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重慶共產主義組織”研究述評

〔摘要〕 《四川省重慶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因其自稱成立共產黨組織時間早、又因其來源權威，自 1982 年披露以來就引起多方關注。近 40 年來，圍繞《重慶報告》和 “重慶組織”所展開的研究，在多個方面取得了進展，但都沒有能夠形成定論。要想取得突破，還要繼續從加大檔案發掘力度、進一步加強研究和加強資源整合等方面持續發力。

《四川省重慶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 ( 以下簡稱 《重慶報告》) 自 1982 年披露以來就引起多方關注，一是因其自稱成立共產黨組織時間特別早，比目前公認成立最早的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 ( 1920 年 8 月成立) 還要早 5 個月[①]; 二是因為其來源權威，被發現自 1957 年由蘇聯移交中共中央的共產國際檔案。如果 《重慶報告》為實，則今年是該組織成立 100 周年; 而明年將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在此時間節點，有必要梳理分析 《重慶報告》和 “四川省重慶共產主義組織” ( 以下簡稱 “重慶組織”) 的研究現狀，為學界進一步深化中共創建史研究提供助益。

一、《重慶報告》基本情況及研究現狀

( 一) 源自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檔案1957 年，蘇共中央把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移交給中共中央，保存在中央檔案館。這批檔案中有三份文件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有關: 《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 《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和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這三份文件都是俄文版。與以上檔案放在一起的，還有 《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 《廣東共產黨的報告》和 《四川重慶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②]

( 二) 毛澤東、董必武對這批檔案內容的鑒定不涉及 《重慶報告》

收到檔案后，中央檔案館組織相關專家進行了整理，將其中一份根據英文稿轉譯成中文的 《中國共產黨宣言》刊登在中共中央秘書局編輯的 《黨史資料匯報》第一號上，1958 年 6 月，毛澤東看后批示: “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隻提社會主義的革命，是空想的。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則是基本正確的。但土地國有是不正確的。沒有料到民族資本可以和平過渡。更沒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總罷工，而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基本上是農民戰爭。”[③]

1958 年中央檔案館把上文提到的關於中共一大的三份俄文文件譯成中文，刊登在《黨史資料匯報》第六號和第十號上。1959 年 8 月，董必武看到這三份譯稿后，給中央檔案館寫下復函: “這三個文件雖然是由俄文翻譯出來的，但未發現中文文字記載以前，我認為是比較可靠的材料。”但他同時也指出: “這三個文件有漏洞，隻有俄文而無中文，作者未具名，無年、月、日或僅年份而無月日，無收發文的地點等等，作為唯一可靠的材料是有問題的。”[④]

由此可見，毛澤東、董必武對這批檔案內容的鑒定僅涉及以上幾份文件，不涉及《重慶報告》。

( 三) 《重慶報告》刊布情況

中央檔案館以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檔案資料》為名，於 1982 年內部出版了這批檔案，其中包括 《重慶報告》，這是 《重慶報告》的首度面世。但此后 1989—1992 年，由中央檔案館編輯，經中共中央批准出版的大型檔案文獻叢書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及 2011 年由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合編的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均收錄了 《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廣州共產黨的報告》，但未收錄 《重慶報告》。

2011 年 3 月，經中央檔案館同意，這份檔案於 2011 年 3 月在 《光明日報》《重慶日報》《紅岩春秋》雜志公開發表。

2015 年，由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央檔案館合編的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文獻選編》 收入了 《重慶報告》，但是是作為相關文獻，而不是中共一大文件收入。

( 四) 《重慶報告》的基本內容

《重慶報告》約三千字，分七個部分，分別是 “四川的最近歷史” “我們組織的任務”“我們組織的歷史”“我們組織的機構”“成員人數”“運動”“我們組織的發展”。

《重慶報告》簡述了四川當時的社會狀況，回顧和考察了 “重慶組織”的由來和現狀，明確提出該組織與四川其他名目繁多的組織有本質區別: 它最初是由一些擁護馬克思主義的教師建立、由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發展而來。《重慶報告》表示，該組織將軍閥、資本家視為敵人，以共產主義為斗爭武器。 《重慶報告》稱，當時該組織的成員已多達“近四十個成員和六十多個候補成員”，“我們除了保存重慶的組織以外，還在川西、川西南、川東南、川北和川東，建立了分部”，“明年我們打算在西藏建立一個組織”。

( 五) 《重慶報告》成文時間

原件沒有成文時間，但因其正文寫到 “重慶組織”成立於 1920 年 3 月 12 日，可以判斷該報告的成文時間當在組織成立之后，具體時間尚無定論。目前，研究者判斷 《重慶報告》的成文時間主要參考了以下幾點。

第一，從 《重慶報告》的內容來看，文中所提及的四川軍閥混戰，特別是滇軍被逐出四川，准確時間是 1920 年冬。《重慶報告》中所述在上海購買了印刷機和鉛字， “打算年底運到重慶，明年一月將創辦自己的印刷所”以及發生了毛加工作坊等兩次工人運動等情形。據查史料，毛加工作坊的斗爭發生在 1920 年。可以判斷 《重慶報告》 是1920 年底前所寫，如果考慮到 “年底” 是指農歷紀年，也不排除是 1921 年初所寫。[⑤]但筆者認為，《重慶報告》中所寫情況是作者離渝時了解到的情況，如果作者經過數月跋涉到達俄國境內后才最終定稿，那麼不能排除成文時間比文中記錄的寫作背景要延后數月的可能。

第二，1921 年共產國際駐遠東全權代表舒米亞茨基收到 “重慶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后，在給張太雷的信中稱之為 “重慶的共產黨”。[⑥]1921 年 1 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決定設立遠東書記處，駐地在伊爾庫茨克，也稱伊爾庫茨克局，舒米亞茨基為全權代表。同年春，張太雷來到伊爾庫茨克參加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工作，6 月，他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三大。很有可能在會議期間，舒米亞茨基用寫信的方式和張太雷交換過意見。1922 年 2 月，該機構撤銷。[⑦]考慮到該機構從設立到撤銷的時限以及張太雷去莫斯科的時間，該報告的成文時間可能在 1921 年上半年。

第三，有研究者提出，這份報告可能是提供給原定於 1921 年底，后延至 1922 年 1月召開的遠東人民大會的。

第四，有研究者認為既然此份報告 “與有關中共一大的另外 5 份檔案資料放在同一卷宗中”，那麼 《重慶報告》當寫於 1921 年中共一大召開前后。[⑧]

( 六) 《重慶報告》作者是誰

原件沒有署名，但報告正文中提到 “我們四個人是四川選出的”，那麼作者就應該是這四人中的一人或者多人。

《重慶報告》公開出版僅一年多的時間，四川黨史工作者就考証認為廖劃平等人有可能就是作者。[⑨]1921 年 3 月 9 日，參加了上海外國語學社學習的四川青年廖劃平給重慶陳小我等三人的信中寫到: “四川共來十七人，同秦慧僧一路過俄的，隻小馬、徐敦讓同我三人，其余的因為錢沒兌來———或是錢不夠———所以一時不能動身。”[⑩]有學者認為: “信中所說的四人，正好和 《重慶報告》所說的 ‘四川四個人’相吻合。而且，他們四人確實到了俄國。”[11]具體寫作者很有可能是廖劃平。不久，該作者查到秦慧僧為江蘇人，進而否定了自己的原判斷。通過進一步考察，她認為其余 3 人可能是廖劃平的密友韓文畦、鐘白心和李仲權，但這 3 人因經濟困難沒有一起成行，而是委托廖劃平代轉意見。她還提出另外 3 種可能性: 廖劃平、杜小馬、徐敦讓和在重慶的陳慕勤 ( 陳小我) 4 人、和廖劃平同到上海的 17 人中的 4 人、參加四川省重慶共產主義組織的成員等。[12]但仍有學者堅持原論，認為秦慧僧雖不是重慶適社派出，但是與廖劃平、杜小馬、徐敦讓一起就是 “四川四人”[13]。還有人排除秦慧僧后，廖劃平、杜小馬、徐敦讓三人之外加上姚作賓。[14]關於姚作賓，研究者大多認為他不是 《重慶報告》寫作者，雖然他是四川人，並曾於 1920 年至 1921 年間赴俄，但身分是代表大同黨。

曾在 1920 年就加入朝鮮共產黨的四川人王維舟也曾於 1920 年底前往俄國，但考察其在俄行程及其經歷來看，目前公論他不是 《重慶報告》寫作者。

也有論者提出王右木作為中共一大前后四川建黨的重要人物，“理應是 《重慶報告》的重要組織者和參與者之一”。[15]

( 七) 《重慶報告》寫於何處

《重慶報告》沒有提及寫作地點。有學者根據內容認為 《重慶報告》寫於俄國，因為 《重慶報告》寫道: “從四川到俄國，行程很長，令人疲憊不堪，但是，畢竟是值得冒險的。”“行程很長，令人疲憊不堪”的感受，很容易讓人感到作者已經到了俄國。但《重慶報告》同時又說: “到俄國去，研究俄國共產黨人建設他們社會的方法，獲取中國沒有的珍貴書籍。”似乎還沒有到俄國。於是，有學者推論寫作地點應該是伊爾庫茨克，這裡是俄國為應對日本武裝干涉俄國革命而成立的遠東共和國的主要城市之一，西伯利亞大鐵路從這裡經過，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就設在這裡。[16]該學者后來撰文又提出也有可能寫於上海或者北京，甚至莫斯科。[17]

( 八) 《重慶報告》報送給何組織何人

《重慶報告》沒有說明要寫給誰，但 《重慶報告》說: “希望你們對這個地方的工作提出意見。”一般認為，這個 “你們”指共產國際。也有學者提出不能排除是寫給上海的黨團組織或者寫給北京的共產黨組織或其他進步團體。[18]

二、關於 “重慶組織”的研究現狀

關於 “重慶組織”的研究，主要圍繞兩點展開爭論，一是該組織是否存在; 二是如果該組織存在，該如何看待，是共產主義組織還是無政府主義組織。

( 一) “重慶組織”是否存在

1． 一種觀點傾向於認為 “重慶組織” 不存在

第一，認為沒有証據本身就說明其不存在。早在 1992 年，就有學者明確提出疑問:“如果四川確有一個規模宏大的 ‘重慶共產主義組織’存在過的話，一定會有原始文獻或其他歷史資料加以証實。可是，現在除這份報告外，卻沒有任何原始文獻或資料能夠加以証實。”[19]

目前對該組織是否存在懷疑最多的就是 《重慶報告》所稱的 “重慶組織”的組織結構和規模。從 《重慶報告》內容看，“重慶組織”成立時間早、規模大、組織機構齊全。《重慶報告》稱: “在一九二○年三月十二日，我們的組織在重慶正式成立了”， “我們的組織分為四部分: 1． 書記處，2． 宣傳部，3． 財務部，4． 出版部”，“我們的組織現在有近四十個成員和六十多個候補成員”， “我們除了保存重慶的組織以外，還在川西、川西南、川東南、川北和川東建立了支部。總起來說，四川共有五個組織，即成都、敘府、雅州、順慶、重慶等地各有一個組織。重慶是總的組織，是人們知道的 ‘正式組織’。所有這些組織，都在成功地進行著它們的工作。明年我們打算在西藏建立一個組織”。絕大部分學者認為，在 1920 至 1921 年，地處中國內陸的四川重慶地區，出現如此規模且組織機構齊全的共產主義組織幾乎是不可能的。 “無論這個組織究竟具有什麼樣的傾向性，它關於自身組織規模的說法都不能不讓人深表懷疑。”[20]

第二，從現存歷史檔案反証其不存在。中共二大前，1922 年 6 月，陳獨秀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 “現在黨員人數……四川三人。”[21]直到 1922 年 6 月四川才有 3 名黨員，因而之前不可能存在一個具有百人規模的重慶 “共產黨”。

第三，從現存當事人的回憶反証其不存在。陳譚秋在 《中共第一次大會回憶》中提到: “在第一次大會前除掉在日本、法國的留學生僑民的共產主義小組外，隻有在上海、廣東、長沙、武漢和濟南有共產主義小組，在南京、成都和杭州隻有個別的共產主義者。”[22]多數論者認為成都個別的共產主義者應該是王右木。[23]四川老黨員張秀熟回憶:“四川馬克思主義運動先驅者王右木同志，在一九二一年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四川地方組織，……右木同志是四川地方的第一個黨員。由於客觀和主觀的條件不具備，四川未曾建立黨的組織。”[24]人民出版社曾於 1981 年聯系四川黨史工作部門和四川五四運動的經歷者、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張秀熟，請他對 《重慶報告》進行鑒定，但當時均未提出肯定的鑒定意見。[25]

第四，認為不符合 “共產黨的建黨標准”和實際，比如理論准備不充分、沒有上海早期黨組織的幫助指導、沒有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系、沒有參加中共一大等等。[26]

第五，還有學者專門撰文討論 “重慶組織”的性質，進而認為該組織不存在。理由是認為考察 《重慶報告》內容，疑點重重; 考察 《重慶報告》的寫作背景、內容以及“重慶組織”的結構，“重慶組織”不具有中共早期組織的屬性; 考察該組織產生的具體社會環境及其主要成員的實際思想狀況，“重慶組織”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共產主義組織;考察現有的文獻資料，“重慶組織”不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源流組織。作者進而得出結論: “比較合理的解釋是: 這批共產主義者並不存在，‘重慶組織’亦不存在。”[27]

2． 一種觀點傾向於認為該組織存在或認為應持謹慎態度

第一，認為不應該以現存文獻或回憶缺乏就輕易否定該組織的存在。有研究者認為，“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文獻和早期黨員的回憶中都找不到有關的記載。多半也並沒有得到過上海共產黨的承認與指導，但這並不意味著這樣的組織絕對不存在”，並列舉了一開始沒有發現但后來隨著文獻發掘逐漸浮出水面的一些組織的例子，認為 “顯然，僅僅依據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文獻和它的早期黨員的回憶來論証一個 ‘早期共產主義組織’的存在與否是不夠的”。[28]

第二，認為不能以后來共產黨組織的標准來看待中國的早期共產主義組織，這會消弭歷史的復雜性。所謂早期共產主義組織指 “具有初步的同時又是不確定的和不成熟的共產主義思想傾向的 ‘崇尚共產主義的團體’”，包括黨在各地的早期組織。不能以未達到 “共產黨的建黨標准”和實際就推論 “重慶組織”是無政府主義式的組織。[29]

第三，從中共創建史中的種種待解之謎推論 “重慶組織”之謎的謎底是可能存在。有學者提出 1921 年 6 月，張太雷給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列出了七個省級黨組織即北京、天津、漢口、上海、廣東、香港、南京，並對這七個省級黨組織作了較詳細的說明。[30]但中共一大召開時，天津、香港、南京地區的黨組織並未派代表出席。陳譚秋回憶中共一大前成都的共產主義者到底是誰現在不能確証。中共二大的 12 名代表名單有一位姓名不詳，是否是四川黨員等等問題。 “歷史也遠不是從有記載的歷史開始的，更不是有記載的歷史可以完全涵蓋的。”[31]

第四，認為分析 《重慶報告》本身，就能証明 “重慶組織”存在。有學者認為 《重慶報告》確實保存在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檔案中; 《重慶報告》明確宣布擁護馬克思主義;《重慶報告》對 “重慶組織”成立背景的介紹比較真實; 《重慶報告》關於 “重慶組織”的機構介紹和工作比較具體; 《重慶報告》對俄國革命經驗的向往和學習的態度十分真誠。所以，“從 《重慶報告》的內容看，四川省重慶共產主義組織應該是客觀存在的”[32]。

第五，有學者以毛澤東、董必武鑒定過幾份檔案的可信度，進而認為整批檔案可靠可信，認為 “重慶組織”當然存在。他認為， 《重慶報告》是中共一大檔案的一部分;“重慶組織”是成立時間最早，尤其是在不依賴共產國際幫助的情況下，由一群擁護馬克思主義、身處內陸的重慶青年獨立自主地建立起來的共產主義組織。[33]

第六，有學者認為，“重慶組織”存在，但 《重慶報告》寫錯了成立時間。通過分析 《重慶報告》文本，論者認為， “他們在國內習慣於民國紀年，赴俄后要改為公元紀年時出了差錯”，因此，“重慶組織”成立的時間應為 1921 年 3 月。[34]

( 二) “重慶組織”是什麼性質的組織

1． 傾向於認為是無政府主義組織

主要証據是四川四人是無政府主義社團適社成員，廖劃平也有無政府主義言論。[35]廖劃平在給陳小我的信中說到: “現刻廣州那面，布爾塞維克的人，如陳獨秀在廣州方面很活動，他時常在報上狂吠，說是 ‘主張安那其 ( 無政府主義的音譯———引者注) 的人早生於幾百年’，你們看他混賬不混賬。”再加上當時無政府主義主張大行其道，一些進步青年在信奉馬克思主義之前都曾受到無政府主義的影響。[36]有學者明確提出 《重慶報告》作者四川四人是無政府主義社團適社成員， “四川四人到了蘇維埃俄國之后，把無政府主義傾向掩去了，把共產主義含意凸現了，於是就有了 《四川省重慶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37]。

2． 認為 《重慶報告》 內容真實可信，在中共一大召開之前，重慶就成立了共產主義組織[38]

其主要証據是 《重慶報告》內容中的一些言論，比如 《重慶報告》稱 “我們的組織是由一些擁護馬克思主義的教師所建立的。他們起初成立了一個研究會，在這裡聚集了一些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大學生”，“共產主義是現在和未來與邪惡進行斗爭的手段”等等。

不論是持哪種觀點，雙方有一些基本共識。第一，中國共產主義組織的產生，在當時的國際國內環境下，是一種歷史必然，外界力量所影響的只是加速或者延后這一進程。像同時期湖北惲代英發起的波社，四川的中國青年共產黨，都是在沒有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系，沒有與上海、北京早期黨組織取得聯系的情況下，自發組織成立的。第二，五四運動之后，無政府主義在青年中十分流行，相當多的先進分子和愛國青年曾一度信仰過無政府主義，他們中的很多人是經由無政府主義逐步過渡到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王右木在向團中央的報告中稱，無政府主義在重慶青年中非常流行，當時 “重慶有為青年，無處不見是已入安那其。我往來各在該地住過十余日，對青年學生團體講演曾兩次，總未易暢下其手”，甚至 “重慶除了安派外，另無有人”。[39]第三， 《重慶報告》中所引各種概念不應以現在的標准解讀。當時各派救國理論魚龍混雜，不經過必要的探索和實踐難以辨明哪種理論能夠救亡圖存， “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開始萌芽的早期，存在某種概念上的混亂也是不可避免的”[40]。所以雙方關於這一問題的爭論是 “義理”之爭，在史實上分歧不大。例如有學者一開始認為 “重慶組織”是無政府主義組織，不久，該學者重新撰文，修正了自己之前的看法，轉而認為 “適社應是 ‘重慶共產主義組織’的母體，或者說，是 ‘重慶組織’據以衍生而出的一個知識分子群體”[41]。

三、下一步研究展望

自 1982 年 《重慶報告》公開披露以來，圍繞 《重慶報告》和 “重慶組織”所展開的研究，在多個方面取得了進展，但又都沒有能夠形成定論。要想取得突破，筆者認為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

第一，加強檔案查找工作。中共的創建與共產國際有著深刻關聯，俄羅斯一些檔案館保存有大量未公開的中共相關檔案，這些檔案是破解一些黨史難題的鑰匙。像 1957年蘇聯轉交中國的檔案中就有國內未能找到的中共一大的文件; 像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出版的 《共產國際、聯共 ( 布) 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對扭轉陳獨秀的評價起了重要作用。就四川早期黨史而言，也是靠俄羅斯檔案館的檔案解開了陳獨秀 1922 年 6 月所稱 “四川三人”身份之謎。《黨的文獻》2012 年第 1 期刊登了李玉貞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新發現的青年團相關檔案，該文首次披露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屆團中央執委會共 41 次會議的會議記錄 ( 1922 年 5 月 11 日至 1923 年 8月 12 日) 。在討論四川地區團組織的籌備活動時，團中央領導人認為負責這項工作的幾名同志 “意見不能一致”，但團中央因 “經濟困難不能派人去蜀”，所以決定: “先給 C．P． 同志王右木、周欽岳、唐伯焜等信” 指示方法， “希望他們共同協力”，並 “互推一負責任的人總理組織地方團的事務”。[42]有論者認為，該檔案揭示了困擾四川黨史多年的“四川三人”的身份，他們應該就是王右木、周欽岳、唐伯焜。[43]

除俄羅斯外，學者也應廣泛挖掘中央檔案館、四川省檔案館、重慶市檔案館及各市縣區檔案館，可能會有所發現。

第二，圍繞既有線索繼續深化研究。在缺乏與 “重慶組織”直接相關史料的情況下，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繼續對現有線索深化研究，也會不斷取得新的進展。

過往多位研究者提到的與廖劃平同船赴俄的人中，有一人名叫秦慧僧 ( 又名秦抱朴) ，是江蘇無錫人，此人從俄國回來后，專門寫有 《赤俄游記》，從該書序言看，寫於 1925年，據事發時間非常近，但從筆者看到的既往研究來看，尚沒有研究者注意到該史料。[44]據 《赤俄游記》記載，去俄國的路上，“同行者除江蘇七人外，尚有四川三人”[45]。雖未一一點名，但這就與廖劃平的信兩相印証，証明兩個人的說法都比較可靠。他們先是從上海坐船到大連，然后坐火車到哈爾濱，因故在哈爾濱遲滯到五月后，因為懼怕被捕等原因，“我們同行的人都灰心絕意，大家預備回南了，獨我與廖仍決定去黑河一走”[46]。廖即廖劃平，按照秦慧僧的記述，四川三人中隻有廖劃平到了俄國。所以，如果 《重慶報告》是到俄國后所寫，則杜小馬、徐敦讓就肯定不是寫作者。但此后因秦慧僧與廖劃平兩人口音不同，怕一道走遭人懷疑，於是秦慧僧便先行，經過一番周折，到達莫斯科已是 8 月 5 日。[47]中間他曾在共產國際的安排下在伊爾庫茨克停留 12 天之久。但遺憾的是之后 《赤俄游記》並未再提及廖劃平的情況。依照秦慧僧的日程來看，廖劃平到俄的時間應該與他不會相差很多。還值得一提的是，秦慧僧記述他剛到俄國時，有人懷疑他是日本人，他拿出 “哈爾濱共產黨黨部的介紹書”[48]給自己解圍。但此 “哈爾濱共產黨黨部”到底是俄國人的黨組織還是中國人自己的共產黨組織並未細說。明顯該書有進一步挖掘研究的價值。

第三，進一步加強學術交流與資源整合。 《重慶報告》自 1982 年首次公開出版以來，已經接近 40 年，但遺憾的是關於 《重慶報告》的學術研討會隻召開過一次。2011年 7 月，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90 周年，由中央檔案館、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和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等單位在重慶聯合主辦了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與四川省重慶共產主義組織學術研討會”，120 余位與會學者碰撞交流，“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49]但遺憾的是這樣的學術活動舉辦得還太少，與之相關的資源整合也明顯不夠。典型的例子是迄今為止沒有一本關於 “重慶組織”的資料集公開出版，這明顯不利於吸引更多學者關注這一問題，就筆者目前所見資料，出版一本資料集是完全有可能的。

總的來看，隨著時間推移，關於 《重慶報告》和 “重慶組織”的研究明顯呈深化趨勢，相信隨著檔案資料的查找發現和既有線索的深入挖掘，在有關組織和學者的共同努力下，相關問題會得到進一步厘清。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助理研究員）

（來源：《毛澤東思想研究》2020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