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問，要踏踏實實一步一步來做

金沖及是著名的中共黨史和中國近代史專家，尤其在中共黨史方面著述豐碩，有的研究成果填補了學界空白，在方法和風格上影響了年輕一代學人。研讀金沖及的中共黨史作品，感覺其在中共黨史治學中有如下突出特點。

聚焦重要問題

金沖及認為，研究的第一步是選擇題目，選擇題目首先要考慮問題本身的重要性，首選重要且為人所關注的問題。對於“鄰貓生子”之類的研究，他告誡說：這易導致“在總體上流於碎和散”，“如果整體上或者佔主流地位的趨勢長期停留在這種狀況，以為史學之能事盡於此矣，也會造成‘隻見樹木不見森林’，使史學的發展受到局限。”金沖及的專著《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即是選擇題目的典范。

在《轉折年代——中國的1947年》一書的開頭，金沖及就拋出了一個為多數人所關注的問題：1947年，中國大地上發生了一個歷史性的轉折：國民黨從優勢轉變為劣勢，而中國共產黨卻從劣勢轉變為優勢。這種奇跡是如何在一年之內發生的？在40萬字的著作中，他從政治到軍事，從內政到外交，從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到國統區的愛國運動，娓娓道來，把歷史的復雜性和前進中的曲折展現得淋漓盡致。開篇提出的重大問題水到渠成地得到了解決。與此同時，金沖及對這個問題的考察並沒有因為問題相對宏觀而流於空泛，每一章節都充實而飽滿，讀來引人入勝。

謹守“論從史出”原則

金沖及認為：“一種是把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穿靴戴帽’式地硬貼在對歷史的敘述上，甚至不惜削足適履﹔另一種是把一些西方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等的理論框架硬套到中國歷史敘述頭上來作為裝飾。”“這類廉價的、費力小的辦法未必能真正幫助我們加深對所研究的歷史事件的理解。”在研究實踐中，金沖及始終嚴守“論從史出”的原則。

要真正做到在任何一個問題上都不帶先入為主的觀點，著實不易。金沖及曾結合新疆歷史的某些片段對筆者舉例：有的研究講到辛亥革命前后，將楊增新完全描述為軍閥和反動人物。誠然，作為清政府任命的新疆官員和擁護袁世凱並因此受封的一等伯爵，楊增新甚至取消了在辛亥革命中成立的伊犁臨時革命政府。這些都是事實。但仔細梳理史實不難發現，當清政府被推翻、社會大動蕩時，新疆面對的最大危險，一個是沙俄的覬覦，一個是新疆境內民族矛盾的大規模激化。而楊增新雖然是一名軍閥，卻比較穩妥地處理了這兩個問題。所以，在書寫這段歷史時，應該既寫他的反動方面，也寫他的貢獻方面。總的說來，應該更多地給他一點肯定。這個例子對於在研究中時刻警惕先入為主的想法，真正嚴格做到“論從史出”具有啟示意義。

重視歷史的全部復雜性

金沖及不止一次地強調過“要重視歷史的全部復雜性”這個觀點，他說：“事情總是由很多側面，甚至是相互矛盾著的許多因素構成的……很多事實的演變，在事后因為結果已放在那裡，似乎很清楚明白。但歷史上那些當事人卻沒有如此幸運。他們作出決斷時，通常都面對著許多未知數和變數，有時還要承擔相當大的風險。后人研究這些歷史，就得還原到他當時那種復雜而矛盾的處境中，設身處地地去努力理解它。這才是真實的歷史。”這些復雜而矛盾的諸因素，往往既對立又統一，同時存在，相互作用，以至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因此，在研究工作中，就要多花些力氣，對事實細心地從多方面考察，反復斟酌。

金沖及同時告誡筆者：在中共黨史的研究中，確實存在過一些過分強調事物的一個方面而忽視另一個方面的現象，即便如此，也不可把以前說得少的方面拔得過高，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歷史的發展終究還是有著主流和支流的區別，忽視支流固然不可取，但為求“新”而非求“真”，甚至嘩眾取寵地一味強調支流，把本末倒置過來，則更不可取。正確的方法應該是在研究的過程中重視歷史的全部復雜性，盡量全面、真實地還原歷史原貌。與此同時，在表述時，則要盡量提綱挈領、去蕪存菁，把復雜的問題盡量用簡單明白的語言表達出來，抓得住主要矛盾和主要問題。

上升到理論高度

作為一名史學工作者，金沖及大部分著作可以歸入史學研究范疇，除此之外，尚有不少理論文章。一般而言，史學工作者長於敘事，理論工作者擅於論理，兩者無論在所需知識、使用方法還是關注重點上都有所不同。但金沖及卻可跨越兩個領域，並在理論界也獨樹一幟，寫出很多傳頌一時的雄文。比如，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之際，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毛澤東工作方法的幾個特點》，在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之際，金沖及在《求是》發表了《五四運動百年祭》。這些文章能從歷史的細節中跳出來，從更大視角和更遠距離來審視，邏輯清晰、語言生動、氣勢磅礡，而且“筆端常帶感情”。論人，能切中要點，讓人一眼就能看出這些特點是所論人物獨有而他人所不具備的，就好像一個活生生的人站在眼前一樣。論事，能把事情放在大歷史的背景下，把來龍去脈梳理得清清楚楚，把所論之事在政治進程、思想發展中的地位、作用說得明明白白。論理，能娓娓道來，就像一位長者在心平氣和地講述，毫無盛氣凌人之感，使道理顯得血肉豐滿而讓人觸手可及、易於接受。

文字講究而平實

對於文字，金沖及一直極為重視。他說：“這裡說的是文字要‘講究’，不只是說要‘注意’。”金沖及認為，文字的講究，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寫文章要處處為讀者著想”。這自然包括很多方面，比如文字能吸引人、說服人，要准確、鮮明、生動等等。但有一點在金沖及的文章中一以貫之，尤值得學習，就是語言平實、口語化，使用規范的現代漢語，平時不用半文半白的語言，更不用那種需要耐心辨析才能明白具體所指的“西式句子”。金沖及從不用生僻的字、詞和佶屈聱牙的句子來故作高深，而是用平實、簡練的語言將歷史上一樁樁的事和一個個的人展現在讀者面前，讓人仿佛置身歷史現場。例如，在120萬字的巨著《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中，一開篇金沖及就頗帶感情地說：“我們如此熟悉、仿佛依然生活在其中的二十世紀，轉眼間已被稱為‘上一個世紀’，完全成為歷史研究的對象。”讓人一下子就有了對逝去的一百年的留戀和悵然，油然而產生一種對歷史的敬畏。接下來便直奔主題：“對中國來說，這是決定我們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在簡要敘述了這一百年中國人走過的道路之后，金沖及就像抹去灰塵后小心翼翼地向讀者掀開一本大書，說道：“現在，我們就來看一看中國人在這一百年內到底是怎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全文沒有故作高深的概念堆砌，沒有激昂澎湃的情感抒發，卻引人入勝。由此也不難看出：真正好的文章，好在立意，好在結構，好在敘述准確、鮮明和生動，也好在邏輯清晰和說理透徹，而絕非是有幾個新穎的概念、加一點似是而非的理論、堆幾句華而不實的形容詞就能做到的。

金沖及的治學用事實告誡我輩學者：學問，要踏踏實實一步一步地來做，除此，沒有任何捷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