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用唯物史觀來認識和記述歷史”——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堅持正確歷史觀”，強調“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堅持用唯物史觀來認識和記述歷史”。這給我們提出了重新認識唯物史觀的價值，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推動包括黨史研究在內的歷史研究，並運用這一思想武器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重大任務。為此，我們就社會各界，尤其是黨史工作者關心的一些重大問題，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進行了專訪。

記者：一段時間以來，歷史虛無主義不僅在史學領域彌漫，而且向文學、影視、網絡傳媒流傳，引發一系列社會亂象。您認為應該如何認識和應對歷史虛無主義這一社會思潮和社會現象？

曲青山：歷史虛無主義在中外歷史上具有長期的流傳脈絡和諸多表現形式，影響廣泛。近年來，歷史虛無主義在全球范圍內蔓延，並且隨著大眾消費文化的興起，大有愈演愈烈之勢。其具體表現是，不承認歷史和文化傳統的連續性與繼承性，把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的過渡看成是徹底的斷裂，否定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漠視人文精神傳統的內在傳承及其教化意義。究其根源，它是19世紀以來西方文化傳統現代流變的產物，資本主義的物化邏輯又不斷加劇了歷史虛無主義的發展勢頭。

歷史虛無主義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沒有土壤，不是中國社會的常態。“虛”“無”本是中國哲學中核心的存在概念，但它們都與境界和涵養有關，並且都屬肯定性的人生價值，因而與西方虛無主義迥異。

但是，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卻遭遇到歷史虛無主義的影響。在近代以來的不同歷史時期，都有一些人認為現代化的基本框架就是西方化，用西方性否定中國本土性，包括否定通過中國化已經成為歷史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導致出現歷史虛無主義。早在20世紀30年代，在“全盤西化”的口號聲中，歷史虛無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就曾喧囂一時，一些人宣揚“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百事不如人”。抗日戰爭爆發后，文化上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隨著民族主義的高漲而逐步消減。80年代，在熱烈討論“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等問題時，歷史虛無主義沉渣泛起，電視片《河殤》成為這一時期歷史虛無主義的代表作。90年代，隨著大氣候的影響特別是蘇東劇變，加上急劇向市場經濟轉型，有關理想式微、價值坍塌、道德滑坡、人文精神危機的評論以及“告別革命論”的出籠，都在不同層面表明歷史虛無主義的全面泛起。雖然理論界、史學界對歷史虛無主義進行了集中批判，但它幾起幾落，沒有銷聲匿跡。近年來，這股思潮以“理論化”“學術化”的新姿態出現，又有了新的動向，值得我們嚴重關切。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中國攻擊的重點是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改革開放以來，一些人以“解放思想”“反思歷史”“重新評價”“理性思考”“范式轉換”“還原真相”為名，否定、歪曲近現代以來的中國歷史發展道路，從糾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錯誤，走到“糾正”社會主義﹔從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走到全盤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從詆毀新中國的偉大成就，發展到否定中國革命的歷史必然性﹔從丑化、妖魔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發展到貶損和否定近代中國一切進步的、革命的運動﹔從“告別崇高”，質疑承載精神信仰的英雄人物的活動動機，到隨意裁剪，用惡搞代替創作，以“泛娛樂化”消解歷史意義價值等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歷史虛無主義的要害，就是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和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如何看待歷史，不僅關系到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價，更決定著怎樣走向未來。歷史虛無主義既歪曲歷史、有辱前賢，又攪亂思想、誤導當下，尤其是對青年人的為害之烈，遠遠超出了學術研究的范圍。若任其蔓延，勢必在社會上尤其是在青年中造成是非不分的思想混亂，瓦解人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信念與目標，從而危及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蘇聯解體就是前車之鑒，離我們並不遙遠，提醒我們不可小視顛覆歷史、解構主流帶來的現實危害，要時刻警惕歷史虛無主義侵蝕思想的疆土、精神的領地。

當今，歷史虛無主義在中國沉渣泛起，雖然有諸多表現形式，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建立在歷史唯心主義的理論基礎上，用孤立、片面、曲解的方法分析、觀察歷史。正是在這個立場、方法的基礎上，歷史虛無主義虛化事實，否定歷史的客觀性，隨意歪曲歷史真相﹔虛化規律，否定客觀存在的歷史真理，否認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和大趨勢﹔虛化價值，否認歷史的育人功能，解構主流價值觀。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有著深刻的國際、國內背景，有其存在的經濟和文化土壤，徹底消除它將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為了更有效地應對歷史虛無主義，我們需要更多地從歷史觀和方法論的角度來正本清源、撥亂反正。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8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怎樣對待本國歷史？怎樣對待本國傳統文化？這是任何國家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都必須解決好的問題”，“我們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不能數典忘祖，妄自菲薄”。今年，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體學習時又指出：要“堅持正確的歷史觀”，“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要堅持用唯物史觀來認識和記述歷史，把歷史結論建立在翔實准確的史料支撐和深入細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礎之上”。習近平總書記既給我們提出了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任務，又提供了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根本的途徑和方法。

記者：長期以來，在人類歷史中，唯心史觀在社會歷史觀上具有統治地位。歷史虛無主義本質上也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思潮。唯物史觀被稱為馬克思的兩大發現之一，意義重大。請您談談唯物史觀的歷史源流，特別是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在觀察和認識社會上的根本差別。

曲青山：馬克思主義哲學包括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辯証唯物主義是研究自然、社會及人類思維普遍規律的科學，它包括了對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研究。為什麼還要把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証唯物主義並提，而且要特別突出唯物史觀，將其視為馬克思一生的兩大發現之一呢？關鍵在於，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把唯物主義和辯証法的結合貫徹到了包括社會歷史領域在內的一切領域，實現了辯証唯物主義自然觀與歷史觀的統一。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斗爭幾千年，唯物主義經歷了朴素唯物主義、形而上學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三個發展階段。但在馬克思主義之前，社會歷史觀一直是唯心主義佔絕對統治地位。這有深刻的認識論根源。社會歷史發展有著與自然界不同的特殊性。人類社會歷史中的每一個事件，都是通過人們有意識的活動進行的，並且是這種活動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的聰明才智、思想理論、意志作風等發揮著重大的作用。社會發展這一特點，很容易使人產生疑惑，似乎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與自然界發展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過程，似乎自然界的發展是有客觀規律的，而人類社會的發展則決定於人的主觀意識，從而在歷史觀上陷入唯心論。唯心史觀研究社會歷史，僅僅停留在人們的思想動機上，把人類歷史的發展看作是眾多個人主觀意向純粹偶然的堆積，社會歷史完全為偶然性所支配。如果在社會意識的范圍內再探究偶然性背后的原因，就隻能歸結於神秘的“天命”或個別偉大人物的意志。

要擺脫唯心史觀的束縛，必須要有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德國歷史學家梅林在1893年寫作的《論歷史唯物主義》中指出：“唯物主義歷史觀也服從於它自己制定的那個歷史運動規律。它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在較早的年代，它是不會被任何最有天才的頭腦憑空想出來的。隻有達到一定高度時，人類歷史才能揭開它自己的秘密。”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更明確指出：“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大家對於社會的歷史隻能限於片面的了解，這一方面是由於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歪曲社會的歷史，另一方面，則由於生產規模的狹小，限制了人們的眼界。人們能夠對於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全面的歷史的了解，把對於社會的認識變成了科學，這只是到了伴隨巨大生產力—大工業而出現近代無產階級的時候，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這就是說，唯物史觀不是什麼天才頭腦的臆造，隻有在社會大生產和無產階級存在發展的歷史條件下才能被人們發現。唯物史觀不是離開人類文明大道而產生的一種學說。它的創立，僅有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還是不充分的，還必須要有一定的思想理論條件。歷史唯物主義也是如此，歷史上有不少思想家，特別是18世紀以來的資產階級思想家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思想，但又沒有從根本上沖破歷史唯心主義的束縛。馬克思正是在批判地繼承這些有價值的思想的基礎上，又突破其歷史的局限性，於19世紀40年代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學說。馬克思主義觀察社會歷史現象，創立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和方法論原則與此前的思想家有什麼根本不同呢？

第一，“不是人們的社會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系，社會歷史觀的根本問題是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的關系。唯物史觀“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於自然界和人類歷史，而是從它們中抽象出來﹔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隻有在適合於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這就讓歷史學從神學的婢女地位解放出來，使歷史不再成為哲學家頭腦中“絕對精神”的展現，賦予了它社會實踐的客觀屬性，這種客觀性決定歷史不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女孩”了。

第二，生產方式是社會變遷的終極原因。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正是這個基本矛盾的運動，推動著人類的發展。隻有把社會關系歸結於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於生產力，才能觀察到各個國家和地區歷史發展的重復性和常規性，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作自然歷史過程，才有可能從中發現歷史規律。所謂自然的歷史過程，是指社會同自然界一樣，也是有規律的發展過程，社會規律也是客觀的必然的，不是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由此，歷史的發展不再被認為是雜亂無章的，而是一個豐富的有規律可循的過程。

第三，人是社會歷史活動的主體。馬克思主義從人的物質生產活動出發，把人看成社會關系的總和，把人看成社會歷史實踐的主體。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指出“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也即歷史是由現實的、活生生的人為追尋自身的目的而展開的能動過程，在參與歷史創造的過程中，每一個人都是他們本身的歷史劇的劇作者和劇中人。一方面，作為歷史的主體，人具有主體的目的性和自覺性，即都在基於自身的目的而自覺能動地參與歷史的創造，在其展開歷史的過程中保有對歷史的價值與意義的自覺觀照。另一方面，人也作為歷史的客體，歷史不以某個人的意志為轉移，是以一定客觀規律發展的現實過程。人的偉大就在於可以通過自身的主體性去認識並順應這一規律從而使其為人類服務。因此人類歷史的發展就表現為“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統一，它始終在謀求“歷史規律”與“主體自覺”的契合。因此，歷史不僅具有客觀性，具有內在發展規律，而且可以被感知、被揭示。那種認為歷史不可知的觀點，實際上是對規律客觀性和人的主體性的雙重漠視。

唯物史觀的創立，是人類認識史上的偉大革命，深刻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讓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為實現無產階級解放和全人類的解放，為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提供了偉大的認識工具。列寧認為，“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第一次把社會學放在科學的基礎上”。他強調，唯物史觀是“唯一的科學的歷史觀”，為人們“指出了科學地研究歷史這一極其復雜、充滿矛盾而又是有規律的統一過程的途徑”。

歷史唯物主義是發展的、開放的理論。自從誕生的一個半多世紀以來，歷史唯物主義推動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自身的理論內容也不斷豐富。它所賴以生存的實踐基礎和所反映的時代的發展變遷，決定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形態或形式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變換。

自20世紀初以來，歷史唯物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是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相一致的，或者說，前者是后者的重要構成部分。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同時也選擇把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分析和解決中國社會發展問題的基本方法論。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系統、具體、歷史地分析中國社會運動及其發展規律，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過程中不斷把握規律、積極運用規律，推動黨和人民事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特別是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閃耀著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燦爛光芒。與此同時，歷史唯物主義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也得到了豐富和發展，取得了豐碩成果，如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論、社會主義本質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論等。這些理論成果，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是對我國革命建設改革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具有很強的創新性。當前，改革發展實踐和思想理論領域出現了許多新的重大問題。我們要像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

12月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的那樣，推動全黨學習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更好認識國情，更好認識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大勢，更好認識歷史發展規律，更加能動地推進各項工作。

記者：眾所周知，中國傳統史學博大精深，近代史學也成就斐然。一些人認為，沒有唯物史觀，當代中國歷史研究也會發展得很好。您如何看待唯物史觀對中國歷史研究的推動作用？

曲青山：唯物史觀的傳播，不但為中國的革命建設改革提供了科學的指南，而且為學術研究提供了科學的方法，為歷史學的繁榮和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中國的歷史研究，在繼承中華民族優秀學術傳統的基礎上，成為一門博大精深的科學。

中國傳統史學成績很大，對傳承文明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較大貢獻。中國是一個有著5000多年文明歷史的國家。在世界四大文明中，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三個文明都中斷了，隻有中華文明一脈相承、從未中斷地傳承到今天。中國傳統史學著作繁多，卷帙浩繁，所謂正史《二十四史》就有3249卷、4000多萬字，野史更不計其數。這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與之相比。中國傳統史學體例豐富和體裁的多樣也是一大特色，最早是編年體，孔子作《春秋》就是這種體例。司馬遷在《史記》中創立了一種新的體例—紀傳體。南宋人袁樞撰寫《通鑒紀事本末》，又使用了紀事本末體。

中國傳統史學是我們極為寶貴的遺產，但也存在很大的缺陷。一般說來，傳統史學觀念中佔主流地位的是倒退或循環的歷史觀。倒退的歷史觀自覺或不自覺地認為，社會歷史越古越好，上古三代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中國的道統。越到后代，大道衰微，歷史越益退化。循環史觀產生於學者對歷史上多次王朝的更替和每一次改朝換代所經歷的由亂到治的變化表現出來的“治亂”“興衰”的自然歷史過程的直接觀察。運用倒退的或循環的史觀看問題，所了解和說明的歷史現象自然是零碎的、局部的，既不能看到歷史的全貌，更不能看到歷史變遷的本質。前輩學者歸納傳統史學三大不足，都與傳統史觀有關。一是封閉性，在當時中國人的觀念中，中國是天朝上國，其他民族和國家都是文明程度低下的“蠻夷之邦”，隻知有中國史，不知有世界史，不能正確地認識自己和其他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二是英雄史觀、個人史觀佔主導地位，傳統史書大多記載帝王將相的活動，對經濟發展、社會結構、文化活動、大眾生活記載得很少。三是線條簡單、內容狹窄，主要是政治史和軍事史。故梁啟超批評傳統史學“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

到了近代，西學東漸，進化史觀誕生，推動中國傳統史學向近代史學轉變。自從19世紀末嚴復翻譯了《天演論》，社會進化學說風靡全中國，中國近代學術思想均奉之為圭臬。20世紀初，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新史學》，認為：史學是“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在這一歷史觀的轉變的基礎上，梁啟超提出“史學革命”的主張。他說：“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在此以后的歷史學家，包括王國維、陳垣、陳寅恪、胡適、傅斯年等以及更后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無不信從近代進化史觀，以此作為研究歷史的出發點。進化史觀不但認為歷史是進步的，同時還強調歷史的因果關系，有“公例”可尋，優秀的歷史學家必須具備哲學的素養。因此，20世紀早期的歷史學家們除對史料的搜集、考証之外，又孜孜不倦地探尋著歷史上的各種因果關系。梁啟超等人借用西方的理論方法研究中國歷史，提出了“鳥瞰式”或“飛機式”的讀史方法，看歷史就“好像乘飛機飛空騰躍，在半天中俯視一切，看物攝影，都極其清楚”，也就是說看歷史要有宏觀感，這實際上接近於后來講的要全面、歷史地看問題的方法。近代進化史觀不僅對中國歷史學的進步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而且其傳播與資產階級革命幾乎同步，促進了思想解放，使人們擺脫迷古崇古的思想束縛。五四運動發動了對封建傳統文化的猛烈批判，這是偉大的進步。這種批判也以進化史觀作為其思想武器之一。

從進化史觀到唯物史觀，是20世紀中國歷史學一大飛躍。進化史觀本質上仍是一種唯心史觀，具有理論來源的局限、理論自身的局限、階級的局限，不能正確地認識和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和根本動力，不能解釋許多復雜的中國歷史現象，不能真正推動解決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唯物史觀相對於進化論來說，是更高層次的理論，它承認進化史觀，包含了進化史觀的合理內核，並超越了進化史觀而更加科學化。20世紀20年代，李大釗、蔡和森、瞿秋白、李達等人寫出了我國最早的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著作，為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誕生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1930年，郭沫若出版《中國古代社會》一書，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並結合大量考古和文獻資料，第一次揭示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規律，為歷史研究開辟了新天地。在郭沫若的帶動下，三四十年代，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等一批史學家寫出一批馬克思主義史學著作，形成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第一個高潮。范文瀾寫出《中國通史簡編》后，毛澤東非常高興，說：“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們共產黨人對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有了發言權，也拿出了科學的著作了。”新中國成立以后，史學界掀起了一個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熱潮，唯物史觀很快確立了它的主導地位。馬克思主義史學由此廣泛而深入地開展起來。盡管經過了一個時期的嚴重曲折，馬克思主義史學還是經過嚴肅的自我批判，改革開放新時期重新走上了繁榮發展的道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史學建立了完整的學科體系，在中國和世界的通史、斷代史、專題史、部門史和史學理論的研究方面，以及在歷史資料的收集、整理、編纂等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沒有唯物史觀的指導，這些成就的取得是不可想象的。

中國史學的發展歷程表明，歷史觀是歷史學的根本問題。20世紀以來歷史學最顯著的進步，就是歷史觀的轉變。輸入進化論，是一大進步﹔輸入唯物史觀，是更大的進步。面向未來，包括中共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在內，中國歷史研究要走向新的繁榮，要一如既往地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努力做到兩個“善於”：善於用發展著的唯物史觀指導歷史研究，善於對在長期深入探索中總結出來的科學結論進行概括和升華，將歷史唯物主義推向前進。

記者：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根本上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和方法論正本清源、撥亂反正。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談得比較多，而對方法論討論較少。請您從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角度，給我們談談您對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及其運用的認識。

曲青山：唯物史觀不僅具有建設性功能，而且具有批判性功能。腐朽沒落的社會意識往往很頑固，在現代社會中纏繞並腐蝕著人們。當前，我們要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就應重視歷史唯物主義的運用，即發揮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作為認識工具和認識方法的作用。

唯物史觀既是歷史觀又是方法論。它具有雙重特性，既是關於歷史過程的理論，可以說是歷史本體論﹔又是歷史方法論，是觀察歷史的思維方法。離開基本理論的方法，就是離開對象本性的純主觀的方法﹔不具有方法論作用或不能化為方法的所謂基本理論，就是教條主義的理論。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強調他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觀察世界和歷史的方法，正是基於理論和方法的統一。唯物史觀方法論可以說是處於實踐和運用當中的社會基本規律，比如，從社會存在的根源中尋找社會思潮、分析社會思潮的方法就是被運用於分析中的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理論，從一個時代的物質生產方式中分析那個時代的思想和政治結構就是被運用於分析中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理論。當然，既然是運用，就必須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來運用，而不是死守普遍原則。因此，由基本理論到方法運用，不是簡單地倒轉過來就可以辦到的，它必須立足現實，從實際出發，緊緊扣住對象自身的特點來靈活地運用原理。

唯物史觀基本原理成為方法，必須注意基本原理的相關性，不能孤立片面地強調其中任何一個方面。在強調階級分析方法時，必須考慮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對階級關系的制約作用。階級和階級斗爭隻有在有利於解放生產力、有利於促進社會變革時才是正當的，而脫離生產和生產方式需要的所謂階級斗爭往往阻礙和破壞生產力的發展。再如考察一個國家生產力的發展與社會變革的關系，不能孤立地考察生產力的水平，既必須考察生產關系的性質及其對生產力發展的可容納度，還要考察上層建筑的狀況，即把社會基本矛盾作為一個總體，在總體中考察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規律的作用，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生產力的最終決定作用。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辯証法是內在統一的。每一個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都蘊含唯物主義與辯証法的內在統一，隻講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不講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的反作用，隻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不講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反作用，隻講歷史規律的客觀性不講人的主體能動作用，隻講階級不講個人，隻講人民群眾決定作用不講杰出個人的歷史功績，都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全都是相反相成的，包括相互依存的兩個判斷的統一。沒有歷史辯証法，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原則就是無根之談。

把唯物史觀的方法論運用於歷史研究，特別是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我以為，最重要的就是堅持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具體來說，應著重把握以下五點基本原則：一是客觀性原則，一切從歷史實際出發，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二是歷史主義原則，“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放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三是階級分析方法，既然“以往的全部的歷史，除原始狀態外，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那麼我們在研究階級社會的歷史時，就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四是歷史辯証法，“不斷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間、前進的變化和后退的變化之間的普遍的相互作用”。五是歷史整體研究原則，歷史事件多半是“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

當前，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學習和運用習近平總書記的歷史觀和方法論。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堅持以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體現了他的科學歷史觀、方法論。他關於黨史國史的一系列重要論述，集中回答了以什麼樣的態度學習歷史和對待歷史、以什麼樣的方法觀察歷史和研究歷史、以什麼樣的目的應用歷史和把握歷史的問題，蘊含著豐富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具有深刻的方法論意義。他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論斷，如實事求是“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應該遵循的思想方法”﹔把歷史任務和事件“放在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分析”﹔看待歷史“既要講兩點論，又要講重點論”，“分清歷史的主流和支流”﹔“歷史一脈相承，不可割裂”，把歷史事物置於歷史發展過程中考察﹔“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以聯系的觀點評價歷史現象的產生和發展等等，為我們正確研究歷史尤其是正確研究黨的歷史，從根本上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提供了科學的方法和基本遵循。

記者：歷史虛無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否定歷史的客觀性，

通過各種方式虛無化客觀歷史事實。您如何看待這種虛化歷史事實的現象？

曲青山：實事求是是歷史研究的出發點、落腳點。歷史研究的首要工作是了解“實事”，即通過詳盡佔有材料，把握歷史史實。隻有在大量事實的基礎上，才能進行“求”的工作，即找出歷史事實之間的內在聯系，發現歷史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就一再指出，他們的學說，“不是從原則出發，而是從事實出發”。列寧也強調：“事實是我們政策的基礎，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應該竭盡全力對種種事實進行科學研究。”毛澤東一貫強調實事求是的原則。習近平總書記近來也指出，要“用史實發言”，“更多通過檔案、資料、事實、當事人証詞等各種人証、物証來說話”。如果歷史事實被虛化了，被瓦解了，就不可能有歷史真相，歷史的客觀規律更無從談起。因此，對歷史虛無主義虛化事實的種種做法，我們決不能掉以輕心，必須警惕，應該予以澄清。

歷史事實分為兩種：一種是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另一種是被書寫的歷史事實，我們可以稱之為歷史史實。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書寫歷史，正確把握客觀歷史事實，一方面需要全面詳盡地佔有史料，在此基礎上考証鑒別，下一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的功夫﹔另一方面，需要正確的歷史觀和方法論指導。

歷史虛無主義的重要理論基礎是否定歷史的客觀性。近年來，一種源自后現代主義思潮的主張進一步借口歷史書寫的主體性和價值觀傾向，完全否定歷史事實的客觀性，認為歷史只是“文本”敘事。“文本”不取決於歷史事實本身，而取決於敘述它、解讀它的人，取決於這些人的自覺或不自覺的意圖、認識乃至偏見。於是，歷史始終是人書寫的歷史，不存在客觀所指的歷史，一切歷史都是人為的編造。這一主張流於消極的破壞，走向了極端的所謂“解構”，為以價值重估為由恣意歪曲、否定客觀歷史事實，大作翻案文章大開方便之門，是站不住腳的。如前所述，在唯物史觀看來，歷史是客觀存在的，具有內在規律性，而且是能夠被揭示、被發現、被認識的。具體來講，有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歷史事實是客觀存在的。一切都是過程，一切都會成為歷史。如果歷史不可信，那就等於現實不可信，否定歷史的客觀存在就是否定現實的真實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任何人都不可能改變歷史和事實。”第二個層面，被書寫的歷史史實能夠反映客觀的歷史事實。被書寫的歷史史實，與客觀歷史事實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它永遠不可能與客觀歷史事實完全相符，但可以逐漸逼近歷史的真實。歷史書寫不能不受到包含有客觀歷史事實因子的歷史資料的制約，而且，雖然歷史著述的主體性和價值觀傾向影響對歷史資料的選擇和安排，並最終影響對歷史事件的認識和結論，但對材料的使用不能是主觀的、隨意的。列寧說過：“如果從事實的整體上、從它們的聯系中去掌握事實，那麼，事實不僅是‘頑強的東西’，而且是絕對確鑿的証據……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麼它們就隻能是一種兒戲，而且連兒戲都不如。”我們強調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作用，就是追求在歷史的科學性和人的主體性之間達到統一，力求被書寫的歷史史實越來越接近客觀歷史事實。

一些人在錯誤的歷史觀主導下，罔顧歷史事實，試圖歪曲、掩蓋歷史真相。比如，多年來，日本少數右翼分子一直大造南京大屠殺翻案輿論，聲稱“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捏造的謊言”，或認為南京大屠殺沒有死那麼多人。但是，南京大屠殺是歷史事實，是經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確認的，有大量的歷史資料証明，有大量的人証、物証，不會因為主觀認定不同而不同。就像習近平總書記針對日本右翼勢力公開否認二戰時期侵略行徑時指出的那樣，“事實就是事實，公理就是公理。在事實和公理面前，一切信口雌黃、指鹿為馬的言行都是徒勞的。黑的就是黑的，說一萬遍也不可能變成白的﹔白的就是白的，說一萬遍也不可能變成黑的。一切顛倒黑白的做法，最后都隻能是自欺欺人”。

一些人不顧實事求是的原則，用假設來虛無化歷史事實。他們將歷史建立在“假設”的基礎上，對真實發生的歷史作出假設的判斷，例如，若沒有“太平天國運動”、沒有“戊戌變法”、沒有“辛亥革命”、沒有“五四運動”、沒有中國共產黨及其發展、沒有“抗日戰爭”、沒有“解放戰爭”等等，再將他們假設出來的歷史作為真實發生的歷史，那樣，中國就會出現一條比今天更加“輝煌”的“光明大道”。對這種“歷史假設”問題怎麼看？我認為，要從兩個層面看，一個層面是從客觀的歷史發展進程來看，歷史事實具有一維性、不可重復性，不存在假設的問題。一個層面是從歷史研究來看，假設是一個重要的研究方法，但歷史學的假設研究方法有其自身的規范，應注意假設的關聯性、可証明性、所依據學理的科學性以及所依據相關原始歷史資料的准確性，運用是有其度的限定的。這種限定決定了我們在歷史研究中不能隨意假設，如：基本搞清楚的關系到歷史全局發展的歷史事實，代表一定歷史發展方向的歷史事實和過程，關系到一個民族和國家社會發展道路的歷史事實，某個特定歷史發展階段，敘述社會發展過程的歷史前提等，都不能假設。否則，作為科學的歷史學就會嬗變為無任何學術價值的“假設歷史”學。歷史虛無主義的種種假設，幾乎違背了歷史學假設研究方法的所有規定。它不是在運用歷史學的假設研究方法，而是以西方文化觀和價值觀為尺度，在本不該假設的地方隨意假設，以假設証明假設，把不可能的說成可能。它的假設實際上虛無化了跨度達一百多年的中國近現代歷史。

一些人忽視對史料的考証鑒別，隻要合乎自己意願就隨意使用，輕率改變已廣為社會接受的歷史結論，否定客觀歷史事實。比如，近年來，個別人對狼牙山五壯士的諸多歷史事實進行質疑，並提出一套新的說法，如跳崖地點不是棋盤陀頂峰而是棋盤陀下面的一個山包、把五壯士“跳崖”說成是“溜崖”、稱七連沒有埋地雷、稱五壯士吃蘿卜違反革命紀律等，這些“新說法”在網絡上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引發一批網民跟著抹黑我們黨的歷史。我室第一研究部在現有的研究基礎上，廣泛搜集有關狼牙山五壯士歷史資料，並結合實地考察調研，下了一番功夫進行了考証，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對所謂的新說法一一進行了駁斥。類似的歷史虛無主義事例還不少。史料是弄清歷史事實的基礎，但歷史上留存下來的史料往往既雜亂繁多而又殘缺不全，大多數文字資料又難免有當事人或后人的主觀因素摻雜在內，有一些甚至是有意歪曲或掩蓋歷史事實的。隻有充分地佔有和利用一切可靠資料，並把這些資料甄別清楚，才能弄清歷史事件的真相和來龍去脈。歷史事實並非不能重新考証，如果經過反復的研究，事實的確是那樣而不是這樣，那就不管是什麼權威的結論、傳統的說法，錯了的都可以統統推翻而用新的結論取代。反之，如果不是在資料上花大力氣，而是靈機一動或者是主觀預設先行，提出一些新的提法，然后再摘引一些適合自己需要的歷史資料來填充早已在自己頭腦中形成的框架，這樣寫出來的東西不符合客觀歷史事實，並不是學術創新。

歷史虛無主義虛化事實，還有一種重要的表現值得高度重視，那就是“用精心挑選的歷史細節歪曲和篡改歷史”。歷史研究原本就存在宏觀、微觀的區別，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宏觀研究或者叫系統研究或整體研究，著重對史事的全面陳述和把握。微觀研究或可稱為個案研究乃至細節研究，著重史事的細節鉤沉與精審考訂。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同樣重要，並無高下之分。一方面，人類社會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隻有從各種歷史因素的普遍聯系和相互作用中，人們才能正確地把握各種社會現象的總畫面的一般性質，從而獲得對歷史的完整了解。也隻有在對歷史整體把握的基礎上，才能確定歷史細節的價值和作用。另一方面，如果不了解“足以說明構成這幅總畫面的各個細節”，我們還是看不清總畫面，而“為了認識這些細節”，我們不得不把它們從“歷史的聯系中抽取出來，從它們的特性、它們的特殊的原因和結果等等方面來分別加以研究”。但是，一個時期以來，包括黨史學界在內的歷史學界，產生了一種傾向，那就是淡化理論，忽視乃至否定歷史觀和對歷史的整體把握，隻注重歷史細節和個案研究。這種傾向失之偏頗，容易使人陷入以偏概全、盲人摸象的境地，導致歷史研究的碎片化。隨著越來越多的非專業的歷史愛好者進入歷史研究領域，這種傾向越來越突出，為歷史虛無主義蔓延提供了土壤。在這種傾向中，確有一些專業和非專業的研究者帶有明顯的主觀動機，他們試圖通過有選擇的個案和口述者歷史，來顛覆或改寫目前已經廣泛傳播和被接受的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結論。這種現象並不新鮮。列寧早就說過：“在社會現象領域，沒有哪種方法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了。挑選任何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沒有任何意義，或者有純粹消極的意義，因為問題完全在於，每一個別情況都有其具體的歷史環境。”這個論述今天仍然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歷史研究需要重視細節，但不能碎片化。應對歷史研究碎片化傾向，我以為，有兩點特別重要：一是加強宏觀、整體的歷史研究，在把握歷史活動的總和和全貌中來確定它的主要方面，分清主流和支流。正確看待黨90多年的歷史，道理也是這樣。要把握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要抓住黨做過的三件大事﹔第二個方面，要把握黨的歷史的主題主線和主流本質。黨的歷史主題和主線就是黨自誕生以來所肩負的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富裕兩大歷史任務。黨的歷史的主流和本質就是黨的“不懈奮斗史”“理論探索史”“自身建設史”，抓住了這三個史，就能在總體走向上把握好黨史的主要內容，就能從總體和宏觀上正確看待黨史。有了這個整體把握，在具體的細節研究上就能得出正確的判斷。例如在研究中以某某縣、某某問題為例，中國幅員遼闊，東西南北發展差異性太大了，比方說土地改革，有老區和新區、有北方和南方，情況千差萬別，如果僅僅以一個微觀的視角、一個地方的特例來看土改，而沒有抓住主流，那麼很可能得出的結論會有偏差。二是要有唯物史觀的指導。歷史的復雜性就在於它存在著無數相互沖突的事實，從微觀角度看，它們同為真，都是“事實”，而從歷史趨勢看，相當一部分現存的事物已經失去了客觀必然性，成為偶然的、純表象的實例。記載歷史這種復雜性的史料，除了大量的偽証、偽史以外，即便是真實的史料，也有一個再鑒別過程，即從史料的真實過渡到歷史的真實。而這是單純的歷史考証方法所力不從心的。毛澤東曾指出：“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點或特點（矛盾的主導方面）。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列寧研究帝國主義，都是收集了很多統計和材料，但並不是全部採取，而只是採取最能表現特點的一部分。”要區分最能表現特點的材料，需要正確的歷史觀，需要認識和敘述歷史的科學方法論。

記者：歷史虛無主義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借口歷史發展有偶然性，歷史認知存在相對性，否定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任意解釋歷史。您怎麼看這種虛化社會歷史規律的現象？

曲青山：歷史無法重現，人們對歷史的解釋也不免見智見仁。盡管如此，人們對歷史的認知仍具有客觀的真理性，不容陷入相對主義或隨意顛倒歷史。列寧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義辯証法無疑地包含著相對主義，可是它並不歸結為相對主義，這就是說，它不是在否定客觀真理的意義上，而是在我們的知識向客觀真理接近的界限受歷史條件制約的意義上，承認我們一切知識的相對性。”陳寅恪也指出，在史料大致完備的條件下，人們對於歷史的解釋，不能不受限制，“非可人執一說，無從判決其當否也”。因此，人們盡可以對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發展的諸多面相見智見仁，但不可隨意翻案，更不應也不可能否定社會歷史發展規律。

近年來，歷史虛無主義在否定社會歷史發展規律方面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所謂“告別革命”論，否定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進行的反帝反封建斗爭，把“五四”以來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發展方向視為離開所謂的“以英美為師”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誤入了歧路，一味贊頌改良，甚至為封建社會的糟粕、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唱贊歌。歷史虛無主義為了否定革命，還提出近代以來的中國革命是少數職業革命家“制造出來”的，是強加給中國人民的。“告別革命”論關乎歷史的大是大非。在這裡，我從唯物史觀的視角，作一個辯正。

首先，我們要看到1640年以來整個世界所顯示出來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大潮流、大趨勢，以及在這個潮流背后的工業文明取代農業文明這種生產方式大轉變的趨勢。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此作了生動而又深刻的揭示：“資產階級，由於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於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裡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華民族在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壓迫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這時候起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中國處於備受欺凌、社會動蕩的危亡時期。就像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描述德國的那樣：“不僅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除了現代的災難而外，壓迫著我們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這些災難的產生，是由於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著它們的過時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還在苟延殘喘。不僅活人使我們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們受苦。死人抓住活人！”當時的中國，主要矛盾不是生產力迅速發展要求突破生產關系，而是舊生產關系及建立其上的上層建筑嚴重阻礙生產力發展，使生產力呈現萎縮狀態。盡管生產力水平不高，舊生產關系仍然沒有可容納發展的空間。生產力不發展，民生多艱，中國沒有出路。除了革命，隻能滅亡。中國革命是救亡圖存的革命。

在近代中國，不是中國不需要和平改良，也不是沒有改良的機會。恰恰相反，中國人民曾經對改良寄予極大的期許，做過很多的試驗。但中國是一個封建主義傳統深厚的大國，又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侵略、壓迫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方式的背景下，被迫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因此，這種轉型就同時遭遇到了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兩大敵人的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不允許中國獨立發展資本主義。清政府不可能真正推行君主立憲，它要維護的是清王朝的專制體制，維護中國社會的封建社會本質。由此，在外國資本主義列強和國內封建勢力的阻撓下，中國每次改良幾乎都以失敗告終。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實際上宣告了“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理念和政策的破產，隨后掀起的戊戌變法及其失敗，則反映出封建頑固勢力仍然把持著政權，不願意全面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再后來的清末立憲以皇族內閣出場落幕，再次証明封建頑固勢力已經不可救藥，不可能自我革命。

革命是近代中國社會客觀歷史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它是歷史前進的火車頭。革命造成的破壞，總是以社會的巨大進步作為補償的。中國歷史是如此，世界歷史是如此。如果當時中國還有改良的一點點希望，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寧願拋頭顱、洒熱血呢？孫中山說得好：革命是迫不得已而為之。並不是誰想革命就去革命了。隻有革命，才能為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掃清道路。毛澤東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深刻地闡明了革命和現代化之間的辯証統一關系：“正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束縛了中國人民的生產力，不破壞它們，中國就不能發展和進步，中國就有滅亡的危險。革命是干什麼呢？就是要沖破這個壓力，解放中國人民的生產力，解放中國人民，使他們得到自由。所以，首先就應該求得國家的獨立，其次是民主。沒有這兩個東西，中國是不能統一和不能富強的。”這是被近代中國歷史証明了的一個顛扑不破的真理。

唯物史觀認為，歷史是客觀必然過程和主體創造性活動的必然統一。歷史提供的永遠是可能性，必然性的實現總是要通過由可能性變為現實的過程。可能性是歷史條件決定的，而可能性的實現和以何種方式向現實轉化，決定於人的能動性的發揮和正確的抉擇。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革命逐漸形成了兩種可能、兩條道路：一條道路是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一條道路是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實踐表明，隻有共產黨才能順應世界歷史的潮流，帶領中國人民完成最徹底民主革命的任務。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進入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帝國主義列強依靠武力重新劃分世界范圍和世界市場，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引起了革命，社會主義作為制止資本主義災難的一種新生力量應運而生。由於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同時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的代表，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就必然包含有反對資本主義因素，並且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相呼應，因此列寧把帝國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納入了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范疇，革命的前途是非資本主義。這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革命的世界背景。

辛亥革命后，清朝在革命的洪流中成為歷史陳跡，然而，民主共和國的理想很快破滅了。在北洋軍閥的統治下，中國內爭不斷，戰亂不止，社會陷入極端混亂和動蕩中，現代化進程遭到嚴重挫折。中國的出路在哪裡？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開始尋找比資本主義制度更有效的制度，尋找一條可以使中國走向獨立富強的新路。在這種背景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對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十月革命的道路，不僅可以指導中國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而且還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暴露出來對外侵略、對內壓迫人民和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弊病，為中國人指出了一條超越資本主義制度的更加民主、自由、平等的社會前景。同時，十月革命還給中國提供了動員、領導廣大民眾參加革命的組織和辦法，這是近代以來中國進步力量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得出了走俄國人的路，向社會主義前進的結論。中國共產黨由此誕生。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走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推翻了阻礙中國現代化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反觀國民黨，苦於中國資本主義的不發展，中國資產階級從娘胎裡面帶來的軟弱性，革命不徹底，承擔不了一場徹底的民主革命的領導責任。如前所說，辛亥革命成績巨大，但很不徹底。1928年國民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此后進行了一些現代化的嘗試，也進行了一些現代化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由於國民黨的階級特性，決定了它承擔不了完成國家現代化的任務。它對外妥協退讓，中華民族仍然沒有獲得獨立﹔對內一黨專制，拒絕向民眾開放政權﹔經濟上官僚資本摧殘了民族資本。最突出的表現是在土地問題上。孫中山早就提出了平均地權的土地改革主張，但國民黨在大陸始終沒有實行。1949年敗退台灣后，蔣介石曾問葉青：國民黨何以敗？葉青的回答是：因為沒有實施孫中山先生之民生主義，實行耕者有其田。國民黨到台灣后，成功實行了耕者有其田的改革政策。何以前后有如此強烈的對比？關鍵是在大陸是革自己的命，資產階級軟弱且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國民黨高官們的土地都在大陸，在台灣則是革別人的命。

總之，縱觀近代以來的中國，無論是革命還是向社會主義方向前進，都是歷史的大勢所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認識到了這一浩浩蕩蕩的世界和中國的歷史潮流，承擔並完成了徹底的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由此也成為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

從上述對“告別革命”論的辯正來看，以唯物史觀為指導，探尋歷史事件的內在聯系，把握歷史發展規律，從而對歷史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和評價，要特別注意兩點：一是要有歷史長時段的觀念。社會規律是大尺度規律，它起作用的時間有的需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在這個長時段中，歷史的發展會有許多偶然性，甚至會有不少反復。如果沒有長時段觀念，就很容易迷失，很難發現社會歷史規律，隻能就事論事。實際上規律就是通過無數偶然性不測事件起作用的。年鑒派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在他的著名文章《長時段》中說：“馬克思的天才，馬克思經久不衰的力量和秘密，來源於他第一次以歷史的長時段為基礎制定了真正的社會模式。”二是要有世界的眼光。近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開拓，“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成為“完全物質的，可以通過經驗証明的行動”。這種情況，不僅使得研究世界歷史成為歷史學的重要任務，而且也使得人們在研究各個國家、民族、地域的歷史時必須具有世界歷史的開闊眼光，准確把握世界歷史的發展大勢。

歷史虛無主義之所以曲解、否定社會歷史規律，除了極少數人別有政治企圖，欲借歪曲歷史否定我們黨執政的合法性之外，多數人主要是認識上的問題。有些人對於黨和國家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總是有這樣那樣偏見，很大程度上是他們看問題，不是將之置於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做綜合的、長時段的考察，而是以偏概全、以今況古，看不到歷史人物受到特定環境的制約而具有的歷史局限性，常常以當下的認識水平為標准要求前人提供現代所要求而在他們那個時代不可能提供的東西，便難免得出有失偏頗的結論來。例如，新中國成立后的前30年，黨和國家的工作確實出現了一些失誤，包括“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曲折等，都造成了不必要的嚴重損失。但是，因之便將這一時期看成一片漆黑，把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說得一無是處，加以全盤否定，是不客觀的。我們應當看到，這些失誤是我們黨在探索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上發生的偏差，事后也由黨自身做出了糾正。更重要的是，這一時期，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從一窮二白的舊中國變成舉世矚目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在各方面取得包括“兩彈一星”在內的偉大成就，為后30年改革開放和新的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看不到失誤，就得不出教訓。但是，僅看到失誤而看不到成就，見木不見林，並不足言客觀的歷史真相，相反卻易誤入歷史虛無主義的迷津。

記者：近年來，一些人熱衷於戲說歷史、調侃歷史，一些文學、影視、網絡傳媒作品乃至歷史研究作品解構崇高、消解意義、扭曲經典、丑化人民群眾和英雄人物，您怎麼看這種虛化歷史價值的現象？

曲青山：以通俗的方式、大眾的視角講歷史故事，讓人在“悅讀”“悅看”中有所悟、有所得，有利於傳播歷史，是時代的大勢所趨。但是，無論怎樣講述歷史，都不能消解價值、解構意義。從古到今，中國社會都很重視歷史的教化功能，都很看重通過歷史著作傳承文化精神。尊重歷史而不是調侃歷史，敬畏歷史而不是消費歷史，是歷史研究宣傳中應有的態度。

認識和評價歷史，離不開價值觀。對歷史的評價，有兩個尺度，一個是歷史尺度，一個是價值尺度。歷史尺度主要是著眼於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以能否有利於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文明水平的提高為標尺，對歷史加以評價。所謂價值尺度，又稱道德尺度，主要是著眼於歷史對於人的存在和發展的意義，以一定的道德准則和主體性原則為標尺，對歷史進行評價。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歷史尺度始終是首要的，價值尺度則是第二位的。因為人類的歷史首先是生產方式發展的歷史，歷史的進步首先表現為生產方式的進步。離開了這一基本准則，僅從某種價值觀念和道德理想來評判，隻能對歷史作出抽象的乃至隨意性的解釋。而且，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價值尺度本身，也有一個歷史性的問題，即這種價值究竟反映和代表的是進步的力量和趨勢，還是腐朽的力量和趨勢，還要放到歷史當中來考察。這樣一來，價值尺度又得回到歷史尺度上來。

當然，堅持價值尺度應當服從歷史尺度的基本原則，並不是要輕視以至排斥價值尺度。實際上，兩種尺度是互為前提、互相貫通的。一方面，隻有尊重歷史，達到對社會發展規律的真理性認識，才能透徹懂得什麼是正確的價值取向，從而確立合理的價值標准和道德觀念。另一方面，隻有堅持正確的價值觀，一切從社會歷史的主體即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從合理的理想追求和價值追求出發，才能排除偏見，尊重客觀事實和歷史規律，對歷史作出正確的把握和客觀的評價。

在實際歷史評價過程中，常常看到這樣的情況：要麼把歷史尺度與價值尺度混為一談，最后所作的評價似是而非﹔要麼把這兩種尺度截然分開，最后所得出的結論是各執一端。這兩種傾向都不利於對歷史的正確評價。

一些人認為，為了客觀地還原歷史，必須從中排除價值觀。他們攻擊馬克思主義史學價值觀先行，聲稱研究者應該處在“價值中立”的狀態。事實上，“價值中立”是不可能的。客觀性不是價值中立，而是科學性，如實地揭示歷史真相。歷史已經消逝，歷史的還原，即歷史的書寫，從材料的選擇到解釋到評價，都會受到書寫者的時代背景、政治立場、理論水平等制約。價值觀正確就會尊重歷史事實，尋求歷史事實，盡力盡心追求信史。價值觀錯誤，往往偽造歷史、歪曲歷史。稱太平天國為“洪匪”、義和團為“拳匪”、共產黨為“共匪”的人，不可能揭示革命歷史的真相。目前，即使在西方，價值中立的主張也已被廣泛質疑和拋棄。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繆爾達爾曾指出：“努力逃避價值觀念是錯誤的，並且注定是徒勞的和破壞性的，價值觀念和我們在一起，即使把它們打入地下，它們仍然指導著我們工作。”歷史學家企圖非意識形態化是不可能的。有人指出，中國當代歷史虛無主義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一些人囿於個人情感，歷史價值觀扭曲。我在前面說到，新中國前30年，我們曾有不少失誤，傷害了一些人。時光雖逝，往事並不如煙。一些曾不同程度受到傷害的人，心理陰影往往長期存在。他們中的一些人，對待歷史問題，未能超越個人恩怨，自然會影響對黨史、國史認識的客觀性。極少數人千方百計否定毛澤東，很大程度上正緣於此。

一些人以腐敗蔓延、道德滑坡、社會風氣敗壞為由，否定改革開放新時期30多年的歷史。這是從上世紀90年代逐漸發展起來的社會思潮，要害是否定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觀點關乎大是大非，必須嚴肅對待。我個人的看法，主要是三點：第一，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方向決不能動搖。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大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使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比以前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時，社會文明程度也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悄然提升。這對於中國來說無疑具有巨大而深刻的歷史進步意義。所以，我們無法否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符合歷史發展規律，具有歷史必然性和歷史進步性。第二，理性看待改革開放新時期社會道德狀況。事實最有說服力。大量的事實昭示著社會道德的進步，如傳統的封閉保守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受到巨大的沖擊和蕩滌，競爭觀念、效益觀念和開拓進取、實干興邦等精神理念不斷得到生長和傳播﹔社會道德領域也還存在許多敗德現象，如屢屢發生的官員腐敗案件，被頻頻曝光的無良企業。可以說，我們正經歷道德的進步，也承受著道德的陣痛。要全面、客觀地認識社會道德的“全貌”，不能從一些失德敗德現象簡單推出“道德滑坡”的結論。第三，高度重視社會道德問題。人類道德文明發展的道路，從來都不是平坦的、直線的，特別是在每次社會轉型之時，往往都要經歷一番“道德的陣痛”。“道德的陣痛”是一種傳染病，各種問題可以相互影響。道德建設的重要性無可估量，不能認為隻要經濟上去了其他都可以補上。黨中央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一直高度重視道德建設。鄧小平同志曾告誡我們：“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麼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指出：改革開放新時期“比較突出的一個問題就是一些人價值觀缺失，觀念沒有善惡，行為沒有底線，什麼違反黨紀國法的事情都敢干，什麼缺德的勾當都敢做，沒有國家觀念、集體觀念、家庭觀念，不講對錯，不問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渾渾噩噩，窮奢極欲。現在社會上出現的種種問題病根都在這裡。這方面的問題如果得不到有效解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難以順利推進”。

現實社會中一些人價值觀缺失，在商業及大眾消費文化推波助瀾下，直接導致認識和評價歷史的價值尺度的扭曲甚至虛無，出現了大量解構崇高、取消意義的歷史作品和社會現象。

一些人信奉利己主義，把人的需要、利益和欲望等同，看成只是錢欲、權欲、利欲。他們在看待歷史問題上，慣常以今度古、以己度人，把“個人利益至上”作為唯一的價值尺度，讓理想、信仰、道德這些美好的德行在歷史認知中步步退卻，從而形成了扭曲的歷史價值觀。在扭曲的歷史價值觀映照之下，一切歷史都庸俗化了，那些具有進步意義的歷史事件被矮化成“權謀”“宮斗”，那些承載精神信仰的英雄人物被丑化成“投機派”“野心家”，結果是為理想獻身的英雄不存在了，為民族大義奮斗的群體不存在了，那些照亮人類心靈和精神的理想信念也不存在了。

一些人在西方后現代思潮的影響下，在“意義的消解”上走得更遠。他們懷疑一切，虛無一切，形成了及時行樂或游戲人生的價值態度，嘲笑並否定傳統文化中高尚的精神追求，主張直接體驗當下的情境和感官。這種消極“玩世”的思想帶來了游戲人生和縱欲主義的人生取向。在現代商業社會消費主義的推動下，滿足這種取向把娛樂變成了危險的“泛娛樂化”，甚至“娛樂至死”。一段時間以來，各種“抗日神劇”“宮廷戲說”“名著改編”等在文學、影視、網絡上流傳，出現了以消費歷史代替認識歷史、以娛樂歷史取代思考歷史的現象。歷史一旦陷入“泛娛樂化”的陷阱，一切都可以惡搞，一切都可以調侃，飯局中就難免出現詆毀先輩的唱段，電視裡就難免出現奇言怪行的“英雄”，網上就難免出現圍觀邱少雲“特殊生理結構”的現象，甚至連抗戰都可以無所顧忌戲謔。在這種娛樂歷史的背后，是歷史的虛無、價值的虛無，無所謂真相、無所謂崇高，是非成敗、高尚卑劣都不過爾爾。

上述一些人解構歷史、取消意義的社會現象和歷史作品，既不符合評價歷史的歷史尺度，也不符合評價歷史的價值尺度。他們脫離歷史實際，難以體會英雄的偉大、崇高和意志力，自覺或不自覺地以主觀想象取代客觀探求，輕率地質疑、否定歷史真相。他們不懂得思想動機是由社會關系決定的，隻知道個人的功利主義和單純利己的追求，不知道為大眾的革命功利主義，不知道利社會、利他人與利己的關系，輕率地質疑、否定為社會進步和人民的利益奉獻犧牲的崇高價值。習近平總書記一語擊中要害，“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單純感官娛樂不等於精神快樂”，“熱衷於‘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絕對是沒有前途的”。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這類現象“必須引起高度重視”。雖然“解構歷史”“取消意義”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的歷史觀和價值觀，泛娛樂化還並不被大眾廣泛接受，不是什麼歷史發展的趨勢，但謬種流傳，如不澄清和阻止，危害不淺。

我們要在全社會大力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之像空氣一樣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成為全體人民的共同價值追求，成為我們生而為中國人的獨特精神支柱，成為我們正確把握和客觀評價歷史的價值尺度。

我們要樹立對歷史的自覺和自信，從歷史中汲取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營養，更有效地抵制歷史虛無主義。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歷史是最好的老師”“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學習黨史國史是“必修課”﹔多次要求“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從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中尋找精氣神”，要“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傳統美德”。我們要堅持用唯物史觀認識和記述歷史，理直氣壯地對中華民族的輝煌歷史，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進行積極正面的總結和實事求是的傳播教育。我們現在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同時，我們也走到了艱難險阻的境地，需要從歷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從歷史中獲取強大的價值支撐，從歷史自覺和自信中進一步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我們歷史工作者肩上的責任大、擔子重啊！

記者：謝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採訪。

《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