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新中國初期鄉村文化振興的有效探索
在毛澤東的號召下，農村題材成為文藝創作的熱點。作家柳青融入農村，運用鮮活的農村素材寫成《創業史》，為探討中國農業應該走怎樣的路，提供了鮮活的例証。左一為柳青。
實現鄉村文化振興既是一個當代命題，更是貫穿近百年來黨領導中國鄉村現代化事業的長期主題之一。回望歷史，毛澤東在實現鄉村文化振興問題上有著可貴探索，其中的精神內核對今天鄉村文化振興仍有借鑒意義。
讓鄉村從傳統歷史敘事的邊緣、盲區中走出來
近代以前的中國文化傳統雖然歷來不乏“民本”“重農”等思想，甚至在名義上“民意”即“天意”，但本質上民眾仍然被視作供封建士大夫驅遣的被動、無知的“群氓”，在文化上身處邊緣和“暗角”。這種價值取向若得不到根本扭轉，中國鄉村乃至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現代”。對此，毛澤東指出，必須革除封建舊文化對農民的壓迫，提高農民的文化地位，在他的提倡和努力下，舊文化的丑化、矮化農民傾向被從根本上否定，農民成為新文化的主人，近代中國文化在理論設定上實現具有深遠意義的“價值轉向”。
毛澤東不僅強調中國農民內在地具有勤勞、勇敢、智慧、樂觀等寶貴品質，指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且與當時的進步文藝工作者頻頻互動。新中國成立后，文化大眾化特別是尊重鄉村、尊敬農民的精神內涵，一直貫穿於毛澤東探索社會主義文化改造和建設歷程。在他的號召下，農村題材成為文藝創作的熱點，《紅旗譜》《創業史》等反映農村新秩序、新氣象的文學作品，以及趙樹理、柳青等與農民血肉相連的現實主義作家大量涌現，有力配合了當時農村的社會改造和移風易俗。例如，柳青在《創業史》中運用鮮活的農村生活素材，深刻描摹了黨領導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給中國農民的思想、情感、思維方式、心理狀態等帶來的巨變，用生動的農村故事講述了農民“翻身”特別是“翻心”的偉大轉折。《創業史》一經發表便在農村引起熱烈反響，主人公梁生寶也成為土地改革和合作化進程中經典的農民形象，鼓舞了幾代人。總體上，大批農村題材優秀作品的出現，使農民在文化舞台和社會輿論中不再是曾經的舊戲舞台上的“渣滓”，而是成為有血有肉的主流、正面形象﹔鄉村也從傳統歷史敘事的邊緣、盲區中走出來，開始以昂首闊步的嶄新面貌贏得全社會的關注和尊重。可見，文化環境的轉變為鄉村精神面貌的徹底革新奠定了基礎。
以本土文化資源促進鄉村文化內部凝聚整合
毛澤東認為，分散、低效的小生產以及文化的低迷和心態上的自卑，與社會主義和現代化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必須幫助農民在思想文化層面進行社會整合和動員，使他們“組織起來”，對鄉村社會結構和文化生態加以徹底改造，增強農民的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從根本上改變鄉村落后的面貌。對此，毛澤東的主要探索方法之一就是利用農民熟悉的鄉村話語、本土素材，增強鄉村文化的凝聚力和農民的集體身份認同感。
首先，利用本土素材，塑造鄉村“地方性知識”，重塑鄉村生活的公共性，引導農民變“散”為“聚”。在鄉村社會傳統的父權、夫權、族權、神權等因素被否定后，黨的組織領導成為最關鍵的組織資源。在有大量傳統因素遺存的鄉村社會，除了依靠行政手段、物質利益引導來動員農民外，還必須依靠與生活密切相關的“地方性知識”來建立和維持新的社會秩序，即要求一定范圍內的農民要盡可能成為一個分享共同歷史記憶、遵循一致或近似價值觀念和行為准則、有共同或近似生活理想的集體。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配合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和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各地遵照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指示精神，廣泛開展開會訴苦講家史村史“算細賬”“憶苦思甜”“典型思想討論”等活動，大致內容都是依靠動員農民結合自身生活實際，主動發聲來營造群體情感，進而引導農民以集體的、階級的觀點去認識社會歷史，理解並貫徹黨的政策。例如，為動員農民落實土地改革政策、保障抗美援朝，毛澤東指出必須在全國農村普遍開展組織動員和宣傳教育，“務使全國每處每人都受到這種教育”，以幫助農民真正理解土地改革和愛國增產運動的重大意義﹔為了提高農民的思想覺悟，中央要求在開展教育動員時應當注意“使農民的生產和國家的要求聯系起來”。總之，此類活動充分利用鄉村本土素材，通過引導農民群眾“說話”，使渙散、凋敝的鄉村社會文化空間被公共議題、共同記憶所充實，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不斷強化的集體精神乃至階級感情。曾經一盤散沙式的農民逐漸建立階級歸屬感和集體凝聚力，鄉村形成自身的輿論和村庄文化，鄉村生活的公共性明顯提高。這對鄉村社會結構和基層政治秩序的破舊立新具有關鍵意義。
其次，發掘鄉村文化資源，促進群眾性文化事業，引導群眾自我宣傳、自我教育，增強鄉村文化主體性。在文化大眾化的時代背景下，毛澤東一方面要求文藝工作者要“下鄉找農民”，另一方面強調在農民的日常生產勞動中蘊藏著許多優秀文化素材，較之文藝工作者的創作，它們往往因更符合農民的接受能力和客觀需要而更有生命力。因而，毛澤東大力倡導農民群眾充分挖掘生活化的內容，進行加工創作，同時大力開展農村群眾性文化活動，讓他們真正成為新文化的參與者和創造者。比如，他充分肯定農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詩人”，“民歌中便有許多好詩”，中國新詩歌的發展出路“第一條是民歌”。1958年，毛澤東在全國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民歌運動”，意在動員農民自發挖掘乃至創作民歌來彰顯英雄氣概，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鼓舞。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各地群眾性文化活動都活躍起來。盡管當時的群眾性文化活動在內容和形式上比較粗糙，但農民在自己熟悉的生活話語中實現了自我組織、自我教育，在“自己演、演自己”的過程中對鄉村文化增強了自主性、自信心、自豪感，鄉村社會的“精氣神”逐漸凝聚起來，農民那種被動、怯懦、“感覺事事不如人”的文化心態也得到歷史性的扭轉。
傳承發展提升鄉村文化的價值品格
價值觀決定著文化的性質和方向。一種文化要立起來、強起來，從根本上說取決於凝結和貫穿其中的價值觀的生命力、感召力。要徹底扭轉鄉村、農民的落后精神面貌，就必須重塑鄉村文化價值品格和價值追求，清楚地表達新的時代條件下農民應當崇尚什麼、鄉村應當提倡什麼、未來鄉村應該是怎樣一幅圖景，並充分發揮這些價值觀念的教育引導作用。
毛澤東大力倡導繼承傳統農耕文化的優秀精神內核並賦予其當代價值。以對農民群眾的能動性認識為例。毛澤東認為，中國農民自古就有吃苦耐勞、勤勉頑強的性格，雖由於封建生產關系的長期延續而不可避免地帶有小農的盲動色彩，但“群眾有偉大的創造力”，隻要善加引導和改造就能夠符合社會主義的時代要求並化作鄉村發展的精神動力。他反復強調，“我們應當愛惜農民和干部的任何一點微小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要引導農民將朴素的能動性改造為符合社會主義建設要求的“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創造精神”。在主持編輯的大型文獻《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他選編了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各地農村的先進事跡報道，並撰寫一百余篇按語，親自講述農民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事跡，其中不少都是農民敢拼敢闖、克服重重困難甚至“土法上馬”進行生產建設的故事，體現著憨厚質朴、吃苦耐勞、勤勉頑強、誠實肯干等中國農民傳統品格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煥發出的新生機。
毛澤東對鄉村文化品格的傳承改造提升，明確表達了鄉村及其文化發展價值導向，清楚表達了迫切要求改變命運的農民群眾對理想鄉村生活的期待，描摹了黨和政府以及社會各界對社會主義新農村、新農民的願景，彰顯了鄉村的獨特價值。盡管當時的鄉村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尚待提高，但鄉村已不再是凋敝殘破的家園，而是成為寄托著社會主義勞動者、奮斗者美好期許的生機勃勃的熱土。
講好鄉村故事，提高鄉村社會的文化地位
鄉村文化不僅產生、服務於鄉村，更應成為現代中國新文化的活躍組成部分。隻有促進社會化傳播，鄉村文化才能更好地鞏固自身的主體性，增強內生活力，進而彰顯自身的獨特價值。
20世紀50至60年代，在“縮小三大差別”“反修防修”“培養革命接班人”等政治話語背景下，工農商學兵等“各條戰線”紛紛總結先進經驗、樹立先進典型，廣泛開展學習、競賽，掀起了“比學趕幫”的熱潮。盡管有特殊的政治動因，但毛澤東大力推動鄉村故事的社會化傳播，使鄉村價值、鄉村故事成為“比學趕幫”的活躍參與者，說明鄉村價值理念、鄉村先進事跡絕不是鄉村內部農民群眾的“自說自話”，而是應該加以挖掘和宣傳，使其躍出工農城鄉二元藩籬，在鄉村之外的社會生活其他領域產生鼓舞乃至教育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毛澤東還親自寫詩宣傳鄉村典型。例如，兩首《七律·送瘟神》歌頌了鄉村干部群眾努力消滅危害困擾鄉村已久的血吸虫病的事跡。他還表示這兩首詩是“宣傳詩”，“略等於近來的招貼畫”，在宣傳鄉村健康防疫工作方面可以“聊為一臂之助”。又如，《七律·到韶山》也以豪邁遒勁的筆觸，向全社會講述了鄉村的巨大轉變和“遍地英雄”的嶄新面貌。這些描寫鄉村、謳歌農民的詩作廣為傳唱，產生巨大的社會效益，對提振農民“精氣神”、促進鄉村精神面貌提升的作用是超越時代的。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