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對馬列主義著作孜孜以求

黨的領導人歷來非常重視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的學習，而作為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同志一生對馬列主義著作孜孜以求，為全黨作出了表率。

毛澤東同志最初接觸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是《共產黨宣言》，並由此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此，他回憶道：一九二〇年冬，我將工人第一次政治地組織起來，並開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及蘇聯革命史的影響下，領導他們。第二次到北平時，我讀了許多關於蘇聯的事情，同時熱烈地尋找當時中國所能見到的一點共產主義書籍。三本書特別深印在我的腦子裡，並且建立了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歷史的正確解釋后，此后絲毫沒有動搖過。這幾本書是《共產黨宣言》，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馬克思主義書籍，考茨基的《階級斗爭》和吉古柏（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一九二〇夏，我在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變成馬克思主義者，並且自此以后，我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著作的渴求，從根本上源於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需要，也和他的革命實踐經歷密切相關。在早期革命實踐中，毛澤東同志當時已經能夠十分嫻熟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這是當時黨內其他領導人難以企及的。盡管如此，他仍然遭到言必引經據典的教條主義者的指責，被扣上“狹隘經驗論”“山溝子裡出不了馬克思主義”的帽子，言外之意，就是挖苦毛澤東同志讀的馬列主義著作少。由此，毛澤東同志更加認識到大量閱讀學習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極端重要性。對此，他后來回憶說：“我沒有吃過洋面包，沒有去過蘇聯，也沒有留學別的國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岡山根據地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紅色政權，實行紅色割據的論斷，開展‘十六字’訣的游擊戰和採取迂回打圈戰術，一些吃過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認為山溝子裡出不了馬克思主義。一九三二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扎扎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

1932年4月，紅軍打下漳州的一個重大收獲，是搜集到大批書報。毛澤東同志從這些書報裡找到了不少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這些書運到蘇區后，毛澤東同志如飢似渴地閱讀。他不但自己讀，還推薦給其他領導人看。

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時，毛澤東同志提出要求，其他東西可以少帶，但書不能不帶。其中，列寧的《兩個策略》（《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和《“左派”幼稚病》（《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是他十分珍愛的，這兩本書跟著毛澤東同志走過了兩萬五千裡長征。由於經常借給別人看，長征過后，書已經相當破舊了，可他仍愛不釋手，他在書上圈圈點點，並作了大量批注，還注明某年某月“初讀”“二讀”“三讀”字樣。曾任中央縱隊秘書長的劉英回憶，在長征路上她親眼看到毛澤東同志讀馬列著作，“毛澤東在長征路上讀馬列書很起勁。看書的時候，別人不能打擾他，他不說話，專心閱讀，還不停地在書上打杠杠。有時通宵地讀。紅軍到了毛兒蓋，沒有東西吃，肚子餓，但他讀馬列的書仍不間斷，有《兩個策略》《“左派”幼稚病》《國家與革命》等”。

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后，特別是在延安時期，條件雖然仍然很艱苦，但比以前要好得多。毛澤東同志充分利用難得的相對和平環境，廣泛搜集研讀馬列主義書籍，以便系統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指導中國革命，並從理論上清算“左”傾路線的錯誤。他提議整風運動之后，組織人力大量翻譯馬恩列斯著作，並強調：我們黨內要有相當多的干部，每人讀一二十本、三四十本馬恩列斯的書，我們有這樣豐富的經驗，有這樣長的斗爭歷史，如果讀通了這些馬恩列斯的著作，我們黨就武裝起來了，我們黨的水平就大大提高了。1945年，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上特別提出要讀五本馬列著作，即《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毛澤東同志還風趣地說：“我們可以把這五本書裝在干糧袋裡，打完仗后，就讀他一遍或者看他一兩句，沒有味道就放起來，有味道就多看幾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來了。一年看不通看兩年，如果兩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記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

全國解放戰爭時期，中國革命到了最后的階段，毛澤東同志夜以繼日地指揮千軍萬馬，同國民黨作最后的決戰，原本沒有多少時間讀書，但為了指導解放戰爭和建立新中國的需要，仍擠出時間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當時他主要讀的是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他在《國家與革命》第一章“階級社會和國家”中，幾乎每句話旁邊都畫著杠杠，講暴力革命的地方畫的杠杠特別引人注目，“革命”“消滅”“全部學說的基礎”這些詞語旁邊畫了兩條粗杠，這從側面反映了毛澤東同志的所思所想。

當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結束、中國革命即將勝利之時，為擘畫新中國的藍圖，黨中央於1949年3月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提出黨的工作重心將由農村轉移到城市，全黨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學會建設管理城市。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提高全黨的政治理論水平，黨中央重新編審了一套十二本干部要學習的馬列主義著作，毛澤東同志為這套書加了“干部必讀”四個字。1949年3月13日，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總結中指出：馬恩列斯是先生，我們是學生。他說：“關於十二本干部必讀的書，過去我們讀書沒有一定的范圍，翻譯了很多書，也都發了，現在積二十多年之經驗，深知要讀這十二本書，規定在三年之內看一遍到兩遍。對宣傳馬克思主義，提高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應當有共同的認識，而我們許多高級干部在這個問題上至今還沒有共同的認識。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

創業難，守業更難。新中國成立后，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是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更為艱巨的任務。每當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陷入迷惘或者遇到困難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總是在馬列主義著作中尋找解決問題的答案。1958年11月，毛澤東同志專門給中央、省（區、市）、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信，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是斯大林所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是《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讀三遍，隨讀隨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不正確的，或者不大正確的，並提議：“將來有時間，可以再讀一本，就是蘇聯同志們編的那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1963年12月31日，中央宣傳部向中共中央建議組織高級干部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的請示，並列出了學習的書目。1964年2月15日，毛澤東同志對中宣部的請示作出批示，同時要求為便於學習，特別要求將書做成“大字，線裝，分冊（一部大書分十冊、八冊，小書不分冊，中書仍要分成幾冊）”，並且表示了自己“急於想看這種大字書”，要求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陸定一同志督辦此事。外出時，毛澤東同志都要有書作伴，其中就有不少馬列主義著作。據他身邊工作人員記錄，1959年10月23日，毛澤東同志外出前指名要帶的書，僅馬列主義著作就不下十幾部。

毛澤東同志一生身體力行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善於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有機結合起來，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又根據中國的實際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斷開創馬克思主義新境界。早在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科學命題，闡述了學習馬列主義的重要性，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政黨，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理想信念的靈魂，認真學習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對共產黨人來說天經地義、意義重大。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