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文化如何振興

【摘要】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毛澤東在鄉村宣傳思想工作和文化建設等領域有豐富的思考和深入的探索。他促進新文化的大眾化價值轉向; 以本土文化資源促進鄉村文化內部凝聚整合; 傳承發展提升鄉村文化的價值品格; 注重講好鄉村故事，提高鄉村社會的文化地位。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和實踐啟示我們，應充分理解鄉村文化振興的緊迫性，必須講好鄉村故事以彰顯鄉村文化獨特價值，要在城鄉文化互動中提升鄉村文化的地位。

近年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等時代課題對 “三農”宣傳思想工作和鄉村文化事業提出更高要求，而百余年來中國鄉村的變遷軌跡和當前鄉村社會特別是精神文化領域面臨的諸多問題，更凸顯了實現鄉村文化振興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實現鄉村文化振興既是一個當代命題，更是貫穿近百年來黨領導中國鄉村現代化事業的長期主題之一。回望歷史，毛澤東在實現鄉村文化振興問題上有著可貴探索，其中的精神內核對今天鄉村文化振興仍有借鑒意義。

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毛澤東始終將思想文化問題作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內部的一個問題加以謀劃和解決。他認為，中國鄉村和農民實際上蘊藏著自我解放的巨大潛能，但要使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群眾投身革命和建設，就必須從根本上扭轉中國農民渙散、被動、冷漠的精神面貌，使農民群眾從思想文化上振奮、自信起來，從而在精神上由被動轉為主動。毛澤東振興鄉村文化的思想和實踐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促進新文化的大眾化價值轉向

總體而言，近代以前的中國文化傳統是站在封建精英主義立場上居高臨下地蔑視農民。雖然歷來不乏 “民本”“重農”等思想，甚至在名義上 “民意”即 “天意”，但本質上民眾仍然被視作供封建士大夫驅遣的被動、無知的 “群氓”，在文化上身處邊緣和 “暗角”。這種價值取向若得不到根本扭轉，中國鄉村乃至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就不可能真正走向 “現代”。對此，毛澤東指出，必須革除封建舊文化對農民的壓迫，提高農民的文化地位，並強調先進文化必須為農民群眾所欣賞和掌握才能起到鼓舞和引領的作用。基於此，毛澤東系統表述了對新文化的設想，指出中國的新文化應是 “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①]。“大眾化”成為中國共產黨追求的文化目標。

為了實現文化的 “大眾化”，自延安時期開始，毛澤東始終親自指導新文化的發展實踐。在思想層面，他將 “為什麼人”的問題作為一個 “根本的” “原則的”問題，鮮明地提出新文化要為人民大眾服務。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他從 “為群眾”和 “如何為群眾”兩個方面闡述新文化的大眾化品格: “為群眾”意味著新文化應當為全民族中 90% 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②]; “如何為群眾”意味著知識分子應當在價值立場和工作方法上實現深度轉變，深入人民廣闊的社會生活這個 “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③]中， “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④]。在他的提倡和努力下，舊文化的丑化、矮化農民傾向被根本否定，農民成為新文化的主人，近代中國文化在理論設定上實現具有深遠意義的 “價值轉向”[⑤]。

在實踐層面，毛澤東不僅強調中國農民內在地具有勤勞、勇敢、智慧、樂觀等寶貴品質，指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⑥]，而且與當時的進步文藝工作者頻頻互動。他鼓勵和要求文藝工作者將對大眾的政治情感化作審美情感，多去描摹農民群眾的正面形象和英雄事跡，縱使批評也要自覺地 “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⑦]。新中國成立后，文化大眾化特別是尊重鄉村、尊敬農民的精神內涵，一直貫穿於毛澤東探索社會主義文化改造和建設歷程。在他的號召下，農村題材成為文藝創作的熱點， 《紅旗譜》 《創業史》等反映農村新秩序、新氣象的文學作品，以及趙樹理、柳青等與農民血肉相連的現實主義作家大量涌現，有力配合了當時農村的社會改造和移風易俗。例如，柳青在 《創業史》中，運用鮮活的農村生活素材，深刻描摹了黨領導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給中國農民的思想、情感、思維方式、心理狀態等帶來的巨變，用生動的農村故事講述了農民“翻身”特別是 “翻心”的偉大轉折。《創業史》一經發表便在農村引起熱烈反響，主人公梁生寶也成為土地改革和合作化進程中經典的農民形象，鼓舞了幾代人。總體上，大批農村題材優秀作品的出現，使農民在文化舞台和社會輿論中不再是曾經舊戲舞台上的 “渣滓”[⑧]，而是成為有血有肉的主流、正面形象; 鄉村也從傳統歷史敘事的邊緣、盲區中走出來，開始以昂首闊步的嶄新面貌贏得全社會的關注和尊重。可見，文化環境的轉變為鄉村精神面貌的徹底革新奠定了基礎。

二、以本土文化資源促進鄉村文化內部凝聚整合

近代以來，中國鄉村曾長期面臨結構破碎、產業荒蕪、精神空虛的困境，小農因其固有的渙散性、脆弱性而無力改變生存現狀，在歷史怒濤中如飄萍般自生自滅，反映在文化和普遍心態上則是“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⑨]。而剛剛獲得解放、分得土地的農民往往滿足於傳統意義上的“發家致富”，對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支援國家工業化建設等宏觀主題不夠理解，也缺乏相應的積極性。毛澤東認為，分散、低效的小生產以及文化的低迷和心態上的自卑，與社會主義和現代化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必須幫助農民在思想文化層面進行社會整合和動員，使他們 “組織起來”，對鄉村社會結構和文化生態加以徹底改造，增強農民的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從根本上改變鄉村落后的面貌。對此，毛澤東的主要探索方法之一就是利用農民熟悉的鄉村話語、本土素材，增強鄉村文化的凝聚力和農民的集體身份認同感。

首先，利用本土素材，塑造鄉村 “地方性知識”，重塑鄉村生活的公共性，引導農民變 “散”為“聚”。在鄉村社會傳統的父權、夫權、族權、神權等因素被否定后，黨的組織領導成為最關鍵的組織資源[⑩]。在有大量傳統因素遺存的鄉村社會，除了依靠行政手段、物質利益引導來動員農民外，還必須依靠與生活密切相關 “地方性知識”[11]來建立和維持新的社會秩序，即要求一定范圍內的農民要盡可能成為一個分享共同歷史記憶、遵循一致或近似價值觀念和行為准則、有共同或近似生活理想的集體。歷史地看，這個目標主要是在政治動員和引導農民進行教育和整合的過程中實現的。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在開展農民運動時就經常一方面組織農民開會作調查研究，一方面從了解他們的痛苦和需要入手，引導他們基於自身生活經驗，反思和控訴被壓迫、被欺凌的悲慘命運，借助凝聚共同的苦難記憶來塑造農民的階級意識、集體意識。新中國成立后，為了配合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和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各地遵照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指示精神，廣泛開展開會訴苦、講家史村史、 “算細賬”、“憶苦思甜”、“典型思想討論”等活動，大致內容都是依靠動員農民結合自身生活實際，主動發聲來營造群體情感，進而引導農民以集體的、階級的觀點去認識社會歷史，理解並貫徹黨的政策。例如，為動員農民落實土地改革政策、保障抗美援朝，毛澤東指出必須在全國農村普遍開展組織動員和宣傳教育，“務使全國每處每人都受到這種教育”[12]，以幫助農民真正理解土地改革和愛國增產運動的重大意義; 為了提高農民的思想覺悟，中央要求在開展教育動員時應當注意 “使農民的生產和國家的要求聯系起來”[13]。在這些精神的指導下，全國各地普遍開展群眾性教育活動，通過引導組織農民講家史、村史，訴說與自己生活最直接相關的地主壓迫的苦，使農民明白 “現在的一切都是國家給的”[14]，“我們能從封建時代吸人血的地主之下解脫出來，全要歸功於毛主席和黨”[15]。比如，在湖南醴陵，工作隊通過訪貧問苦，與農民群眾建立了感情，引導他們 “由個別訴苦到大會訴苦，以苦引苦達到貧雇農的翻心”，幫助他們逐漸從階級的角度理解彼此共同的苦難記憶， “在思想上與地主階級分家”，意識到 “船幫船客幫客，叫花子幫荒客”，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對黨、黨的領袖和政策的信任和擁護[16]。總之，此類活動充分利用鄉村本土素材，通過引導農民群眾 “說話”，使渙散、凋敝的鄉村社會文化空間被公共議題、共同記憶所充實，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不斷強化的集體精神乃至階級感情。曾經一盤散沙式的農民逐漸建立階級歸屬感和集體凝聚力，鄉村形成自身的輿論和村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一個道義乃至行動的共同體，鄉村生活的公共性明顯提高。這對鄉村社會結構和基層政治秩序的破舊立新具有關鍵意義。

其次，發掘鄉村文化資源，促進群眾性文化事業，引導群眾自我宣傳、自我教育，增強鄉村文化主體性。鄉村文化能否取得實質性的發展進步，取決於能否從農民群體內部激發文化創新和發展的勢能，充分發揮農民參與文化生活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較之自上而下的政治整合和思想教育，植根於鄉村土壤、貼近生活實際的鄉村內生的群眾性文化事業更具有潤物無聲、潛移默化的作用。在文化大眾化的時代背景下，毛澤東一方面要求文藝工作者要 “下鄉找農民”[17]，另一方面強調在農民的日常生產勞動中蘊藏著許多優秀文化素材，較之文藝工作者的創作，它們往往因更符合農民的接受能力和客觀需要而更有生命力。因而，毛澤東大力倡導農民群眾充分挖掘生活化的內容，進行加工創作，同時大力開展農村群眾性文化活動，讓他們真正成為新文化的參與者和創造者。比如，他充分肯定農民 “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詩人”， “民歌中便有許多好詩”[18]，中國新詩歌的發展出路“第一條是民歌”[19]。1958 年，毛澤東在全國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 “民歌運動”，意在動員農民自發挖掘乃至創作民歌來彰顯英雄氣概，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鼓舞。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各地群眾性文化活動都活躍起來，不少地方群眾性劇團、舞蹈隊、標語漫畫組、板報組等普及到鄉鎮，故事會、農民文化節等也興辦起來。有些地區的農民能夠 “自編自唱、人人開口”，甚至出現了 “無處不見詩，無人不唱歌”的踴躍氣氛[20]。盡管當時的群眾性文化活動在內容和形式上比較粗糙，但農民在自己熟悉的生活話語中實現了自我組織、自我教育，在 “自己演、演自己”的過程中對鄉村文化增強了自主性、自信心、自豪感，鄉村社會的 “精氣神”逐漸凝聚起來，農民那種被動、怯懦、 “感覺事事不如人”的文化心態也得到歷史性的扭轉。

三、傳承發展提升鄉村文化的價值品格

價值觀決定著文化的性質和方向。一種文化要立起來、強起來，從根本上說取決於凝結和貫穿其中的價值觀的生命力、感召力。要徹底扭轉鄉村、農民的落后精神面貌，就必須重塑鄉村文化價值品格和價值追求，清楚地表達新的時代條件下農民應當崇尚什麼、鄉村應當提倡什麼、未來鄉村應該是怎樣一幅圖景，並充分發揮這些價值觀念的教育引導作用。從毛澤東的相關思想和實踐可見，他在主張科學改造小農意識落后性的同時，注重對農民文化性格中的優秀品質進行符合新時代要求的改造和詮釋，使之成為引領和感召鄉村精神面貌提升的核心價值觀念。

毛澤東將農民本有的能動性改造、提升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奮斗精神，是對中國農耕文化優秀品質的批判繼承和現代化改造的一個縮影。一方面，他始終強調革除農民文化性格中自發、盲動的落后成分，對鄉村文化價值進行改造和提升。毛澤東清楚地意識到農民的文化性格中有 “自發性和盲目性的一面”[21]，有 “反映舊制度的舊思想的殘余”[22]。因此，他告誡全黨 “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23]，要將農民的思想覺悟認識水平提升到無產階級的水平，使農民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等文化模式的深層結構得到科學化、現代化改造。具體到農民群眾的能動性，他強調要區分科學的積極性和小農心態固有的急躁盲目性，“提倡以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為一切言論行動的標准的社會主義精神”[24]，鮮明反對 “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25]等盲動觀點和急躁冒進的情緒，將農民群眾本有的朴素的能動性轉變為現代的、科學理性的能動性，從而實現在繼承基礎上的改造和提升。

另一方面，毛澤東大力倡導繼承傳統農耕文化的優秀精神內核並賦予其當代價值。以對農民群眾的能動性認識為例。毛澤東認為，中國農民自古就有吃苦耐勞、勤勉頑強的性格，雖由於封建生產關系的長期延續而不可避免地帶有小農的盲動色彩，但 “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26]，隻要善加引導和改造就能夠符合社會主義的時代要求並化作鄉村發展的精神動力。他反復強調，“我們應當愛惜農民和干部的任何一點微小的社會主義積極性”[27]，要引導農民將朴素的能動性改造為符合社會主義建設要求的 “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創造精神”[28]。在主持編輯的大型文獻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他選編了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各地農村的先進事跡報道，並撰寫一百余篇按語，親自講述農民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事跡，其中不少都是農民敢拼敢闖、克服重重困難甚至 “土法上馬”進行生產建設的故事，體現著憨厚質朴、吃苦耐勞、勤勉頑強、誠實肯干等中國農民傳統品格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煥發出的新生機。比如，河北遵化西鋪村王國藩 “窮棒子社”以 23 戶貧農和 “三條驢腿”篳路藍縷的事跡，山西省平順西溝村李順達金星農林牧生產合作社、遼寧省錦縣劉玉如合作社、安徽通城縣開明義合作社艱苦奮斗的事跡，當時在全社會廣為傳誦。毛澤東親自號召全國學習借鑒的山西昔陽縣大寨公社更堪稱這方面的典范。他將農民朴素的能動性賦予了社會主義建設中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爭氣”等新的時代意義，這些精神氣質既是中國農耕文化記憶深處的傳統基因，又適應一窮二白的國情和農業合作化的現實需要，因而短時間內就使得鄉村社會精神面貌為之一振。這種奮斗精神不僅成為當時鄉村建設的精神動力，其中一些人和事至今仍是當地的一張文化名片，仍起著教育人、鼓舞人的作用。比如，王國藩的兒子王子華表示，依靠集體力量勤儉苦干改變命運的 “窮棒子精神”早已成為當地的 “傳家寶”[29]，鼓舞了幾代人的生產和生活。

毛澤東對鄉村文化品格的傳承改造提升，明確表達了鄉村及其文化發展價值導向，清楚表達了迫切要求改變命運的農民群眾對理想鄉村生活的期待，描摹了黨和政府以及社會各界對社會主義新農村、新農民的願景，彰顯了鄉村的獨特價值。盡管當時的鄉村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尚待提高，但鄉村已不再是凋敝殘破的家園，而是成為寄托著社會主義勞動者、奮斗者美好期許的生機勃勃的熱土。

四、講好鄉村故事，提高鄉村社會的文化地位

文化要常葆生命力，除了自身內容必須回應時代關切、具有先進性之外，從外部看還需要躍出其原生環境，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傳播並與異質文化展開對話、互動。鄉村文化不僅產生、服務於鄉村，更應成為現代中國新文化的活躍組成部分。隻有促進社會化傳播，鄉村文化才能更好地鞏固自身的主體性，增強內生活力，進而彰顯自身的獨特價值。

20 世紀 50 至 60 年代，在 “縮小三大差別” “反修防修” “培養革命接班人” 等政治話語背景下，工農商學兵等 “各條戰線”紛紛總結先進經驗、樹立先進典型，廣泛開展學習、競賽，掀起了“比學趕幫”的熱潮。在毛澤東的支持和指導下，工業領域的大慶油田、農業領域的山西大寨公社等成為全國聞名的模范典型，解放軍的優良作風和政治工作經驗被推廣到全國，逐漸匯成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比學趕幫”內容大多集中在政治思想領域，這場熱潮固然並非當代意義上的文化交流，但剝離其意識形態色彩，它客觀上大規模、有組織地促進了鄉村優秀文化、農民良好形象的社會化傳播，對實現工農、城鄉、軍地之間的文化互動，提高鄉村社會的文化地位，增強鄉村文化的自信和活力具有重要意義。

總之，這場 “比學趕幫”的用意和內在機制是動員干部群眾學習先進經驗，用先進典型帶動一般、全局[30]。毛澤東特別重視典型示范的作用。1958 年 1 月，他親自擬定 《工作方法六十條 ( 草案) 》，特別強調了典型經驗的示范作用和推廣典型經驗的必要性。在這場熱潮中，以 “愚公移山”精神事跡被毛澤東嘉許為 “好例”[31]的山東莒南縣厲家寨、將窮山溝改造成為 “層層梯田米糧川”並在大災之年做到 “三不要”的山西昔陽縣大寨村、在厲家寨精神鼓舞下因 “青石板上創高產”而被周恩來譽為 “北方農業的一面旗幟”的河北遵化縣沙石峪、修建紅旗渠改變干旱困境的河南林縣等一批鄉村先進典型聞名全國。其中，山西大寨及其帶頭人陳永貴被毛澤東親自推為鄉村的一面旗幟。除全國典型之外，各地方也挖掘塑造了自己的先進典型。一時間，從 《人民日報》到地方性報紙、雜志以及話劇和影視作品等，鄉村典型故事、先進事跡大量涌現。這些典型故事和先進事跡不僅在 “農業戰線”上備受矚目，而且在工廠、學校、部隊、機關等廣為傳唱。在這場規模空前的熱潮中，鄉村文化逐漸形成不同於工人 ( 科學精神、為國爭光、“三老四嚴”等) 、部隊 ( 高度的組織紀律性、“三八作風”等) 等其他文化主體的獨特氣質，憨厚朴實、勤勉頑強、堅韌不拔、奮進向上、開朗樂觀的社會主義農民形象歷史性地站在社會舞台的中心，並與工人、軍隊等文化主體建立了某種互動互鑒的對話關系。鄉村、農民的精神尊嚴和文化主體性得到進一步加強，鄉村文化在全社會的關注度和話語權達到空前高度。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毛澤東至今仍得到農民群眾崇敬和懷念的根本原因之一。

盡管有特殊的政治動因，但毛澤東大力推動鄉村故事的社會化傳播，使鄉村價值、鄉村故事成為“比學趕幫”的活躍參與者，說明鄉村價值理念、鄉村先進事跡絕不是鄉村內部農民群眾的 “自說自話”，而是有可能、有必要加以挖掘和宣傳，使其躍出工農城鄉二元樊籬，在鄉村之外的社會生活其他領域產生鼓舞乃至教育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毛澤東還親自寫詩宣傳鄉村典型。例如，兩首 《七律·送瘟神》歌頌了鄉村干部群眾努力消滅危害困擾鄉村已久的血吸虫病的事跡。他還表示這兩首詩是 “宣傳詩”，“略等於近來的招貼畫”，在宣傳鄉村健康防疫工作方面可以 “聊為一臂之助”[32]。又如，《七律·到韶山》也以豪邁遒勁的筆觸，向全社會講述了鄉村的巨大轉變和 “遍地英雄”的嶄新面貌。這些描寫鄉村、謳歌農民的詩作廣為傳唱，產生巨大的社會效益，對提振農民“精氣神”、促進鄉村精神面貌提升的作用是超越時代的。

五、當代啟示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鄉村振興成為國家戰略的今天，鄉村文化建設的內涵較之毛澤東時代無疑更豐富，鄉村文化的發展進步不僅關乎鄉村、農民的生存狀態，更關乎全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中華文化的前途命運。考察毛澤東關於鄉村文化的戰略謀劃和探索，對於鄉村文化振興問題當有所啟示。

( 一) 應充分理解鄉村文化振興的緊迫性

面對積貧積弱導致的精神狀態上的自卑和被動，毛澤東將重塑農民精神面貌和實現鄉村文化現代化放在徹底變革鄉村社會的歷史高度進行考察。他大力倡導文化大眾化，主張引導農民群眾創造性地運用鄉村本土文化素材，注重傳承改造提升鄉村價值，並大力促進鄉村故事的社會化傳播。歷史地看，毛澤東的這些努力為重建鄉村的 “精氣神”，扭轉鄉村精神面貌上的落后、被動的固化形象，革除中國封建文化的種種弊病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然而，歷史問題有跌宕和反復，鄉村文化發展不可能一勞永逸。如今，鄉村已然呈現新貌，但“城鄉二元結構沒有根本改變，城鄉發展差距不斷拉大趨勢沒有根本扭轉”[33]，鄉村社會和鄉村文化都面臨新的問題。第一，不少鄉村呈現空心化特點， “缺人氣、缺活力、缺生機”，甚至 “形雖在，神已散”[34]，公共生活渙散衰退。第二，在城鄉二元結構下，工業文明、大眾文化佔據強勢地位，鄉村和鄉村文化所受到的關注和尊重與其應有的地位尚不完全匹配。一方面，國家官方話語與城市市民文化之間交流互動愈發密切，但鄉村常常扮演著弱勢、“失語”的角色，農民在享受公共服務特別是文化權益時不免成為 “體制外利益最小階層”[35]。另一方面，在文化商業化、價值多元化的大環境下，高度商業化、娛樂化的市民文化與外來文化等與農民陌生疏遠; 市民大眾文化中那種一味追求病態的“精致”、失去對鄉村的 “共情”力、脫離國情脫離生活的傾向在文化市場影響甚大; 在一些影視作品中，農民甚至再次淪為愚昧、低俗、被調侃、供消遣的 “小丑”形象; 消費主義、低級趣味等劣質內容在鄉村兜售和 “傾銷”，使得部分鄉村精神生活空虛迷茫，甚至封建迷信、邪教等死灰復燃。

鄉村振興不僅是鄉村產業的振興，更應當是鄉村文化的振興，是農民精神面貌的全面提升和振作。事實証明，鄉村社會和精神文化問題不會伴隨產業進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決，文化的發展和文明程度的提升有其固有規律。毛澤東的有關思想和實踐啟示我們: 鄉村社會亟需既能夠抵消市場經濟不良影響、又適合農民群眾生活實際的文化生活，亟需一種以農民為中心，而不是以娛樂明星、都市白領為中心的文化價值; 鄉村振興戰略目標的實現離不開鄉村文化地位的提高和鞏固、鄉村價值的傳承和創新、鄉村尊嚴的歷史性重塑。為鄉村賦予應有的人文內涵，讓鄉村社會文明程度的整體提升跟上時代腳步，應當成為鄉村振興戰略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一點。

( 二) 必須講好鄉村故事以彰顯鄉村文化獨特價值

實現鄉村文化振興，提升鄉村文化地位，黨和政府必須積極有為，主要是應當善於運用符合文化自身發展規律的手段，引領鄉村價值、傳遞鄉村聲音、促進城鄉文化對話和互動。正如做好宣傳思想工作必須 “講好中國故事”，做好服務於鄉村文化振興的宣傳引導，一定意義上就是要講好鄉村故事。在引導鄉村文化自我整合、重塑鄉村文化精神氣質、樹立模范典型、促進鄉村價值的社會化傳播等多方面的努力中，毛澤東都十分善於運用講述鄉村故事的方法，促進農民的 “翻心”和鄉村社會精神面貌的全面改善。毛澤東的探索啟示我們，要實現鄉村文化振興，就要提煉鄉村優秀文化的精神內涵，展示中國農民那些具有普遍價值和時代意義的優秀精神品質來，挖掘那些能夠塑造鄉村社會和農民群眾主體性和凝聚力、彰顯鄉村價值追求和理想願景、突出農耕文化的優秀特色的內容，發揮它們的教育價值。特別是要著力彰顯鄉村獨特的人文意蘊，傳承、改造、提升鄉村獨有的守望相助、孝老愛親、耕讀傳家等優秀精神特質，“把我國農耕文明優秀遺產和現代文明要素結合起來，賦予新的時代內涵”[36]。

( 三) 要在城鄉文化互動中提升鄉村文化的地位

中國現代化進程 “后發外生”的特點，迫使中國難以完全擺脫參照西方工業文明、城市文明發展模式的 “路徑依賴”。長期以來，中國鄉村及其文化被許多人視為亟待改造的落后對象，甚至被視作阻滯中國現代化的累贅和包袱。然而，鄉村巨大的體量、厚重的歷史文化傳統等，決定了鄉村理應被視作一個有著獨特價值、相對獨立於城市的文化單元和發展單元。在鄉村及其文化相對處於弱勢地位的今天，隻要社會意識和普遍心態中仍然存在疏遠鄉村、矮化農民的潛意識，“傳承發展提升農耕文明”“鄉村文化振興”等理念就難以真正煥發感召力。要真正實現鄉村振興，就必須彰顯現代化進程中鄉村的獨特價值，讓鄉村真正擺脫相對於城市工商業文明的邊緣的、次要的、虛化的、從屬性的弱勢地位。

毛澤東的思考和探索啟示我們: 鄉村文化振興的宣傳引導陣地不應局限在鄉村，鄉村文化的發展不僅應當依靠農耕文化優秀資源的傳承、發展、提升，而且有賴於全社會的共同關注和尊重，有賴於城鄉文化的良性互動; 有特色的、有活力的鄉村文化和良好農民形象，應當成為引導全社會關注鄉村、尊重鄉村的文化力量，成為城市化、工業化條件下鄉村凝聚文化認同、凸顯獨特魅力、贏得社會尊重的有力手段，真正讓鄉村話語在主流人群和主流文化中獲得與其重要性相匹配的地位和影響力。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來源：《現代哲學》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