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對中共中央轉戰陝北的重要貢獻

習仲勛是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重要創始人之一，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主要領導人。他為中國革命長期轉戰在西北黃土高原上，尤其是全國解放戰爭期間，臨危授命，與彭德懷等領導陝甘寧邊區軍民，為粉碎蔣介石國民黨軍對陝北的重點進攻、保衛黨中央轉戰陝北、進而奪取全國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目前，學術界對習仲勛全力協同彭德懷指揮保衛黨中央、轉戰陝北的重要貢獻研究不夠深入，有分量的成果較少。主要是2013年習仲勛誕辰100周年之際，推出一批習仲勛研究的成果：編輯出版了《習仲勛文集》（上、下卷）和《習仲勛紀念文集》等資料﹔出版了《習仲勛傳》，但專門論述習仲勛轉戰陝北貢獻的著作和文章很少。本文從習仲勛臨危受命參與指揮延安保衛戰、全力配合彭德懷指揮陝北作戰、出色的政治工作三個方面闡述了習仲勛對黨中央轉戰陝北作出的多方面貢獻。其中對習仲勛參與指揮延安保衛戰的西華池戰斗、與彭德懷共同創造轉戰陝北“三戰三捷”的戰爭奇跡及其參與發起新式整軍運動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 臨危受命參與指揮延安保衛戰

1946年6月，國民黨軍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發動全面內戰。內戰爆發后，陝甘寧邊區盡管未受到國民黨軍的大舉進攻，但局部攻擊不斷，胡宗南擬訂了《攻略陝北作戰計劃》呈報蔣介石，主張直搗延安，一舉“蕩平”陝甘寧邊區，大戰的威脅時刻存在。

以習仲勛為首的中央西北局，在黨中央領導下積極備戰，隨時准備迎敵、保衛邊區。6月3日，西北局發出《關於緊急動員准備戰爭保衛邊區指示》。8月28日，習仲勛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題為《提高警惕保衛邊區》的文章，清醒地指出，“在全國內戰的情況下，反動派對邊區襲擊的危險，是嚴重地存在著”，並分析了邊區進行自衛戰爭的四種有利因素，號召全邊區的軍民們，一致起來，為保衛邊區，“准備粉碎蔣介石的進攻而奮斗”。10月12日，習仲勛主持召開西北局會議，研究邊區的備戰問題。富有軍事斗爭經驗的習仲勛，對於蔣介石國民黨大舉進攻陝甘寧邊區是有預見和准備的，從而保証了邊區在國民黨軍的突然進攻面前處於主動地位。

1947年初，國民黨軍胡宗南集團集結兵力企圖首先奪取關中分區，並多次派兵進犯，妄圖打開進攻延安的突破口。領導關中分區工作、負責守衛關中分區的習仲勛，與陝甘寧晉綏聯防軍領導人率部勇敢狙擊進犯之敵。在關中分區作戰緊張之時，中央軍委根據形勢需要，於2月10日發布組建陝甘寧野戰集團軍命令，任命張宗遜為集團軍司令員，習仲勛為政治委員。

2月下旬，為實施進攻延安的戰略部署，胡宗南又調遣第76師第48旅、24旅、144旅和新編第1旅、騎兵第1旅大舉進犯隴東分區。3月2日，中央軍委致電張宗遜、習仲勛，通報了國民黨軍在隴東的部署，並據敵之部署擬定我軍作戰的三個預案：“（1）迅速消滅四十八旅，我主力轉向關中，殲擊守備之敵。（2）我主力迅集張村驛、直羅鎮線，准備殲擊北進或東進之一路（幾個戰斗）。（3）讓敵深入延安、延長后，待敵困難增多時再從敵側后殲擊。”令其研判敵情選擇預案之一並電告軍委理由。而胡宗南獲悉我邊區主力部隊進軍隴東的情報，認為調虎離山意圖已經實現，遂命令侵入隴東的整編第76師進軍至黃陵附近集結，以增加正面進攻延安之兵力。據此，同日中央軍委再次電示張宗遜、習仲勛：望乘敵南撤時集中全力殲滅其一個旅，即可推遲敵進攻延安計劃。

張宗遜、習仲勛根據我軍集結位置及當前敵情，復電中央軍委“決遵第三方案執行，今晚（即3月3日晚———引者注）先擊板橋再打合水殲滅四十八旅”，“然后轉入敵后收復關中”。當部隊到達指定位置，敵情突然發生變化，即板橋合水兩股敵軍向西華池回縮。張、習遂命令部隊向回縮至西華池之敵發起攻擊。3月4日凌晨戰斗打響，陝甘寧野戰集團軍一部很快突破街內和部分山上敵軍陣地。拂曉時，遭敵強火力阻擊，加之地形不熟、敵情不明，進攻受阻，形成對峙膠著狀態。4日晚，我軍一部阻擊援敵，主力向西華池發起總攻，但敵碉堡火力猛烈，我軍傷亡較大，加之敵援軍迫近，再戰不利。張、習遂下達撤出戰斗命令。此戰殲敵48旅1500多人，擊斃少將旅長何奇。

西華池戰斗，陝甘寧野戰集團軍基本上取得了勝利，但由於戰術指揮缺陷，未全殲敵48旅，沒有達到預期戰果，而且我軍傷亡約1200人。3月5日，張宗遜、習仲勛向中央軍委報告作戰經過並對未達預期戰果的原因作了分析：“（一）敵反動教育很深，較為頑強，長於守備，且佔房屋據以頑抗，我在巷戰中炮兵使用受到限制。（二）我指揮機關及各旅剛合起六個機構，不靈便，協同不密切，對情況調查不確。”以及“在部署上有錯誤”、“地形不熟”等。3月6日軍委復電張、習說：“西華池戰斗給了敵四十八旅以嚴重打擊，何奇斃命。今后任務是內外線配合堅決保衛邊區、保衛延安。”3月11日，野司在富縣召開戰斗總結會，在南線視察防務的彭德懷到會講話。他報告並分析了全國各解放區的形勢，強調了保衛延安、保衛黨中央的重要意義，並一道總結了戰斗的經驗教訓。

西華池戰斗是胡宗南軍大舉進攻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偵察作戰，是習仲勛參與指揮保衛延安的“序戰”。關於西華池戰斗有著作評價說：“1947年3月，時任陝甘寧野戰集團軍政委的習仲勛，和司令員張宗遜指揮部隊取得西華池戰斗勝利，給進犯的胡宗南整編48旅以殲滅性打擊，為延安保衛戰贏得了時間。”筆者以為，此戰盡管受到中央軍委的肯定，但謂“給進犯的胡宗南整編48旅以殲滅性打擊”這一評價值得討論。習仲勛對此戰經驗教訓作了深刻分析總結：“因情況摸得不夠准，沒有打好，打成了消耗戰。這使我內心十分不安。”這一評價辯証客觀，反映了習仲勛可貴的實事求是態度。

國民黨對解放區發動的全面進攻被粉碎后，被迫轉變戰略、收縮兵力，發動對陝北和山東解放區的重點進攻。國民黨軍進攻陝北的兵力達25萬多人，其中從南部進攻的主力部隊胡宗南部約17萬人，西北馬步芳集團、馬鴻逵集團6.9萬人，東北榆林鄧寶珊集團1.2萬人，形成對延安及邊區“包圍”態勢。而守衛邊區隊部共有2.6萬余人。敵我兵力、武器裝備相差十分懸殊。形勢異常嚴峻，預示著黨中央和邊區部隊轉戰陝北的艱險危難。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集團發起向延安和陝北的全線進攻，延安保衛戰正式打響。翌日，中央軍委電示張宗遜、習仲勛通告胡敵兵分四路進攻延安及作戰部署，並令“習仲勛同志即回延安與彭德懷同志一處主持邊區全局”。16日，習仲勛風塵仆仆趕到延安王家坪向中央軍委和毛澤東報到，接受新的任命，並立即投入緊急的延安保衛戰之中。對於中央軍委的臨危授命，習仲勛深感責任重大﹔同時與杰出軍事家彭德懷一道指揮保衛延安、轉戰陝北，充滿信心。

3月18日下午，中央領導和西北局部分成員在毛澤東的窯洞開會，研究撤出延安和西北野戰兵團作戰問題，並分析了全國戰爭形勢和邊區戰況，布置了撤離后對軍民的宣傳工作。傍晚，彭德懷、習仲勛在敵機轟炸聲中送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到延河邊上車離開延安。19日拂曉，彭、習率邊區主力部隊撤離延安。3月20日，根據中央軍委指示，西北野戰兵團在青化砭西北的梁村成立，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委，習仲勛任副政委。至此，習仲勛回到延安、經歷了驚心動魄的七天，和中央領導一道部署了轉戰陝北的戰略決策，完成了保衛延安、保衛黨中央、掩護中央機關和毛澤東撤離延安的光榮使命，隨即進入了轉戰陝北艱難時期。

中央軍委、毛澤東在保衛延安、轉戰陝北的關鍵時刻，任命習仲勛為西北野戰兵團副政委的重任，協同彭德懷指揮轉戰陝北保衛黨中央、保衛陝甘寧邊區，說明中央軍委、毛澤東對習仲勛充分信任﹔習仲勛被委以重任，是因為他是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重要創始人之一，熟悉西北和邊區情況，經歷過“血”與“火”的嚴峻斗爭考驗，在當地黨群中具有崇高威望，曾經顯示出非凡的軍事政治工作才能和素質。

二 全力協同彭德懷指揮轉戰陝北

當陝甘寧邊區局勢處於最嚴峻、最艱苦、最困難時刻，習仲勛同彭德懷一道，率領裝備落后、敵我兵力懸殊的西北野戰兵團，肩負起保衛黨中央、保衛毛澤東、保衛邊區的重任，與兵力十倍於我、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展開了殊死戰。習仲勛和彭德懷都深感肩上擔子異常沉重。他們互相勉勵：“中央把這樣重的擔子交給我們，倘若指揮不好，犯了錯誤，就有負中央的重托，那就對人民有罪。”

撤出延安后第三天，即3月21日，彭德懷、習仲勛向中央軍委發出第一份電報：敵佔延（安）后動向未判明。我各兵團力求隱蔽，自22日暫休7天。此后轉戰陝北期間，彭德懷、習仲勛與中央軍委互發電報近百份之多，中央軍委、毛澤東發給他們的電報，常常簡稱為“彭習軍”，從此兩人名字載入了人民軍隊歷史和黨的歷史史冊。

3月19日下午，胡宗南軍一部進佔延安城。胡宗南得意忘形地向蔣介石報捷，吹噓取得“輝煌戰果”：“俘敵五萬眾，繳獲武器彈藥無數”。21日，蔣介石致電嘉獎胡道：“時閱捷報，無任欣慰！”並授其二等大授雲麾勛章。同時命令盡快尋找“共軍主力決戰”。隨后，胡宗南集團在陝北追尋西北野戰兵團主力作戰中，相繼在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戰斗中，連續遭到三次迎頭痛擊。

關於西北野戰兵團轉戰陝北“三戰三捷”的具體作戰過程，不少論著多有介紹，此不贅述﹔而對於習仲勛如何密切配合彭德懷指揮作戰情況，則記載不多，從習仲勛本人的回憶中可以略知一二。

關於青化砭戰斗，戰前3月20日我軍得到情報，胡軍整編第1軍27師31旅旅部帶1個團，將於24日向延安東北青化砭進犯。彭德懷、習仲勛遂指揮部隊於23日晚集結於青化砭，24日拂曉部隊全部進入伏擊陣地。但此時敵情發生變化———伏擊部隊隱蔽在寒冷的山地上將近一天並未見到敵軍的影子，干部戰士心裡打鼓，頭腦發急。隨即探明原因：因當地群眾抵制，胡敵未能按計劃籌足干糧，推遲一天進發。彭、習命令部隊繼續按計劃設伏。果然，25日上午胡敵進入我軍伏擊圈，僅一個多小時即被全部殲滅，斃傷俘近3000人，正副旅長及參謀長等軍官被俘。毛澤東致電慶賀，稱“此戰意義甚大，望對全體指戰員傳令嘉獎”。習仲勛回憶，當敵情發生變化，彭德懷安定部隊情緒時說：“你要掌握敵人的心理嘛。胡宗南是好大喜功的二杆子。他進了延安城，估計我中央機關的領導人都是中年以上的人，順公路（即延安東北通往榆林的延榆公路———引者注）撤退怕他的汽車追，所以騎著馬順山溝向安塞方向去了（安塞位於延安西北山區———引者注），而我軍主力隱蔽在延安東北，這是出其意料的。……更主要的是，他要捕捉我主力部隊，到安塞方向沒找到，必然轉到這個方向來找。所以說，他一定要來。”

撤離延安后，中共中央機關和西北野戰兵團與敵判斷反其道而行之，不走延安西北山地，而沿交通便利的東北榆林方向轉移，這是出敵意料的戰略。參與保衛延安決策的習仲勛是了然於胸的。他回憶彭德懷這樣做部隊工作，沒說自己的活動。而善於做政治工作的習仲勛，在涉及安定部隊情緒的關鍵時刻，當然也會主動積極配合彭做好工作的。

青化砭戰斗后，胡宗南發現共軍主力在延安東北方向，遂調遣大部隊向東進擊，並吸取青化砭一戰吃虧的教訓，採取“方形戰術”———以兩個團或旅為單位排成方陣，同進同退，同行同宿。西北野戰兵團牽著大隊敵軍的牛鼻子，開展一場聲勢浩大的“武裝大游行”，將敵拖得筋疲力盡時，在瓦窯堡西南的羊馬河虎口拔牙，於4月14日打響了羊馬河戰斗，習仲勛回憶說：“彭總按照黨中央毛主席制定的‘蘑菇’戰術，牽著十余萬敵人的鼻子，讓它在千山萬壑之間‘大游行’，等到敵人飢餓、疲勞和暈頭轉向之時，我軍猛扑上去，打了羊馬河一仗，殲敵近五千人，活捉敵一三五旅旅長麥宗禹等。雖然敵之接應部隊的重兵在就眼前，但彭總巧妙地讓我軍一部分把敵人主力九個多旅吸引到戰場以西。因此，敵主力部隊在距我軍數裡之遙的山頭上，眼看我軍繳槍、捉俘虜，也無可奈何。”

毛澤東高度評價羊馬河戰斗“給胡宗南進犯軍以重大打擊，奠定了徹底粉碎胡軍的基礎”。羊馬河戰斗，是習仲勛和彭德懷共同貫徹毛澤東“蘑菇”戰術取得的勝利戰果。

蟠龍是胡宗南在陝北前線的主要補給基地，敵軍在此構筑了堅固的防御工事。深寬外壕防御，縱深地堡群，層層鐵絲網，密布地雷，“固若金湯”。1947年5月初，西北野戰兵團制造主力部隊及中共中央機關從綏德東渡黃河的假象，吸引胡宗南軍主力大舉“游行”至綏德，彭、習於5月2至5日發起蟠龍攻堅戰。一舉殲滅胡軍整編167旅6700多人，繳獲大批物資補給，俘虜胡宗南“四大金剛”之一少將旅長李昆崗等多名軍官。當胡宗南接到告急電調兵回援時，已是遠水救不了近火、無力回天了。

與青化砭、羊馬河打伏擊戰不同，攻打蟠龍是一場激烈的攻堅戰。當部隊向縱深進攻時，遭到敵軍猛烈火力阻擊。為減少部隊傷亡，彭德懷和習仲勛命令部隊暫緩強攻，召開頗具特色的“火線諸葛亮會”，連排班干部及戰士代表參加研討獻計獻策。他們提出利用外壕作業逼近鐵絲網和敵堡、以爆破掃除障礙開辟沖鋒道路、攻擊部隊輪番佯攻吸引消耗敵人火力的打法，得到採納並取得成效。彭、習指揮蟠龍作戰中創造的調動指戰員集體智慧、出謀劃策、實行軍事民主的戰法，對奪取蟠龍作戰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到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重視和推廣。毛澤東在《軍隊內部的民主運動》一文中贊揚說：“此項軍事民主，在陝北蟠龍戰役和晉察冀石家庄戰役中，都實行了，收到了極大效果。”

西北野戰兵團撤離延安后，在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領導下，在彭德懷和習仲勛的指揮下，僅40多天就痛快地打了三次重要殲滅戰，取得“三戰三捷”，以自己傷亡2200余人的較小代價殲敵1.4萬多人，打擊了胡敵的囂張氣焰，粉碎了胡宗南企圖三個月摧毀中共領導中樞以及驅逐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出西北的狂妄計劃﹔在戰略上將胡宗南集團“牽制於陝北，一無作為”，穩定了陝北戰局，極大地鼓舞了陝甘寧邊區軍民的勝利信心。毛澤東對西北野戰兵團“三戰三捷”給予高度評價：“我彭習軍（隻有六個不充實的旅）對付胡宗南三十一個旅的進攻，兩個月的作戰業將胡軍銳氣頓挫。”

我軍取得“三戰三捷”后，遵照中央軍委命令，1947年5月下旬至6月上半月，彭德懷、習仲勛指揮西北野戰兵團揮師西北，進行了半個多月的隴東戰役，殲敵馬步芳等部4300多人，收復了環縣、曲子、慶陽、合水以西地區。六七月間，揮師收復三邊地區。並於7月底8月初策劃部署榆林戰役。

綜上所述，從1947年3月至7月，習仲勛全力協同彭德懷指揮西北野戰兵團貫徹執行中央軍委和毛澤東戰略方針，在內線防御作戰中，指揮較大戰役戰斗8次，以自己傷亡6400多人較小代價，殲滅國民黨軍4個旅部、13個團及2個保安總隊，斃傷俘敵軍2.6萬多人。在敵我兵力對比異常懸殊的情況下，與氣焰囂張的國民黨軍鏖戰，變被動為主動、變劣勢為優勢，創造了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殲滅戰范例，取得了轉戰陝北的重大勝利，初步改變了西北戰場形勢，牢牢掌握陝北戰場上的主動權，奠定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陝北重點進攻的基礎，有力配合了我軍在其他戰場的作戰。作為轉戰陝北作戰主要指揮員之一，習仲勛作出了重要貢獻。

除上述協同指揮軍事作戰外，還需要介紹的是轉戰陝北期間習仲勛和彭德懷團結協作、默契配合的情況。在轉戰陝北的戎馬倥傯中，習仲勛與彭德懷一道翻山越嶺，櫛風沐雨，風餐露宿，殫精竭慮，商討戰事，行軍打仗，籌謀軍機，百余個日日夜夜，常常因戰爭環境所限，習、彭共擠一個土炕睡覺，共用一展油燈，共在一桌就餐。他們密切配合，在硝煙戰火和槍林彈雨中結下深厚情意。據時任西北野戰兵團副參謀長的王政柱回憶說：彭總對習仲勛十分尊重。“我們經常看到，彭總制定的作戰計劃，在交付軍事會議討論之前，總要先同習仲勛交換意見﹔彭總草擬的命令、指示，在電台發報之前，總要先送習仲勛推敲修改﹔收到中央發來的重要電文，彭總看后馬上就去找習仲勛，一塊研究貫徹落實的方法策略。”彭德懷還稱贊習仲勛“是我軍的好軍師”。眾所周知，彭德懷向以治軍嚴厲著稱，並且很有個性，習仲勛和彭德懷如此默契合作並獲得彭的贊揚，實屬難得。

習仲勛更加尊重彭德懷，由衷敬佩彭德懷杰出的軍事才能。他追憶說：“他雖然長我十五歲，但完全用平等、親切的態度對待我，外表嚴肅而內心熱誠，在日常工作和戰斗中，那種誠摯的關切之情，使我深為感動。”“創業艱難百戰多。”“在那漫長而困苦的年代裡，我們共同闖過無數艱難險阻，也共同分享過無數次勝利的歡樂，在陝北千山萬水的行軍途中，在長城內外的宿營地裡，在戰火紛飛的生死搏斗的戰場上，我們的情誼更加深厚而難忘。”習仲勛和彭德懷指揮轉戰陝北及大西北戰場，書寫盡顯風流的鐵血傳奇，演義出新的“將相和”之佳話。

三 轉戰陝北期間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

抗日戰爭剛剛勝利，習仲勛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獨擋一面。解放戰爭期間，除主持西北局工作外，習仲勛歷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陝甘寧野戰集團軍政治委員、西北野戰兵團副政治委員、西北野戰軍副政治委員、西北軍區政治委員。經過長期軍事、政治斗爭的歷練，習仲勛積累了豐富的斗爭經驗，練就了出色的政治工作才能，具備過硬的政治素質。在轉戰陝北期間，習仲勛對軍隊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為轉戰陝北取得勝利創造了條件。

作為西北野戰兵團副政治委員，習仲勛深知轉戰陝北、保衛黨中央事關全局、責任重大，因而他無論對敵我態勢的判斷分析、地形地物的勘察、戰役戰斗決心的下定，還是部隊政治思想工作、對敵工作、群眾工作的開展，甚至每份電文、報告、指示、命令的起草，都極為嚴謹細致，一絲不苟。在指揮轉戰陝北期間習仲勛主要開展了以下幾方面的政治工作。

1．加強軍隊紀律教育，深入開展群眾工作

習仲勛特別強調軍隊紀律，在作戰間隙或總結作戰的會議上，他隨時強調紀律問題。如1947年4月10日，彭德懷和習仲勛在子長縣雲山寺主持召開野戰兵團旅以上干部會議，總結永平作戰的經驗教訓，討論今后的作戰方針。習仲勛在會上特別批評了軍隊中出現違犯群眾紀律的現象，提出要建立紀律檢查制度。強調軍民密切團結是戰勝敵人的基礎，團結愈好，勝利愈大。他要求部隊總結每一次戰斗中軍事、政治工作經驗，發揚優點，克服缺點。5月14日晚，西北野戰兵團為慶祝“三戰三捷”，組織軍民在安塞縣真武洞召開祝捷大會，參加會議的有5萬多人。周恩來、陸定一等中央領導專程趕來參加祝賀並研討下一步作戰方針。大會由習仲勛主持，周恩來等領導講話后，習仲勛在講話中，除簡要闡明轉戰陝北不到兩個月取得勝利的意義外，再次強調邊區部隊要“更加發揚勇敢精神，更加提高作戰技術，更加嚴整紀律，緊密團結群眾，繼續爭取更大的勝利，殲滅敵人”。並對解放戰士、游擊隊民兵、后方工作的干部、工人和青壯年各階層分別提出要求。

在緊張的行軍和戰爭環境中，習仲勛除協助彭德懷指揮作戰外，還不顧疲勞、利用戰斗間隙，“隨時隨地同邊區人民保持密切聯系。他每到一個地方，住房還沒找好就到群眾中去了。不是找基層干部座談，就是向群眾作調查研究。宣傳、動員、組織群眾參戰支前，堅持生產，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號召人民群眾做好長期艱苦斗爭的准備”。對此，彭德懷贊揚說：“習仲勛同志是陝北老區的一位老同志，他與邊區人民有著深厚的感情，同群眾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他具有密切聯系群眾的好傳統，值得大家學習！”

轉戰陝北取得勝利，與邊區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邊區人民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以高度的自我犧牲精神，為部隊提供大量軍需物資，出動了2.57萬多人的擔架運輸隊，直接保障了軍隊糧食、彈藥物資及傷員的搶救運送。當地群眾為我軍封鎖消息，偵察敵情，擔任向導﹔地方部隊、游擊隊、民兵頻繁襲擊騷擾敵軍，破壞敵軍交通線和后方安全等。轉戰陝北的勝利，也是人民戰爭的勝利。

2．積極開展部隊思想政治工作

轉戰陝北期間，環境艱苦，行軍緊張，作戰頻繁，部隊沒有集中整訓時間。野戰兵團領導便採取邊打仗邊開展政治工作、隨時隨地開展部隊政治建設的方式，不斷以戰斗中的經驗教訓教育部隊。1947年5月中下旬，西北野戰兵團進軍隴東，打擊向邊區進犯的國民黨軍馬步芳、馬鴻逵集團。5月20日，部隊在進軍途中，習仲勛在政治部駐地杜溝召開政治工作會議，討論群眾紀律、解放戰士工作及行動中的政治工作，提出在今后一時期政治工作中心是做好解放戰士的工作。在進攻隴東、同馬步芳軍交戰中，當時“馬家軍”出現與其他國民黨軍不同的怪現象———頑抗到底、寧死不降，引起我軍戰士和部分干部的憤恨，並對野戰集團總部仍然要求優待俘虜政策想不通。習仲勛及時召開部隊干部和隨軍人員工作會議，進行說服教育，指出大家看到的是現象，不是本質，馬步芳軍隊的士兵同其他國民黨軍的士兵一樣，都是被抓來的勞動人民，隻不過馬步芳軍隊和我軍交戰少，不了解我軍的俘虜政策，加之馬步芳集團上層對軍隊的欺騙宣傳，所以在戰場上和我們硬拼。習仲勛教育大家不能用情緒代替政策，要繼續貫徹執行我黨我軍的俘虜政策，“馬家軍”下次同我們交戰就不會那樣頑固了。通過說服教育使干部戰士提高了認識。

習仲勛對軍隊政治工作深入細微，還表現在官兵一致、關心愛護戰士實際行動上。1947年六七月間，他和彭德懷率軍收復“三邊”作戰期間，正值塞上酷暑季節，部隊隱蔽行軍，頭頂炎炎烈日，腳踩滾滾發燙沙漠，人煙稀少，干旱缺水。由於極度干渴，戰士出現鼻孔流血、嘴唇干裂甚至中暑休克現象。習仲勛心急如焚，除想方設法尋找水源外，還親自給戰士端水喝、送馬騎，要求干部關愛戰士，官兵一致，克服困難。作為軍隊的高級指揮員，習仲勛以身作則，和基層官兵同甘共苦，為部隊增添了戰勝困難、勇敢作戰的士氣。

3．參與發起新式整軍運動

沙家店戰役結束后，西北野戰軍從1947年12月至1948年2月中旬，分別在陝北米脂、綏德、清澗、保安和晉南曲沃地區，進行了以訴苦三查為主要內容的整軍運動。通過整軍運動，提高部隊干部戰士解放勞苦大眾、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思想政治覺悟，進而達到加強部隊紀律、增強團結、提高斗志、提升戰斗力的目的。當年跟隨彭德懷、習仲勛到訴苦點看過整軍現場的馬鬆林評價說：“新式整軍是彭德懷、習仲勛的創舉。”馬鬆林回憶了習仲勛參與發起整軍運動情況。在這次座談會上（作者未說開會時間，應是隴東作戰期間習仲勛主持召開的座談會———引者注），仲勛提出一個議題，征求大家意見。他說，我們西北野戰軍自開戰以來不但沒有減員而且增員不少，三戰三捷俘虜敵人排以下人員全部補入我軍，很需要進行一次全面的素質方面的教育，我和彭總交談過，在適當時間內開展一次整軍運動，提高部隊的素質和戰斗力，開展以訴苦（訴舊社會和反動派給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斗志）為中心的新式整軍運動，請各位指戰員考慮我們黨如何更好地加快提高我們隊伍的素質和戰斗力。仲勛要彭總作指示，彭總表示完全同意仲勛意見，在會上還稱仲勛是我軍的好軍師。

關於西北野戰軍訴苦三查整軍運動是如何發起的，未見具體資料介紹。有的著作介紹1947年11月27日，彭德懷、張宗遜向中央軍委報告，部隊需要有一時期訓練，需要普遍深入進行訴苦運動與土改教育，提高階級覺悟，增強團結，排除某些人對俘虜兵的懷疑態度。中央軍委批准后，遂進行整軍運動。這裡對整軍運動介紹得比較籠統，未看出習仲勛的作用。有的著作說：“在軍事斗爭中，習仲勛作為優秀的政治工作者，和彭德懷、賀龍密切配合，組織開展新式整軍運動，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建設。”這裡雖確認了習仲勛參與組織新式整軍運動，但未具體介紹習的活動。筆者以為，馬鬆林作為西北局干部、習仲勛身邊工作人員，他親歷並回憶習仲勛動議發起西北野戰軍的整軍運動，大體可信。新式整軍運動是結合解放區正在進行的土地改革、加強對解放戰士的教育改造，排除某些人對俘虜兵的懷疑態度而發動進行的，這兩個問題恰恰都是習仲勛十分關注的問題，前一問題曾向中央提出過建議，后一問題則是他曾著手解決的問題。幾十年后，習仲勛在專門回憶新式整軍運動時說：“革命形勢的發展，軍事上的勝利，土改運動和整黨運動的開展，為部隊進行整頓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但怎樣才能把部隊整頓同土改、整黨結合起來，如何在環境艱苦、戰斗頻繁的情況下，提高部隊的政治覺悟、加強組織紀律性、增強戰斗力，如何教育改造大批解放戰士成為名副其實的人民戰士，等等。針對這些問題，彭總同我們曾經多次討論、探討解決的辦法。”

這段回憶說明，在新式整軍運動正式開展前，彭德懷、習仲勛曾多次討論和探討過這一問題，可謂呼之欲出。因此，可以說習仲勛參與了新式整軍的醞釀發起工作，是重要發起人之一。

訴苦三查整軍運動得到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高度評價。在中央軍委一份電文中指出：“用訴苦及三查方法整訓部隊，發揚政治、經濟、軍事各項民主，收效極為宏大。”毛澤東評價說：“人民解放軍用訴苦和三查方法進行了新式整軍運動，將使自己無敵於天下。”習仲勛高度評價這一運動“是對我軍政治工作的一個重要發展，也是我軍建軍史上的一個創舉，具有偉大而深遠的意義”。從此，西北野戰軍發起的訴苦三查整軍運動被毛澤東定名為“新式整軍運動”並向全軍推廣。

關於習仲勛轉戰陝北期間出色的政治工作，李建國在紀念習仲勛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評價：“習仲勛同志作為我軍優秀的政治工作領導者，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和彭德懷、賀龍同志，或轉戰西北戰場，或開展新式整軍運動等軍隊政治工作，或組織后方支前，戰勝了十倍於我的國民黨軍隊，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國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四 對習仲勛參與指揮轉戰陝北的幾點看法

以上從參與指揮延安保衛戰、大力協同彭德懷指揮轉戰陝北及轉戰陝北期間出色的政治工作三方面闡述了習仲勛對轉戰陝北的重大貢獻，通過以上闡述，筆者提出以下幾點看法。

第一，習仲勛為轉戰陝北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轉戰陝北期間，習仲勛身兼數職，作為西北野戰軍副政委，既要全身心協同彭德懷指揮戰場上的軍事作戰，當好軍師、參謀和助手，同時還要利用戰爭的間隙做好軍隊的政治工作，加強紀律，鼓舞士氣，穩定軍心。在當時艱險危急的戰爭環境下，做好政治工作難度很大，特別是我軍補充兵源的一個重要渠道是接收大量被打敗的國民黨軍隊基層官兵，昨天還是敵軍，今天成為自己隊伍的“解放戰士”，將他們由軍事阻力轉變為軍事動力，需要一個艱難的過程，隻能是邊打仗邊改造，習仲勛為此付出大量心血。同時，習仲勛還兼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委員，協同賀龍為中央機關和西北野戰軍籌集補給、提供后勤保障，同樣花費許多心血。習仲勛還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主持地方工作，戰時地方黨政工作紛繁復雜，保衛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穩定人心，同樣重要。從軍事到政治，從前線到后方，從供給到保障，千頭萬緒，多頭並進，紛繁復雜。可見，習仲勛對於轉戰陝北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出色地完成了黨中央和毛澤東賦予他的任務。

第二，顯示出了駕馭復雜局面的才能。早在1934年11月陝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中，習仲勛當選區蘇維埃政府主席，當時他隻有21歲，被群眾贊譽為“娃娃主席”。協同彭德懷轉戰陝北時，習仲勛隻有34歲，比彭小15歲，還是個熱血青年。如此年輕即擔當重任，說明黨中央和毛澤東對他的信任，更說明習仲勛具有不俗的才干和能力。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通過轉戰陝北實踐，彭德懷贊譽習仲勛為“我們黨的好軍師”，彰顯了他的軍事指揮才能和政治工作能力。在當時陝甘寧邊區地貧民飢、經濟落后、民生困難的艱苦條件下，習仲勛與賀龍一道完成中央機關及大量軍隊的糧食軍需供應和后勤保障，當好“大總管”﹔同時他還要兼顧西北局和后方的土地改革工作和群眾工作，考慮老百姓生計，當好人民的勤務員，顯示了習仲勛非凡的組織協調能力和群眾工作能力。特別是習仲勛敏銳地發現土地改革中“左”的錯誤，在小河會議上向中央指出土改中發生損害中農和民族工商業利益、亂斗亂抓、抓“化形地主”等偏向並提出糾正的建議，顯示出他有明辨是非能力及很高的政策水平。

第三，堅定的黨性與可貴的人民性。習仲勛是從西北黃土地裡成長起來黨的軍事政工干部。千錘百煉，百煉成鋼。1943年1月14日，毛澤東曾為習仲勛親筆題詞：“黨的利益在第一位。”危急關鍵時刻臨危不懼、勇擔大任，本身就是黨性堅定的表現。習仲勛堅定的黨性和人民性，在指揮轉戰陝北中得到充分體現。他在指揮作戰中，勝不驕、敗不餒，體現出實事求是的擔當精神，如前述在保衛延安序戰的華西池作戰中，由於指揮原因，雖然取勝、但自己也付出較大傷亡，打成一場消耗戰。中央軍委和彭德懷對此戰並沒有提出批評，但身為一線指揮員之一的習仲勛當時及后來經常反思、總結教訓。他當時和司令員張宗遜聯名向中央寫了作戰檢查報告，30多年后他仍然再次反思，對這次“消耗戰”，“身為邊區集團軍政治委員的我，深感不安”。這種勇敢擔當、光明磊落的精神實屬難能可貴。在指揮轉戰陝北作戰中，習仲勛和彭德懷堅定並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中央毛澤東制定的“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等軍事原則，指揮我軍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化險為夷，打了諸多勝仗、漂亮仗。習仲勛及時總結作戰經驗教訓，從戰爭學習戰爭。但從他留下的關於轉戰陝北記述中，更多的是記載中央軍委、毛澤東和彭德懷指揮戰爭的內容，很少記載自己作用和功績，更沒有夸耀炫功。這種謙遜無私的精神同樣難能可貴。

毛澤東稱贊習仲勛“是從群眾中走出來群眾領袖”。他是群眾的貼心人，始終和人民群眾親密無間，心裡始終裝著人民群眾。1946年美聯社記者李敦白到延安來採訪最深的印象之一，“是這位習書記和沿途老百姓親密無間的關系。從綏德到清澗到延安，凡是我們見到的大人小孩，農民工匠，無不親切地跟習書記打招呼”，他既驚奇又困惑，習書記“怎麼可能同那麼多人那樣熟悉呢？”轉戰陝北期間，習仲勛同彭德懷都認識到，“緊密地依靠群眾，這我們勝利的根本”。正是發動群眾、武裝群眾、依靠群眾，“形成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才取得了轉戰陝北的勝利。

（作者任貴祥，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史學月刊》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