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來小康社會建設研究熱點述評

作者:肖鵬 沈傳亮    發布時間:2020-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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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從20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提出小康命題至今,小康社會建設一直為學術界所關注和研究,有不少重要研究成果問世。小康社會建設有些問題成為研究熱點,包括對小康社會概念,小康社會思想的發展,小康社會建設的內涵、歷史地位和戰略意義、評估標准和指標體系,小康社會建設的重點難點、關鍵問題、制約因素和有利條件,以及小康社會建設的實現路徑等。本文對這些熱點問題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梳理和評析。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戰決勝之年。從1979年鄧小平提出小康社會構想至今,建設小康、實現小康是貫穿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重要目標。40年來小康社會建設這一理論與實踐兼備的重要命題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重要研究成果不斷涌現。縱觀這些成果,主要呈現三個特點:一是從研究時段看,黨的十六大和十八大的召開極大地推動了小康社會建設研究的升溫。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黨的十八大明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要求,這是小康社會建設進程中的兩次重大戰略部署。會后,關於小康社會建設的研究著作和論文呈“井噴式”涌現,形成兩次研究高峰。[①]二是從研究形式看,學界通過出版著作、發表論文、開展調研、召開研討會等方式,推動研究不斷有新進展。三是從研究領域看,覆蓋經濟、政治、法律、社會等多學科,運用了多學科的專業知識和研究方法,突破了傳統理論研究的藩籬。梳理后可知,學界關於小康社會建設的關注點主要集中於七個問題:小康社會概念,小康社會思想的發展,小康社會建設的內涵,小康社會建設的歷史地位和戰略意義,小康社會建設的評估標准和指標體系,小康社會建設的重點難點、關鍵問題、制約因素和有利條件,小康社會建設的實現路徑。梳理已有研究成果,不僅有利於學界了解研究進展,也有利於推進相關研究日益深入。

一、關於小康和小康社會概念

把握小康、小康社會等基本概念內涵,是小康社會建設研究的起點。“小康”最早出自《詩經·大雅·民勞》,后來在西漢成書的《禮記·禮運》中被作為一種社會模式闡述。千百年來,“小康”概念內涵逐步豐富完善,人們常以“小康之家”表達對殷實、寬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20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提出“小康”概念並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使其成為20世紀最后20年中國建設現代化進程中的戰略目標。

1.關於“小康”概念的歷史嬗變。

學界對“小康”概念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及現實內涵給予很多關注,認為古今“小康”雖字面相同,但內涵有別。李君如認為,《禮記·禮運》中的“小康”是與“天下為公”的“大同”相區別的社會,是以小生產和私有制為基礎的實行等級制、世襲制的宗法社會,與鄧小平講的“小康社會”沒有任何相似之處和思想聯系。“小康”概念在流傳過程中有了新的含義,即是脫貧以后對比較寬裕的新生活的一種向往,這也許可以理解為鄧小平“小康社會”的來源,但也要進一步証明。[②]呂書正認為,鄧小平提出的“小康”概念,有小康生活和小康社會雙重內涵。小康生活水平是小康社會的基本標志,小康社會又是達到小康生活水平的必備條件,沒有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人民就不可能過上小康生活。二者是密切聯系的。[③]王玉波把“小康”內涵演變分為三個階段:小康社會最初是由古代儒家提出的一種理想社會模式,以禮治為基本特征;近代維新派提出“升平世”的理想社會模式,以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為價值取向;現代,中國共產黨將“小康”作為近期目標,“小康”成為實現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階梯。[④]經過宏觀視角的比較分析和邏輯梳理,“小康”概念的演進脈絡逐漸清晰。

2.關於鄧小平提出的“小康社會”概念內涵。

“小康社會”概念發端於鄧小平對“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一雄心壯志的現實思考, 脫胎於“中國式的現代化”。鄧小平曾強調:“翻兩番、小康社會、中國式的現代化,這些都是我們的新概念。”[⑤]龔育之認為,這一新概念內涵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雄心壯志同實事求是相結合的概念,而不是主觀設想、不切實際的概念;二是這不僅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人民物質生活水平達到某一數量的概念,而且是整個人民生活和社會發展水平達到某一質量的概念,不僅是經濟概念,而且是社會全面進步的概念。[⑥]楊勝群認為,小康社會的目標是一個從實際出發、腳踏實地的目標,是一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全面發展的目標,是一個動態發展的戰略目標。它將人們傳統的社會理想同現實訴求結合起來,將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具體化,勾勒出了一個讓人們可近可親的社會遠景圖。[⑦]石仲泉認為,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小康社會的概念豐富了,內涵在不斷變化,標准在不斷提高。[⑧]中央文獻研究室課題組梳理鄧小平關於小康社會的論述,從中得出:小康社會是“人民普遍豐衣足食,安居樂業”的社會,是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一起抓、全面進步的社會,是共同富裕、保持穩定的社會。[⑨]學界研究“小康社會”概念,既有從歷史與現實的視角去分析,又有從理論和實踐層面去闡釋,使這一概念內涵更為豐富、全面。

“小康”和“小康社會”這兩個概念有區別也有聯系。“小康”概念是一個具有歷史屬性的概念,鄧小平賦予其新內涵,成為一個全國各族人民為之奮斗的宏偉目標,但這並非是對傳統儒家社會發展思想的簡單重復,而是在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產關系的性質方面有著質的升華的科學概念。“小康社會”是鄧小平汲取中國傳統文化精華,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國情提出的一個新概念,內涵豐富並不斷發展。二者統一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奮斗目標之中,統一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程之中。

二、關於小康社會思想的發展

小康社會概念提出后,中國共產黨緊密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堅持和發展鄧小平的小康社會思想,使之不斷豐富、系統。黨的十二大把鄧小平提出的20世紀末實現小康目標的構想確立為未來2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黨的十三大制定“三步走”發展戰略,並把“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作為第二步戰略目標。黨的十四大明確“人民生活由溫飽進入小康”。黨的十五大把“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作為新的“三步走”發展戰略的第一步。黨的十六大提出將“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提升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部署。黨的十七大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出更高要求。黨的十八大首次正式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黨的十九大提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從提出“小康”概念,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目標導向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

1.關於小康社會思想發展階段。

在回顧小康社會思想發展歷程時,研究者將其分為若干階段,主要有“三段說”、“四段說”、“六段說”。

一是“三段說”。肖貴清等認為,小康社會建設從1990年開始分為三個階段:從1990年到2000年,是我國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平的時期;從2001年到2011年,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時期;從2012年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期。[⑩]“三段說”注重從小康建設的實踐層面進行研究,以不同階段達到的經濟社會發展指標為標准,對其進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

二是“四段說”。韓保江等認為,小康社會建設經歷4次歷史性飛躍:“中國式現代化”目標的提出,從“溫飽”到“小康”,從“總體小康”到“全面小康”,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11]黃燕芬等認為,這四次歷史性飛躍是:鄧小平致力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布局謀篇,著力擺脫整體貧困、改善人民生活;江澤民著力於解決生活溫飽、邁向總體小康;胡錦濤著力於改善公共服務、更新小康目標;習近平著力於補短板、增強獲得感。[12] “四段說”注重對小康社會建設的理論演進脈絡的分析,對中央決策部署和實踐歷程特點的概括。

三是“六段說”。何愛國認為,小康社會理論發展歷經六個階段:從改革開放以前的“高度現代化”降為“基本現代化”( 1979—1983),從“經濟小康”發展到“社會小康”( 1983—1987),戰略部署上從“兩步走”發展到“三步走”( 1987—1992),確立小康社會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機結合( 1992—1997),提出總體小康水平基礎上的“新三步走”戰略(1997—2001),提出並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理論( 2001— )。[13] “六段說”注重從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國家發展戰略角度分析,受寫作時間所限,對十七大后的小康社會建設特點沒有概括。

按歷史發展特點及規律分階段研究,是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學者們對小康社會思想的發展歷程進行階段劃分,視角和標准不同,劃分結果自然有差異。從研究角度而言,隻要論之有據、言之有理,都是可以探討的。

2.關於小康社會思想發展變化的緣由。

學界認為,“小康”概念、“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些新提法的變化並非偶然,背后有其特定的邏輯和緣由。

一是重提“小康”的背景。冷溶認為,鄧小平提出小康目標,是基於當時的國情。提出的小康目標有三個特點:最大的特點是實事求是;第二個特點是我國現代化建設較長時期內定量化、明確、具體的發展戰略目標;第三個特點是從人民生活狀況的改善這個角度來描述發展戰略目標。沒有對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沒有對國情和世界經濟深入研究和了解,沒有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領導集體對這些問題的深思熟慮,是不可能提出這一設想的。[14]還有學者認為,提出“小康”概念是立足於對過往經驗的全面反思,著眼對世界大勢的總體把握,植根於對文化傳統的傳承超越,致力於對群眾智慧的概括升華。[15]

二是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原因。金沖及認為,原因在於我們已經進入的小康社會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16]張卓元認為,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作為新世紀新階段的奮斗目標,是一個令人鼓舞、催人奮進的目標,符合中國國情,符合我國現代化建設實際,符合鄧小平提出的關於分階段、有步驟地實現現代化的戰略思想,不僅易於為人民理解,而且目標平實,有利於在國際上樹立良好的形象。[17]陳揚勇認為,最根本的動因是:已經進入的小康社會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在實施第三步發展戰略時,需要一個具有感召力的階段性目標來凝聚人心、鼓舞斗志。[18]

三是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緣由。李向國等認為,“建設”、“建成”一字之改,體現我國發展階段的重要變化。“建設”是過程,“建成”是結果。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新要求,實際上是在十六大、十七大延續的基礎上,提出一些更具明確政策導向、更加針對發展難題、更好順應人民意願的新要求,從“五位一體”充實和完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內涵更加豐富,范圍更加擴大。[19]

小康社會思想發展是歷史邏輯和現實邏輯的辯証統一,是理論創新與實踐發展的良性互動。每一次新概念的提出絕非偶然,而是由國內外各種因素所決定。學界在探討這一問題時,能從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探討思想變化背后的邏輯,既講出歷史的本然,又講出歷史的所以然,體現了思想發展變化的時代感和現實價值。

三、關於小康社會建設的豐富內涵

小康社會建設的內涵具有動態性,通過黨的幾代領導集體的接力推進,由最初提出小康概念到實現總體小康,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內涵逐漸豐富,內容逐步拓展。學界對這一動態演進予以關注,從不同視角對其作了探討。

1.“全面”的角度。

王夢奎認為,“全面”有兩重含義:一是覆蓋全面,全體人民都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二是建設領域全面,不僅要提高物質生活水平,而且要加強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建設一個全民共享、全面進步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20]施芝鴻認為,“全面”內涵包括五點:覆蓋人群之全面,覆蓋領域之全面,實現國民經濟發展之全面,三大文明協調發展之全面,人的發展之全面。[21]張雲飛認為,全面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實質,是由發展目標、造福對象、衡量指標、戰略舉措等方面構成的系統,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以及黨建等領域。[22]學界闡釋了小康社會建設從經濟層面的“小康”,到社會各方面協調發展的“小康”,再到人的全面發展等層層遞進的價值內涵。

2.“總體布局”的角度。

趙曜認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或者說從經濟、政治、文化三個方面建設社會主義文明。[23]李君如認為,2020年要全面建成的小康社會,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小康社會。這“五位一體”不是五元論或多元論,而是以發展為第一要務、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元論意義上的“五位一體”。[24]總體來看,學界對此的認識歷程,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思想的發展邏輯基本一致。

3.現代化的角度。

學界認為,小康社會建設體現中國現代化的核心內涵,全面小康在發展方式上突出發展質量和效益的內涵式現代化的特質。黨的十九大提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目標后,學界對這一新目標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邏輯關系作了分析。楊鳳城從歷史和現實兩個維度進行考量, 認為新目標是在科學研判中國經濟社會所發生的歷史性變化和階段性特征的基礎上提出的戰略目標和任務,承接著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國家現代化的目標追求與戰略設想。[25]胡敏認為,從“全面小康”到“全面現代化”,是對黨提出的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進一步細化,新目標基於現實, 承上啟下,順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符合社會發展規律和歷史潮流。[26]

4.新發展理念的角度。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提出后,有學者以此為新的視角對小康社會建設作了分析。蔣永穆等認為,共享發展理念是五大發展理念的歸宿,是今后我國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共享發展理念,其戰略意義是確保共同邁入全面小康社會,核心要義是以人民為中心,實現路徑是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根本目標是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獲得感。[27]

四、關於小康社會建設的歷史方位和戰略意義

1.關於小康社會建設的歷史方位。

楊春貴認為,解決溫飽、達到小康、基本實現現代化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進程中必經的三個小的發展階段。從新世紀開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一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進程中繼解決溫飽、達到小康之后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是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必經的起始階段。[28]辛鳴認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並沒有超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重要裡程碑。[29]賀新元認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主要體現在兩個時間節點上:一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由“先富”轉向“共富”的重要節點;一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由“經濟強國”全面轉向“文明立國”的重要節點。[30]

2.關於小康社會建設的戰略意義。

十八大以來,學界在探討小康社會建設的戰略意義時,注重將其放置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程中去考量,放置到“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去分析。陳立認為,在“四個全面”中,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戰略目標, 全面深化改革是強大動力, 全面依法治國是重要保障, 全面從嚴治黨是關鍵引領。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黨向人民做出的庄嚴承諾,是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夢的關鍵一步,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發揮著引領作用,深刻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勝利。[31]黃一兵認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將實現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消除絕對貧困的偉大壯舉,將邁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一步,將開辟人類社會走向現代化的嶄新道路。[32]

科學認識歷史方位和戰略意義,是確定階段目標的基本出發點。研究這些問題,既需要理論層面的研究思考,又需要實踐方面的量化分析。目前,學界更多關注的是思想理論的研究,而在實証分析基礎上的價值判斷還有待加強。

五、關於小康社會建設的評估標准和指標體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構建一套科學合理、易於操作的指標體系來評估工程完成程度。因此,編制指標體系成為小康社會建設中的重要工作。1991年,國家計委、國家統計局等12個部門組成課題組,把小康社會建設的目標具體化為16個指標。1994年國家計委、國家統計局再次制定《全國人民生活小康水平的基本標准》,該指標體系包含經濟水平、人口素質、生活環境、物質生活、生活服務等五個方面16項指標。1996年,國家統計局和農業部制定《全國農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標准》,該標准包括收入分配、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人口素質、生活環境、社會保障與社會安全六個方面16項指標。總體來看,這一階段制定的小康社會指標體系標准較低,指標內容不盡全面,權屬分配不夠合理。[33]2004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課題組,提出包括經濟、社會、環境、制度四個方面16項內容的指標體系。2008年,國家統計局印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統計監測方案》,提出包括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生活質量、民主法制、文化教育、資源環境六個方面23項內容的指標體系。2013年,國家統計局根據黨的十八大提出的新要求,編制公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統計監測指標體系》,該指標體系包括經濟發展、民主法制、文化建設、人民生活、資源環境等五個方面39項指標,是衡量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程度的重要參考。圍繞小康社會建設的評估標准和指標體系,學界主要從定性和定量等角度作了研究。

1.關於小康社會的定性分析。

李君如認為,小康社會是一個社會生產力發展、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國家的綜合國力特別是經濟實力將會顯著增強的社會發展階段,是一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實現社會主義本質、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社會發展階段,是一個國內外市場不斷擴大、國家宏觀調控不斷完善的過程。小康社會將在經濟體制和其他體制上不斷完善、定型,科學和教育投入有較多增加、精神文明建設將有大變化,國防實力將有明顯增強,將在繼續發展沿海地區的同時,突出地提出和解決好內地的發展問題。小康社會也是我國國際影響大大擴大的發展階段。[34]

2.關於指標體系編制。

李忠杰認為,指標體系需要注意兩個銜接:一個是與現代化指標的銜接,另一個是與國際標准的銜接。[35]胡鞍鋼認為,全面小康社會不是一兩個指標,可有若干個指標來衡量,至少有四個重要指標:一是人均收入指標;二是恩格爾系數;三是人類發展指標;四是貧困人口比例。[36]周長城等認為,全面小康社會的指標體系要更加注重人的因素,體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協調發展;更要具有全球性的眼光,具有國際比較性。[37]楊宜勇等認為,中央和地方政府應當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引入第三方社會評估機制,確保評價方法的客觀合理性;可以引入主觀考量指標體系,以做到評價方法主觀與客觀相結合,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評價更具有可操作性。[38]

3.關於小康社會的定量分析。

呂書正提出2020年中國小康社會的評價標准,包括經濟增長、經濟社會和結構、生活水平和質量、社會發展水平、社會保障與法制、生態環境保護共六大領域38項指標。他認為,小康社會起點水平的國際對照標准應該調整,不應把人均GNP800美元固定下來,可以把小康社會起點的國際參照標准下調為世界中下等國家的起點水平。2020年中國小康社會的國際參照標准應是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或者領先水平,達到英克爾斯提出的現代化國家十項標准。[39]肖宏偉認為,指標體系包括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文化、民主法制和生態文明五個方面42項指標。[40]張佔斌等認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標准不能僅僅簡化成有限指標,應該是定量與定性目標的結合。[41]

4.關於農村小康社會建設的指標體系。

尹成杰認為,制定農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評價指標體系,應將扶貧脫貧和農村小康相關指標相結合,主要確定標志性、宏觀性指標,宜粗不宜細,便於運用和把握。要體現農業農村經濟發展水平、農村居民生活水平、農村教育水平、農村科技進步、農村扶貧脫貧、農村文化繁榮、農村社會和諧的指標。[42]楊萬江等提出包括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政治民主、生活質量和生態環境五個方面23項指標的農村全面小康評價指標體系。[43]

5.關於小康社會的區域評估。

除研究國家層面的指標體系外,有學者嘗試建立地區層面的指標體系。如,有學者提出發達地區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指標體系的29個監測指標,認為既要全面科學測算整體實現程度,又要體現地區差異;[44]提出重慶三峽庫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應涵蓋經濟水平、生活質量、人口素質、生存環境四個方面23項指標;[45]提出應增加民族地區生態環境保護貢獻率、扶貧工作及減貧貢獻率、少數民族發展和民族關系、國家職能貢獻率等指標。[46]

學界在研究小康社會建設評價指標體系問題上,呈現出由單一的經濟發展指標逐漸發展為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等多元的綜合評價指標的趨勢,內容更加寬泛,更具操作性。但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有的指標體系過於復雜煩瑣,有的指標反映不全面,有的指標不可度量,有的指標缺乏實際操作性等。學術界與指標體系編制機構之間的交流互動還有待於提高,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之間的交融互動也有待加強。

六、關於小康社會建設的重點難點、關鍵問題、制約因素和有利條件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肯定可期,但任務異常艱巨。學界認為,中國有著獨特的優勢和有利條件,但也面臨復雜矛盾和困難挑戰,需要解決重點難點問題,經過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一定能實現。

1.關於小康社會建設的重點難點。

陳錫文認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必須加快農業現代化的進程,加快推進新農村建設,千方百計增加農民的收入。[47]高尚全認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點和切入點是老少邊窮地區。加快農民的資產變成資本,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48]溫軍、胡鞍鋼認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點和難點是民族地區, 而民族地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又在於如何進一步縮小與東部地區的發展差距。[49]

2.關於小康社會建設的關鍵問題。

李培林認為有四個:經濟的快速、穩定增長和控制人口,經濟社會結構轉換,解決“三農”問題,減少貧困和改善收入分配。[50]林毅夫認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成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保証。[51]劉寧寧等認為,發展社會生產力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首要任務,解決“三農”問題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舉措。[52]

3.關於小康社會建設的制約因素。

辛向陽認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面臨的主要短板和突出問題是:經濟社會發展存在著“高血壓”的病症,收入分配上存在著“瀑布落差”,科技創新方面存在著“阿喀琉斯之踵”,依法治國中有不公平不公正現象。[53]周春明認為嚴峻挑戰是:國際上,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不確定因素增加。西方發達國家強大的經濟、科技優勢和高新技術封鎖的壓力。周邊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及一些正在興起的發展中國家的挑戰和競爭。在國內,有工業化與現代化的挑戰,還有經濟和科技發展整體水平偏低、城市化水平過低和產業結構不合理、地區差別和貧富差別擴大趨勢、就業壓力增大與人口老齡化的挑戰。[54]

4.關於小康社會建設的有利條件。

王夢奎認為,小康社會建設具備六個方面的有利條件:一是我國經濟有廣闊的發展空間;二是有比較雄厚的物質技術基礎;三是不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四是具備支持經濟發展的群眾基礎和人力資源;五是比較有利的外部環境;六是有黨的堅強領導。[55]

學界研究這些問題,更多是理論性的分析和經驗性的判斷,對一些問題的研究還缺乏實証數據的支撐。完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統計監測數據的信息公開、共享機制,對進一步深化研究有重要意義。

七、關於小康社會的實現路徑

1.關於小康社會建設的路徑方法。

高尚全在總結中國改革基本經驗的基礎上,認為改革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根本動力。今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和方針是: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繼續深化農村改革, 促進城鄉協調發展;清除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建立健全相對公平的分配體系;在憲法框架內穩步推進政治改革;強化依法行政和法律監督。[56]潘盛洲認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點難點在農村,要繁榮發展農村經濟:一是加強農業和農村的基礎地位,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二是加快城鎮化進程,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三是堅持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推動農村經營體制創新。[57]韓振峰等從方法論視角提出,實事求是、先進理念指導、群眾路線、協調統籌、重點突破、區別對待、問題導向、典型示范等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科學方法論。[58]

2.關於小康社會建設的短板問題。

黨的十九大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期,要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特別是堅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准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因此,能否解決短板問題關系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成敗。學界就此問題作了探討。范恆山認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要做好五個方面:全力打贏脫貧攻堅戰、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全面推進污染防治、防范化解重大風險。[59]王曉毅認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突出短板在“三農”,應該補齊農村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兩個突出短板,保障重要農產品供給和提高農民收入,加強農村基層治理。[60]秦宣認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也是建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決定性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制度保障,就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加強制度建設,把制度建設放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總體框架下分層推進。[61]

總體來看,理論界關於小康社會建設研究已取得豐碩成果,但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偉大實踐的理論需求、重大價值相比,還有待於提升研究質量。比如,研究方法上還需注重理論研究與實証分析相結合;研究視角上還要放眼世界,關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世界影響;研究內容上還應注重小康社會思想與黨的其他思想理論之間的邏輯關聯等。隨著小康社會實踐進程的完結,學界應更好地從整體上把握小康社會建設,進而貢獻更高質量的研究成果。

(肖鵬,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沈傳亮,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室副主任、教授)

(來源:《教學與研究》2020年09期)



[①] 通過相關搜索引擎,對截至2020年2月的圖書和論文數量作了分析:據讀秀學術搜索引擎,書名中包含“小康社會”的中文圖書共629種。其中,黨的十六大召開后(2002—2007)出版圖書數為326種,黨的十八大召開后(2012—2017)出版圖書數為182種,兩個時段共計508種,約佔圖書總量的80.8%。據中國知網學術文獻總庫檢索,篇名中包含“小康社會”的中文文獻數量13 899篇,其中,黨的十六大召開后(2002—2007)發表論文數為7 930篇,黨的十八大召開后(2012—2017)發表論文數為4 278篇,兩個時段共計12 208篇,約佔文獻總量的87.8%。

[②] 李君如:《“小康”辨》,《文匯報》2002年11月13日。

[③] 呂書正:《鄧小平的小康社會思想》,《寧夏黨校學報》2000年第1期。

[④] 王玉波:《“小康”史考》,《社會學研究》1992年第2期。

[⑤]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4頁。

[⑥] 龔育之:《跨世紀宏偉建設藍圖和鄧小平發展戰略理論》,載吳樹青、趙曜主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庫(上)》,團結出版社,1997年,第240頁。

[⑦] 楊勝群:《從小康目標的提出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鄧小平研究》2017年第1期。

[⑧] 石仲泉:《我觀黨史四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7-138頁。

[⑨] 中央文獻研究室小康社會研究課題組:《小康目標的提出和小康社會理論的形成》,《黨的文獻》2010年第1期。

[⑩] 肖貴清、喬惠波:《改革開放40年與小康社會建設》,《探索》2018年第5期。

[11] 韓保江、鄒一南:《中國小康社會建設40年:歷程、經驗與展望》,《管理世界》2020年第1期。

[12] 黃燕芬、楊宜勇、蔡瀟彬、范憲偉:《40年小康社會建設的4次歷史性飛躍》,《宏觀經濟管理》2018年第12期。

[13] 何愛國:《改革開放以來小康社會理論的形成與發展》,《安徽史學》2008年第5期。

[14] 冷溶:《鄧小平與我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目標的形成》,載南京政治學院教務部編:《學習鄧小平理論專題參考資料》,1998年,第122頁。

[15] 趙美嵐、黎康:《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新概念的典范創造——以鄧小平“小康”概念的形成過程為分析范本》,《江西社會科學》2012年第11期。

[16] 金沖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黨的文獻》2002年第6期。

[17] 張卓元:《為什麼奮斗目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經濟參考報》2002年11月25日。

[18] 陳揚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怎樣提出來的》,《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1年第6期。

[19] 李向國、李曉紅:《主流意識形態建設新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指導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4頁。

[20] 王夢奎:《建設全民共享全面進步的小康社會》,《生產力研究》2003年第2期。

[21] 施芝鴻:《“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怎樣形成的》,《北京日報》2015年3月2日。

[22] 張雲飛:《小康社會的全面性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5年第5期。

[23] 趙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幾個問題》,《科學社會主義》2003年第1期。

[24] 李君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十八屆五中全會的重大理論貢獻》,《理論與改革》2016年第1期。

[25] 楊鳳城:《從歷史和現實兩個維度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先鋒》2017年第10期。

[26] 胡敏:《新時代新藍圖:從全面小康到全面現代化》,《人民論壇》2017年第32期。

[27] 蔣永穆、張曉磊:《共享發展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6年第3期。

[28] 楊春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需要正確處理的若干重大關系》,《理論前沿》2003年第5期。

[29] 辛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方位》,《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20年第2期。

[30] 賀新元:《深刻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地位》,《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5年第12期。

[31] 陳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意義與改革攻堅》,《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

[32] 黃一兵:《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一步》,《人民日報》2020年5月12日。

[33] 楊宜勇、張強:《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測評方法研究》,《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6年第18期。

[34] 李君如:《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1期。

[35] 李忠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華復興新征程》,《理論參考》2003年第3期。

[36] 胡鞍鋼:《各地區如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

[37] 周長城、陳紅:《中國小康社會指標體系研究綜述》,《湖南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

[38] 楊宜勇、張強:《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測評方法研究》,《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6年第18期。

[39] 呂書正:《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評價標准研究綜述》,《理論前沿》2004年第5期。

[40] 肖宏偉:《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評價指標體系研究》,《發展研究》2014年第9期。

[41] 張佔斌、高立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衡量標准與科學內涵》,《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6年第18期。

[42] 尹成杰:《關於農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幾點思考》,《農業經濟問題》2019年第10期。

[43] 楊萬江、朱允衛:《全面建設農村小康社會的評價指標體系研究》,《農村技術經濟》2004年第2期。

[44] 黎明澤、林佩紅:《發達地區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指標體系構建研究》,《探求》2014年第6期。

[45] 李孝坤、蘇維詞、凌潔:《重慶三峽庫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評價指標體系的探討》,《安徽農業科學》2008年第1期。

[46] 丁賽、劉小珉、龍遠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指標體系與民族地區發展》,《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

[47] 陳錫文:《抓好“三農”工作決勝全面小康社會》,《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2016年第5期。

[48] 高尚全:《“十三五”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中國經貿導刊》2016年第4期。

[49] 溫軍、胡鞍鋼:《民族地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戰略構想及政策建議》,《民族研究》2003年第3期。

[50] 李培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四個關鍵問題》,《中國經貿導刊》2003年第8期。

[51] 林毅夫:《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03年第2期。

[52] 劉寧寧、孫慶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經濟思考》,《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3年第5期。

[53] 辛向陽:《破解制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發展短板和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7年第1期。

[54] 周春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國面臨的機遇與挑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3年第1期。

[55] 王夢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綱領》,《黨建研究》2003年第1期。

[56] 高尚全:《改革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由之路》,《經濟體制改革》2003年第6期。

[57] 潘盛洲:《關於農村建設小康社會的初步思考》,《農業經濟問題》2003年第1期。

[58] 韓振峰、陳國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方法論》,《理論學刊》2017年第6期。

[59] 范恆山:《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前線》2017年第11期。

[60] 王曉毅:《補齊“三農”短板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論壇》2020年第8期。

[61] 秦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制度保障——學習十八屆五中全會關於制度建設的建議》,《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