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擴大內需戰略基點形成強大國內市場
【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指導思想和必須遵循的原則，強調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經濟行穩致遠、社會安定和諧，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構建新發展格局，是在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進入新發展階段，黨中央根據我國發展面臨環境和條件的新變化，為了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做出的重要戰略部署，以確保我國在“十四五”期間和2035年之前這個時期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
推動形成新發展格局的戰略部署，包括著眼於促進國內循環與國際循環的平衡和相互促進、外需與內需的平衡和相互促進、供給側與需求側的平衡和相互促進等一系列更高水平的動態平衡，為此，應把以下方面作為重要的著力點，推出切實有效的舉措：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進一步挖掘和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潛力，形成和完善國內大循環這個主體﹔暢通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完善國內國際雙循環的聯動和相互促進機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用改革開放的辦法形成新發展格局。
內需潛力來自規模效應和速度效應
2010年以來，我國就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2019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總規模達到99.09萬億元，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為14.3萬億美元，佔全球經濟總量的16.4%。以這樣大的經濟規模，2019年我國GDP增長率為6.1%，在主要經濟體中增長最快，顯著高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3.8%的平均水平、世界2.5%的平均水平和高收入國家1.7%的平均水平。這種規模效應和速度效應結合在一起，奠定了我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位置。2009—2019年，我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高達28%。GDP總規模及增長速度，既標志著我國的強大生產能力，也定義了我國的超大規模需求能力，是我國經濟總量和市場規模上的獨特優勢。
近年來，在國際經濟環境和我國發展階段都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取得新的進展，經濟循環特征客觀上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既增強了國民經濟的平衡性，也對世界經濟的平衡作出貢獻。例如，我國經常項目順差與按支出法計算的GDP比率，從2007年的9.95%降至2019年的0.99%。2019年，在我國按支出法統計的GDP總量中，最終消費佔比（消費率）為55.4%，其中70%為居民消費﹔資本形成總額佔比（資本形成率）為43.1%，貨物和服務淨出口佔比（外需比率）僅為1.5%﹔在6.1%的GDP實際增長率中，上述需求“三駕馬車”分別貢獻了3.5個百分點、1.9個百分點和0.7個百分點。經濟循環中出現的這種新特征，並不意味著我國經濟已經轉變為內向型發展，也不說明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已經完成，事實上，我國經濟循環仍然存在進一步平衡的巨大潛力。
外需對拉動我國經濟增長仍有巨大的潛力，需要繼續推動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多元化的開放合作格局，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我國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貨物出口國。如果把產品和服務出口以及主要收益加在一起，2019年的世界佔比達到9.7%。如果進一步細化分析，特別是從價值鏈和更多要素的角度來觀察，可以得出我國經濟的國際參與度仍然十分顯著的結論。例如，在考慮到更復雜的價值鏈因素的情況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我國外需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比單純以淨出口數據做出的估算要高19個百分點。麥肯錫的報告也顯示，從貿易、資本和技術等方面綜合觀察，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的依賴度仍在顯著提高之中。
挖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蘊藏的潛力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要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全面促進消費，拓展投資空間。”拓展投資空間、挖掘資本形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潛力，要與轉變發展方式，實現高質量發展緊密結合。以往過度依賴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具有不可持續性，需要繼續進行調整，才能實現發展方式的根本改變。與此同時，提高生產率和推動高質量發展也需要投資來支撐。實際上，保持我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諸多新增長點，往往蘊藏在發展面臨的短板制約中，補足短板和形成新增長點，是未來投資的重要方向。
例如，以發展數字經濟為主要方向的創新驅動型經濟增長，對基礎設施建設提出的新需求，不僅體現為數量規模的擴大，更體現為科技含量的提升﹔以農民工的市民化為核心推進的新型城鎮化，將形成以為新市民提供均等公共服務為主要內容的建設需求﹔實施一系列區域發展戰略，以及補足區域基礎設施短板，也必然產生在新發展理念引領下的建設投資需求﹔加快社會建設、補足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的公共衛生領域短板，也會帶來巨大的投資需求。
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是潛力最大的內需，也是超大規模市場的直接體現。2019年，中國人口佔世界人口的比重為18.2%，按照匯率計算的GDP佔世界的比重為16.4%，但是，我國最終消費支出額隻佔世界總額的12.1%。如果能夠使我國的消費支出額在世界的佔比達到與GDP佔比相同，就意味著尚有超過4個百分點的消費潛力可以挖掘，由此產生的消費增量相當於英國目前的消費總規模。可以設想，如果進一步把我國消費的世界佔比提高到與我國人口的佔比相一致的水平，可以產生的新增需求則更為顯著。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8年我國最終消費支出佔GDP的比重即消費率為55.1%，仍然屬於較低的水平，比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低17.9個百分點，比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低9.2個百分點。不過，這個差距正在迅速地縮小。多年來，我國最終消費支出的增長速度，不僅遠遠快於世界上其他經濟體，而且也高於我國自身的GDP增長，2010—2018年我國的消費率提高了6.1個百分點。消費支出的快速增長和消費率的顯著提高，得益於居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收入分配狀況得到改善，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城鄉居民收入提高與GDP增長保持同步。
根據對我國GDP潛在增長能力的測算，在“十四五”期間以及更長的時期裡，中國經濟仍有能力保持中高速增長，增長速度可以繼續顯著高於世界大多數主要經濟體。使這個增長潛力充分發揮，就需要有與之相符的總需求保障。保持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一方面，可以通過穩步擴大居民消費，確保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斷得到滿足﹔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確保我國發展更加平衡和更加充分。
暢通國內國際循環及其聯通和互動
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是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內容。經濟增長既需要來自供給側的動力驅動，包括各種生產要素的供給和配置，也需要來自需求側的動力拉動，包括出口需求、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供需兩側的諸種因素和條件俱備，國民經濟才能循環起來。由於這些因素和條件本來就產生於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因此，良性和可持續的經濟循環，也應該是國內國際聯通和相互促進的。
在人口結構轉變和經濟發展階段發生變化的條件下，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隨著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在新發展階段，一方面要通過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不斷提高和穩定潛在增長率﹔另一方面也要通過高水平對外開放、開發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擴大內外需求，使需求因素能夠與潛在增長率匹配，保障經濟增長在合理區間。
我國具有的超大規模市場特征，也體現在生產要素的供給規模和生產率的提高潛力方面，這諸多優勢既保障我國經濟能夠長期保持合理增長速度，也對願意同我們合作的國家、地區和企業產生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目前，我國的資本形成總規模在世界佔比高達26.8%，勞動力總量佔到全世界的22.6%，由於我國教育發展十分迅速，龐大的勞動力數量也蘊含著很高的人力資本存量。對如此超大規模的生產要素進行有效配置，形成的經濟循環規模也是巨大的，既有充沛的活力又有堅固的韌性。
世界貿易的一個新趨勢，是從傳統的產品貿易為主轉變為以價值鏈貿易為主，目前全球貿易的三分之二以上是通過價值鏈進行的。全球價值鏈的發展以及貿易模式的相應轉變，拓展了比較優勢的內涵。處在不同發展階段上的國家，雖然具有不盡相同的技術水平、要素稟賦及其他發展條件，不同規模的企業的競爭實力也有差異，如今都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獲得參與全球分工的比較優勢。特別是，通過把生產模塊化並且使每種模塊之間互不關聯，大大降低了發展中國家和中小企業進入資本密集型價值鏈的門檻，同樣增強了我國生產要素和技術進而產業的穿透力。
在這種全球分工新格局下，我國工業結構的完整性構成了新的規模優勢。目前，我國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形成了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因此，在全球價值鏈中，我國在從低到高的各個環節都佔有一席之地。借助在諸多生產過程和技術環節中的價值鏈比較優勢，我國產業得以緊密鑲嵌在全球供應鏈之中。與此同時，我國要素配置也必然對其他國家乃至世界經濟產生巨大和正面的外溢效應。在超大規模內需的拉動下，我國的國內大循環越順暢，這一外溢效應也就越強勁，進而促進我國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進一步上升、與世界經濟聯系的緊密性進一步增強，這也為其他國家提供了更廣闊的市場機會，使我們能夠利用更多的國際商品和要素資源。
用足用好改革開放這個關鍵一招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戰略決策，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推動更深層次改革，實行更高水平開放，才能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提供強大動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后，我國將面臨一系列新機遇和新挑戰，需要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以新的舉措破解前進中面對的問題。對於推動形成新發展格局來說，改革開放的新舉措要著眼於破除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促進國內良性大循環和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根據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部署，以下幾個方面的改革舉措，對於推動形成新發展格局最具針對性和緊迫性。
首先，進一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改善人民生活品質，提高社會建設水平”。其中包括“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穩定提高居民收入增長的關鍵，是保持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然而，總體收入提高還不能自然而然轉化為超大規模消費，還需要通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特別著眼於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和調節過高收入來顯著縮小收入差距。完善統籌城鄉的民生保障制度，健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的國家基本公共服務制度體系，需要加快新型城鎮化進程，推動包括戶籍制度改革在內的一系列民生領域改革。
其次，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開發新的消費領域和經濟增長點，滿足人民群眾更高的美好生活需要。正如其他方面的挑戰一樣，人口老齡化同樣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這就要求以改革的精神綜合施策。特別是通過提高老年人的勞動參與率、養老保險金給付水平、動員全社會資源構建老年友好型社會、完善養老產業和老年服務產業發展的政策扶助體系，挖掘老齡化帶來的產業發展機會和消費潛力。
再次，完善統一高效的市場，建設高標准市場體系，使超大規模資源得到合理配置，超大規模市場獲得有效開發。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高標准市場體系”，市場是產品和服務流通以及要素配置的基礎性中介，市場結構和價格形成機制的發育水平，也決定著商品和服務消費以及要素配置的效率。為了推動產品、服務和要素的自主有序流動和高效公平配置，需要進一步暢通國內統一市場，推進要素市場制度建設和要素價格市場決定的改革。與此同時，加強以保護消費者權益、反不正當競爭、懲罰知識產權侵權等為重點的市場監管。
最后，通過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根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特點挖掘外需潛力，實現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開拓合作共贏新局面。堅持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依托我國大市場優勢，促進國際合作，實現互利共贏”。要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拓寬開放領域，參與國際經濟聯通和交往，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從對外開放中獲得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與此同時，統籌發展和安全，通過提高自身競爭力、增強監管能力和風險防控能力，以及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打造我國新發展階段的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作者：蔡昉，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學術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