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虛無主義

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是同20世紀出現的否定中華民族文化和歷史的“全盤西化”論相伴而生的。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巨人般前進的步伐遏止了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蔓延。在我國社會主義事業遭受“文化大革命”的嚴重挫折后，歷史虛無主義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要表現之一，在新的歷史時期重新泛起。它的主要表現是，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否定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歷史，否定中國革命史。它的政治實質是，煽動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歷史虛無主義在學術研究中也表現出來，但它從本質上說主要不是一種學術思想，而是一股政治思潮。反對歷史虛無主義，首先必須揭露其政治實質和政治危害性[1]。

反對歷史虛無主義，需要深入揭露和清除其歷史觀基礎。從社會歷史觀的層面看，歷史虛無主義是一種唯心主義歷史觀，它用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觀點觀察世界、認識歷史、評價社會歷史現象。本文就如何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剖析歷史虛無主義的歷史觀、世界觀基礎做一些討論。

一、兩種對立的歷史研究方法論：社會形態論與“一般社會”論

人們研究社會歷史必須採用一定的方法。在不同的方法背后，存在著不同的方法論。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形態論和歷史唯心主義的“一般社會”論，是社會歷史研究中兩種根本對立的方法論。在歷史虛無主義的言論背后，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以臆造的“一般社會”為尺度去衡量社會歷史現象、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方法論。

1894年，列寧在他的《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黨人？》（以下簡稱《什麼是“人民之友”》）這部成名作中，針對俄國自由主義民粹派的理論家米海洛夫斯基在社會學研究中的主觀唯心主義方法，十分深刻地闡述了馬克思的社會形態論與“一般社會”論的對立，顯示出他對馬克思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深刻理解。列寧的這些思想至今仍然是我們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反對歷史唯心主義以及批判歷史虛無主義的強有力武器。社會科學究竟是研究什麼的？列寧指出，“……馬克思以前的所有經濟學家都談論一般社會”[2]。他們“……爭論的是一般社會是什麼，一般社會的目的和實質是什麼等等”[3]。他們由此得出的理論，“都是一些關於什麼是社會、什麼是進步等等純粹先驗的、獨斷的、抽象的議論”[4]。他們如何去研究“一般社會”呢？米海洛夫斯基說：“社會學應從某種空想開始。”列寧指出，“主觀方法的首創者之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這句話絕妙地說明了他們的方法的實質”[5]。米海洛夫斯基用來衡量“一般社會”中各種社會現象的標准，是所謂的“人的本性”。米海洛夫斯基說：社會學的根本任務是闡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這種或那種需要得到滿足的社會條件。在米海洛夫斯基看來，事物既有合乎心願的，也有不合乎心願的，社會學研究的任務就是“……找到實現合乎心願的事物，消除不合乎心願的事物的條件”，即“找到實現如此這般理想的條件”。總之，從“空想”開始，以先驗的“人的本性”和主觀“願望”為尺度，去研究他們自己虛構出來的“一般社會”，尋找實現“理想”的條件，這就是以米海洛夫斯基為代表的主觀社會學給自己規定的研究對象、研究任務和研究方法。在列寧看來，這也是馬克思以前所有的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研究社會歷史的方法。本文把表現於這種研究中的方法論稱為“一般社會”論。

馬克思的社會形態論是同“一般社會”論根本對立的。社會形態論是馬克思創立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本理論，也是馬克思研究社會歷史的基本方法論。1867年，當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資本論》第1卷出版時，他在“序言”中明確寫道，“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6]。馬克思還明確宣示：“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7]列寧對《資本論》第1卷第1版“序言”中的這兩句名言給予極大重視，認為這兩句名言集中表達了貫穿《資本論》始終的“基本思想”。列寧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中強調：“隻要把序言裡引來的這兩句話簡單地對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資本論》的基本思想就在於此，而這個思想，正象我們聽說的那樣，是以罕見的邏輯力量嚴格地堅持了的。”[8]筆者認為，列寧所說的“基本思想”，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得出的基本結論和馬克思研究問題的基本方法論。列寧指出，馬克思所說的“現代社會”，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形態，“他研究的只是這個形態而不是別的形態的發展規律”[9]。當所有的經濟學家都在談論“一般社會”時，馬克思卻拋棄了對“一般社會”的虛構，創立了“社會形態”這個范疇，專門去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從而實現了社會歷史研究方法上的根本變革。通過這樣的研究，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規律，進而揭示出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是一種如同自然史那樣的歷史過程，從而証明了他所發現的人類社會歷史運動的規律。恩格斯指出，正是馬克思的這兩個偉大發現——“……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以及“……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10]，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馬克思用科學理論武裝工人階級政黨，指導工人階級和億萬人民群眾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時代。

列寧深入闡述了馬克思社會形態論的研究方法與主觀社會學“一般社會”論的研究方法的對立。列寧指出：“既然你連任何一個社會形態都沒有研究過，甚至還未能確定這個概念，甚至還未能對任何一種社會關系進行認真的、實際的研究，進行客觀的分析，那你怎麼能得出關於一般社會和一般進步的概念呢？”[11]如同形而上學的化學家不實際研究化學過程，卻臆造出什麼“化學親和力”的理論，形而上學的心理學家不分別說明各種心理過程，卻議論“什麼是靈魂”，形而上學的生物學家談論“什麼是生命力”一樣，這樣的研究方法是荒謬的。關於“一般社會”的種種議論，“就其基本方法，就其徹頭徹尾的暗淡無光的形而上學性來說，也是無用的”[12]。這樣的理論毫無用處，絲毫不能促進人們對現實社會關系的理解，隻能像肥皂泡一樣，化為烏有。而“馬克思在這方面大大前進了一步：他拋棄了所有這些關於一般社會和一般進步的議論，而對一種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一種進步（資本主義進步）作了科學的分析”[13]。這是社會歷史研究方法上的一場革命。

列寧對“一般社會”論方法的分析、批判體現了深刻的唯物辯証法思想。正如后來列寧在《哲學筆記》中所指出的：“一般隻能在個別中存在，隻能通過個別而存在。……任何一般都是個別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質）。”[14]歷史和現實中真實地存在著的，是各具特點的這一個或那一個社會，即具體的或“個別的”社會，沒有什麼“一般社會”。每一個具體的或“個別的”社會都在其個性中包含著共性，在特殊性中包含著普遍性。人類社會的一般特征、共同本質隻能存在於具體的或“個別的”社會之中，隻有通過對具體社會的分析、研究才能被揭示出來。因此，由認識個別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擴大到認識一般的事物，這是人類認識運動固有的規律。“人們總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然后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地進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15]。“從某種空想開始”的“一般社會”論的研究方法，根本顛倒了人類認識運動的正常秩序。列寧指出，不研究具體的社會形態，而是“從什麼是社會，什麼是進步等問題開始，就等於從末尾開始”。在認識社會歷史的方法上本末倒置，就隻能“……先驗地臆造一些永遠沒有結果的一般理論”。相反，馬克思的方法是“從研究個別的、歷史上一定的社會關系開始，而不從什麼是一般社會關系的一般理論開始”[16]。馬克思如果沒有實現這種研究方法上的根本變革，就不可能創建恢宏的理論大廈。

不過，人們的任何思想觀念都不可能是憑空產生的，隻能是對物質世界的這樣的或那樣的反映。發生在人們頭腦中的思想過程，歸根到底是由人們在現實中所處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一般社會”論者所臆造出來的種種理論，並不是他們頭腦中固有的或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一定社會中的現實生活在他們頭腦中的反映。這個社會，就是“一般社會”論者生活於其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列寧指出，“一般社會”論的那些理論，“不過是把英國商人的資產階級思想或俄國民主主義者的小市民社會主義理想充作社會概念罷了，……不過是當時社會思想和社會關系的象征”[17]。列寧還指出，資產者最大的特點，就是把現代制度的特征硬套在一切時代和一切民族身上[18]。資產階級學者關於“一般社會”的種種議論，實際上是把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下的范疇普遍化、永恆化，將其夸大為“一般社會”普遍適用的永恆的范疇。

列寧的分析使我們很自然地想到了“普世價值”論。“普世價值”論和歷史虛無主義都是近年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引起關注的社會思潮。這兩種錯誤思潮之間存在著內在的本質性關聯。“普世價值”論的主要表現，是把西方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觀念和體現這些觀念的多黨制、三權分立等政治制度普遍化、永恆化、神聖化，把它們說成是任何國家都必須遵循的“普世價值”，並以此為標准來衡量中國近代以來的革命和社會歷史變遷，評價我們的政治道路和社會制度，提出現實的政治訴求。歷史虛無主義的觀點和政治主張，正是在這樣的思想理論基礎上提出和論証的。有人宣揚，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有理、侵略有功，“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近代文明”，而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則是“令人嘆息的百年瘋狂與幼稚”﹔以五四運動為開端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歧路旁出”，是從“以英美為師”的“近代文明主流”走上了“以俄為師的歧路”，革命的勝利使“中國陷入了現代極權主義的深淵”，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實際上是‘黨天下’”﹔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是向文明發展主流的“回歸”，我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則是背離“歷史的潮流”，背離“普世價值”﹔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就得“認同普世價值，融入主流文明”，實行西方式的“憲政”民主，如此等等。不難看出，所有這些說法都內在地包含著資產階級社會是永恆的“一般社會”這個觀點，都以此作為邏輯推理的大前提。在激烈的意識形態斗爭中，“普世價值”論充當了歷史虛無主義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否定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歷史、否定中國革命史，煽動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思想武器﹔而這種“普世價值”論，就其社會歷史觀和方法論的基礎來說，不過是歷史唯心主義的“一般社會”論的新的表現形式而已。那些被推崇的“普世價值”，其實就是被當作“一般社會”的思想和原則推銷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理念和制度。

因此，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在社會歷史研究方法論上，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形態論，深入揭露“一般社會”論的謬誤和危害。

二、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必須把握人類社會發展規律

考察圍繞歷史虛無主義的意識形態論爭，不難發現在對各種重大社會歷史問題和歷史現象的不同評價背后，存在著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不同看法。這是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兩種歷史觀根本對立的又一集中表現。如果說拋棄“一般社會”論、堅持社會形態論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研究社會運動的基本方法論，那麼，“……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19]就是馬克思經過研究得出的基本結論。這一基本結論是對馬克思所發現的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集中表達。馬克思不僅確認了社會發展與自然界的發展一樣，具有一定的客觀規律，而且揭示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的這一發現經歷了一個長期探索的過程。考察和理解這個過程，對於我們學習和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剖析歷史唯心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是必要的、有益的。

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所以成為革命的科學知識，就是因為它正確地反映了客觀世界的實際規律，它是客觀真理[20]。唯物主義不過是朴素地按照客觀世界的本來面貌去反映世界，不增添外來的成分。為什麼在馬克思之前，一旦進入社會歷史領域，即使是費爾巴哈那樣偉大的唯物主義哲學家，也陷入了唯心史觀，成為半截子的唯物主義者呢？一個重要原因是，在社會歷史中活動的都是追求自覺目的的人，而以往的唯物主義者一看到人們的行動受思想支配，就停留下來，不去追溯思想動機背后的物質原因，把精神的力量當成歷史的最終原因，因而不能發現歷史運動的規律性，結果在他們筆下，“……歷史至多不過是一部供哲學家使用的例証和圖解的匯集罷了”[21]。

1859年，當馬克思第一次發表自己創立的政治經濟學成果時，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明了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經過。這一經過同時也就是他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形成和運用的過程。馬克思在《萊茵報》的工作中“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22]。這促使他去研究經濟問題，並通過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批判認識到國家與法都根源於物質生活關系。由此開始，他用了一生中黃金時代的15年時間潛心致力於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終於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尤其是它的“序言”中“……第一次科學地表述了關於社會關系的重要觀點”[23]。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我所得到的，並且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24]。接下來用800多字概括的這個“總的結果”，就是馬克思本人對他所創立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所做的最完整、最簡明的經典性表述[25]。

列寧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中完整地引用了馬克思的這一段論述。他正是以這段經典論述為主要依據來闡述馬克思的歷史觀的。馬克思於1859年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表述的，是他形成於19世紀40年代並指導了他此后研究工作的歷史觀。列寧指出，“社會學中這種唯物主義思想本身已經是天才的思想”，但“這在那時暫且還只是一個假設”[26]。馬克思在19世紀40年代提出這個假設后，花費數十年時間根據大量材料實際地研究“現代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他和恩格斯還在1848年到來的歐洲革命風暴中成功地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總結、闡述法國、德國革命的經驗，驗証了自己的歷史觀。對資本主義這個最復雜的社會形態的實証研究使唯物主義歷史觀經受了歷史與現實的檢驗。列寧指出：“自從《資本論》問世以來，唯物主義歷史觀已經不是假設，而是科學地証明了的原理。”[27]自那時以來，包括恩格斯、列寧、毛澤東在內的一代又一代馬克思主義者無不依據馬克思本人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經典表述來解讀和闡述、堅持和發展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

恩格斯在《資本論》第1卷英文版“序言”中寫道：“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提出的新見解，包含了他創造的一系列新的術語、范疇。他運用這些術語、范疇闡明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

筆者認為，對於這些基本原理和它們所揭示的社會發展規律，可以從兩個層面去理解。第一，馬克思揭示了構成一個社會形態的基本結構和它的發展規律。他運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這四個基本范疇，勾畫出社會有機體的基本結構，揭示了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規律，確立了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的過程、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基本矛盾運動導致社會革命和社會形態的更替等基本原理。第二，馬克思從整體上考察人類社會歷史的總趨勢，揭示了不同社會形態演進的歷史進程。他當時的表述是：“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希臘羅馬的、封建的和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可以看做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個對抗形式……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28]1877年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和1884年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出版后，“序言”中的這一思想發展成為歷史唯物主義的五種社會形態理論。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說，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29]。這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發現的社會歷史發展總趨勢的明確表達。馬克思的歷史觀具有嚴謹的內部邏輯結構，上述兩個層面的基本原理是統一在一起的。馬克思獨創的社會形態范疇，在這個新歷史觀的構成中起著關鍵作用。列寧用“兩個歸結”概括和闡述了馬克思創立社會形態范疇並運用它揭示社會發展規律的方法和邏輯。列寧指出，在馬克思之前，社會學家們對社會的考察局限於政治法律形式和人們的思想，所以不能發現各國社會現象中的重復性和常規性，而馬克思“……所用的方法，就是從社會生活的各種領域中劃分出經濟領域，從一切社會關系中劃分出生產關系”[30]。一旦著手分析生產關系，就有了一個客觀的標准，立刻就有可能看出各國社會現象中的重復性和常規性，把重復性這個“一般科學標准”應用到對社會的研究上來，“把各國制度概括為社會形態這個基本概念”。這樣就“……使人有可能從記載（和從理想的觀點來評價）社會現象進而以嚴格的科學態度去分析社會現象”[31]，從而第一次把對社會的認識提高到科學的水平。列寧總結說，“……隻有把社會關系歸結於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於生產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作自然歷史過程。不言而喻，沒有這種觀點，也就不會有社會科學”[32]。馬克思在方法上拋棄“一般社會”論而致力於剖析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變革，與他在理論上揭示人類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創新，這二者是內在統一的。在科學研究中，理論與方法是密不可分的。理論揭示對象的本質和規律，而當理論被運用於研究事物時，便轉化為方法。理論如果不作為方法運用於對實際事物的研究，就是無用的理論﹔方法如果不以符合客觀對象的理論為依據，就是無根據的錯誤方法。雖然馬克思在19世紀40年代形成的關於社會歷史運動的“天才的思想”當時暫時是一個假設，但馬克思“……一經得到就用於指導我的研究工作……”[33]，把它轉化為自己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方法。而他研究資本主義的成果特別是《資本論》，驗証了他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使其得以確立為科學原理。在這裡，理論轉化為方法，又通過方法的運用經受檢驗而確立為真理。唯物史觀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立史告訴我們，馬克思在社會歷史理論上的創新和他在歷史研究方法上的創新是內在統一、不可分離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同時實現了社會歷史觀和社會歷史研究方法論這兩方面的根本變革。

筆者認為，列寧之所以說隻要把他從《資本論》第1卷第1版“序言”中引來的兩句話“……簡單地對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資本論》的基本思想就在於此”[34]，正是因為馬克思的這兩句話既概括了他研究社會的基本方法論，又概括了他經過研究得出的基本結論，體現了《資本論》研究中歷史觀與方法論的統一。

馬克思創立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標志著“……他在整個世界史觀上實現了變革”[35]，使“歷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於它的真正基礎上”[36]。恩格斯在其於1877年寫的《卡爾·馬克思》這篇傳略中，在1883年3月馬克思逝世后其所發表的墓前講話中，都把這一發現推崇為使馬克思的名字永垂科學史冊的兩個偉大發現之一。列寧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中用達爾文的進化論做類比來說明馬克思的這一發現對於社會歷史研究的劃時代意義。列寧說，正如達爾文第一次把生物學放在完全科學的基礎之上一樣，馬克思“探明了作為一定生產關系總和的社會經濟形態這個概念，探明了這種形態的發展是自然歷史過程，從而第一次把社會學放在科學的基礎之上”[37]。

自從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先進分子就用它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中國共產黨90多年的歷史，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歷史。中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之所以能取得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歸根到底是因為我們走過的道路既符合中國具體國情，又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歷史唯物主義同中國人民的實踐相結合，轉化成了改變中國命運的巨大物質力量，同時在中國實踐中接受了檢驗，進一步確証了它的真理性，並得到了豐富和發展。社會歷史現象是極為豐富、錯綜復雜的，歷史前進的道路是充滿矛盾、艱難曲折的。隻有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以是否符合社會發展客觀規律和人民根本利益為標准，才能正確地認識社會、評價歷史。習近平指出：“不論發生過什麼波折和曲折，不論出現過什麼苦難和困難，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一百七十多年的斗爭史，中國共產黨九十多年的奮斗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多年的發展史，都是人民書寫的歷史。”習近平還強調：“歷史總是向前發展的，我們總結和吸取歷史教訓，目的是以史為鑒、更好前進。”[38]我們在評價各種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時，都應該堅持這樣的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進程是把一個貧窮落后、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變成社會主義新中國，並且開創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進程﹔是人民群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遵循社會發展客觀規律創造歷史、推動歷史前進的進程。這一歷史性變革帶來了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幸福安康，迎來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和方法論評價中國近現代歷史，就必須把各種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都放到這一基本歷史進程中去考察，看其是促進還是阻礙了中國歷史的進步，是維護還是損害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離開這一歷史進程，就不可能獲得科學的認識，也不可能作出正確的評價。對於人民群眾和他們的領袖人物在創造歷史的前進道路上不可避免地犯的錯誤和經歷的挫折，也隻有將其放到這一總的歷史進程中去分析，才能作出實事求是的科學評價。背離社會發展客觀規律和歷史總趨勢去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就會得出是非顛倒的錯誤結論。

從社會歷史觀層面看，歷史虛無主義否定中國共產黨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中國近代以來的革命史，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以背離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歷史觀和方法論為基礎的。無論是鼓吹“告別革命”，否定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統治並創建新中國的歷史偉業，還是割裂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或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無論是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還是抹黑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歷史英雄人物和先進模范人物，都是用了顛倒了的歷史觀充當度量衡，都是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方法論在起作用。在有些人看來，中國根本就不應該通過革命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因而也不該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隻有被這些人標榜為“普世價值”或“人類文明主流”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才是他們追求的理想社會。對於歷史虛無主義的種種手法，無論是無限夸大黨和人民在創造歷史的前進道路上不可避免地犯的錯誤和經歷的挫折，抹殺歷史的主流和本質，還是離開社會歷史條件，用個人私利、個人恩怨、個人性格乃至反面歷史人物的自我吹噓和表白來說明歷史，或是離開歷史的主線，擯棄所謂“大敘事”，用細節否定本質，掩蓋和歪曲歷史的本來面目，隻要我們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認清歷史前進的方向，堅持歷史的辯証法，就不難識破其謬誤所在，辨析是非曲直，作出正確判斷。在以往各個歷史時期，歷史唯物主義指引我們把握和運用客觀規律，使我們取得了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勝利﹔今天，我們仍然需要不斷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的滋養。習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深刻揭示了客觀世界特別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在當今時代依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依然是指導我們共產黨人前進的強大思想武器。他強調，推動全黨學習和掌握歷史唯物主義，更好認識規律，更加能動地推進工作[39]。為此，我們應該原原本本地學習和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掌握看家本領，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實踐，也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去剖析歷史虛無主義，分清思想上、理論上的是非曲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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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頁。[15]《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310頁。[18]《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頁。

[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2頁。

[20]《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頁。

[2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頁。[22][24][28][3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8頁、第591頁、第592頁、第591頁。

[2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頁。

[25]田心銘：《馬克思對唯物主義歷史觀要點“扼要的闡述”—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紅旗文稿》2015年第5期，第19—23頁。

[29]《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頁。[38]《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694頁。

[39]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推動全黨學習和掌握歷史唯物主義更好認識規律更加能動地推進工作》，《人民日報》2013年12月5日。

原載《學習論壇》2016年第4期

作者 教育部高等學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