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摘要〕 毛澤東與魯迅是同時代的人，兩人雖從未謀面，但毛澤東十分尊崇魯迅，贊譽魯迅是新文化革命的旗手，號召一切共產黨人都要向魯迅學習。毛澤東多次說，他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本文力求從毛澤東對魯迅評價的幾個側面展現兩位歷史偉人的思想共鳴。

魯迅是現代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毛澤東與魯迅是同時代的人，魯迅比毛澤東大 12 歲。兩人雖然從未謀面，但毛澤東十分尊崇魯迅，贊譽魯迅是新文化革命的旗手，號召一切共產黨人都要向魯迅學習。毛澤東多次說，他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本文力求從毛澤東對魯迅評價的幾個側面展現兩位歷史偉人的思想共鳴。

一、贊譽魯迅是新文化革命的旗手，現代中國的聖人，為革命者樹立榜樣

無論是新文化革命的旗手，還是現代中國的聖人，同時得到毛澤東這樣的贊譽，這是絕無僅有的事。1937 年 10 月 19 日，延安陝北公學舉行紀念魯迅逝世周年大會，毛澤東在會上發表講話說道: “我們今天紀念魯迅先生，首先要認識魯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國革命史中所佔的地位。我們紀念他，不僅因為他的文章寫得好，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而且因為他是一個民族解放的急先鋒，給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並不是共產黨組織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現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貫地不屈不撓地與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作堅決的斗爭，在敵人壓迫他、摧殘他的惡劣的環境裡，他忍受著，反抗著。……他用他那一支又潑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筆，畫出了黑暗勢力的鬼臉，畫出了丑惡的帝國主義的鬼臉，他簡直是一個高等的畫家。他近年來站在無產階級與民族解放的立場，為真理與自由而斗爭。”[①]在這篇講話中，毛澤東還進一步贊譽魯迅是現代中國的聖人。他強調: “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②]

兩年后，毛澤東在 《新民主主義論》中贊譽魯迅是新文化革命的旗手。他說: “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③]

1942 年 5 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道: “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在這裡就是說敵人，對於無論什麼凶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在這裡就是說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 ‘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④]5 月 28 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會上指出: “文藝是一支軍隊，它的干部是文藝工作者。它還要有一個總司令，如果沒有總司令，它的方向就會錯的。魯迅、高爾基就相當於總司令，他們的作品，他們說的話，就當作方向的指導。”[⑤]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仍一直高度評價魯迅的歷史地位，除繼續肯定他是中國的第一個聖人外，還贊譽他為馬克思主義者。1957 年 3 月 10 日，毛澤東同新聞出版界代表談話時說: 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1971 年 11 月 20 日，毛澤東同參加武漢地區座談會人員談話時說: “我勸同志們看看魯迅的雜文。魯迅是中國的第一個聖人。中國第一個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賢人，是聖人的學生。”[⑥]

毛澤東為什麼如此贊譽和推崇魯迅? 我們從毛澤東總結魯迅精神的三個特點中可以得到結論。他說道: “魯迅先生的第一個特點，是他的政治的遠見。他用望遠鏡和顯微鏡觀察社會，所以看得遠，看得真。……魯迅的第二個特點，就是他的斗爭精神。剛才已經提到，他在黑暗與暴力的進襲中，是一株獨立支持的大樹，不是向兩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著一個目標奮勇地斗爭下去，決不中途投降妥協。……魯迅的第三個特點是他的犧牲精神。他一點也不畏懼敵人對於他的威脅、利誘與殘害，他一點不避鋒芒地把鋼刀一樣的筆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⑦]這三個特點，即政治遠見、斗爭精神、犧牲精神，構成一種偉大的 “魯迅精神”。魯迅的一生就貫穿了這種精神。我們紀念魯迅，就要學習魯迅精神，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奮斗。從毛澤東總結出魯迅精神、贊譽魯迅是新文化革命的旗手、現代中國的聖人看，他們兩人在物質世界之外的精神世界裡有著思想上的共鳴。

二、學習運用魯迅的思想，認為他 “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毛澤東十分愛讀魯迅的著作。還在延安時期，1938 年 1 月 12日，他給當時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任教的艾思奇寫過一封信。他寫道: “我沒有 《魯迅全集》，有幾本零的， 《朝華夕拾》也在內，遍尋都不見了。”[⑧]這說明在寫此信之前，毛澤東已經讀過一些魯迅的著作，但限於當時的客觀環境，他還沒能系統地讀到魯迅的著作。1938 年 8 月，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的 20 卷本的 《魯迅全集》( 內容包括魯迅的著作、譯作和他所整理的部分古籍) 出版。這是我國第一次出版的 《魯迅全集》。書是在上海出版的，通過黨的地下組織，從上海輾轉到陝北根據地，毛澤東得到了一套。

《魯迅全集》特印了 200 套編號發行的 “紀念本”。這套 “紀念本”在每冊的版權頁上均注明 “非賣品”。毛澤東得到的是第 58 號，封面是紫色的，書脊是黑色的，每卷封底、封面的兩角都是同書脊黑色一樣的布料包角。這套書印裝別致，做工精細，非常珍貴。毛澤東收到 《魯迅全集》之后，就把它放在自己的辦公桌旁。盡管當時戰事忙碌、環境簡陋，但他總是忙中找閑，在低矮的窯洞裡秉燭夜讀。后來新華社發表過一張毛澤東在延安棗園窯洞工作的照片，辦公桌上放著的就是這套 《魯迅全集》中的三卷，這是毛澤東愛讀魯迅著作真實的歷史記錄。毛澤東逝世后，報刊上發表過一張他站在書櫃前看書的照片。他手裡拿著的正在翻看的書，也是新版的 《魯迅全集》。毛澤東對魯迅著作的喜愛，是他們兩人思想共鳴的最好物証。

經過較為系統地閱讀魯迅的著作，毛澤東對魯迅著作的思想性、戰斗性、人民性的了解更多了。后來毛澤東在著作、講話、談話、報告和一些書信中，多次談到魯迅和魯迅的著作，並對魯迅在中國革命和文化發展史中的地位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魯迅對什麼是路的回答，曾給毛澤東以極大的啟示。在中國共產黨人探尋獨立自主的革命道路中，魯迅對 “路” 的回答，是毛澤東與他心靈相通的橋梁。魯迅說得好:“什麼是路? 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隻有荊棘的地方開辟出來的。”[⑨]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產黨人就是這樣從布滿荊棘、無路可走的境界中走出了一條奪取全國勝利的“康庄大道”。這就是實行 “工農武裝割據”，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革命道路。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口頭政治報告時說: “力爭領導權，力爭獨立自主的路線，是我們黨中央的路線，是反映了全黨大多數同志要求的路線，是反映了全國大多數人民要求的路線。這條路線是從哪裡來的呢? 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從外國送來的嗎? 也不是。它是從中國自己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魯迅講過:路是人走出來的。我們這條路線，也是中國人民用腳踩成的。”[⑩]要獨立地闖出一條中國自己的革命道路，要冒很大的風險，甚至不排除會遭受某些嚴重挫折或暫時失敗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精神。如果沒有真知灼見，沒有無所畏懼的英雄氣概和堅韌不拔的頑強意志，沒有在激流中游泳的勇氣和智慧，是做不到的。毛澤東在 《新民主主義論》中贊揚魯迅道: “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11]其實，毛澤東自己也是如此，在他身上也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而是充滿著中華民族高度的自尊自信和大智大勇，令人肅然起敬。把毛澤東稱為偉大的民族英雄，也是當之無愧的。

可以說，對路的回答與探索，是觀察毛澤東、魯迅二人思想共鳴的一扇奇特的窗戶。

三、贊成魯迅 “削爛蘋果”做法，辯証地認識和處理問題

晚年的毛澤東，在考慮起用一大批老干部時說，要打破 “金要足赤” “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學錯誤思想，大概也是借用了魯迅在 《准風月談·關於翻譯 ( 下) 》中的說法。

《魯迅全集》第五卷 《准風月談·關於翻譯 ( 下) 》，是篇談文藝批評的文章。魯迅在這篇文章裡尖銳地批評了文藝界那種因為有點爛疤，就一下把整個蘋果都拋掉的做法。魯迅指出，“首飾要 ‘足赤’，人物要 ‘完人’”的思想是很錯誤的。魯迅用吃爛蘋果的例子來諄諄告誡人們要正確對待有缺點的人和文藝作品。毛澤東贊同魯迅的見解。1975 年，他在病中還叫工作人員給他讀這篇文章。當工作人員讀到有關內容時，他高興得連聲稱贊說: “寫得好! 寫得好! ”

在 1975 年 7 月 14 日毛澤東同有關人士談話的一封信上，毛澤東又批示，“我講的不完全，至少應該提到魯迅提倡削爛蘋果一篇”[12]。這裡，他用魯迅提倡對那些 “不是穿心爛”、僅是 “有著爛疤”的蘋果應該削著吃的生動比喻，進一步說明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不能因為一個人有點毛病就丟開這種錯誤做法的道理。

魯迅提倡削爛蘋果的做法，符合辯証法，符合社會發展實際，自然引起毛澤東的強烈共鳴。

四、借批評魯迅作品中的阿 Q 之名，強調要善於團結人們一道革命

魯迅寫過一篇小說，名字叫 《阿 Q 正傳》，影響很大。毛澤東看過這篇小說，並留下深刻印象。他在講話或文章中經常提及這篇小說。

1937 年 3 月 1 日，毛澤東與史沫特萊談話。談話中毛澤東第一次談及魯迅作品中的阿 Q 這個人物。史沫特萊問: “外面傳說共產黨現在的政策是向國民黨屈服、投降和悔過。於此，你有何意見?”毛澤東答: “我知道外面正有人這樣說。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卻不願意這樣說，日本人隻願意國共相打，決不贊成這種 ‘屈服、投降和悔過’的政策，因為日本軍閥深知共產黨採取與國民黨協調的政策，盡管有人說它是 ‘屈服、投降和悔過’，可是實際是給與日本侵略政策以嚴重打擊的。……但國內有一部分帶著阿 Q 精神的人，卻洋洋得意地把我們的這種讓步叫做 ‘屈服、投降和悔過’。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魯迅，在他的一篇小說上，描寫了一個叫做阿 Q 的人，這個阿 Q，在任何時候他都是勝利的，別人則都是失敗的。讓他們去說吧，橫直世界上是不少阿 Q 這類人物的。”[13]

兩年后，1939 年 9 月 24 日，毛澤東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這次談話，毛澤東再次提到阿 Q。他說: “我們從前對於這些人的這樣一種態度，稱之為阿 Q 主義，因為在魯迅先生小說中所描寫的那個阿 Q，就是天天說自己對、自己勝利，而人家則總是不對、總是失敗的。在阿 Q 主義者看來，似乎是沒有什麼統一戰線的。你不信，可以去看看魯迅先生的 《阿 Q 正傳》。”[14]

1945 年 4 月 21 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上說: “阿 Q到底姓什麼雖不清楚，但也沒有聽說他曾被開除家籍。阿 Q 斗爭起來也算英勇。他的缺點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加黨八股，毫無自我批評精神。人家的瘡疤他要揭，他的瘡疤人家揭不得。至於教條主義和黨八股，那厲害得很，長凳一定要叫長凳，不能叫條凳，叫條凳是路線錯誤，那樣教條主義，那樣黨八股! 但是，寫阿 Q 的作家還是喜歡阿Q 的，因為反革命把他槍斃了。所以對於有缺點錯誤的人，我們要團結。”[15]

1956 年 4 月，毛澤東在 《論十大關系》 中指出: “《阿 Q 正傳》 是一篇好小說，我勸看過的同志再看一遍，沒看過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魯迅在這篇小說裡面，主要是寫一個落后的不覺悟的農民。他專門寫了 ‘不准革命’一章，說假洋鬼子不准阿 Q 革命。其實，阿 Q 當時的所謂革命，不過是想跟別人一樣拿點東西而已。可是，這樣的革命假洋鬼子也還是不准。我看在這點上，有些人很有點像假洋鬼子。他們不准犯錯誤的人革命，不分犯錯誤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錯誤的人殺掉了。我們要記住這個教訓。無論在社會上不准人家革命，還是在黨內不准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都是不好的。”[16]

1966 年 10 月 24 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匯報會上講到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時還說: “把劉、鄧的大字報貼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學生們把魯迅的 《阿 Q 正傳》看一看”，“對少奇同志不能一筆抹煞”，“劉、鄧要准許革命，准許改。說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17]

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毛澤東一貫強調要做好統一戰線工作。魯迅作品中的阿 Q 不講團結的一面，引起毛澤東對批評不講團結的少數干部的思想共鳴。

五、高度評價魯迅在翻譯工作上的貢獻功德無量

毛澤東十分重視翻譯工作，並高度贊揚魯迅在這方面的功績。1942 年 9 月 15 日，毛澤東在致何凱豐信中說: “中央須設一個大的編譯部，把軍委編譯局並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譯馬、恩、列、斯及蘇聯書籍，如再有力，則翻譯英、法、德古典書籍。我想亮平在翻譯方面曾有功績，最好還是他主持編譯部，不知你意如何? 不知他自己願干否? 為全黨著想，與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譯工作，學個唐三藏及魯迅，實是功德無量的。”[18]1945 年 5 月 31 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指出:“不要輕視搞翻譯的同志，如果不搞一點外國的東西，中國哪曉得什麼是馬列主義? 中國歷史上也有翻譯工作，唐僧就是一個大翻譯家，他取經回來后設翻譯館，就翻譯佛經。《魯迅全集》開卷第一頁，有蔡元培寫的一篇序，其中有幾句寫得不錯。他說魯迅是一個既博覽又很謙虛的人，翻譯了許多外國文學家的作品，翻譯的作品佔了他的全集的一半。所以，輕視這個工作和對這個工作的動搖都是不對的。”[19]

新中國成立前夕，1949 年 5 月 21 日，中央作出關於成立外文翻譯機構的決定。在中央及軍委下設立俄文編譯局，擔任口譯、筆譯，並主持俄文人材之訓練、調查與分配等項事宜，師哲兼任局長，並從中央各部門與各地征調若干有翻譯能力及政治條件適合的黨員參加編譯局的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高度重視馬列著作的翻譯工作。為此，1953 年 1 月 29 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成立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與撤銷中央俄文編譯局的決定。中央決定將中央俄文編譯局與中央宣傳部斯大林全集翻譯室合並，並以此二單位為基礎成立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其任務是有系統、有計劃地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全部著作。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直屬中央，委托中央宣傳部組織這一機構，並領導其工作。決定以師哲為局長，陳昌浩、姜椿芳為副局長。

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十分重視馬列主義著作的出版和傳播。1920 年 8 月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合著 《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就是由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組織出版的。到了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雖然烽火連綿，內戰外患不斷，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央蘇區、抗日民主根據地，特別是解放區的首府延安，千方百計克服困難出版了一批專家翻譯的馬列主義著作，除單行本外，還出版了 《列寧選集》16 卷本。據粗略統計，在新中國成立前的 30 年裡，馬列著作的翻譯出版約有二三百種之多。

新中國成立后，馬列主義成為了全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指導思想。共產黨的領導，出版和專業編譯機構的設立，學習和研究空氣的高漲，都為馬恩列斯著作的翻譯出版創造了空前良好的條件。毛澤東肯定魯迅在翻譯方面的貢獻，借以鼓勵更多人投入這一黨的事業中去。重視翻譯工作，這是毛澤東與魯迅對待一項具體工作上的思想共鳴。

六、贊同魯迅對 《水滸》的批評

在毛澤東生命的最后兩年中，由於視力不好，便請人給他讀書。1975 年 8 月 14 日，給毛澤東讀書的北大講師蘆荻當面向毛澤東請教如何評價 《水滸》。她問毛澤東，關於《水滸》一書學術界的基本評價向來是很高的，但 1974 年 《北京日報》到北大中文系約寫一篇批判 《水滸》的文章時，有人說 《水滸》是隻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學術界在討論時分歧很大，這篇文章也沒能發表，后來又傳說，毛澤東有個講話，其中提到了 《水滸》，蘆荻問毛澤東是否是真的。毛澤東說，那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的。蘆荻接著問毛澤東，應該怎樣讀 《水滸》? 毛澤東回答說: “《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斗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20]毛澤東這樣說，相當於是肯定了魯迅過去對 《水滸》的批評，早在 1929 年，魯迅在 《三閑集·流氓的變遷》中這樣評價 《水滸》: “一部 《水滸》，說得很分明: 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 ‘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21]

關於對 《水滸》的評價問題，毛澤東晚年身邊的工作人員張玉鳳也提過，1964 年她看 《水滸》時，毛澤東就對她講過，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義，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辦事。張玉鳳問毛澤東，現在都說這部書好，到底好在哪? 毛澤東聽后說道: “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員，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22]

由此可見，以上這些是毛澤東對 《水滸》的一貫的看法，並不是這時突然提出來的。“文化大革命”前，他曾要人找來金聖嘆評點的 《水滸傳》，希望 “再看看”被魯迅批評的這個版本。1973 年 12 月，他在中南海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成員時也講過:“《水滸》不反皇帝，專門反對貪官。后來接受了招安。”[23]可見，毛澤東回答蘆荻問他關於 《水滸》評價的問題時，概括地談了他歷來對這部小說的評價。

在對 《水滸》的評價上，毛澤東贊成魯迅的看法。這是他們在對一部中國古典文學名著上的思想共鳴。

七、兩位偉人的神往，源於他們對理想信念的追求

毛澤東與魯迅雖然素未謀面，但卻惺惺相惜。1933 年底，與魯迅有較多交往的馮雪峰從上海來到瑞金，曾與毛澤東談及魯迅在新文化運動和革命斗爭中的重要貢獻。據馮雪峰回憶，毛澤東曾遺憾地對他說過: “五四時期在北京，弄新文學的人我見過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周作人，就是沒有見過魯迅。”[24]馮雪峰還告訴毛澤東，魯迅讀過他的《西江月·井岡山》等詩詞，認為詩中有 “山大王”氣慨，毛澤東聽了開懷大笑，大概認為魯迅這個評說頗為有趣正中下懷吧。 “山大王”氣慨，顯然是魯迅對毛澤東所領導的艱苦卓絕的武裝革命斗爭和毛澤東詩詞的大氣磅礡的神韻與雄奇豪放的風格給予的高度贊賞。

1936 年 2 月，當美國進步作家史沫特萊告訴魯迅中國工農紅軍在毛澤東領導下，已經勝利地結束長征到達陝北時，正在病中的魯迅聞訊，於 “寒凝大地”之時立即擬就一份熱情誠摯的賀電，托史沫特萊發往陝北。賀電說: “你們的英勇斗爭，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 全中國民眾期待著你們更大的勝利! ……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人類的光榮和幸福的未來。”[25] 1936 年 4 月，病中的魯迅曾對馮雪峰說: “我想，我做一個小兵是還勝任的，用筆! ”魯迅生命垂危時，在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公開表示站在 “毛澤東先生們”一邊，並堅定地宣稱: “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斗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26]魯迅這些話語對尚處於國民黨 “圍剿”中的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在精神上是個很大的鼓舞。

1936 年，中共中央派馮雪峰到上海去工作。行前，毛澤東特意和馮雪峰長談了一次，囑咐他到上海后一定要好好團結魯迅先生，因為魯迅是一面大旗，能夠喚起民族的抗戰熱情。1958 年 1 月，毛澤東在 《工作方法六十條 ( 草案) 》中談到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干部和群眾時說: “學習魯迅。魯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讀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讀者共鳴的。”[27] 1966 年 7 月 8 日，毛澤東在韶山滴水洞所寫的一封信中指出: “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又說: “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28]

無論是民主革命時期，還是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高度贊譽魯迅光輝革命的一生時，也不忌諱談魯迅的缺點。1939 年 11 月 7 日，毛澤東在致周揚信中說: “我同你談過，魯迅表現農民著重其黑暗面，封建主義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爭、反抗地主，即民主主義的一面，這是因為他未曾經驗過農民斗爭之故。”[29]40 多年后，周揚對龔育之談起這封信的時候還說道: “毛對魯有多次崇高的評價，都是很重要的，這封信講到魯迅未曾經驗過農民斗爭，這並不損害對魯的崇高評價，而是提供了對魯評價的另一個視角，也是很重要的。”[30]1956 年 8 月 24 日，毛澤東同音樂工作者談話時說: “魯迅對於外國的東西和中國的東西都懂，但他不輕視中國的。隻在中醫和京劇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確。中醫醫死了他的父親。他對地方戲還是喜歡的。”[31]毛澤東對魯迅缺點的批評，是客觀中肯的，也是符合實際的，這絲毫不影響魯迅作為一位偉大文學家、思想家的光輝一生。這也表現了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科學態度。

（作者：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

（來源：《毛澤東思想研究》2020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