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邏輯路徑

作者:吳家華 閆鵬    發布時間:2020-11-23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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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理論界對恩格斯思想的獨創性、科學性認識不足,對恩格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貢獻評價過低,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對恩格斯思想的深入研究不夠、對恩格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多樣化方式和邏輯路徑缺少精細研究有關。恩格斯主要通過回答時代之問、填補理論空白、建構理論體系、規范命題范疇、深化基本理論、修正思想觀點、推進理論武裝、批判錯誤思潮等邏輯路徑發展馬克思主義,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革命性、實踐性、人民性和發展性的鮮明特征。

[關鍵詞]恩格斯 發展 馬克思主義 邏輯路徑

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之一,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者。與列寧、毛澤東等政治領袖通過直接領導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發展馬克思主義不同,恩格斯主要通過不斷豐富、完善科學理論並用以指導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實踐來發展馬克思主義。以往理論界對恩格斯評價不足,低估了恩格斯思想的獨創性、科學性,低估了恩格斯對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貢獻。這主要是因為對恩格斯思想的研究不夠全面深入,對恩格斯如何發展馬克思主義缺少精細分析。正值恩格斯誕辰200周年之際,立足新時代和新實踐,著眼於彰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革命性、實踐性、人民性和發展性的鮮明特征,全面梳理分析恩格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邏輯路徑,對於深化恩格斯思想研究、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具有重要意義。

一、回答時代之問發展馬克思主義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關注時代、關注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格,也是馬克思主義旺盛生命力和強大影響力的源泉。把握時代趨勢,發現時代矛盾,解決時代課題,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根本邏輯路徑。

19世紀70年代以后,世界歷史步入重大變革時期。電的發明和應用開啟了第二次工業革命,人類掌握、利用、控制自然的力量空前增強﹔資本主義生產開始從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階段轉變,國家政權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不斷強化﹔普選權和議會民主在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得到快速發展,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更多地不是依靠暴力而是通過選民“同意”來實現﹔巴黎公社失敗后的歐洲暫時處於“穩定和繁榮”時期,利用資產階級國家提供的合法條件,創立政黨組織、創辦報紙雜志、建立教育機構、成立工會和合作社、開展宣傳鼓動、參加議會選舉,為將來奪取政權積蓄力量,成為各國無產階級政黨的主要任務﹔德國社會民主黨在議會選舉中取得重大成就並迫使“反社會黨人非常法”被廢止,凸顯了開展合法斗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時代和實踐發生深刻變化的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應該制定什麼樣的革命策略,以實現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根本轉變,這是時代提出的課題,也是恩格斯晚年深入思考、深刻回答的重大問題。《卡爾•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和《法德農民問題》集中反映了恩格斯回答時代之問的成果。

《卡爾•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在總結1848年以來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德國社會民主黨開展議會斗爭的成就與新鮮經驗基礎上,對新的歷史條件下實現社會主義的政治道路進行了創造性探索,提出了在堅持暴力革命這一工人階級的“歷史權利”的前提下開展合法的議會斗爭的策略。這是一種新的革命策略,具有深刻的內涵和豐富的內容。第一,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敗表明,由於經濟革命和生產關系調整,資本主義還有擴展能力,滅亡資本主義的決戰時機還不成熟。第二,由於資本主義議會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發展,普選權已經“由向來是欺騙的工具變為解放的工具”,普選權能夠幫助無產階級“接觸群眾”、加強“勝利信心”、增加“對手的恐懼”,能夠為無產階級提供“最好的宣傳手段”、敵我力量對比的“精確情報”、衡量行動是否合適的“獨一無二的尺子”。【《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45頁。】德國工人階級的一個重大貢獻,就是為世界無產階級解放提供了“最銳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們表明了應該怎樣使用普選權”【《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44頁。】。第三,階級斗爭的條件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舊式的城市街壘戰現在已經過時,但這不是表明巷戰已經不再起作用,而是表明“將來的巷戰,隻有當這種不利的情況有其他的因素來抵消的時候,才能達到勝利”【《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49頁。】。第四,由於階級斗爭條件的變化,“實行突然襲擊的時代,由自覺的少數人帶領著不自覺的群眾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49頁。】。凡是要把社會組織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眾自己就一定要參加進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這為的是什麼,他們為爭取什麼而去流血犧牲”【《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49頁。】。第五,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擊取得勝利”,而要學會運用普選權和議會民主積蓄力量,“慢慢向前推進,在嚴酷頑強的斗爭中奪取一個一個的陣地”【《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41頁。】,為將來決戰作准備。上述觀點的核心,是關於合法的議會斗爭與不合法的暴力革命的辯証關系的思想。恩格斯反復強調,自己關於議會斗爭重要性的論述,針對的是當前的德國,不具有普遍意義﹔合法斗爭是為最終決戰凝聚人心、鍛煉隊伍、積蓄力量﹔最終決戰是避免不了的,街壘式的巷戰也絕不是不再起作用,在任何時候都不要放棄革命權這一真正的“歷史權利”。

恩格斯晚年對時代之問的回答,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圍繞恩格斯關於合法斗爭與暴力革命關系的論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先后發生了多次激烈論爭。【參見高放:《恩格斯“政治遺囑”百年爭議》,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0年第5期。】但無論意見分歧多大,有一點要明確的就是,恩格斯既反對崇拜合法性的議會主義,也反對不顧客觀條件放棄合法斗爭而盲目崇拜暴力的“左”傾冒險主義,要求根據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靈活地把合法斗爭與不合法斗爭有機結合起來奪取政權,實現向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轉變。

《法德農民問題》是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后如何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綱領。恩格斯按照經濟地位將農村居民分為農民和大土地所有者,又將農民劃分為小農、中農和大農三個階層,強調小農是西歐最重要的農民,也是解決農民問題的關鍵。對於小農,我們既要向他們指出其滅亡的必然趨勢,又要關心幫助他們,引導他們走集體生產的道路。“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佔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佔有,不是採用暴力,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24頁。】對於大農和中農,也要引導他們走合作社的道路,但也不要採取暴力剝奪,而是引導和等待,可以指望“經濟發展將使這些頑固腦袋也能變得明智”【《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29頁。】。對於大土地所有者,要實行剝奪政策,根據具體情況選擇贖買和沒收兩種方式,假如能贖買,那就最好不過了。恩格斯的上述觀點,為后來蘇聯、中國等國家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提供了思想理論基礎,同時也被實踐証明具有高度的科學性和強大的引領力。

《共產黨宣言》明確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近期目標和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最高目標,並提出了奪取政權后發展民主、改造社會、增加生產力總量三大任務。如果說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和恩格斯的《〈法蘭西內戰〉1891年單行本導言》對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后如何鞏固政權、發展民主作了系統論述,那麼《卡爾•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對議會民主條件下工人階級如何奪取政權的策略進行了創造性探索,《法德農民問題》則具體闡述了工人階級專政的國家實現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綱領和政策。無論是奪取政權、鞏固政權,還是發展民主、改造社會,最終都是為了發展生產力、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二、填補理論空白發展馬克思主義

填補理論空白是理論的原始創新,是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方式和邏輯路徑。恩格斯的《自然辯証法》和《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是原始創新的典范。前者在考察自然科學發展歷史和最新成就的基礎上,深刻分析了哲學與自然科學的關系,系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自然觀和科學觀,創立了自然辯証法﹔后者運用唯物史觀系統闡述摩爾根關於原始社會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明確概括並系統闡述了兩種生產理論,揭示了現代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歷史起源,創立了馬克思主義原始社會理論,填補了唯物史觀的空白。

《自然辯証法》是對19世紀自然科學發展最新成果進行哲學總結並發展辯証唯物主義的典范。自然科學是哲學的重要基礎。在恩格斯看來,隨著自然科學的發展進步,人們能夠根據實証的知識揭示自然界的總的聯系,那種用臆造的聯系、凌駕於自然科學之上的舊的自然哲學隨之終結了。但自然哲學的終結,不是自然科學的哲學研究的終結,也不能表明自然科學研究不需要理論思維,而是表明關於哲學與自然科學關系的舊有認識的終結。隨著自然科學從收集材料進入整理材料、從分門別類研究進入綜合性研究,特別是地質學、胚胎學等一系列關於事物發展過程的學科的產生和發展,自然科學研究迫切需要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為了適應自然科學發展的需要並為唯物辯証法奠定自然科學基礎,恩格斯自19世紀70年代開始花了十多年時間鑽研自然科學,追蹤自然科學最新發展,對自然科學研究成果進行哲學總結和概括,寫成了《自然辯証法》手稿。《自然辯証法》依據自然科學研究最新成就,深刻揭示和論証了自然界的歷史性和辯証性,不僅超越了舊的自然哲學,而且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証法提供了自然科學基礎,因為在恩格斯看來,自然界是辯証法的試金石﹔《自然辯証法》還專門論述了勞動在從猿到人、從自然界到人類社會轉變中的決定性作用,提出了勞動創造了人和人類社會的觀點,從而揭示了從猿到人、從自然界到人類社會轉變的基本過程和動力機制﹔更重要的是,《自然辯証法》關於唯物辯証法的基本規律和基本范疇的理論,連同恩格斯寫的《反杜林論》關於世界物質統一性理論和《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關於哲學基本問題理論一起,構成了完整的辯証唯物主義理論體系,為無產階級政黨提供了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最具現實意義的是,《自然辯証法》系統闡述的馬克思主義自然觀和科學觀,為促進自然科學研究、正確對待和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發展生態文明提供了科學理論指導。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下簡稱為《起源》)第一次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對原始社會進行了系統的研究,是利用19世紀歷史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証實、發展唯物史觀的典范。其中具有重大創新意義的內容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首次概括和闡述兩種生產理論,為研究原始社會基本結構和發展過程提供了科學方法論。兩種生產理論,即物質資料生產和人的生產之間的關系及其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的理論,其基本內容包括:其一,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歸根結底是社會歷史過程的決定性因素﹔其二,直接生活的生產包括物質資料生產和人的生產﹔其三,物質資料生產和人的生產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的作用是不同的,生產極不發達的原始氏族社會更多地受血緣關系支配,而文明社會則由經濟關系支配。無論人們對兩種生產理論的認識和評價有多大分歧,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兩種生產理論是理解原始社會基本結構、演變過程及其向文明社會過渡的一把鑰匙。

第二,依據民族學、人類學、考古學等研究成果,對階級社會的家庭、私有制、國家的歷史起源作了歷史唯物主義的考察分析,証明它們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隨著分工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從原始氏族公有制社會中逐步產生出來的,也必然隨著經濟和社會的高度發展而消亡,澄清了資產階級學者在這些問題上散布的種種謬論和迷霧,為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奠定了史前社會史基礎。

第三,創立了馬克思主義原始社會理論,填補了唯物史觀的空白。《起源》以摩爾根的研究成果為依據,但不是《古代社會》一書的仿版,恩格斯對原始社會發展中的經濟因素作用的深刻分析超越了摩爾根的理論視野和方法﹔《起源》在某種程度上是實現馬克思運用唯物史觀闡述摩爾根的研究成果的“遺願”,恩格斯閱讀並引用了馬克思寫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的詳細摘要中的批語,但《起源》不是馬克思的摘要中的批語的解釋和說明。馬克思只是從摩爾根的書中摘出了他認為特別值得記取的內容,摘要本身還只是“一塊完全有待於造型藝術家雙手加工的大理石坯”,馬克思的批語也沒有改變這一點。【參見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編:《恩格斯的生平及他的理論貢獻》(內部發行),1986年版第233頁。】正是恩格斯創造性的研究,把馬克思的材料加工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形成馬克思主義原始社會理論,証明唯物史觀揭示的社會發展規律,不僅支配著文明社會的發展,也以特殊的方式支配著原始社會的發展,因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

三、建構理論體系發展馬克思主義

建構理論體系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邏輯路徑。列寧說:“真理只是在它們的總和中以及在它們的關系中才會實現。”【﹝蘇聯﹞列寧:《哲學筆記》,中央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9頁。】就是說,真理是全面的,是由各個部分相互聯系構成的統一整體,在邏輯上表現為一個理論體系。形成理論體系是思想理論成熟的重要標志。雖然馬克思恩格斯反對離開實証科學知識基礎去“創造體系”,但從來不反對建立理論體系,相反,他們特別強調自己的思想和理論的整體性。馬克思強調《資本論》是一個“藝術的整體”,恩格斯希望讀者不要忽略自己“所提出的各種見解之間的內在聯系”【《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8頁。】。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以異化勞動理論為基礎對自己的新哲學、經濟學觀點和共產主義思想進行綜合闡述的第一次嘗試。恩格斯《反杜林論》是構建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經典之作。

《反杜林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百科全書”,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考茨基說:“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出版以后,我們才開始比較深入地探究了馬克思主義的思維方法,開始系統地按馬克思主義來思考和工作了。從那時起才開始出現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學派。”【﹝德﹞克利姆:《恩格斯文獻傳記》,中央編譯局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7頁。】《反杜林論》的重要地位是由其三方面的重要貢獻奠定的。一是對當時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影響很大的杜林主義進行全面批判。為此,恩格斯不得不中斷《自然辯証法》的寫作去啃“收拾杜林”這個“酸果”,深刻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義世界觀、形而上學方法、庸俗經濟學觀點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清除其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影響,捍衛了馬克思主義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指導地位。二是系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反杜林論》雖然是一部批判性著作,但恩格斯強調“消極的批判成了積極的批判﹔論戰轉變成對馬克思和我所主張的辯証方法和共產主義世界觀的比較連貫的闡述”【《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1頁。】。辯証唯物主義物質觀、運動觀、時空觀、意識論,世界的物質統一性原理,唯物辯証法的聯系的觀點、發展的觀點,矛盾規律、質量互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辯証法的思維方式與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根本區別,真理的絕對性和相對性、人的思維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真理與謬誤的辯証關系,馬克思主義暴力觀、平等觀和道德觀,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和方法,生產、交換和分配之間的辯証關系,社會主義從空想發展到科學的基本歷程和主客觀條件,科學社會主義的研究對象和基本原則,等等,所有這些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都得到了系統的闡述和論証。三是深刻分析了馬克思主義三個主要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論証了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和科學性。在恩格斯看來,科學社會主義是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礎上的,正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這兩個偉大的發現”,使“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30頁。】﹔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是以唯物辯証法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現代唯物主義”,“現代唯物主義本質上都是辯証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28頁。】馬克思改造黑格爾的觀念辯証法為唯物主義辯証法,“其意義不亞於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成果”,不僅“馬克思對於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就是以這個方法做基礎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03頁。】,而且唯物史觀和科學社會主義也以這個方法為基礎,因為“唯物主義歷史觀及其在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上的特別應用,隻有借助於辯証法才有可能”【《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95—496頁。】。

四、規范命題范疇發展馬克思主義

認識的發展是一個從模糊到清晰、從不甚精確到比較精確的過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也是這樣。面對馬克思逝世以后馬克思主義遭到的曲解、誤解和機械化、簡單化應用的傾向,恩格斯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澄清問題、解釋觀點、糾正誤解、闡釋方法,涵蓋了哲學基本問題、唯物主義、唯心主義、辯証法、歷史、直接生活的生產、經濟、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機會主義等重要范疇,涉及經濟的決定作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相互作用、唯物史觀等基本觀點和理論,從而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規范化、精確化。

提出“經濟的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是恩格斯規范唯物史觀基本觀點的典范。在社會發展的基礎、本質和源泉問題上,唯物史觀堅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產方式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這一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然而到19世紀末,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因素對歷史進程的影響越來越大,因而僅僅堅持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已經不夠了,必須把堅持經濟的決定作用與把握上層建筑的相對獨立性有機結合起來,才能解釋人類社會發展的復雜的歷史進程。隻要有必要,恩格斯晚年就用“經濟的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代替早期使用的“經濟的決定作用”,目的是使唯物史觀的歷史決定論原則精確化、規范化。“經濟的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包含三層含義:一是指經濟是社會歷史發展中最原始、最根本的決定因素,上層建筑的因素隻有在一定的經濟條件下才能產生並發揮作用﹔二是指經濟雖然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最終決定因素,但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影響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並常常決定社會發展具體形式的還有政治的、法律的和意識形態的因素﹔三是指經濟對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並不總是直接實現的,往往要經由上層建筑和社會心理的中介。【參見吳家華:《理解恩格斯》,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頁。】可見,“經濟的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的觀點包含著在經濟起決定作用前提下的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含義,體現了唯物史觀唯物辯証的性質。

澄清唯物主義的意義是恩格斯規范辯証唯物主義原理的精心之作。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基本原則。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把他們的哲學稱為“新唯物主義”“現代唯物主義”,恩格斯把馬克思和自己創立的歷史觀稱為“歷史唯物主義”,是因為隻有他們才把唯物主義徹底貫徹於社會歷史領域,使“關於社會的科學,即所謂歷史科學和哲學科學的總和,同唯物主義的基礎協調起來,並在這個基礎上加以改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84頁。】,進而引起哲學的根本變革。然而,當時歐洲的知識界對唯物主義的理解非常混亂。以施達克為代表的一些哲學家根據是否有“對理想目的的追求”【《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85頁。】來區分唯心主義者和唯物主義者。近代唯物主義發源地的英國知識分子普遍反感唯物主義,而以畢希納、福格特和摩萊肖特為代表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者更是把唯物主義簡單化為一種庸俗唯物主義,費爾巴哈則混淆了唯物主義的“一般世界觀”和“這一世界觀……所表現的特殊形式”【《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81頁。】,即將唯物主義等同於18世紀的機械唯物主義、19世紀后半葉的庸俗唯物主義,因而拒絕唯物主義的稱號。為清除污名、恢復唯物主義的本來面目,捍衛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原則,恩格斯正本清源,首次提出和闡述了哲學基本問題理論,認為精神與物質的關系問題是哲學的基本問題,強調唯物主義是“建立在對物質和精神關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81頁。】,此外沒有任何別的意思﹔同時指出,“隨著自然科學領域中每一個劃時代的發現,唯物主義也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81頁。】,經歷了古代朴素唯物主義、近代形而上學唯物主義和現代唯物主義三個發展階段和理論形式。既不能把唯物主義等同於它的某一種具體形式,更不能離開哲學基本問題來談唯物主義。

明確“直接生活的生產”的含義,是恩格斯規范唯物史觀基本范疇的范例。“直接生活的生產”是《德意志意識形態》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表示不同於意識形態生產的現實生活的生產,有時單指物質資料的生產,有時包括物質資料的生產和人的生產。但在大多數時候,他們是在與物質資料生產等價的意義上使用“直接生活的生產”概念的。恩格斯晚年研究了人類史前時期的歷史,認識到原始氏族制度既受到物質資料生產的制約,更受到人的生產的直接支配,因而把“直接生活的生產”明確規定為包括物質資料生產和人的生產。但在不涉及原始社會的時候,恩格斯仍然把“直接生活的生產”等同於物質資料生產。

五、深化基本理論發展馬克思主義

認識的發展是一個從片面到全面、從不甚深刻到比較深刻的不斷完善的過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也是這樣。不斷豐富和深化理論觀點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邏輯路徑。恩格斯晚年通過對上層建筑相對獨立性、資本主義走向壟斷的趨勢及其對私人佔有制的揚棄、歷史唯物主義中的歷史方法論和歷史認識論、俄國社會發展道路等問題的深刻闡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中介——人的動機的深刻分析,是恩格斯晚年對發展唯物史觀的突出貢獻。根據唯物史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然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具體機制是什麼?這是恩格斯晚年完善唯物史觀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恩格斯發現,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並不都是直接的,往往是通過一系列中介實現的,首先是經由人的思想動機的作用,人的思想動機成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互作用的重要中介,受到恩格斯的高度關注。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恩格斯深刻分析了人們行為的思想動機及其作用:具有“自覺的意圖”和“預期的目的”是社會歷史區別於自然歷史的特點﹔人們的動機“在大多數場合都互相干擾、彼此沖突”﹔人們的行為動機與行為結果之間往往不一致﹔每個人都通過追求自己的願望來創造歷史,而這“許多按不同方向活動的願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作用的合力,就是歷史”﹔單個人的動機對歷史的結果隻具有從屬意義,使廣大群眾、整個民族、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則重要得多,探索這些動機背后的動力是探索那些在歷史過程中起支配作用的規律的唯一途徑﹔人的思想動機多種多樣,有個人動機與群眾的、階級的、民族的動機之分,有顯性動機與隱形動機、直接動機與意識形態的或神聖化的動機之別﹔不同主體行為的思想動機及其支配下的行為的相互沖突造成了社會歷史發展的似自然性。【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01—304頁。】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動機中介的復雜性,造成了二者之間的決定作用和反作用的關系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正因為如此,恩格斯晚年用“經濟的歸根到底的決定作用”和上層建筑的相對獨立性來說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復雜關系。后來的拉布裡奧拉沿著恩格斯的這一思路,把社會心理范疇納入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結構理論,普列漢諾夫進一步提出了包括社會心理在內的社會結構五層次理論。

對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研究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東方社會理論。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如何走向社會主義,是馬克思恩格斯東方社會理論的主題。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以俄國為代表的東方社會具有特殊性,西方社會發展道路不適用於東方社會﹔隻要俄國革命與西方革命相互促進,俄國就有可能利用留存的農村公社集體所有制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吸收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的物質技術成果是俄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最重要的物質條件。恩格斯晚年充分利用馬克思逝世以后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材料,從兩個方面進一步發揮和補充了上述思想觀點。第一,根據19世紀末俄國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及其對農村公社的破壞的實際,把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的抽象可能性問題提升為“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的具體現實問題﹔第二,批判特卡喬夫農業社會主義,強調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必須創造走向社會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參見吳家華:《理解恩格斯》,第160—163頁。】對此,恩格斯提出了兩個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問題:(1)“俄國革命正在日益迫近,這都是顯而易見的事情。問題隻在於這個革命的結果可能怎樣,將會怎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3卷第327頁。】(2)“在資本主義社會本身完成這一革命以前,俄國公社如何能夠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巨大生產力作為社會財產和社會工具而掌握起來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4卷第312頁。】前一個問題是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及其關系問題,后一個問題的核心是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國家在實現社會主義過程中如何吸收資本主義創造的先進物質技術成果。這兩個問題不僅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經濟文化落后國家社會發展道路時思考的焦點,也是20世紀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對於第一個問題,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和中國共產黨都堅持貫徹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辯証統一的策略,把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既區別又貫通起來,並以堅決奪取民主革命的領導權作保証。對於第二個問題,俄國是通過實施新經濟政策來奠定向社會主義過渡所必需的物質技術基礎﹔中國主要是通過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鞏固社會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

六、修正思想觀點發展馬克思主義

反思、修正錯誤觀點是理論發展的重要形式,也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邏輯路徑。從認識論看,真理的發展不是直線式的上升過程,而是包含挫折甚至失敗的曲折前進過程,反思和修正錯誤是認識發展的重要環節。從辯証法的規律看,唯物辯証法在本質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這種批判既指對陳舊的社會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的批判,也包括自我批判,即對自己的觀點和理論的錯誤或不足、對自己的實踐綱領和政策的局限進行反思、檢討、批評以至否定、改正。修正思想觀點是理論自我發展、自我完善不可缺少的環節。馬克思主義理論視域中的自我修正,絕不是否定和拋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而是糾正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提出的那些與具體歷史條件緊密相連、與新的客觀實際不相符合的個別觀點或論斷,使馬克思主義更加科學、更加完善。

恩格斯是反思、修正自己思想觀點的表率。他公開承認《德意志意識形態》對唯物史觀的闡述帶有“半先驗的性質”,“只是表明當時我們在經濟史方面的知識還多麼不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4卷第218頁。】。他充分肯定《共產黨宣言》所闡述的唯物史觀一般原理的正確性,同時指出“這個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1卷第377頁。】。他依據民族學、人類學、考古學等研究的最新成果,對《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的觀點增加了“這是指有文字記載的全部歷史”的注釋。他直言《反杜林論》第三編第二章《理論》中的“一個核心問題的表述”還不夠通俗和連貫,特別是論自然科學那部分“敘述得極其笨拙”,“理應在這裡作自我批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3卷第385頁。】在《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導言》中,他坦陳自己和馬克思早年關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大決戰已經開始並且無產階級將最終取得勝利的看法“只是一個幻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4卷第382頁。】,認為當時資本主義還有很強的自我調整能力和很大的發展空間﹔他改變了過去那種認為普選權對於工人階級只是“陷阱”和“政府的欺騙工具”的看法,認為它在一定條件下也是工人階級爭取解放的“一件新式武器”。

恩格斯對《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觀點的修正具有特別意義。《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是得到馬克思高度贊許的第一部科學社會主義的著作,“第一次徹底闡明了社會主義同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必要性”【﹝德﹞克利姆:《恩格斯文獻傳記》,第136頁。】。但恩格斯在該書的1892年德文版《序言》中,反思和修正了其中一些觀點。其一,這本書“很強調這樣一個論點: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而是一種最終目的在於把連同資本家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系的狹小范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1卷第70頁。】。恩格斯指出,這種抽象人道主義的觀點,雖然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但在實踐中大多數情況下有害無益。因為“隻要有產階級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還全力反對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工人階級就應當單獨地准備和實現社會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1卷第70頁。】。基於此,恩格斯反對一切“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場向工人鼓吹一種凌駕於一切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之上的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1卷第70頁。】,認為這些人如果不是還需要進一步學習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惡的敵人。其二,指出該書所描寫的企業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常用的“哄騙和欺詐手段”,是“資本主義剝削的青年時期”的特征。隨著大工業的發展、市場經濟的成熟和工人階級斗爭的推動,上述手段不僅已經變得毫無意義,而且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嚴重障礙。現在,“大工業從表面看來也變得講道德了”,越來越多的工廠主“漸漸產生了一種新的想法”,即避免與工人不必要的糾紛,默認工聯的存在,向工人呼吁“和平與和諧”。這種對“正義和仁愛的讓步”,不是“出於倫理的狂熱”,而是為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需要。【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66—369頁。】

七、推進理論武裝發展馬克思主義

推進理論武裝,就是通過宣傳教育,讓人民群眾學習、領會、信仰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並用以指導實踐,亦即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理論武裝、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通俗化和普及化,也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路徑。根據辯証唯物主義認識論,從實踐到認識,再從認識到實踐,是認識過程中的兩次飛躍,其中從認識到實踐的過程,就是用理論武裝群眾並指導實踐的過程﹔從認識的目的看,隻有用理論武裝群眾,才能實現從精神向物質的轉化,才能彰顯認識的實際意義。正如毛澤東所說:“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4卷第1515頁。】正因為如此,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和無產階級領袖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用科學理論武裝人民群眾,而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首倡者,為用理論武裝人民群眾作出了重大貢獻。

恩格斯指出,“我們黨有個很大的優點,就是有一個新的科學的世界觀作為理論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9頁。】。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一科學的世界觀僅在少數工人階級政黨領導人和知識分子中間傳播,廣大工人群眾對這一科學世界觀了解不多,嚴重制約著其改變世界的影響力的發揮。恩格斯強調,“必須以高度的熱情把由此獲得的日益明確的意識傳播到工人群眾中去”【《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219頁。】。為此,恩格斯聚焦廣大群眾關心的問題,運用淺顯易懂的語言,通過出版著作、發表文章、談話演講、撰寫書信以及為馬克思和自己的著作撰寫序言、導論、跋等多種形式,向工人群眾宣傳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極好的效果。考茨基說:“恩格斯被看成是通俗敘述的能手,大多數有思想的無產者都願意讀他的文章。許多從事社會主義運動的人,都是從他的著作中獲得知識並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的。”【中央編譯局編:《回憶恩格斯》,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頁。】

恩格斯對《資本論》第1卷的宣傳和《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小冊子的出版是推進理論武裝、實現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成功案例。

《資本論》是馬克思花費畢生心血創作的理論成果,被譽為世界工人階級的“聖經”。然而1867年《資本論》第1卷出版后並沒有立即引起反響,以至於馬克思1867年11月2日寫信給恩格斯說:“對我的書的沉默,很使我不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1卷上冊第378頁。】為打破德國資產階級報刊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企圖像對待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那樣用“沉默”的方式阻止《資本論》的傳播和影響的陰謀,恩格斯先后以各種身份在資產階級報刊發表評論。他先后以一個普通德國人、民主主義者、工業化的保衛者、經濟實踐家等身份在《未來報》《觀察家報》《維爾騰堡邦報》《巴登報》等民主派報刊和政府機關報發表評論文章,在工人階級的報紙《民主周報》上進行闡釋宣傳,同時動員庫格曼、李卜克內西、拉法格等人積極在報刊上發表宣傳和闡釋文章。【參見﹝德﹞格姆科夫等:《恩格斯傳》,三聯書店1980年版第300—303頁。】由於恩格斯等人的大力宣傳,到1868年7月,至少有15家德文報刊發表了關於《資本論》的書評和簡介,還有更多的報刊登載了該書的《序言》和廣告。因此恩格斯說:“無論如何,沉默現已結束,該書正在為自己開辟道路,盡管是緩慢的。這一點現在已毫無疑問了。”【中央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6頁。】

《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被馬克思譽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入門”。該著作是由《反杜林論》理論部分中最重要的三章改寫而成,但由於撰寫的目的、材料的選擇和整理方式以及對正文所作的重要補充,這一著作同時具有特殊的性質和意義。《反杜林論》是一部批判性的“純學術著作”,恩格斯撇開了同杜林的論戰,把其中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基礎和本質特征部分改編為“適用於在群眾中進行宣傳”的小冊子。為此,恩格斯對原文作了多處補充和修改,在形式上刪除了一些不必要的外來語,隻保留工人群眾熟悉的外來語,對篇幅相對較長的第三章的結尾部分,增寫了簡明扼要的概述,使讀者清楚了解資本主義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同時增加了許多說明。正文內容緊緊圍繞“科學社會主義”主題展開為三章,分別講空想社會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發展為科學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內容。三章內容貼近群眾,結構嚴謹,層次清晰,短小精悍,深入淺出,通俗易懂,非常方便工人群眾閱讀領會。《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獲得了巨大成功,在恩格斯生前就以法文、德文、波蘭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俄文、丹麥文、荷蘭文、羅馬尼亞文、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文、保加利亞文、烏克蘭文、阿爾明尼亞文等全文或摘要發表,總計出版了57版【參見中央編譯局編:《馬列主義研究資料》第3輯,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頁。】,成為19世紀傳播最廣的科學社會主義文獻。

八、批判錯誤思潮發展馬克思主義

真理與謬誤在比較中存在,在斗爭中發展,這是認識發展的規律。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鮮明特征。開展批判各種反馬克思主義、反科學社會主義的社會思潮的斗爭,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理論路徑,也是恩格斯理論活動的突出特點。對此,恩格斯作了說明:“由於馬克思和我之間有分工,我的任務就是要在定期報刊上,因而特別是在同敵對見解的斗爭中,發表我們的見解,以便讓馬克思有時間去寫作他那部偉大的基本著作。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我都必須採用論戰的形式,在反對其他種種觀點的過程中,來敘述我們的觀點。”【《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42頁。】在回應各種思潮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和攻擊過程中,恩格斯為捍衛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作出了重大貢獻。

恩格斯批判錯誤思潮發展馬克思主義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第一,在批判中闡述馬克思主義理論。如《論權威》在對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的批判中深刻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權威觀﹔《論俄國社會問題》在批判俄國民粹派的小資產階級空想觀點中首次闡述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俄國社會發展道路的基本觀點﹔《論住宅問題》在批判蒲魯東主義者在住宅問題上的小資產階級觀點的基礎上,闡述了馬克思主義關於解決住宅問題和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立場和觀點﹔《自然辯証法》在對自然科學研究中的唯心主義觀點和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批判中,深刻闡述了馬克思主義自然觀和科學觀﹔《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批判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存在的“現代社會正在長入社會主義”的機會主義傾向,揭示了機會主義的實質:“為了眼前暫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隻圖一時的成就而不顧后果,為了運動的現在而犧牲運動的未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414頁。】

第二,在批判中建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如《反杜林論》在對杜林主義的全面批判中系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辯証方法和共產主義世界觀。正如恩格斯所說,《反杜林論》的目的不是以另一個體系去同杜林的體系相對立,但“本書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體系’涉及非常廣泛的理論領域,這使我不能不跟著他到處跑,並以自己的見解去反駁他的見解。因此消極的批判成了積極的批判﹔論戰轉變成對馬克思和我所主張的辯証方法和共產主義世界觀的比較連貫的闡述,而這一闡述包括了相當多的領域”【《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0—11頁。】。正是在對杜林的理論“體系”的批判過程中,恩格斯提出了涉及廣泛領域的相互聯系的思想觀點,建構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

第三,在批判中澄清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如19世紀90年代歷史唯物主義書信批判了資產階級社會學家巴爾特把唯物史觀曲解為“經濟唯物主義”“技術決定論”、宣揚折中主義因素論的錯誤觀點,深刻闡述了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歷史規律與主體能動性之間的辯証關系,澄清了工人階級和社會民主黨內存在的對唯物史觀的誤解,豐富和發展了唯物史觀。又如,在批判赫希伯爾格、施拉姆、伯恩施坦組成的“蘇黎世三人團”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青年派”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基礎上,恩格斯闡述了眼前利益與長遠目標、合法斗爭與非法斗爭、隱蔽斗爭與公開斗爭、經濟斗爭與政治思想斗爭等辯証關系,澄清了長期困擾各國無產階級和社會民主黨的革命策略問題。

第四,在批判中捍衛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如《價值規律和利潤率》批判了阿基爾•洛裡亞關於馬克思的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理論否定了勞動價值論、施米特和桑巴特關於價值是一個理論虛構等錯誤觀點,對商品價值向生產價格轉化的過程作了邏輯的分析和歷史的考察,証明了價值規律的科學性和價值向生產價格轉化、平均利潤率形成的客觀性,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

第五,在批判中清除錯誤思潮對工人運動的影響。其中最突出的是《反杜林論》對杜林主義的批判作用。杜林以社會主義者自居,並公開反對德國專制制度,19世紀70年代中葉發表的一系列“最新”社會主義著作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一度引起轟動,出現了杜林崇拜,甚至黨的領導人倍倍爾、李卜克內西等也一度肯定杜林的理論,伯恩施坦更是成為熱忱的杜林分子,帶頭宣傳推銷杜林主義,一度造成社會民主黨內思想的混亂。《反杜林論》對杜林主義的全面批判,遏制了杜林在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領域宣揚的錯誤觀點影響的蔓延,促進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思想統一,鞏固了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指導地位。

(吳家華:安徽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閆鵬:安徽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蚌埠醫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