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黨領導的反殖民奴化教育的經驗及啟示

[摘要]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制定並實施殖民奴化教育政策，企圖泯滅中國的民族意識和反抗精神，以鎮壓抗日力量，達到奴化愚民、滅亡中國的企圖。面對這種嚴峻形勢，中國共產黨領導推行抗戰教育政策，在文化、宣傳、教育等工作中開展了一系列的反殖民奴化教育的斗爭，為樹立堅持抗戰到底信念，為瓦解日本侵略者奴化教育的企圖，為抗戰的最終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也對當前堅持黨的領導、做好意識形態工作，旗幟鮮明地反駁美化侵略、美化殖民奴化教育的錯誤觀點，加強以愛國主義教育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以及部分地區去殖民化遺留問題的解決，等等，具有現實鏡鑒意義。

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帝國主義不僅從軍事佔領、政治控制、經濟掠奪等方面對中國進行侵略，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實行奴化政策，企圖腐蝕中華民族的國家意識，消滅愛國思想，摧殘民族氣節，妄圖使淪陷區成為永久殖民地。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政策分為‘物質和精神的兩個方面’……在精神上，摧殘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在太陽旗下，每個中國人隻能當順民，做牛馬，不許有一絲一毫的中國氣。”[1]

針對日本帝國主義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的嚴峻形勢，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抗戰教育的指導思想，建立抗日根據地教育體系，實行抗戰教育政策，積極領導抗日文化運動，採取靈活有效的教育方法和大眾化通俗化的話語方式，在抗日根據地、游擊區以及淪陷區、國統區廣泛開展抗戰教育、國防教育、國難教育，旗幟鮮明抵制和反擊殖民奴化教育。

一、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地區推行奴化教育的概況

（一）制定“思想戰”的奴化教育指導綱要。推行奴化教育政策是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企圖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1915年1月，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遞交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秘密條款，其中第五號第七款，就要求“允認日本國人在中國有布教之權”。1927年6月、7月，日本田中義一內閣召開東方會議制定《對華政策綱要》，其中第十三條明確提出：“設立學校，應以男女師范學校為重點，透過此等教育機關，吾人可養成大批之親日華人。此乃吾人文化事業之首要原則也。”[2]1938年7月，日本五相會議制定《從內部指導中國政權的大綱》，確立了“以威力為后盾”“收攬人心”“恩威並施”的總方針。[3]這個大綱所確立的方針，成為后來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實行殖民奴化教育的總方針。

華北地區是日本企圖建立所謂“東亞新秩序”的基礎。[4]針對華北地區，日本帝國主義除了沿襲偽滿洲國的殖民奴化教育政策方針外，還制定了“思想戰”的具體指導綱要。1939年12月，日本侵華華北方面軍制定《華北地區思想戰指導綱要》，明確提出了“思想戰”的指導精神、指導方針、指導要領和具體實施要領。“思想戰”以“根除共產勢力，宣揚新民精神，以建設王道社會”為當前目標。具體指導要領包括進行“思想戰”、宣揚“新民精神”、協助“新民會”進行教化、“改正教育”、監視“軍民思想動向”等內容。最終目的“在於普及和貫徹滅共親日思想”，“統一思想，以加強和擴大與軍事、政治、經濟各項政策融合一體”。[5]正是在這樣的殖民奴化教育政策的指導下，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淪陷區進行了一系列殖民奴化教育活動，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二）建立奴化教育機構，開展奴化教育活動。首先是成立“興亞院”“新民會”和“宣撫班”等殖民奴化教育機構。1938年12月，日本政府在東京正式成立“興亞院”，用以作為決定和實施對華政策的“中央”機關。次年3月，“興亞院”下成立第三課文化部，作為專門對華北地區進行思想統治和文化侵略的大本營。“文化部”所擔當的職責是：掌管思想、教育、宗教、學術的事務。華北淪陷區各級文化機構都受“文化部”的指揮。1937年12月24日，在日本華北方面軍特務機關推動下，“新民會”在北平成立。“新民會”是日本帝國主義扶植建立的漢奸偽組織，是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的重要組織，直接為日本侵略政策服務。它與偽政權相結合，組成一個從華北偽政權到省、縣以至鄉村的龐大網絡，主要依附於軍隊建立組織及開展活動。[6]“宣撫班”是日軍附設的一種隨軍組織，專門從事“招撫”“安民”等工作。隨軍行動，恩威並濟、“剿撫”兼施，以“皇道精神”“中日親善”“日華提攜”“建設新東亞”為口號，其主要活動是“在各淪陷區開展巡回視察、宣傳映畫、涂寫標語，組織青年、婦女及兒童奴化培訓以及開展所謂農村救濟合作、衛生、修護道路等工作”。[7]

其次是開展殖民奴化教育活動。中心內容是：建立殖民奴化的教育體系，修訂奴化教科書，強行推廣日語教育。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淪陷區各地建立起從小學到大學乃至日語學校、職業院校的殖民教育體系。在北平和天津，“此類學校不下百處”[8]。日本侵略者對小學教育最為重視，從小學生開始就灌輸親日思想。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曾經提到，“小學教師是向農民灌輸東亞解放思想的中心力量”[9]。中等教育主要以“務實”教育為主，為日本培養侵略中國的技術人才、偽軍兵源以及師資隊伍。高等教育方面則成立“新民學院”等一批漢奸奴化學校。同時，日偽當局編印了大量日語教材，除偽臨時政府教育部編審會編的《小學日本語讀本》外，還有日軍宣撫班本部編寫的《日本語會話讀本》，偽南滿教育會編的《初等日本語讀本》《標准日本語讀本》以及其他日偽機構和人員編寫的日語教材多達幾十種。華北偽政府禁用國民政府印發的各類教科書，成立“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篡改編訂新的教科書，在教科書中大力清除三民主義、共產主義、民族意識、抗日思想等內容，鼓吹“日滿中親善”“日中同文同種”“日中共存共榮”“建設東亞新秩序”“復興東方文化”等奴化思想。

五次“治安強化運動”使殖民奴化教育達到高潮。1941年3月至1942年底，日偽連續在華北實行了五次“治安強化運動”。這五次“治安強化運動”雖然每次側重點有所不同，但是殖民奴化教育作為必不可少的內容一直貫穿其中。在第二次治安強化運動中，日偽進行大檢查大搜捕，成立“剿共工作班”“反共視察班”“警探網”等情報特務組織，進行思想統治。在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中，大力推行其“思想戰”，查禁新聞出版，限制言論自由，開展丑化、奴化的歪曲報道。

（三）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地區推行奴化教育的特點與危害。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尤其是在華北淪陷區實行的殖民奴化教育，本質上是一種摻雜了法西斯主義、殖民主義、軍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雜糅體，根本目的是從文化上滅亡中國，使中國永遠成為其殖民地。

1.奴化教育是日本本國的軍國主義教育、皇國主義教育的延伸。1890年10月，日本明治天皇頒發“教育敕語”，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了“天皇教育體制”，這種教育體制打著封建主義忠孝的外衣，本質上是為了加強對教育和思想的統治，增強“皇民”意識，以維護天皇制國體，鼓動為帝國國運強盛和侵略瘋狂獻身。日本在華奴化教育沿襲了這種教育體制，其重要標志之一，就是脅迫學生們每天背誦“教育敕語”，向天皇肖像行禮。很顯然，這種帶有濃重封建殘余、軍國主義色彩的政教一體教育體制，完全是為其法西斯主義擴張服務的，完全是為其殖民統治服務的。

2.奴化教育附帶有很強的恐怖性。從源頭上看，奴化教育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一開始就是殘暴軍事侵略的附屬品。日本侵略者脅迫知識分子參加所謂座談會，強迫發言，“發言中稍有不妥，便帶到特務機關殺害”﹔許多知識分子被冠以所謂“思想不良”與“危險者”的罪名而遭逮捕和暗殺。[10]以山西大同為例，1942年春節，日偽以請客為名，誘騙捕捉當地397名知識分子，以“懂得英語的都是親英美的，是皇軍的敵對人物”為由，將他們活埋在郊外五條深溝裡。據不完全統計，日軍在大同有四五次大批屠殺知識分子的行動，共有500多人遇難，被囚禁200多人，幾乎每天都有三五人被活埋。[11]

3.奴化教育具有很強的欺騙性。日偽的奴化教育和宣傳，具有滲透廣、手段多、欺騙性強等特點。日偽在淪陷區推行的奴化教育往往披著封建主義的外衣，打著“復興中國文化”“溝通中日文化”的幌子，行愚騙民眾、歪曲歷史、美化侵略之實。如河北省曲陽縣的“宣撫班”用日軍吃剩的飯菜加以騙取誘惑，把一批飢餓的兒童組織起來，為日軍跑腿做事，稱之為“少年吃飯隊”，成員達30多人。日偽還利用發放農作物種子、提供食物救濟、實施醫療巡診、進行電影放映等方式籠絡人心，騙取民眾。楊尚昆曾分析過日偽奴化教育的本質：“企圖消滅我抗日思想與民族意識，使中國人民（特別是青年一代），變成日本的順民，變成任其宰割的綿羊。”[12]通過奴化教育宣傳，將淪陷區民眾培養成順民，輸送傀儡官員和親日漢奸，為戰場輸送兵源，最終還是為了服務於侵略戰爭。

4.奴化教育具有很強的破壞性。一方面，奴化教育加深了中國亡國滅種的嚴重危機。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在文化上滅亡中國，重中之重在於消解中國的語言文字、民族歷史。語言是一個民族獨立存在的必備條件和重要標志，日偽在華北淪陷區強行推行的日語教育政策，絕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語言政策，而是融入了殖民主義、奴化教育的政治企圖，是從最根本上滅絕中國文化、滅亡中國的手段。更為嚴重的是，奴化教育也產生了很多歷史遺留問題。戰后，在曾經的淪陷區進行去殖民化教育、清除殖民奴化殘余、清除甄別漢奸，就成為當時一項重要工作。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殖民奴化教育的基本情況

針對日本帝國主義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的嚴峻形勢，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抗戰教育的指導思想，在抗日根據地、游擊區以及淪陷區、國統區廣泛開展抗戰教育、國防教育、國難教育，旗幟鮮明反對殖民奴化教育。

（一）黨的抗戰教育思想和政策。毛澤東很早就意識到，禁止漢奸（殖民奴化）宣傳是抗戰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早在七七事變爆發的同月，毛澤東就提出實行抗戰的“國防教育”的主張和禁止漢奸（殖民奴化）宣傳的原則，指出“國防教育”是反對日本進攻侵略的辦法。所謂國防教育就是“根本改革過去的教育方針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務和不合理的辦法，一概廢棄。新聞紙、出版事業、電影、戲劇、文藝，一切使合於國防的利益。禁止漢奸的宣傳”[13]。次月，毛澤東明確提出“抗日的教育政策”的主張。中共中央在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著名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其中明確提出“抗日的教育政策”的主張，具體表述為“改變教育的舊制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后方”。[14]這是黨中央首次確立抗日教育政策，並為反殖民奴化教育指明了發展方向。

1938年4月，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國防教育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開幕式上進一步重申“用教育來支持抗戰”的主張。他強調“目前的抗戰是規定一切的東西，我們的教育也要聽抗戰的命令，這就叫作抗戰教育”。“抗戰教育不是強迫的，而是自發的，它依靠群眾或學生的學習熱忱，和教育干部的積極性。並且需要把教育者親密的聯系起來。”[15]

1938年10月，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又提出“偉大的抗戰必須有偉大的抗戰教育運動與之相配合”的號召。他在報告中提出“實行抗戰教育政策，使教育為長期戰爭服務”，“實行國防教育政策，使教育為民族自衛戰爭服務”，主張一切工作都應為抗戰的原則，一切文化教育事業均應使之適合抗戰的需要。[16]具體的文化教育政策有：“第一，改訂學制，以教授戰爭所必需之課程及發揚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為原則。第二，創設並擴大增強各種干部學校，培養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廣泛發展民眾教育，組織各種補習學校識字運動、戲劇運動、歌詠運動、體育運動，創辦敵前敵后各種地方通俗報紙，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與民族覺悟。第四，辦理義務的小學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后代。”“實行國防教育政策，使教育為民族自衛戰爭服務”，實現“發動人民自己教育自己”，以達到完成“提高民族文化與民族覺悟”的目標。[17]關於抗戰教育的內容，1940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論政策》中提出：“關於文化教育政策。應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眾的抗日的知識技能和民族自尊心為中心。”[18]這樣，以反殖民奴化教育為目標的抗戰教育的政策、目標、內容及任務更加具體化。

（二）黨領導的反殖民奴化教育實踐。在抗戰教育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在淪陷區、游擊區以及抗日根據地，在抗日部隊、抗日組織、抗日民眾當中展開了廣泛的抗戰教育運動，針對日偽殖民奴化教育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抗戰教育斗爭。

1.在干部和軍隊中開展抗戰教育。面對嚴峻的抗戰形勢和殖民奴化教育的大肆擴張，黨中央清醒地認識到干部教育的必要性，提出並確定了“干部教育第一”的戰略定位。干部教育成為黨的抗戰教育的重心所在。1942年5月24日，中共北方分局宣傳部發出《關於執行中央在職干部教育決定的指示》，加強干部在職教育。在中央指導下，河北抗戰學院、山東抗日軍政干部學校、冀中民運干部學校、晉西青年干部學校、蒙藏學校等紛紛建立。這些干部學校，不僅培養黨的抗日干部，開展國防教育和抗戰教育活動，還培養軍隊、群眾、青年、婦女、少數民族的抗日干部。華北聯大成為黨在華北地區“文化教育戰線上的一個堅強的堡壘”[19]，為抗日戰爭和邊區的建設培養了大批骨干力量。華北聯大在辦學過程中，堅持貫徹“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為目標的新民主主義的抗戰教育”，不僅清除了“帝國主義的奴化教育”，也廢止了半封建的“愚民教育”。[20]干部學校的建立發展，使大量干部接受了抗戰教育，“給抗戰以無窮盡的新的堅強的力量”[21]。

在軍隊中開展抗戰教育同樣重要。周恩來在作“七七”抗戰四周年的總結時，號召“我們必須加強各個戰線上的戒備，提高我們的士氣，進行軍隊中及居民中的抗戰教育”[22]。至於用什麼內容開展軍隊抗戰教育，陳毅提出：“我們用民族氣節教育，反對投降敵人的抗戰教育，來穩定人心，堅定抗戰，寧為玉碎，不求瓦全。”[23]在華北各個敵后根據地以及游擊區，在部隊內部開展了廣泛的抗戰教育工作。通過開辦各級訓練班、隨營軍政干部學校（隨營軍校），利用戰斗間隙、部隊修整等空閑時間，集中學習、隨戰隨學。軍隊抗戰教育，極大地增強了部隊抗戰的決心，提高了士氣，為克服困難、實現持久抗戰奠定了基礎。

2.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教育體系，實行抗戰教育政策。毛澤東認為“抗戰教育，一是辦學校，辦小學、中學、大學﹔二是社會教育，設立夜校，推行識字運動等”[24]。中國共產黨在敵后抗日根據地領導建立了抗戰教育體系，包括干部教育、高等教育、中小學教育以及各種社會教育組織形式。以基礎的小學教育為例，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明確提出應該“辦理義務的小學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25]。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制定了《強迫兒童入學暫行辦法》，晉察冀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發出了《普及國民教育的指示》。在根據地，各級學校不斷建立，教科書也得到修訂，將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以及抗戰教育的內容融入其中，有效地抵御和消除了奴化教育的侵襲，構筑了根據地抵制殖民奴化教育的基本防線。

抗戰的社會教育也得到較大發展。1937年10月，劉少奇談到“抗日政府的教育政策”時指出，應該“廣泛發展補習教育，民眾社會教育，組織識字運動等”社會教育。[26]1939年5月15日，鄧小平在談到“如何動員民眾堅持敵后抗戰”問題時，也提到“要善於運用和經過這些群眾組織，對廣大民眾進行抗戰教育，動員他們積極參加抗日斗爭，自覺自願地協助政府和軍隊”[27]。在黨的領導下，民眾的抗日教育廣泛開展，結合群眾的特點和愛好，建立和組織各種學校形式，有補習學校、掃盲學校、夜校、冬校等，積極開展識字運動、戲劇運動、炕頭討論、巡回教學、歌詠運動、體育運動，提高了群眾的民族文化意識與民族覺悟。

3.積極領導抗日文化運動，堅決抵制奴化教育。中國共產黨除了領導根據地的抗日文化運動外，還在淪陷區、國統區積極領導開展抗日文化斗爭。1938年3月，在周恩來領導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由郭沫若主持在武漢成立。“文協”組織戰地慰問團奔赴中原戰場﹔由郭沫若主持的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也組織抗敵演劇隊、“孩子劇團”以及抗敵宣傳隊，派赴各戰區前線。像這樣的組織還有宣傳隊、漫畫隊、記者隊、流動劇團、慰勞隊、服務隊、歌詠隊、放映隊等等，它們以抗日作品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種種暴行，宣傳抗戰精神和抗戰必勝的信念，號召全民族起來反抗侵略，極大地振奮了民心。1940年8月，李維漢在《解放雜志》發表《亟待改革的教育》，指出：“三年以來，教育戰線的重要提到了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高度。文化教育戰線就成了抗日陣線的重要側面之一，文化教育工作者就成了抗日戰爭的重要武器之一。”

4.針鋒相對地開展敵偽軍的瓦解工作，教育感化日本戰俘。對敵偽軍的教育感化和瓦解工作是反殖民奴化教育最為生動和最具說服力的一項工作。毛澤東指出：對日本軍隊要做“政治上的爭取”，“對於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順導他們的這種自尊心，以寬待俘虜的方法，引導他們了解日本統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義。另一方面，則是在他們面前表示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頑強的戰斗力，這就是給以殲滅戰的打擊”。[28]華北地區的抗日武裝和抗日組織開展了行之有效的對敵教育感化和瓦解工作。各部隊均設有敵軍工作部，各地區也都成立有敵偽工作委員會，專門從事對敵工作。1939年11月7日，華北日本人第一個反戰組織“覺醒聯盟”在山西遼縣（即今左權）成立，其地方支部分別在華北地區的冀中、冀南、晉察冀、膠東等地相繼設立。另外，還成立了日本士兵反戰同盟、日本士兵共產主義同盟、朝鮮獨立同盟、朝鮮義勇軍等各種形式的反戰組織。據不完全統計,在整個抗戰期間,參加“覺醒聯盟”等反戰組織的日本成員總數達到1200人。[29]通過大量的分化瓦解和爭取工作，加劇了日軍的反戰厭戰情緒和悲觀失望情緒，起到了瓦解和削弱日軍的作用。

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殖民奴化教育的特色與經驗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系列反殖民奴化教育卓有成效，特色鮮明，也積累了豐富的斗爭經驗。

（一）教育方法靈活有效。靈活、有效是黨領導的反殖民奴化教育的鮮明特色。干部學校的課程設置靈活多樣，教學要求規定學員要學習和生產相結合、學習和戰斗相結合。在抗日文化運動中，針對群眾文盲率高、知識文化水平低的現實，採用圖畫、壁畫、漫畫、話劇、影片等形式，這些宣傳教育形式簡單生動、容易傳播，效果明顯。在農村的抗戰教育中，方式方法更加靈活。農民白天忙於農活，就辦夜校﹔農民春種秋收，就辦冬校。在對敵瓦解工作中，除了正面的針鋒相對宣傳，還靈活策動日偽征用的民夫開展工作。劉伯承曾總結，敵人帶民夫來，我們便應抓緊民夫的民族教育，也可以給放回去的民夫一定的宣傳任務，以后武工隊到敵佔區銜接聯系，進行秘密的組織工作。[30]靈活多樣的教育形式和斗爭方法，極大地擴大了抗戰教育的影響范圍，有效抑制了殖民奴化教育的侵擾。

（二）話語方式大眾化通俗化。教科書是進行抗戰教育、反對奴化教育的重要載體，也是體現抗戰教育話語方式的重要表現。在晉察冀邊區教材編寫大綱中，就專門有“啟發群眾的國家民族觀念”“注意兒童需要”的明確要求。在使用的教科書中就有中國歷史文化、抗日英雄故事、民族精神故事等愛國主義教育內容。許多宣傳抗戰精神的故事也編入其中，“狼牙山五壯士”的英雄事跡就出現在晉察冀邊區審定的高級小學的《國語課本》第3冊中﹔“朱德的扁擔”編入晉冀魯豫邊區的《初級新課本》中，並配有插圖。這些教科書的修訂，讓兒童、青少年比較容易地學習了抗戰精神，啟發了他們的國家民族觀念。此外，經常運用群眾易於接受、容易記憶的話語方式宣傳抗日，例如編兒歌、編順口溜、簡單的口號、簡短有力的抗戰歌曲等。

（三）依托軍隊和文化工作者開展工作。軍隊是抗戰教育的生力軍，文化文藝是抗戰教育的有力傳播渠道。一方面，加強對軍隊的抗戰教育，有力地提高了部隊的抗戰決心和信心，提高了戰斗力和斗爭性。另一方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戰斗在第一線，也成為傳播抗日精神的宣傳隊。抗日部隊直接面對日偽，直接接觸游擊區、淪陷區群眾，與殖民奴化教育進行直接斗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文化運動，有力地動員了文化戰線的抗日力量，大量知識分子、民主人士、青年學生因此奔赴抗戰前線，奔赴大后方，揭露日軍暴行，贊揚抗戰英雄，增進了全國人民對於抗戰到底的認識與了解，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教育運動，瓦解了敵人苦心經營的殖民奴化教育體系。軍隊和文化工作者的大力宣傳和活動，極大地激發了抗日教育運動的群眾基礎，增強了抗日教育的群眾性。

（四）體現了偉大的抗戰精神。堅持抗戰教育、堅決反對奴化教育的斗爭，本身就是愛國主義精神的表現。在面對殖民奴化的斗爭中，愛國教師堅持教授愛國主義教育課程，愛國新聞記者勇於揭露日軍暴行，愛國知識分子積極創作抗日宣傳作品，愛國教育家積極從事國難教育運動，等等，這些都體現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日本侵略者對根據地採取瘋狂的“三光政策”，制造“千裡無人區”，對抗日軍民進行大“掃蕩”、大屠殺。即便在這種極端情況下，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軍民仍然堅持進行抗日救亡宣傳、愛國主義教育，並涌現出了成千上萬的抗戰英雄，像狼牙山五壯士英烈事跡就被人們廣為傳頌。郭沫若曾概括，“富於反侵略性”是中華民族精神的獨特氣質。反抗侵略和反奴化教育，勇於反抗殖民奴化，揭露侵略暴行，激活和煥發了“富於反侵略性”的中華民族特質，體現了抗日軍民百折不撓、堅忍不拔的必勝信念。

四、抗戰時期反殖民奴化教育的現實啟示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教育運動、反對殖民奴化教育，對於當前加強黨的領導、把握意識形態話語權，加強以愛國主義教育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堅決反駁美化侵略、美化殖民奴化教育的錯誤觀點，以及部分地區去殖民化遺留問題的解決等，具有重要的現實啟示。

（一）堅持黨的領導，牢牢把握意識形態話語權。堅持黨的領導是反對殖民奴化教育的重要經驗。抗戰時期，在極端艱苦、資源匱乏和極端危險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了艱苦卓絕的反奴化教育運動和斗爭，是抗日教育政策的最早宣傳者和有力動員者﹔是開展反奴化教育斗爭最堅決的領導者和組織者﹔是抗日文化教育運動斗爭的有力引領者﹔也是在廣大農村基層堅持抗戰教育並建立抗日教育體系的中堅力量和中流砥柱，為反殖民奴化教育斗爭付出巨大犧牲、作出重要貢獻。

慘痛的歷史教訓一再告訴我們，意識形態的主導權和話語權的喪失，會導致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災難，造成深重的文明創傷。新時代，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依然復雜，我們要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堅持黨對意識形態的領導，把愛國主義教育擺上重要日程、納入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加強陣地建設和管理。進一步健全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宣傳部門統籌協調、各負其責的意識形態工作格局，做愛國主義的堅定弘揚者和實踐者，同違背愛國主義的言行作堅決斗爭。

（二）必須旗幟鮮明地反駁美化侵略、美化殖民奴化教育的觀點。近年來，日本極右翼勢力在文化教育領域出現了法西斯主義復辟苗頭。例如日本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編寫的嚴重歪曲的“新歷史教科書”通過文部省的審定，進入中學課堂。教科書利用刪除法和模糊語言，極力淡化侵華、否定戰爭責任甚至美化侵略。日本外務大臣麻生太郎在2006年叫囂，台灣今天擁有較高教育水平，得益於日本的殖民統治。[31]又如日本有高層意圖讓“教育敕語”重新進學校教材，引起飽受戰亂之苦的東亞、東南亞國家的強烈反對。近年來，國內也出現“精日”現象，例如有青年人迷戀二戰日軍制服、在日軍侵略遺址拍照留念、詆毀抗日英雄等。2017年，4個“精日”分子身穿二戰日軍制服，在著名抗日遺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四行倉庫拍照留念，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

對以上美化侵略、美化殖民奴化教育的錯誤觀點，必須旗幟鮮明予以反駁批判。黨和國家相關部門頒行了一系列制度規范予以堅決治理。《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明確提出：“對侵害英雄烈士姓名、肖像、名譽、榮譽等行為，對破壞污損愛國主義教育場所設施，對宣揚、美化侵略戰爭和侵略行為等，依法依規進行嚴肅處理。”2018年5月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也明確規定：“褻瀆、否定英雄烈士事跡和精神，宣揚、美化侵略戰爭和侵略行為，尋舋滋事，擾亂公共秩序，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我們必須意識到，當前依然存在反殖民奴化教育的必要性，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堅決反駁批判美化侵略、美化殖民奴化教育的錯誤觀點，揭露其本質，廓清歷史與現實當中的殖民奴化關系。

（三）探討解決歷史遺留的去殖民化問題。當前，我國部分地區依然存在去殖民化的歷史遺留問題。與華北地區不同，香港經歷了長達150多年的殖民統治時期。英國殖民者、日本帝國主義在香港推行奴化教育、同化教育、差別教育、精英教育、親英教育、皇民教育等殖民主義教育政策，造成部分香港民眾尤其是青少年學生存在國家概念模糊、民族意識不強、價值觀念混亂、信念缺失、殖民記憶未曾消解等問題。台灣經歷了長達半個世紀的日據時期。雖然國民黨在台灣推行了一系列的去殖民化舉措，起到一定效果。但是，當前台灣社會和政治活動中仍然存在一些殖民奴化教育的殘留和后遺症，對當今台灣的民眾心理、文化教育和政治生態產生不良影響。

我們依然面臨著去殖民化斗爭的挑戰，去殖民化教育依然具有現實必要性。去殖民化教育是一場嚴肅艱巨的斗爭，進行去殖民化教育必須堅持黨的領導，牢牢把握意識形態主動權和話語權。必須在堅持“一國兩制”基本國策的前提基礎下進行﹔必須認真梳理和研究反殖民奴化教育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總結經驗、把握規律﹔必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再作更為深刻的歷史反思和總結。我們要認識到，當前去殖民化教育斗爭是重建身份認同、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重要基礎﹔去殖民化教育是有效體現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良好示范。當前，推進對去殖民化教育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助理研究員，博士）

（來源：《上海黨史與黨建》2020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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