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運動：全民族抗戰的動員

今年是一二九運動爆發85周年。85年前，即1935年12月爆發的一二九運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青年學生愛國救亡運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國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來在青年”。站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重溫一二九運動的斗爭歷史，傳承愛國情懷和革命精神，對於動員和激勵全國人民特別是新時代中國青年，廣泛團結和凝聚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下，聽黨話、跟黨走，擔負起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華北事變 民族危殆

華北事變是1935年日本軍國主義蠶食侵犯華北地區一系列事件的統稱。九一八事變之后，日本侵略軍繼續加緊侵略中國的行動，在東北地區推行殖民化統治的同時，不停步地向中國進攻，企圖獨佔中國。國民黨統治集團在傾全力“圍剿”長征中的工農紅軍時，對日本侵略者節節退讓。日本侵略魔爪一步步伸向華北，民族危機日益嚴重。

在中共中央率領紅軍北上到達陝甘地區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國民黨統治者的不抵抗主義政策，開始大規模越過長城南下，企圖直接控制華北。它的第一個步驟是通過1935年6月中旬國民黨北平軍事長官何應欽和華北日軍司令梅津美治郎達成協定，迫使國民黨“中央軍”撤出北平、天津和河北。在此之前，日本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逼迫國民黨察哈爾省代主席秦德純簽訂協定，國民黨當局同意從察哈爾省撤退中國駐軍和國民黨黨部。上述兩個協定實際上把河北、察哈爾兩省大部分主權奉送給日本。它的第二個步驟是策動所謂“華北自治運動”。10月間，土肥原賢二以關東軍代表名義向國民黨第二十九軍軍長兼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提出要求：通電設立華北自治政府，將南京任命的華北官員一概罷免。11月6日，土肥原賢二甚至以最后通牒的姿態，限令宋哲元在20日前宣布自治，否則日軍將出兵佔領河北和山東。11月中旬，日本扶植漢奸殷汝耕在河北省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東22個縣。作為恫嚇華北當局的實力后盾，大批日本關東軍在山海關和古北口附近集結，擺出一副進攻的姿態。華北上空，仿佛已重現九一八事變前夕那種濃烈的戰爭氣氛。國民黨當局妥協順應日本的無理要求，計劃於12月在北平成立以宋哲元為委員長的冀察政務委員會，開始實行華北特殊化。

當時每期發行二十萬份、在全國影響最大的雜志《大眾生活》上的一篇通訊寫道：“這幾個月來，當地報紙上常常瞧見‘某軍於某日起在××一帶演習×天’的消息。於是在第二天便瞧見有整隊的‘友邦’的馬兵、步兵、鐵甲車、迫擊炮，一連串的到華界來，又耀武揚威的向目的地進發。這一帶居住的人們，慌張得連飯也吃不下去。”“空中，每天總有幾次‘軋軋’的聲音，仰起頭就可以瞧清楚翅膀上的標志。它們故意飛得低低的環繞著全空。”“於是許多人便擔心著不知道還有幾天安靜飯可以吃？會不會明后天便有一個‘亡國奴’的榮銜加到自己頭上？”人們痛切地感到：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是沒有止境的，既然侵佔東北的下一步立刻就指向華北，那麼，再下一步勢必要吞並中國。亡國的慘禍已迫在眉睫。民主人士黃炎培在1935年10月10日的日記中，悲憤地寫下一首《重光歌》：“吾和你抬頭試望，東北何方？遼沈何鄉？白山黑水，是誰的封疆？三千萬同胞，強者何法抵抗？弱者更何忍而投降？”“到如今，長城內外，是誰的國防？華北獨立，華北自治……得寸進寸，得尺進尺？充彼野心，何難席卷長江，囊括珠江？哀哉中華，其亡其亡！”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主題歌的影片《風雲兒女》，正是在1935年拍成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首歌迅速唱遍全國以至海外有華人居住的地方，唱出了當時中華兒女共同的強烈心聲。

（二）救亡怒吼 全國聲援

華北事變使平津上空烏雲密布，整個華北危在旦夕。北平學生悲憤地喊出：“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更使人感到焦慮不安的是，南京政府和地方當局的對日外交都是秘密進行的，外人無從知曉。這更增強了人們的懷疑和猜測，感到坐臥不寧，不知道明天又會發生什麼事。大家都在問：國難當頭，我們應該怎麼辦！還能夠沉默不語嗎？憤怒是時間積聚起來的。壓抑的愈久，爆發力愈大。隻要有人振臂一呼，便能將處處潛藏的怒火迅速凝聚成一股勢不可擋的巨流，奔涌形成新的高潮。

1935年11月18日，北平大中學校抗日救國聯合會（簡稱北平學聯）成立。其中的共產黨員雖然不多，由於順應迅速發展的時代潮流和民眾要求，在學生中又是能指明行動方向並且最有組織能力的，自然就擔負起了登高一呼、統率全局的重任。12月3日，被南京政府任命為行政院駐北平辦事處長官的何應欽到達北平。北平學聯決定向他請願，要求抗日救國。這是一二九大游行的由來。游行確定在12月9日舉行，因為傳說這一天是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的日子，要搞所謂華北特殊化。在李常青和彭濤、周小舟等組成的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領導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黃敬、宋黎等的組織、指揮下，12月9日，北平學生高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華北自治”“收復東北失地”“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等口號，到新華門向北平當局請願。由於請願沒有結果，他們把請願改為示威游行。當游行隊伍走到王府井大街時，人數增加到3000人。軍警突然用水龍向學生噴射，並揮舞皮鞭、槍柄、棍棒從兩側襲擊學生。當天，有30多名學生被捕，數百人受傷。第二天，北平各校學生舉行全市總罷課。12月16日，在天橋舉行市民大會，反對“華北自治”，與會者3萬余人。會后舉行了更大規模的示威游行。這些行動進一步鼓舞了青年學生和市民的抗日救國熱情。游行回來后，不少學生感到，人好像變了，勁頭也大了，膽子也壯了，看到一起參加游行的人也覺得非常親切。

在一二九北平學生斗爭的影響下，從11日開始，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漢、成都、重慶、廣州等大中城市先后爆發學生的愛國行動。風暴迅速蔓延開來，發展成為席卷全國的群眾運動。

12月下旬，在北平黨組織的領導下，北平學聯組織平津南下擴大宣傳團，利用寒假時間，到河北農村進行抗日宣傳，開始走上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為了把抗日救亡運動堅持下去，在宣傳團的基礎上，次年2月初，成立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最初隻在平津兩地建立，暑假后在全國各地迅速發展起來，到年底隊員已達6000多人，其中包括許多品學兼優的學生活躍分子。這個組織后來很快發展到2萬余人，對團結廣大青年、促進抗日救亡運動起了重要作用。

北平學生的愛國斗爭，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揭露了國民黨當局的賣國行徑，得到了各界愛國人士的支持響應。12月18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6所大學的校長，聯名要求釋放被捕學生。同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向全國工人緊急呼吁援助學生救國運動，各地工人紛紛舉行罷工，支持學生斗爭。20日，共青團中央發表宣言，號召青年學生深入到工農群眾中擴大抗日救國運動。各地社團組織紛紛發表通電和宣言，聲援北平學生愛國運動。宋慶齡、魯迅、馬相伯、沈鈞儒、王造時、鄒韜奮、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史良等愛國知名人士紛紛表示支持。12月26日，陝甘蘇區各界民眾舉行集會，聲援北平和各地學生的抗日救國運動。海外華僑也以各種方式支援學生。世界學生聯合會對中國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也通電聲援。

（三）民族覺醒 各界救國

近現代以來，中華民族的偉大覺醒與偉大斗爭始終相伴相隨。在一二九運動中，青年學生沖破國民黨政府高壓政策，響亮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促進了中華民族的新覺醒。它不僅使人們長期郁積在心頭的憤懣一下子傾瀉出來，同時，也引起許多人深思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從平時的寧靜生活或狹小圈子中猛然驚醒過來。大批原來在政治上處於中間狀態的人，不再回到舊日的生活軌道上去了。這個運動使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呼聲﹔它打破了一度沉寂的政治局面，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隨著一二九運動的發展，上海和許多城市相繼建立起各界救國聯合會。

北平的一二九大游行后三天，97歲高齡的馬相伯領銜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沈鈞儒、鄒韜奮等280多人在宣言上簽名。宣言指出：“國難日亟，東北四省淪亡之后，華北五省又在朝不保夕的危機之下了！”“我們應該進一步的覺悟！與其到了敵人刀口放在我們的項頸的時候，再下最大的決心，毋寧早日奮起，更有效地保存民族元氣，爭取民族解放。”宣言雖然用的是“文化界”的名義，其實已大大超越這個范圍，包括文化界、教育界、新聞出版界、銀行界、法律界等方面的許多知名人士，反映出各界愛國人士正在抗日救亡這個目標下走向聯合這個重要趨勢。

在《大眾生活》上，連續多期發表宣揚必須建立“聯合戰線”的文章。正在獄中的愛國人士杜重遠寄去的雜感中寫道：“國勢危殆到了這樣急迫的地步，凡是能立在救國的共同目標上的人們，都應該結成‘民族聯合戰線’來共同奮斗”。體現這種“聯合戰線”要求的各界救國會，就是在這時相繼成立的。它的重要負責人沙千裡回憶這個過程時寫道：“群眾的抗日救亡運動在開始階級，是處於一種自發狀態的，斗爭也是分散的……為了更有力的同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斗爭，大家感到需要一個固定的形式把群眾的力量統一組織起來。這樣，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推動和領導之下，在千百萬民眾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中，上海各方面的救國會先后建立，在此基礎上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與此同時，全國各地各界群眾也建立了各種救國組織。”有了各界的救國會，自然要求進一步聯合起來，建立統一的組織。1936年5月末，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它的重要特點是有著廣泛的民眾基礎，成員既有許多社會知名人士，也有大量普通民眾。各地的救國會組織，沖破南京政府的禁令，開展種種宣傳和募捐活動，舉行盛大集會，發表通電，出版刊物，使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范圍內蓬勃開展起來。7月15日，救國會提出：“抗日救國是關系整個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所以，隻有集合一切人力、財力、智力、物力，實行全面總動員，才能得到最后的勝利。”“在聯合戰線上的各黨各派，盡可以有不同的主張，隻有在抗日救國的一點上，求的共同一致，聯合戰線就建立起來了。”這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8月10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寫信稱贊這代表了全國大多數不願意做亡國奴人們的意見和要求，表示“誠懇希望一致聯合，共同斗爭，以挽救祖國的生命。”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成立，把原來比較分散的愛國民眾運動匯合成一股更為壯觀的洪流，推動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持續向縱深發展。

（四）中共領導 指引道路

一二九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關系是怎樣呢？毛澤東在1939年12月延安各界紀念一二九運動四周年大會上講到：“毫無疑義，一二九運動中共產黨起了骨干的作用。沒有共產黨作骨干，一二九運動是不可能發生的。首先是共產黨的八一宣言給了青年學生一個明確的政治方針﹔其次是紅軍到了陝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運動﹔再次是共產黨北方局和上海等地黨組織的直接領導。這樣，才使一二九運動發生，並使之在全國各階層開展起來，形成了全民族救亡運動的巨大政治力量。”接下來，他生動形象地比喻說：“青年學生好比是一二九運動的柴火，一切都准備好了，隻差用火一點。點火的人是誰呢？就是共產黨。”他又深刻指出：“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同樣，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也隻有跟共產黨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確的道路。”

毛澤東的這些精辟論述，闡明了我國青年、知識分子的正確道路，分析了中國共產黨在一二九運動中的關鍵作用。一是政治引領。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同年10月1日以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名義在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上發表，不久，這一重要文稿就傳到國內。宣言疾呼：“近年來，我國家、我民族已處在千鈞一發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號召全國各黨派、各界同胞、各軍隊都應有“兄弟阋於牆，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捐棄前嫌，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斗。宣言反映了全國人民的熱切願望，使處於苦悶中的人民群眾尤其是青年學生，看到了挽救國家危亡的希望和應當遵循的方向。

二是行動配合。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11月28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並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重申八一宣言的主張。人民群眾尤其是青年學生由此開始看到一支新興的抗日救國力量，這使他們受到鼓舞，知道自己的斗爭不是孤立無援的。所以，毛澤東指出，是“紅軍二萬五千裡長征的勝利幫助了一二九運動。同時，一二九運動也幫助了紅軍，這兩件事的結合，就幫助了全民抗戰的發動，幫助了中華民族，增進了全民族的利益”。

三是組織領導。當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佔華北之時，中國共產黨就向勞動大眾發出抵御侵略、保衛華北的號召，要求華北地區黨員在群眾中進行廣泛宣傳，組織開展民族的革命戰爭，並對北平領導機構進行改組，從政治上和組織上加強了對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1935年11月北平學聯的成立，使學生愛國運動有了公開的統一領導機構，其中還發展了黨、團組織。12月6日，北平學聯發表宣言，平津15所大中學校聯合發出通電，聲討漢奸，動員全國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在中共黨組織的領導下，北平學聯於7日和8日相繼召開會議，決定和組織准備學生請願大游行。9日凌晨，廣大愛國學生被壓抑已久的抗日怒火，就像火山一樣首先在北平噴發了。在黨組織的直接領導下，抗日救亡運動廣泛開展。

鑒過往而知未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中國青年始終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先鋒力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號召下，一二九運動揭露了日本吞並華北進而獨佔中國的陰謀，打擊了國民黨的妥協退讓政策，極大地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救亡民主運動新高潮的到來，為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事業准備了一批骨干力量。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一二九運動是動員全民族抗戰的運動，它准備了抗戰的思想，准備了抗戰的人心，准備了抗戰的干部”，它“將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紀念”。

（作者王中明，系中共遼寧省委黨史研究室主任）

（來源：人民日報客戶端遼寧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