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對毛澤東黨內核心領導地位確立的貢獻

關鍵詞：毛澤東  劉少奇  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  核心領導地位

內容提要：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經歷了長期曲折的過程。劉少奇作為這個集體的重要成員，為毛澤東在黨內核心領導地位的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在工作中全面貫徹黨中央和毛澤東提出的路線方針政策﹔積極倡導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確立、宣傳和維護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在黨的七大上系統科學地闡釋毛澤東思想。

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至黨的七大趨於成熟，經過近十年時間。這個領導集體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①，即是說，毛澤東處於核心領導地位。毛澤東這個核心，是“全黨和全國廣大人民所審慎選擇的結果”②。劉少奇作為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在確立和維護毛澤東黨內核心領導地位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大貢獻。

劉少奇無論是在長征期間還是后來在北方局以及中原局、華中局工作期間，堅定支持、全面貫徹黨中央和毛澤東提出的系列正確路線政策方針，在實踐中有力地支持毛澤東在黨中央的工作和領導權威。

遵義會議既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生死攸關的轉折點，也是毛澤東在黨內核心領導地位開始確立的重要關節點。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就長征以來各種爭論問題，主要是最緊迫的軍事路線問題，作了長篇發言③。作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堅定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擁立毛澤東為黨和紅軍的主要領導人。

劉少奇和毛澤東是湖南同鄉，革命伊始他即在毛澤東領導下開展工人運動。后因黨分派的工作任務不同，兩人交集很少，聯系不多。劉少奇長期領導工人運動，成為工運領袖，大革命失敗后到白區開展地下工作。毛澤東先是從事農民運動，后開創“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締造中國工農紅軍，創建革命根據地，成為中國革命正確道路的主要代表。他們堅持從實際出發，堅持正確斗爭方針，受到了黨內錯誤領導的排擠和批判。劉少奇關於開展工人運動和白區工作的系列正確主張為臨時中央所拒絕，並被帶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毛澤東受到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打擊，失去對黨和紅軍的領導權。但他們並不知道對方受打擊的情況④。劉少奇到中央蘇區后，了解毛澤東領導紅軍的情況后，對比黨中央錯誤路線對白區工作造成的損失，曾感慨地說：“毛澤東同志領導蘇區紅軍，執行‘保存有生力量’，打仗‘賺錢就干，折本不來’的方針是對的，所以紅軍力量越斗越強，白區工作沒有這樣做，所以越斗革命力量越弱。”⑤因而對毛澤東回歸黨中央領導集體，重拾紅軍領導權，劉少奇是很興奮的，他在紅五軍團傳達遵義會議精神時說：“最近我們紅軍遭受了不應有的損失……這都是‘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排斥毛澤東同志的領導造成的。現在好了，毛澤東同志又回到中央來了，我們紅軍有希望了，我們黨有希望了，中國革命有希望了。”⑥

毛澤東雖然“回到中央來了”，但這個領導集體還必須在革命實踐中接受檢驗，不斷成熟，做到全黨認可，眾望所歸。在這個過程中，首要的是黨中央和毛澤東在重大歷史關頭和重要歷史時刻，能否根據形勢變化，適時提出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以便全黨遵循和貫徹。劉少奇無論在黨中央工作，還是在地方工作，都積極支持和全力貫徹黨中央和毛澤東提出的路線政策方針，在實踐中証明其是正確的。

(一)堅決反對長征途中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擁護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正確主張

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后，在1935年6月26日至28日兩河口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同意周恩來、毛澤東等多數同志關於北上創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意見。他說：“戰略方針我同意的。這地區廣大能活動，能打通與國際關系，建立鞏固根據地。”⑦9月2日，在巴西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同意毛澤東關於重新整理紅二方面軍的工作方針的報告，指出：“一方面軍需要較長時間的整頓，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應該具體溶合兩方面的寶貴經驗。”⑧9月初，他在一次有紅一、紅四方面軍軍隊參加的動員大會上講話時，特別強調：“紅一、紅四方面軍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紅軍﹔紅一、紅四方面軍要加強團結，堅持斗爭，克服困難，繼續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⑨9月12日，在俄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劉少奇同意毛澤東關於同張國燾的爭論和目前行動方針的報告和會議通過的《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

(二)全力貫徹瓦窯堡會議精神，促進華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1935年12月瓦窯堡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民族矛盾逐步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的新特點，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會后，黨中央派劉少奇任中央駐北方局代表，赴華北宣傳黨的新政策，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劉少奇對這個新工作信心滿滿，他說：“現在和過去不同了，有了毛澤東同志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方針，一定能改變白區工作的局面。”⑩到華北后，他了解到“遵義會議以后黨中央的正確路線還沒有傳達到白區來，華北黨組織還是被錯誤路線統治著”(11)。為此，他根據中央確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總口號，提出華北黨要以“准備自己，准備群眾，為保衛平津、保衛華北而戰”為工作方針(12)。經過十幾個月的努力工作，華北地區黨的工作得到轉變，黨組織得到恢復和發展，抗日統一戰線工作得以開展起來。黨中央對劉少奇的工作是滿意的，“北方黨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轉變”，“這些主要轉變，是以奠定勝利的基礎，開展著光明燦爛的偉大前途”(13)。

(三)積極支持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抗戰方針政策，同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作斗爭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劉少奇在華北積極貫徹洛川會議關於堅持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在敵人后方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的決定和毛澤東關於“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14)的指示，開辟了華北抗戰的新局面。然而，王明從蘇聯回國后，在1937年12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黨中央的抗戰方針政策橫加指責。因王明說是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因而對與會者產生很大影響，毛澤東處境困難。王明對劉少奇也提出批評，說他過分強調獨立自主，妨害統一戰線，對游擊戰爭的作用過分強調。在這場事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前途的斗爭中，劉少奇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他在會上三次發言，結合華北的情況，闡述了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原則的重要性。他認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須要具體解釋”，不能成為“一切經過”蔣介石和閻錫山。我們要經過統一戰線去進行群眾工作，直接動員群眾，領導群眾，擴大民族革命統一戰線運動﹔要以共產黨為領導來團結一切抗日的勢力與階層，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堅持敵后抗戰(15)。劉少奇既為自己作了辯護，也維護了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正確路線(16)。

(四)大力貫徹黨中央關於發展華中的戰略任務

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確定黨的主要工作放在敵后和戰區，大力鞏固華北，發展華中。會議決定劉少奇任中原局書記，負責開拓華中抗日根據地。抗戰初期，華中黨的工作由王明負責的長江局指導，他們“強調華中的特殊性，在行動中堅持自己的與中央抵觸的錯誤路線”，“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執行中採取了不正確的方針”，結果造成“我黨我軍在華中抗戰中所佔的實際地位是很微弱的”(17)。劉少奇到華中后，傳達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大刀闊斧開辟抗日根據地，在與國民黨頑固派的反摩擦斗爭中鞏固和擴大抗日民主政權﹔同時，對項英等在東南局和新四軍執行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了嚴肅批評。他曾說，黨中央派我來華中，一是糾正項英在皖南的錯誤﹔另一個是解決蘇北問題，建立華中抗日根據地，把新四軍和八路軍聯成一片(18)。經過三年的艱辛努力，劉少奇很好地完成了黨中央交代的任務。

1943年3月，劉少奇在黨內作《六年華北華中工作經驗的報告》時指出：“華北華中以及皖南實踐的經驗，這樣明確地証明了一個真理：抗戰以來，應該說是遵義會議以來，黨中央的路線和方針是完全正確的。誰個違背了它，誰就不能勝利。”(19)這既從總結實踐經驗的角度証明遵義會議以來黨中央路線方針的正確，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在政治上已經成熟。

劉少奇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建議加強黨的制度建設，確保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積極宣傳毛澤東在黨內的核心地位和重大貢獻，倡導用毛澤東的思想體系清算黨內的錯誤思想，在組織上和思想上為確立和維護毛澤東在黨內的核心領導地位作出了不懈努力。

劉少奇指出：為保証黨的領導的正確，確保革命事業成功，黨必須建立“完備嚴密科學的領導”(20)和“真正的集體領導”(21)﹔同時“一定要有領袖”(22)。換言之，要建立一個有核心的領導集體。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傳達了共產國際指示，承認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地位。這以后，如何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確立和維護好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是劉少奇非常關注並努力去解決的問題。

(一)建議加強黨的制度建設，保証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

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前，針對黨內出現過違背黨的組織原則，不服從中央決定，不遵守黨的紀律的現象，劉少奇從加強黨的建設的高度提出：“黨內要制定一種黨規”(23)，“要在組織上、黨規上保証黨的團結，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必須無條件服從組織”(24)。1938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採納了劉少奇的建議，決定由康生、劉少奇、王明負責起草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等三個決定。11月6日，劉少奇在全會上作《黨規黨法的報告》，對三個決定作了說明。他指出，制定黨規黨法有三方面原因：一是黨“有許多新的情況發生”﹔二是“以黨規與黨法去教育同志”，因“要保証黨的團結與統一，除政治上思想上之統一外，條文上亦應規定法律上非團結不可，以避免個別人破壞黨的團結與統一”﹔三是加強黨的組織建設，“保証按民主集中制來建設”(25)。他特別強調：“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一切領導集中於中央，此為民主集中制。”(26)全會通過的這三個決定，對於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和黨中央集中領導意義重大，黨的權力集中於黨中央，集中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

1942年底，劉少奇回到延安后，黨中央正醞釀對中央領導機構進行調整。1943年1月12日，劉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建議“中央關於日常組織性質的工作由中央書記處負責”(27)，以使政治局更多地注意對全黨思想、路線、政策、軍事等大政方針的領導。3月16日和20日，中央政治局兩次開會，討論中央機構調整問題。他又建議：“書記處有一個主席，其他兩個書記是主席的助手，不是一個像過去那樣成為聯席會議的形式。書記處職權應改為在政治局方針下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28)中央接受劉少奇的建議，將其寫入《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決定指出：“在兩次中央全會之間，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政治局推定毛澤東為主席……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書記處是根據政治局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書記處重新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同志組成之，毛澤東為主席，會期不固定，得隨時由主席召集之，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29)這個決定明確了毛澤東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主席，而且賦予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從組織上明確了毛澤東在黨內的核心地位。

(二)積極宣傳毛澤東在全黨的核心地位和重大貢獻

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后，劉少奇反復宣傳，毛澤東是中國革命和民族解放事業中成長起來的、為全黨所擁護的領袖，是黨的正確路線的代表。1939年10月，劉瑞龍隨劉少奇前往華中工作，在路途中，劉少奇談到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時說，“我們黨歷盡千辛萬苦，在危難中找到了毛澤東同志作為自己的領袖，是中國革命能夠勝利的保証。毛主席是我們黨正確路線的代表”(30)。11月初，他在安徽渦陽新興集向新四軍游擊支隊第六支隊講話時說，“毛澤東同志是我們的領袖，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典范。有了毛主席的領導，中國的民族解放事業一定能夠勝利”(31)。1941年11月，他在華中局黨校演講時說，“毛澤東同志是全黨的領導者”，“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事情辦得好，他們代表真理，因此我們才服從他們”(32)。1942年6月30日，劉少奇在中共山東分局召開的紀念“七一”干部大會上作報告時指出：今天黨已經是一個全國性的大黨，已有了經過長期鍛煉的堅強干部，也有正確的政治路線，更有了精通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情況為每一個黨員所擁護的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33)。這年7月20日，劉少奇給陳毅等人的信中說：“龐友蘭說，共產黨的下層同志能照中央毛澤東同志的話辦事，一定得天下。那末我們是否能夠做到這樣呢？是能夠做到的。這對布爾什維克黨來說，沒有做不到的理由，我們一定要做到。”(34)正是基於對毛澤東這種領袖地位的正確認識和認知，1943年6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共中央為抗戰六周年紀念宣言時，劉少奇提議在宣言最后一段增加“全體共產黨員必能鞏固地團結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周圍”(35)。7月4日，他在《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一文中指出：“就是在二十二年長期艱苦復雜的革命斗爭中，終於使我們的黨、使我國的無產階級與我國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我們的毛澤東同志，是二十二年來在各種艱苦復雜的革命斗爭中久經考驗的、精通馬列主義戰略戰術的、對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抱無限忠心的堅強偉大的革命家。”(36)應該說，劉少奇對毛澤東領袖地位的認識和評價，無論是在黨內的理論認識方面，還是在其革命實踐中發揮的客觀作用方面，都達到了當時黨內的最高水平，這也是全黨的共識。

(三)倡導用毛澤東的思想體系清算黨內的錯誤思想

1943年4月3日，中央決定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糾正干部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在此之前，劉少奇剛回延安時，王明聽到劉少奇曾批評華中個別地區執行統一戰線政策時出現過“左”的錯誤，就“興奮不能自主”，向劉少奇宣傳他在1941年10月提出的那些意見(37)，要劉少奇“主持公道”。劉少奇聽了以后，馬上對他有了警覺，指出這些意見應該在政治局會議上講(38)。3月，劉少奇作六年華北華中工作經驗的報告時，對抗戰初期華中黨的領導，特別是王明領導的長江局的右傾錯誤進行了批評(39)。7月4日，他在《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一文中，總結黨成立二十二年歷史經驗，指出：“在各種經驗中最重要的一個經驗，就是關於什麼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什麼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這個問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就是毛澤東同志以及團結在毛澤東同志周圍的其他許多同志”，“就須要把毛澤東同志的指導貫徹到一切工作環節和部門中去”(40)。

1943年8月3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了抗戰時期黨的路線問題，批評王明在1941年10月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所說的中央路線是錯誤的意見，並講到王明向劉少奇、張聞天宣傳中央路線是錯誤的，要他們主持公道的事。會議決定由劉少奇向干部會議作報告，集中講抗戰時期的投降主義問題。10月24日，劉少奇在高級干部會議上作關於黨的歷史問題報告，講述了抗戰以來黨內路線問題，指出：“抗戰后黨內存在有兩條路線，一條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投降主義路線，另一條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41)第二天，劉少奇又在中央學習小組上發言，講述抗戰爆發后黨內在游擊戰爭、國共關系等問題上的意見分歧，再次強調：“抗戰爆發后存在兩條路線，一條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孟什維克路線，投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另一條是毛主席領導的布爾什維克路線。”(42)

從以上論述來看，劉少奇從中國共產黨長期革命實踐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發展兩個維度，一方面肯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提出“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中心構成的”的命題﹔另一方面指出毛澤東所代表的正確路線，就是“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學說”“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等，並且提出要將它“貫徹全黨”。這些，無疑對於黨內分清真假馬克思主義，樹立和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思想路線，用毛澤東的思想統一全黨思想認識發揮了積極作用，也為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在黨的七大上，劉少奇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全面論述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他為創立毛澤東思想以及對中國革命的歷史貢獻，科學闡釋毛澤東思想，為統一全黨思想認識，以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共產黨具有豐富的實際斗爭經驗，但也有著嚴重的弱點，那就是“黨在思想上的准備、理論上的修養是不夠的，是比較幼稚的”，因而容易造成“指導上的失敗”(43)。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倡導全黨加強理論學習，“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44)。這就是說，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總結中國革命實踐經驗，將之理論化，形成新的理論成果，並用以指導新的實踐。毛澤東思想就是這種理論探索的最終成果。劉少奇到黨中央工作后，以極大精力為黨的七大召開做准備。其中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負責起草新黨章，這也是他為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所作的最大努力。通過延安整風，將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已在黨內形成共識。1945年3月31日，劉少奇就修改黨章的經過及有關問題作說明時指出：“黨章以毛澤東思想來貫串，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特點。”(45)

1945年4月23日，黨的七大在延安開幕。5月14至15日，劉少奇在大會上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他在報告中第一次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意義、深刻內涵、歷史作用進行了全面系統科學地闡釋，指出：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現在我們黨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已經是一個有了自己偉大領袖的黨”。“毛澤東同志的道路，是最正確最完全地代表了我們黨的歷史，代表了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近代革命的歷史”(46)。

(一)全面論述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他為創立毛澤東思想以及對中國革命的歷史貢獻

從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創新和發展的角度來看，“他是天才的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47)，“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論上的修養和最大的理論上的勇氣”，“他在理論上敢於進行大膽的創造，拋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某些已經過時的、不適合於中國具體環境的個別原理和個別結論，而代之以適合於中國歷史環境的新原理和新結論”。“經過毛澤東同志的集中與創造”，“把我國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從來未有的合理的高度，並為災難深重的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指出了達到徹底解放的唯一正確的道路——毛澤東道路”(48)。

從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歷史貢獻來看，他是“我們黨和現代中國革命的組織者與領導者”(49)。劉少奇分析說：毛澤東是第一次大革命運動的組織者之一﹔在蘇維埃土地革命時是“紅色區域和紅軍的最杰出的創造者與領導者”﹔在抗日戰爭中是“解放區和八路軍、新四軍的創造者與領導者”(50)。他是“我國英勇無產階級的杰出代表，是我們偉大民族的優秀傳統的杰出代表”，“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51)。

(二)科學闡釋毛澤東思想的概念

毛澤東思想，是“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歷史、社會與中國革命的理論與政策”(52)。這個概念強調的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和主題。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53)。這個概念強調的是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脈相承的關系。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目前時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繼續發展，就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優秀典型”，是在“堅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基礎上，根據中國這個民族的特點，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斗爭的極端豐富的經驗，經過科學的縝密的分析而建設起來的。它是站在無產階級利益因而又正是站在全體人民利益的立場上，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方法，概括中國歷史、社會及全部革命斗爭經驗而創造出來，用以解放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理論與政策”(54)。這個概念強調的是毛澤東思想的“時代性”“民族特點”和“實踐性”。

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關於中國人民革命建國的正確理論”(55)，“是中國無產階級與全體勞動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確的理論與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救中國的理論與政策”，“是我們黨的唯一正確的指導思想，唯一正確的總路線”(56)。這個概念強調的是毛澤東思想的“目的性”和“唯一性”。

(三)系統概括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

劉少奇將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概括為九個方面：“毛澤東同志關於現代世界情況及中國國情的分析，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政策，關於解放農民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戰爭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根據地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黨的理論與政策，關於文化的理論與政策等。”(57)

(四)指出黨員干部在理論學習上的重要職責和光榮任務

劉少奇指出：“學習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思想，遵循毛澤東思想的指示去進行工作，乃是每一個黨員的職責。”“現在的重要任務，就是動員全黨來學習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思想，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我們的黨員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澤東思想變為實際的不可抗御的力量。”(58)

劉少奇對毛澤東思想的論述，既說明中國共產黨在理論創新方面達到歷史新高度，也說明黨內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達到歷史新高度。有參會代表回憶說：在七大開會以前，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還是比較抽象的，還不能歷史地、唯物地、辯証地、全面地和具體革命實踐結合起來，聽了劉少奇的報告后，才比較深刻而具體地了解了毛澤東思想的內涵和它在中國革命中所產生的強大精神力量，大開眼界，在思想認識上有一個飛躍(59)。正是在全黨認識高度一致的基礎上，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

黨的七大選舉產生新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領導機構。黨的七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主席。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正式形成，毛澤東的核心領導地位得到了進一步鞏固，中國共產黨成為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劉少奇以他堅定的政治定力、高超的組織能力和深厚的理論功底，為建設“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作出了應有的努力。

注釋：

①《劉少奇選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7頁。

②《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0頁。

③毛澤東在發言中批評了秦邦憲在向大會報告中談到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強我弱等觀點，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指揮上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指出秦邦憲和李德以單純防御路線代替決戰防御，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運動戰，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支持單純防御的戰略路線，從而使紅軍招致損失﹔強調這一路線同紅軍取得勝利的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是完全相反的。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42頁。

④劉少奇后來回憶說：“我和主席原來是互不知道受打擊的歷史情形的，一直到延安才和主席講，他講了他的歷史，我講了我自己。”劉少奇同朱理治的談話，1964年10月4日。

⑤《緬懷劉少奇》，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頁。

⑥《劉少奇年譜》(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頁。

⑦《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頁。

⑧《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頁。

⑨《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頁。

⑩《緬懷劉少奇》，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頁。

(11)《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7頁。

(12)對於這個方針，毛澤東后來給予充分肯定：“劉少奇同志提出‘保衛華北’、‘保衛平津’的口號很好，用以進行政治動員，帶國防實際性，這是一切工作的基礎。”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81頁。

(13)1936年8月5日，中央書記處致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信。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頁。

(14)《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頁。

(15)《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頁。

(16)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說：“劉少奇同志說的很對，如果所謂‘一切經過’就是經過蔣介石和閻錫山，那只是片面的服從，無所謂‘經過統一戰線’。在敵后，隻有根據國民黨已經許可的東西，獨立自主地去做。無法‘一切經過’。”參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頁。

(17)《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4、272、268頁。

(18)《緬懷劉少奇》，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頁。

(19)《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0頁。

(20)《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443頁。

(21)《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470頁。

(22)《劉少奇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頁。

(23)《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309頁。

(24)《劉少奇年譜》(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頁。

(25)《劉少奇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6頁。

(26)《劉少奇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頁。

(27)《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447頁。

(28)《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449頁。

(29)《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448頁。

(30)《緬懷劉少奇》，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頁。

(31)《緬懷劉少奇》，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頁。

(32)《劉少奇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337頁。

(33)《劉少奇年譜》(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01頁。

(34)《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頁。

(35)《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471頁。

(36)《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1頁。

(37)指1941年10月8日王明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對武漢時期的工作和對時局及中央的方針政策的看法，其實質是認為黨中央的路線特別是抗戰時期的路線是錯誤的。

(38)中央檔案館資料黨史研究室：《延安整風中的王明——兼駁王明的〈中共五十年〉》，《黨史通訊》1984年第7期。

(39)《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8-274頁。

(40)《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2、296、293頁。

(41)《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458頁。

(42)《劉少奇年譜》(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33頁。

(43)《劉少奇年譜》(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頁。

(44)《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

(45)《劉少奇年譜》(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63頁。

(46)《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5、319、341頁。

(47)《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336頁。

(48)《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6、336、323、319頁。

(49)《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319頁。

(50)《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頁。

(51)《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336頁。

(52)《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頁。

(53)《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頁。

(54)《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334頁。

(55)《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頁。

(56)《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4、334、334頁。

(57)《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頁。

(58)《劉少奇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337頁。

(5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憶七大——七大代表親歷記》，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頁。

（來源：《毛澤東研究》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