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文彬與抗戰時期的青年運動

馮文彬1910年出生於浙江諸暨，1927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從1931年冬至1936年，馮文彬先后擔任了共青團蘇區中央局巡視員、共青團福建省委書記、紅軍少共國際師政委等職務。長征結束后，馮文彬被任命為共青團中央書記、中共中央青年部長，投入到新一輪青年運動中。1938年到1942年，他又擔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副書記。1942年調任陝北米脂縣縣委書記。1945年，他被調回延安擔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抗戰時期，在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關頭，愛國的熱血青年奔赴陝北，努力尋求救國救民的良方。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下，馮文彬等一批骨干站在了組織和教育青年的最前線。他們領導的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西青救”）是西北基礎最廣、組織最大的青年團體，以靈活多樣的方式將廣大青年團結起來，為抗戰勝利提供了重要的支撐力量。他們創辦的戰時青年短期訓練班（“青訓班”)成功吸引和塑造了1萬多青年人，幫助中國共產黨擴大和鞏固了青年群眾基礎。

參與推動共青團改造

1935年7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大會適應時勢，要求糾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存在的“左”傾關門主義傾向，提出要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在共產國際七大精神的指導下，同年9月，青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提出，要根本改造青年團的性質，“完全放棄任何關門主義的、模仿共產黨組織結構和工作方法的辦法”，建立“真正群眾的新式的青年團”。

長征途中，馮文彬一直負責政治方面的工作，1936年5月，隨紅十五軍團參加東征回師途中，毛澤東找他談話，讓他到團中央接替凱豐的書記職務。就在這一時期，共產國際七大、青年共產國際六大的精神先后通過不同渠道傳到國內，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由東北地區帶頭，共青團開始了自身改造的試驗。在起步階段，共青團還有大量工作亟待推進。中共中央機關進入保安后，1936年7月，在中共中央討論白區工作的會議上，馮文彬根據國際精神在會上積極建議：“青年團的組織還是很狹隘，還是‘第二黨’性質，希望中央指示各地黨組織特別注意幫助團的工作和擴大團的組織。”馮文彬的建議很快被採納。8月初，在《給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中，就改造團的組織和工作問題，中共中央作出指示：要求黨幫助團成立單獨的組織﹔幫助團盡可能的青年化、群眾化﹔指導團打進到各界各黨派的青年的文化的體育的組織中去。

1936年9月，團中央收到少共國際書記處發來的電報，指出：對中國團來說，就是要從絕對秘密的工作方式轉變到利用一切公開和半公開的可能，建立包括青年工人、學生、農民、失業青年等在內的屬民族解放性質的、群眾的青年團。中共中央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立即著手籌劃共青團的全面改造。11月，中共中央召開會議，專門討論共青團改造問題。會議首先由馮文彬匯報共青團一年來的工作，以及團中央對共青團改造和今后青年工作方針的意見。馮文彬認為，要“徹底改變團的狹隘的工作作風和方式，變團的性質為廣大青年群眾的組織﹔改組白區團組織，團員分布到一切青年群眾組織之中，名稱不必統一，爭取公開﹔蘇區與紅軍中團的名稱可不改變，但組織與性質應改變﹔在青年群眾組織設立黨團，在黨內設立青年部”。馮文彬的發言引起了與會者的熱烈討論，會后由馮文彬起草，經張聞天修改，最終形成《中共中央關於青年工作的決定》。《決定》提出：取消國統區的團組織，建立公開半公開的各種各樣的青年組織﹔蘇區和紅軍中的青年團應成為全中國廣大青年的模范﹔加強對青年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大批吸收過去的青年團團員加入共產黨﹔應該徹底改變在青年運動中的工作方式，拋棄一切第二黨的關門主義的工作方式，採取青年的、群眾的、民主的、公開的工作方式。隨即，各根據地按照《決定》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共青團改造。

然而，對於這一行動黨、團內存在不同聲音，有的懷疑共青團改造的正確性，缺乏改造信心﹔有的認為團犯了錯誤，黨不要團了﹔還有一些團干部產生了抵觸情緒。針對這些情況，馮文彬積極撰文，給出相關解釋。1936年11月，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黨的工作》上，馮文彬先后發表《使青年運動成為一個巨大的力量》《關於改造團的幾個問題》兩篇文章，介紹團改造的意義，回答新的青年組織的性質、工作形式、方法等問題。12月，又寫出《為什麼改造共產主義青年團》一文。之后，各級黨、團領導機關組織學習討論，統一認識。馮文彬的文章為消除黨團內的疑慮和抵觸情緒起了很大作用。

在團的改造試點工作開展的同時，為吸引更多的青年，團中央准備成立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1937年4月，西青救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馮文彬致開幕詞，並與劉英、胡耀邦等23人當選為主席團成員。大會提出了《全國青年救國綱領（草案）》《中華青年救國聯合會組織簡章（草案）》，通過了《目前政治形勢與青年救亡運動的決議》，並決定將西青救作為全國青年救國會成立之前的現有各地青年團體的最高機關，擔負起為民族解放而團結教育青年的任務。西青救這種組織形式既能迅速適應當時抗日救亡的需要，也能從政治層面上避免國民黨的打擊。

會后，團中央機關停止工作，中共中央設立青年部，由馮文彬擔任中央青年部部長兼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主任。這樣，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國青年運動，就由中央青年部和西青救挑起了指導的重任。

領導創辦青訓班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中國共產黨為促進國共合作抗日又進行了一系列努力，其主張得到了很多民主黨派和廣大青年的認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影響進一步擴大。與此同時，紅色革命在陝北的蓬勃發展，使得延安成為愛國青年心中向往的“聖地”，數萬青年不遠萬裡、不懼艱辛奔赴延安。

1937年9月下旬，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一批共產黨干部從國民黨監獄裡被釋放，馮文彬受中共中央派遣到雲陽鎮（八路軍一一五師留守處和中共陝西省委機關所在地）參與接收、安置獲釋同志的工作。事后，中共陝西省委賈拓夫向馮文彬提議，希望他幫助陝西方面，對西安事變前后涌現出來的大批積極分子和青年運動骨干進行戰時軍事、政治知識方面的訓練，以適應日益復雜的斗爭環境。

經過商量與籌備，1937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批准下，戰時青年短期訓練班在三原縣斗口鎮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的農場開辦，馮文彬擔任班主任，樂少華任大隊長。青訓班第一期招收了150多名學員，學習期限為半個月。當時的教學場地極其簡陋，連教室和食堂都沒有，有的只是一片空地而已。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第一期結束后反響竟然還不錯，陝西省委要求繼續辦下去。然而，當時青訓班的教員極其缺乏，全體工作人員僅有四人，也缺乏足夠的辦學經驗。因此，對於第二期，作為班主任的馮文彬，首先要解決的即是教學班子問題。恰逢此時，胡喬木到雲陽開展陝北公學的招生工作。馮文彬通過青年部向中共中央請示，希望調胡喬木到青訓班工作。這一申請得到批准，馮文彬為青訓班招攬了一員大將。胡喬木開始在青訓班擔任副主任，分管教學工作。1937年11月，青訓班第二期開學，校址從斗口鎮遷往涇陽縣雲陽鎮的一座破廟裡，學員人數增加，學習期限也延長至三周。

隨著正面戰場連遭潰敗，石家庄、太原、上海等接連淪陷，大批流亡學生涌向西安，青訓班的規模隨之擴大。1937年12月，毛澤東得知青訓班取得的成績后，打電話通知馮文彬去延安匯報。馮文彬在匯報中向毛澤東提及青訓班缺少教員的難題，毛澤東立即指示中央有關方面在干部力量和經濟方面給予支持。毛澤東還對青訓班的形式和做法表示了肯定，提議擴大規模，來多少收多少，來者不拒。從第三期起，中央組織部從抗大、中央黨校等地方抽調了一批骨干力量，如黃春霆、李東潮、劉瑞龍等前往青訓班，大大增強了青訓班的教學力量。1938年初，因青訓班學員人數增長過快，雲陽鎮無法容納，校址便遷往安吳堡。從第四期開始，青訓班進入大規模發展階段。

1938年4月，為加強對青年運動的領導，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陳雲任主任，馮文彬為副主任。中央青委、西青救的機關也都搬到安吳堡，以青訓班為基地，發展和積蓄青年力量。這一時期，在馮文彬等人的努力下，青訓班的教學時間延長，班名去掉了“短期”二字，在社會上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不僅知名人士李公朴到校參觀，世界學聯代表團也來訪問。為使各界更好地了解青訓班的概況和成就，同年8月，西青救還出版了《西青救與青訓班》，馮文彬、胡喬木等負責人在刊物上全面總結十個月來的辦學情況和經驗。僅1938年，青訓班就辦了10期，進入了鼎盛時期。

然而，青訓班所在地距離西安較近，在不斷壯大的過程中，受到了國民黨方面的猜疑。1938年，國民黨陝西省黨部明令解散西青救、民先隊等13個愛國團體，引起了社會上的關注。在這種背景下，《新中華報》記者採訪了馮文彬，記者問：外間傳說，青訓班拒絕國民黨黨員入學受訓，是否事實？馮文彬回答說，這絕對不合事實，“一般來受訓學生，從未因黨派關系之不同而有以歧視。受訓青年（中），中國國民黨（黨）員每期在三十名左右……蓋青訓班為‘西北青救’所主辦，一貫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不僅不拒絕各黨各派青年同志加入，而且歡迎各黨（各）派青年同志加入”。馮文彬利用一切機會，為青訓班據理力爭，以擊破流言蜚語。但抗戰進入到相持階段后，國共兩黨磨擦越來越多，國民黨勢力不斷加大對青訓班的管制，再加上潼關以東鐵路被日軍控制，1939年后，青訓班的學員大幅減少。在國民黨反共愈加嚴重的形勢下，1940年4月，中共中央電令青訓班撤回延安。之后，青訓班全體學員進入“澤東青干校”繼續學習，由馮文彬擔任該校的副校長。

從1937年10月到1940年4月兩年半的時間裡，在馮文彬等人的領導下，青訓班共辦了14期，培訓學員1.2萬多人。為前線、敵后根據地、國民黨友軍、愛國青年團體等輸送了大量新鮮血液，為青年運動的蓬勃發展作出了貢獻，被譽為“青運史上的豐碑，抗日青年的熔爐”。

對青年運動的思考

抗戰時期，馮文彬在從事黨的青年工作中，與學員們朝夕相處。通過日常見聞，他積累了領導青年運動的豐富經驗，對青年思想也有一定的掌握和了解。馮文彬高度重視青年人的思想與學習，在全國青年聯合會延安辦事處宣傳部主辦的《中國青年》上發表了系列文章，不斷糾正青年思想上出現的錯誤傾向，為爭取抗戰勝利培養了大量的生力軍。

在青年的學習、生活方面，馮文彬對症下藥，結合實際情況提出適當建議。在《論青年的學習》一文中，馮文彬對青年人學什麼、怎麼學分別進行了說明。針對當時一些青年中存在的浮躁、驕傲現象，馮文彬指出：青年人要虛心，牢記“活到老，學到老”的古訓，向有名的大科學家學習。他強調，在抗戰的特殊時期，對青年人來說，第一，要學習抗戰的軍事知識﹔第二，要學習政治，“首先我們最需要的是進步的革命科學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真正的三民主義”﹔第三，要學習文化﹔第四，要學習技術，要有一技之長。對於每個青年所關心的男女戀愛問題，馮文彬在《論兩性問題》一文中給出了建議，還批評了當時存在的一些不良現象。生活方面，馮文彬發表了《論生活習慣》，他指出：“公生活的散漫，私生活的混亂，不良嗜好和浪費，是我們青年在生活習慣上的四大敵人。”對“四大敵人”應該如何認識、怎樣克服，馮文彬一一給予闡釋。正是因為處在與青年人親密接觸的環境中，馮文彬才能一針見血指出青年思想、生活中存在的問題，為青年進步指明方向。

在青年運動方面，馮文彬認真學習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不斷思考，及時發聲。他將當時的中國粗分為三大塊：我后方、戰區和敵后方。他指出：在我后方，青年的責任主要的是協助政府，推行各種於抗戰有利的新政，配合前方的需要進行各種動員工作。在戰區，主要的工作是動員民眾協助軍隊作戰，籌備游擊戰爭。在敵后方有兩種情形，一種是敵人的根據地，要謹慎地秘密地積蓄和准備力量，配合鄉村的游擊戰爭﹔另一種是我們的根據地，要努力擴大它，鞏固它。1940年，馮文彬在《青年運動中的兩個方向和兩條路線》一文中，批判了反動的、倒退的、壓迫青年的路線，主張革命的、進步的、民主自由的、為中華民族與中國青年的徹底解放而奮斗的路線。同時，他根據中國青運情況，對當時的青年思想問題、教育問題、青年與黨派問題、青運性質等逐一作了回答。在《中國青年當前努力的方向》一文中，馮文彬介紹了世界青年運動的情況，指出中國青年正處在重大時期，廣大青年應對抗戰事業堅定立場、充滿信心，看到國際形勢中對中國有利的一面。在領導青年運動中，馮文彬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指導下，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使青年工作保持著與時俱進的積極勢頭。

抗戰時期，馮文彬發表了大量關於青運的文章，不僅認真傳達了中央青委的精神，也在思想上為學員們指點迷津、撥開迷霧，保証了青年運動的健康發展。（責任編輯?王兵）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原載《百年潮》202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