商奇瑞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准備生產和開發一款電動商用汽車，解決物流配送“最后一公裡”問題﹔德國歐綠保公司與深圳能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就在深圳成立一家開展垃圾回收與利用合作的合資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所涵蓋的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關系、促進網絡安全等議題已經融入中德合作的每一個細節之中，同時，這些理念付諸實踐的實例是具有說服力的，也是需要呈現給德國大眾的。

4. 注重自下而上的傳播途徑，制定區別化的傳播策略

在堅持中國立場的前提下，在對德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時可合理借鑒德國高端智庫的傳播模式，使該理念更好地對德國智庫和大眾傳播。針對不同年齡段、不同知識背景的受眾，針對代表不同利益的機構就對該理念的認知度、接受度，開展座談、採訪和問卷調查等（如設置是否接觸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相關文獻資料等問題），根據對方的反饋制定出區別化傳播方案。如針對德國高端智庫，可邀請代表團參訪中國高端智庫，圍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組織相關主題的論壇﹔針對德國企業家，可邀請他們參觀“一帶一路”沿線城市發展及企業風貌等。

德國政府以及各政黨智庫十分注重對年輕人的公民政治教育（Politische Bildung），這一經驗值得借鑒。德國智庫致力於將研究成果寫入學生讀本與教材中，邀請青年學生走進智庫，就某議題座談討論並將從年輕人中收集的疑問融入研究中，通過網絡、刊物等將研究成果反饋給大眾。

我們可以組織有傳播經驗的學者，聚焦歐洲年輕一代關注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內各分主題，編寫和翻譯內容生動、語言活潑的簡易讀本﹔創立面向年輕人的德語網站，專門展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德國年輕人生活中點滴事物的緊密聯系，在該網站設置“我對人類命運共同體說”的電子信箱，專門收集建議及給予相應反饋﹔邀請德國青年學者、學生團體參加以“世界青年共創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主題的短期交流、培訓、暑期學校等，通過多媒體視頻、VR等多種形式展現未來共同體的構想﹔與德國文化機構合作，在德國開辦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相關展覽，邀請德國青年參與宣傳片的拍攝﹔加強中德青年學者、學生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內分主題讀本和歷史文化觀念的討論交流，並將雙方觀點反饋給傳播組織者，進一步優化傳播策略。

四、發揮語言的交流互通功能

在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時，准確且充分發揮語言交流互通的作用是另一項重要原則。隻有在保証正確表述該理念內涵的前提下，尋求對象國受眾易於理解和接受的表達方式，才能達到較好的傳播效果。我們在翻譯《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政治理論著作時②，主要遵循了以下兩條原則

1. 准確把握共同體概念的內涵與外延

我們在翻譯這一理念時，首先很好地區分了共同體（Gemeinschaft）以及聯盟（Union）之間的差異。共同體在德文中對應的術語是Gemeinschaft，它在德文中有幾層意思，最符合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中核心要義的意思是：一種普遍意義上的聯合、結合，如各民族自由和平的聯合（diefreie，friedliche Gemeinschaft der Voelker）（趙登榮、周祖生，2013：891）。歐盟（EuropaeischeUnion）的前身，歐洲共同體的德文是Europaeische Gemeinschaft，其重要組成部分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德文是：Europaeische Wirtschaftsgemeinschaft。筆者認為，歐洲共同體與歐盟的重要區別之一是，歐洲共同體強調建立共同市場，拉近各成員國的關系，而歐盟則強調成員國主權的讓渡，形成更為緊密的統一體。論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中的共同體時，我們可以從它的思想淵源得出，它更是一種風雨同舟、包容開放的團結意識，並為之做出的實踐努力，而非通過政治和經濟意義上的主權讓渡，形成一種同盟關系。因此，德文中共同體這一術語與我們的理念緊密契合。

2. 准確把握命運共同體概念的內涵與用法

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是命運共同體。我們看到一些媒體上將命運共同體翻譯成了Zukunftsgemeinschaft（未來共同體）。因此，我們在翻譯這一理念的時候，需要很好地區分命運共同體和未來共同體的差異。如上所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源於中華民族優秀文化、我國的發展經驗以及我國與世界的多元互動，是多維度各歷史階段文化融合的產物﹔同時，這一理念已經由理念轉變為行動，如上文所述的各實踐平台。因此，若僅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局限於未來共同體這一概念，未免忽視了它的歷史內涵和現實視角，而Schicksalsgemeinschaft（命運共同體）是兼具歷史、現實和未來視角的概念和譯法。

我們在選擇Schicksalsgemeinschaft這一譯法時，也兼顧了它在德國學術界、歐洲外交場合的運用現狀。在德國經典史書《德國國家簡史》（Berbig，1985）中，論及一個國家產生的前提時，談到了形成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性。因此，當我們把視線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2020年第2期44投向全人類的時候，休戚與共、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更高層次的緊密聯系，與德文中命運共同體的表述方式是不謀而合的。此外，我們注意到歐洲外交場合也使用命運共同體這一術語。如前歐盟委員會主席榮克在描述歐洲與非洲的關系時，表示“非洲的未來是我們的未來，兩大洲已經融合入一個命運共同體之中”。英國《金融時報》名為《法德之間的緊張關系使歐盟領頭羊競賽復雜化》的文章中也形容歐盟歷史上的德法是法德命運共同體（Franco-German Schicksalsgemeinschaft）。因此，當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作為一個對於德國受眾而言全新的概念出現時，Schicksalsgemeinschaft的譯法更好地發揮了語言的交流互通功能，使受眾倍感親切，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對德傳播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五、結語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本身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需逐步實現利益共同體、安全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的階段性發展。我們對外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也需要首先注重受眾在該理念接收途徑、認知程度方面的現狀。在求同存異基礎上，我們尋求中德在政治文化上的共同性，結合該理念的思想淵源、受眾已有的認知程度、傳播的有效性等角度找到尋求共同性的具體方法，提升受眾（特別是青年群體）了解該理念的意願﹔注重語言的交流互通功能，運用准確反映該理念內各要素內涵又符合德國受眾語言習慣的譯法，筆者認為，這是對德傳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兩大重要原則。

在對德傳播該理念的過程中，譯名的統一尤為重要。翻譯組織者以及對外傳播機構需要多組織相關譯名的學術探討，各領域的學者從多角度去探討理念的淵源、涵義、譯法以及傳播有效性等，有利於形成詞義傳達佳、傳播效果好的譯名譯法。在對德傳播中各主要傳播機構應使用統一的譯法，達到更好的傳播效果。

注釋：

①2019年7月14-28日，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德國高端智庫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培訓團赴德對相關智庫進行訪問調研。

②該書收錄了2013年1月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有關論述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文稿85篇。其德文版正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六研究部德文翻譯處翻譯過程中。

參考文獻：

[1]Berbig,H.1985. Klein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Nation[M]. Duesseldorf: Droste Verlag.

[2]王帆,凌勝利.2017.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3]葉雋.2019.中國學者李伯杰眼中之別樣德國[N].中國出版傳媒商報,10-11.

[4]趙登榮,周祖生.2013.杜登漢德大詞典[Z].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作者：唐婧，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六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