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堅持底線思維的工作方法

作者:邵建斌    發布時間:20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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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堅持底線思維,是毛澤東重要的工作方法之一。首先,要有憂患意識,估計到事物發展的最壞可能,並在此基礎上建立政策,為可能到來的最壞局面在思想、物資、行動上做好充足准備。再者,要劃定清晰明白的底線,並盡最大可能爭取局面向好的方向發展,力爭好的結果。這一工作方法,體現的是毛澤東一切從實際出發、從全局看問題、凡事具有預見性和抓事物主要矛盾的思想方法。

 

毛澤東特別看重工作方法,早在土地革命時期,他就十分形象地對工作方法的重要性作過說明:“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①]在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整個過程中,毛澤東發表過很多有關工作方法的論述,並為其提供了最豐富、最鮮活的例証。前輩學者已對此作過高度概括的總結[②]。除此以外,堅持底線思維,也是毛澤東思想方法中一個不容忽視的方面。

一、准備吃虧: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政策

思維是行動的先導,堅持底線思維,首要的是要有憂患意識。即是說,無論在形勢發展一片大好時,還是在暫時遭遇挫折發生反復時,都要對接下來的發展趨勢有一個大致的估計:既要估計到形勢向好的一面,又要估計到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毛澤東指出:“如果我們在全體上過高估計敵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們,不敢勝利,我們就要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如果我們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問題上,不採取謹慎態度……我們就要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③]毛澤東的論述辯証地說明了估計形勢的重要意義:估計到光明的前景以堅定信心、鼓舞士氣,估計到最壞的情況則備豫不虞,有備無患。而尤為重要的是估計到壞的一面,因為好的一面估計不到並不會根本上影響形勢的發展,而壞的一面如果估計不到或估計不足,則會在面對不利局面時由於思想和工作准備不足而驚慌失措。

估計到壞的一面,在革命處於低谷,形勢發展不利、前進遭遇挫折時,比較容易做到,而一旦出現革命高潮,形勢大發展、大進步,往往就容易忽略。毛澤東在回顧中共歷史時指出:“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④]並指出“表現了大的驕傲”分別出現在1927年上半年、1930年、1931年和1938年。回顧歷史不難看出:這幾次大的驕傲有一個明顯的共同點,即革命形勢不斷高漲,前途顯得十分光明而平坦,勝利似乎就在不遠的將來。1927年上半年北伐軍已推進到長江流域,吳佩孚、孫傳芳敗局已定,隻有奉系張作霖在苦苦支撐著北洋軍閥的殘局,湘、鄂、粵、贛各地工農運動如火如荼,群眾已大部地發動起來,國民革命思想在全國范圍內以空前的規模廣泛傳播,到處熱氣騰騰,形成一股浩浩蕩蕩的革命洪流。1930年紅軍乘國民黨中原大戰的時機打了一些勝仗,7月份甚至乘虛攻入並佔領長沙達11天之久,還成立了省臨時蘇維埃政府,革命在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似乎馬上就要變成現實。1931年第三次打破國民黨的大軍“圍剿”,贛南和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了鞏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范圍擴大到28個縣境。1937年9月,抗日統一戰線得以建立起來,全民族抗戰也動員了起來;到了1938年,形勢的發展更令人鼓舞。這些時候,黨內因看到革命形勢的不斷高漲而忘記了中國革命的整體特點,忽略了可能面臨的挫折,表現了驕傲,隨即便“吃了虧”。

對此,毛澤東提醒全黨:“反對黨內‘左’、右傾向,必須依據具體情況決定方針。”並說明:“軍隊在打勝仗的時候,必須防止‘左’傾;在打敗仗或者未能多打勝仗的時候,必須防止右傾。”[⑤]所謂“左”傾,毛澤東在這裡主要指對革命形勢盲目樂觀,從而低估甚至忽略前進中的困難和障礙。

作為一名偉大的革命家,毛澤東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不消極,不悲觀,不為一時低落的形勢而退縮,這是中國革命得以屢仆屢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在秋收起義失敗后,毛澤東並未因戰事新敗、力量弱小而氣餒,卻滿懷信心地說:“這次秋收起義,雖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麼!勝敗乃兵家常事。”“我們現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總有一天,我們這塊小石頭,要打破蔣介石那口大水缸。”[⑥]同時,毛澤東又能時刻深懷憂患意識。在一封私人通信中,這種如履薄冰的心態體現得淋漓盡致,他誠懇地說:“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麼錯誤缺點,希望隨時示知。”[⑦]對事之謹慎和對人之懇切躍然紙上。不僅如此,在勝利面前毛澤東同樣能保持冷靜頭腦,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這兩次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最偉大的勝利前夕,這種冷靜和憂患意識體現得尤為明顯。

在抗日戰爭即將勝利前召開的中共七大上,毛澤東諄諄告誡:“有一個問題要講清楚,叫做‘准備吃虧’。有些同志希望我講一些困難,又有些同志希望我講一點光明。我看光明多得很,國內民主運動已經興起,將來更有希望,蘇聯援助我們,美國、英國的無產階級將來也還是要幫助我們的,這些都是光明。但是我們更要准備困難。”[⑧]毛澤東一口氣講了17個方面的困難,涉及國際國內政治形勢和輿論、根據地、戰爭形勢、力量變化、中間勢力、黨的建設、經濟發展等方方面面。對每一個方面,他把困難都估計得很充分。比如,關於軍隊,毛澤東說:“一九四一年中央曾打電報給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說我們要把估計放在最困難的基礎上,可能性有兩種,我們要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現在我們的軍隊差不多有一百萬,我們還要發展,到將來蔣介石進攻我們時,我們可能有一百五十萬,被他搞掉三分之一,還有一百萬,搞掉一半,還有七十五萬。如果我們不准備不設想到這樣的困難,那困難一來就不能對付,而有了這種准備就好辦事。”[⑨]又如,關於形勢,毛澤東說:“中國革命是長期的,從一九二一年到現在二十四年了還沒有勝利,還要搞下去,還要犧牲許多黨員和軍隊。黨內會出現悲觀心理、疲勞情緒的問題,不僅要對我們大會、中央、中央局,還要對區黨委、地委這些領導機關都講清楚。”[⑩]針對以前黨內“講不得困難,總說敵人是總崩潰,我們是偉大的勝利”的風氣,毛澤東辯証地說:“現在我們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計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計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計到。”[11]接著,他充滿感情地作了氣勢恢宏的結論:“暫時吃虧,最終勝利。這個原則是不會錯的。”“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們總有道路。”“我們要准備一些人犧牲,但總有活著的人。這樣大的黨,這樣大的民族,怕什麼。”[12]歷史的發展雄辯地証明:有沒有這樣的估計大不一樣。有了這樣的估計,就有了心理和行動上的准備,當困難真正出現時,就能有條不紊地沉著應對,而一旦形勢的發展比原來預想的還要好,更能鼓舞干勁,堅定勝利的信心。

當歷史進展到民主革命時期第二次偉大勝利前夕時,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再次告誡全黨:“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13]這幾句話,因其對黨的建設具有長期而深遠的意義,成為名言,並被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一直銘記和不斷踐行。“正是因為始終強調和堅持‘兩個務必’,我們黨才能保持同群眾的血肉聯系,團結帶領人民戰勝了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14]

這是堅持底線思維、深懷憂患意識的主要方面,即是說,在形勢一片大好時保持冷靜頭腦,充分估計困難。事情還有一面,即面對逆境時如何措置。此時,毛澤東同樣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完全從客觀實際出發,充分分析、估計各種可能,尤其估計到最壞狀況的出現,並在此基礎上建立政策。比如,1947年6月,中共開始把戰爭打到外線去,而其中最重要一環是劉鄧大軍千裡躍進大別山。對這一關系全局、關系長遠的戰略行動,毛澤東既估計到躍進大別山的有利條件,又充分估計到了到外線作戰的種種困難,提出可能有三個前途:“一是付了代價站不住腳,轉回來;二是付了代價站不穩腳,在周圍打游擊;三是付了代價站穩了腳。並告誡我們要作充分的思想准備,從最壞處著想,努力爭取最好的前途。”[15]這種估計對劉鄧大軍隨后的生存和發展起了很大作用。劉鄧大軍到大別山以后,果然遇到了極大困難。當時任野戰軍第二縱隊司令員的陳再道回憶:“部隊進入山區,首先碰到的是住房困難。山區村庄和平原地區不同。什麼李家灣、張家灣,實際上就是一兩戶或兩三戶人家,一個排也住不下。”除了住房,吃飯成為更大的困難,必須在富裕地區多籌些糧帶在身上,“到了貧苦地區或山區,籌不到糧食時,就吃米袋裡的口糧。不然你借不到,買不到,部隊沒飯吃,最令人頭疼”[16]。劉鄧大軍的生存環境惡劣到了極點,而更雪上加霜的是,由於大別山地區“東懾南京,西逼武漢,南扼長江,瞰制中原”[17]的重要戰略意義,國民黨軍成立了九江指揮部,由國防部長白崇禧親自坐鎮,指揮30余萬兵力向劉鄧大軍合圍而來。劉鄧大軍可謂內外交困。但是,由於提前預料到了這樣的局面,劉鄧大軍在各方面做了准備,最終在大別山地區堅持了下來,並基本完成了中央軍委賦予的戰略牽制任務,讓其他各解放區的軍隊盡早轉入了進攻。

這樣的例子當然還有很多,盡管條件不同,面對的具體情況各異,但毛澤東在處理時始終堅持一條指導性原則,即估計事物發展的好、中、壞幾種可能,一方面力爭好的前途,一方面在思想上把困難和不利局面想得足夠充分,並在此基礎上准備思想、准備物資、准備行動。

二、劃定底線:力爭時局好轉

估計到最壞的情況固然很重要,但還不足以解決問題,估計的目的在於應對,更重要的是明確可以接受的底線,並據此預作准備。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那樣:“向著最壞的一種可能性作准備是完全必要的,但這不是拋棄好的可能性,而正是為著爭取好的可能性並使之變為現實性的一個條件。”[18]這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是要劃定底線,明確形勢發展到哪一程度、哪一步驟是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如果一旦突破了這個底線,則要從根本上作出改變,採取完全不同的應對方法。二是最大限度減少不利局面帶來的影響和沖擊,或者更進一步,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發揮人員、思想、政策的作用,爭取局面向好的方向轉化。這對領導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為時局瞬息萬變,要在局勢還沒有完全明朗的時候就作出判斷,作出決策,面對的是很多變數和未知數,有時還要承擔相當大的風險,這就需要非同尋常的敏銳和果敢,需要對全盤情況有大體准確的掌握和對形勢發展方向的基本判斷。本文僅結合毛澤東處理國民黨頑固勢力於抗戰期間發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來略窺其一二。

1939年12月初,晉綏軍進攻山西新軍和八路軍晉西獨立支隊,制造晉西事變。事變剛一發生,毛澤東馬上作出預測:“晉西南新舊軍已起武裝沖突,晉西北武裝沖突亦可能發生。”[19]指明了事變由晉西南向晉西北蔓延的可能。毛澤東還看到,如無閻錫山指使,晉綏軍斷不敢主動進攻。對這一幕后策劃者,毛澤東判斷:他的目的“在向我們示威,取得我們讓步,以便他能確實掌握晉西南、晉西北兩區,壓倒新派與我們力量”[20]。此時,抗戰已進入相持階段,在度過了最初的蜜月期之后,因日軍對正面戰場的壓力逐漸減弱,國民黨在組織上取消共產黨的企圖又未能實現,國共兩黨間的磨擦逐漸增多。蔣介石在這年年初的日記中袒露心跡:“目前急患不在敵寇”,而在“共產黨之到處企圖發展”[21]。於是,在年初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原則通過了要限制異黨活動,開始政治上反共,在11月召開的五屆六中全會上,則直接部署軍事反共了。毛澤東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他說:“國民黨自五屆六中全會以后以軍事反共為主了,與過去以政治反共為主不同。”[22]結合這樣的時局,毛澤東將目光又向前推了一步,估計到事變背后隱藏的最壞可能:閻錫山此舉意在“以准備實行投降時的比較有利陣地”,“這次的沖突,是新舊兩派斗爭的生死決斗問題,須嚴重注意,但不是短期能解決的”[23]。這一估計雖過於嚴重,但其基本精神對處理好晉西事變極為重要,毛澤東重點強調的,一是事變的嚴重性,二是斗爭的長期性。既然斗爭嚴重且持久,就不能不指出它可能的結果,以使人明了、心中有數,並趨利避害。毛澤東指出了兩種可能:與閻錫山的斗爭如勝利,“可能使閻錫山轉舵”;如失敗,“則影響整個華北很大”,並“關系全黨”[24]。雖然事情的發展並未“影響整個華北很大”,更談不上“關系全黨”,但此時他所作出的這個判斷絕非危言聳聽,而著實是極有可能發生的全面危機。此時,晉綏軍在晉西南已經得手,正轉攻晉西北。若這兩處有失,中共的華北各根據地與陝甘寧邊區,以及華北各區之間的聯系將被切斷。華北為八路軍從陝甘寧向外的第一站,此時尚在發展,山東和華中則仍處在謀劃而非實質性發展的階段。中共要想擴大、鞏固根據地,形成一個大的局面,必以華北為基礎,舍此別無他途。在此緊要關頭,丟晉西南后再失晉西北,使華北、陝甘寧不相聯系,無異於將中共領導的解放區和軍隊各個分割,置於日軍和頑固派的雙重夾擊之下,結果勢將凶多吉少。

吞下這樣的苦果,中共斷難接受。雖未言明,但從毛澤東的往來電報中可以看出,不惜代價保住晉西北不失,以保持陝甘寧和華北的聯系,是他在心中劃定的不容突破的底線[25]。從雙方的力量對比來看,這一目標是可以爭取到的。在晉西南,舊軍有很大力量,而在晉西北,“新派力量加上我們力量,可能造成優勢”[26]。為此,毛澤東斬釘截鐵地命令“對叛軍進攻絕不讓步,堅決有力地給予還擊”[27];對新軍,則通過“迅速鞏固黨的領導”、“加緊肅清與撤換新軍中的反動分子及壞分子”[28]等舉措增強其力量;對關鍵的晉西北地區,他於得知事變發生消息后即刻致電李井泉,讓李井泉從大青山速到晉西北,以加強領導[29]。12月末,毛澤東又致電尚在冀中的賀龍、關向應,將八路軍一二○師調回晉西北[30]。1940年1月11日至13日,山西新軍和八路軍在晉西北擊潰晉綏軍趙承綬部,使后者被迫退向晉西南。通過一系列舉措,頑固勢力進攻的勢頭被遏制,友軍得以鞏固,中共領導下的根據地力量得到明顯加強。至此,中共在晉西北的斗爭取得勝利。

1940年1月16日,毛澤東判斷:“晉西北新舊軍的斗爭,我們已大體上勝利了。”[31]他馬上抓住有利時機,一面提出進一步發展晉西北的要求:“晉西北必以突擊方式,抓緊目前有利時機,進行一切工作。一切應當快做,遲緩就會失掉時機。”“愈快愈好。”[32]一面爭取與閻錫山的和平,並派王若飛、蕭勁光前去見閻錫山。經談判,最后雙方商定劃區作戰,在晉西以汾離公路為界,在晉東南則以臨屯公路為界,八路軍和新軍不過路南。這次事變最后得到較好的解決。並且,閻錫山在蔣介石以后發動的歷次反共高潮中基本保持了中立態度,使中共得以集中力量對付國民黨頑固勢力。

在處理這一事變的過程中,毛澤東通過敏銳的觀察,透過表面的現象看到背后的隱憂,由此估計到最壞的可能,雖然設想顯得嚴重了些,但在此基礎上劃定底線,多措並舉,不僅將反共高潮打退,且爭取了事態向好的方向發展。不僅如此,打退這一次反共高潮后,毛澤東還在理論上對抗日戰爭中統一戰線的一系列策略問題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提出:“抗日戰爭勝利的基本條件,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擴大和鞏固。而要達此目的,必須採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這是不可分離的三個環節,而以斗爭為達到團結一切抗日勢力的手段。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斗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斗爭的目的。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這一真理,已經逐漸為黨內同志們所了解。”[33]同頑固派斗爭,必須注意下列幾項原則:“第一是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第二是勝利原則。不斗則已,斗則必勝,決不可舉行無計劃無准備無把握的斗爭。”“第三是休戰原則。在一個時期內把頑固派的進攻打退之后,在他們沒有舉行新的進攻之前,我們應該適可而止,使這一斗爭告一段落。”[34]這些重要的策略原則,既是對處理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概括,又成為整個抗戰時期的指導原則,並在今天仍發揮著重要作用,成為黨內一筆寶貴精神財富。

三、堅持底線思維所貫穿的思想方法

思想方法決定工作方法。毛澤東堅持底線思維的工作方法,體現的是他一以貫之的思想方法。

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政策,首先要求領導者從存在的事實出發——而不是從抽象的理論出發,更不是一廂情願地從良好的願望出發——准確估計前進中可能遇到的困難,不回避也不夸大,尤其要克服革命的急性病。雖然急性病的原因各有不同:有對敵人的仇恨,有對黨內投降主義的憤怒,也有對黨的政策的不完全理解,但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多次指出,它“不切當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觀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35];“不顧主客觀條件”[36];“隻想大干,充滿著幻想”[37]。要克服這種傾向,就要從經濟條件、軍事力量、地理環境、人心向背、政策策略各個方面全面而客觀地分析敵我雙方條件,作出盡量合乎於客觀實際的結論,以此作為建立政策的出發點。正如他所倡導的那樣:“我之計劃寧可放在敵人少犯錯誤的假定上,才是可靠的做法。”[38] “要足夠地估計敵人的整個力量,不可夸大敵人過去失敗的程度,但也決不可不估計到敵人內部的矛盾,財政的困難,過去失敗的影響等等。對自己方面,不可夸大過去勝利的程度,但也決不可不足夠地估計到過去勝利的影響。”[39]

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政策,還要求領導者洞悉中國社會的根本矛盾和反革命力量存在的根本困難,由此看到革命的光明前景,在克服了革命的急性病之后又不喪失勝利的信心。即是說,領導者要有全局性眼光,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預見性和主動性。關於全局性眼光,毛澤東強調:“我們的同志要注意,要看大的東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東西……必須看到這些大事情,才能正確地進行分析,才能在分析時不會犯錯誤。”[40]在毛澤東所作的報告中,全面、深入的國際、國內局勢分析時常可見。尤其是革命進入新階段、面臨新情況和新問題時,他往往能高屋建瓴地作出剖析。對隻片面看問題,尤其是隻片面看到困難的現象,他分析:“特別是我們在紅軍中工作的人,一遇到敗仗,或四面被圍,或強敵跟追的時候,往往不自覺地把這種一時的特殊的小的環境,一般化擴大化起來,仿佛全國全世界的形勢概屬未可樂觀,革命勝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這種抓住表面拋棄實質的觀察,是因為他們對於一般情況的實質並沒有科學地加以分析。如問中國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來,隻有詳細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種矛盾是否真正向前發展了,才能作決定。”[41]

預見性和主動性因和全局性眼光緊密相關而同樣重要。關於預見性,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作過一個形象的比喻:“坐在指揮台上,如果什麼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台上,隻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隻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杆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並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42]薄一波總結在毛澤東領導下處理晉西事變經驗時,提出了三點最為深刻的體會,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善於發現地平線上剛剛出現的事物,加強領導工作的預見性,在斗爭的發展變化中,及時提出正確的對策”[43]。薄一波的總結,不僅在思想上與毛澤東高度契合,而且具有明顯的毛澤東語言風格烙印,充分印証了毛澤東強調預見性對全黨的深入影響。

劃定底線,力爭時局向好,要求領導者全面掌握形勢,正確評價敵我力量,一下子能抓到問題的關鍵,把准時局轉變的樞紐,從而揚長避短,從關鍵處尋得突破,並由此爭取擴大成績。也就是說,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或者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澤東在這方面同樣有著大量精彩的論述和鮮活的事例。言簡意賅者如:“對於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於敵,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個師。”[44]具體指導者如:“領導人員依照每一具體地區的歷史條件和環境條件,統籌全局,正確地決定每一時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並把這種決定堅持地貫徹下去,務必得到一定的結果,這是一種領導藝術。”[45]縱觀中國革命的過程,也可以看出他在統籌兼顧的前提下,每一時段集中力量解決一個突出問題的特點。比如,在人民軍隊創立之初,集中力量解決如何建設一支新型人民軍隊的問題;在全面抗戰初期,集中力量解決戰略指導方針問題;在打退反共高潮后,集中力量解決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在抗戰后期,又通過整風集中解決思想路線問題;到了解放戰爭時期,又集中力量解決了黨的集中統一問題。每一問題的提出,針對的都是制約中國革命發展的主要障礙,而每一個問題的解決,都將中國革命向前大大地推進了。

當前,國際形勢發生深刻而復雜的變化,我國面臨的不確定外部因素增加;國內也面臨一系列亟待解決的突出矛盾和問題。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要有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的工作方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我們黨是生於憂患、成長於憂患、壯大於憂患的政黨。正是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心存憂患、肩扛重擔,才團結帶領中國人民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46]分析總結毛澤東堅持底線思維的工作方法,對於我們深入學習領會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堅持底線思維的一系列重要論述和要求,在統籌“兩個大局”中,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具有重要時代價值和現實意義。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來源:《毛澤東研究》2020年06期)



[①]《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頁。

[②]金沖及:《毛澤東工作方法的幾個特點》,《人民日報》2013年12月27日。

[③]《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7—1268頁。

[④]《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7頁。

[⑤]《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8頁。

[⑥]《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18頁。

[⑦]《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頁。

[⑧]《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7頁。

[⑨]《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8頁。

[⑩]《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0頁。

[11]《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0頁。

[12]《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2頁。

[13]《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頁。

[14]《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習近平總書記再訪西柏坡側記》,《人民日報》2013年7月14日。

[15]劉伯承:《星火燎原全集》第9卷,解放軍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

[16]陳再道:《陳再道回憶錄》(下),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頁。

[17]劉伯承:《星火燎原全集》第9卷,解放軍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

[18]《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4頁。

[19]《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頁。

[20]《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頁。

[21]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59頁。

[22]《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頁。

[23]《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153頁。

[24]《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154頁。

[25] 1940年1月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說:“我們對策,以賀關力量首先奪取晉西北的全部,至少是大部,以晉東南力量鞏固晉東南未失陣地,爭回已失陣地之一部,打開一條通洛陽的路,十分要緊。然后由賀、關與晉東南各出一部,向呂梁山攻擊,至少恢復原有陳支隊陣地及一條交通線,打通延水關。如果此時閻錫山願意講和(還未喪失此種可能),則讓他佔領呂梁山的大部,我隻佔一小部及一條交通線就此罷手,否則戰事難免擴大。”

[26]《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53頁。

[27]《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頁。

[28]《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154—155頁。

[29]《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頁。

[30]《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55頁。

[31]《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頁。

[32]《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頁。

[33]《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頁。

[34]《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9頁。

[35]《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頁。

[36]《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頁。

[37]《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頁。

[38]《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6頁。

[39]《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頁。

[40]《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1頁。

[41]《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頁。

[42]《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395頁。

[43]薄一波:《七十年奮斗與思考》,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頁。

[44]《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頁。

[45]《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1頁。

[46]《習近平關於防范風險挑戰、應對突發事件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