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恩格斯的科學態度 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
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對待科學的理論必須有科學的態度”。那麼對待馬克思主義應當有什麼樣的科學態度呢？對此，晚年恩格斯作出了很好的回答。2020年11月28日是恩格斯誕辰200周年紀念日。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裡，我們重溫馬克思主義共同創始人恩格斯的有關論述，以更好地緬懷這位偉大的革命導師。
恩格斯的晚年一般是指1883年馬克思逝世到1895年他自己逝世這一時期。在這光輝的12年時間裡，恩格斯勇於擔當，壯心不已，不僅獨自挑起指導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重任，整理出版馬克思的遺稿，而且在一系列著作、文章和書信中闡發、捍衛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
19世紀八九十年代，資本主義經濟進一步發展，自由資本主義逐漸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工人運動在歐洲和美國取得巨大進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工人政黨和組織中的影響日益增強。與此同時，大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因素不斷涌入，各種反馬克思主義、非馬克思主義思潮層出不窮，工人運動內部把馬克思主義簡單化、庸俗化的做法時有出現。在新的斗爭形勢下如何宣傳、捍衛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引導國際工人運動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就成為重大時代課題。通過學習恩格斯晚年的著述，可以看到恩格斯為我們指明了以下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原則。
馬克思主義揭示的基本規律不能違背
恩格斯同馬克思一樣，認為人類歷史是有規律可循的，而正是馬克思和他共同創立的馬克思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揭示了資本主義運行的特殊規律，為人類指明了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飛躍的途徑，為人民指明了實現自由和解放的道路”。這些規律不能違背，也違背不了。
恩格斯1894年在為《俄國的社會問題》寫的跋中指出：“較低的經濟發展階段解決隻有高得多的發展階段才產生了的和才能產生的問題4和沖突，這在歷史上是不可能的。……每一種特定的經濟形態都應當解決它自己的、從它本身產生的問題﹔如果要去解決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濟形態的問題，那是十分荒謬的。”
這與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1867年德文第一版序言中“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的思想相一致：“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正如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指出的：“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麼，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並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於我們了。”而“一旦社會佔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這時，才有可能實現“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
不要死摳個別字眼，而要把握總體聯系
恩格斯1894年1月25日在致博爾吉烏斯的信中闡明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同時指出：“請您不要過分推敲上面所說的每一句話，而要把握總的聯系。”
恩格斯1895年3月12日在致施米特的信中揭示了他研究平均利潤率時錯誤的原因：“我在這裡發現了同一種陷入枝節問題的偏向，我把它歸咎於1848年以來在德國大學中流行的哲學研究的折中主義方法，這種方法丟掉了事物的總的概貌，過於經常地陷入一種幾乎是無休止、無結果的對枝節問題的思辨中。……我認為您沒有經常注意總的聯系……”
對於這一點，列寧曾經有一個很好的概括：“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精神，它的整個體系，要求人們對每一個原理都要（α）歷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聯系起來，（γ）都要同具體的歷史經驗聯系起來加以考察。”
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研究的方法和行動的指南
1886年11月29日恩格斯在致左爾格的信中批評了以德國移民為主的北美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缺點：“德國人一點不懂得把他們的理論變成推動美國群眾的杠杆﹔他們大部分連自己也不懂得這種理論，而用學理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態度去對待它，認為隻要把它背得爛熟，就足以滿足一切需要。對他們來說，這是教條，而不是行動的指南。”針對同一問題，恩格斯在1887年1月27日致信凱利-威士涅維茨基明確指出：“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
恩格斯1890年6月5日在致恩斯特的信中說：“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做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做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
恩格斯1890年8月5日在致施米特的信中說：“對德國的許多青年著作家來說，‘唯物主義’這個詞大體上只是一個套語，他們把這個套語當作標簽貼到各種事物上去，再不作進一步的研究，就是說，他們一把這個標簽貼上去，就以為問題已經解決了。但是我們的歷史觀首先是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南，並不是按照黑格爾學派的方式構造體系的杠杆。”
恩格斯1895年3月11日在致桑巴特的信中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
列寧曾對恩格斯的上述思想作了精辟的概括：“恩格斯在談到他本人和他那位著名的朋友時說過：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基本原理應當與具體實踐相結合，原則的堅定性應當與策略的靈活性相結合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並不能原封不動運用到革命斗爭中去，而是必須和具體的實踐相結合。一方面應當堅定地堅持原則，另一方面同樣應當靈活地執行策略。
恩格斯1884年2月4日在致考茨基的信中批評了法國社會主義者德維爾的錯誤：“他的主要錯誤在於：他把馬克思認為隻在一定條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釋成絕對的原理。德維爾刪去了這些條件，因此那些原理看來就不正確了。”
恩格斯1885年4月23日在致查蘇利奇的信中說：“在我看來，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任何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條件﹔為了找到這種策略，需要的只是把這一理論應用於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了解這些條件……”
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引用了1872年德文版序言的名言：“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說來直到現在還是完全正確的。某些地方本來可以作一些修改。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如果是在今天，這一段在許多方面都會有不同的寫法了。”
恩格斯1890年9月在《給〈薩克森工人報〉編輯部的答復》中批評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青年派”不顧現實條件的冒險主義傾向：“在實踐方面，我在這家報紙上看到的，是完全不顧黨進行斗爭的一切現實條件，而幻想置生死於不顧地‘拿下障礙物’﹔這也許會給作者們的不屈不撓的年輕人的勇氣帶來榮譽，但是，如果把這種幻想搬到現實中去，則可能把一個甚至最強大的、擁有數百萬成員的黨，在所有敵視它的人的完全合情合理的嘲笑中毀滅掉。”在同一時期《給〈社會民主黨人報〉讀者的告別信》中，恩格斯也強調要根據變化了的形勢來決定採取合法斗爭還是不合法斗爭。
恩格斯1892年8月30日在致阿德勒的信中指出：“許多人為了圖省事，為了不費腦筋，想永久地採用一種隻適宜於某一個時期的策略。其實，我們的策略不是憑空臆造的，而是根據經常變化的條件制定的﹔在目前我們所處的環境下，我們往往不得不採用敵人強加於我們的策略。”
恩格斯1893年3月14日在致維森的信中說：“要知道，工人運動的最近目標就是由工人階級自己為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如果在這一點上我們是一致的，那麼，在為實現這一目標所應採取的斗爭手段和斗爭方法上的不同意見，就不大可能使誠實的人們之間發生原則上的分歧，隻要他們都有理智的話。依我看，對每一個國家說來，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實現目標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
在1894年的《未來的意大利革命和社會黨》中，恩格斯寫道：“至於我所強調的一般的策略，長期以來，我已經確信它的有效性﹔它從未喪失過這種有效性。但是說到怎樣把它運用到意大利目前的狀況，那就是另一回事﹔必須因地制宜地作出決定，而且必須由處於事變中的人來作出決定。”
恩格斯1895年3月8日致信費舍，針對刪改他給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所寫導言中有關暴力革命和合法斗爭的文字提出抗議：“你們想去掉‘現在’一詞，也就是把暫時的策略變成永久的策略，把具有相對意義的策略變成具有絕對意義的策略。我不會這樣做，也不能這樣做，以免使自己永世蒙受恥辱。”同年4月3日恩格斯致信拉法格談到同樣的問題：“我談的這個策略僅僅是針對今天的德國，而且還有重要的附帶條件。對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奧地利來說，這個策略就不能整個採用。就是對德國，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適用了。”
列寧曾經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是今天說東，明天說西，頭腦不清呢？不是的。”革命導師的做法正是生動詮釋了基本原理要與具體的革命實踐相結合。
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是發展和改革的社會
恩格斯在談論有關未來社會的問題時，特別強調社會主義社會是發展和改革的社會，具體如何建設隻能由當事人自己根據實際情況決定，而不能事先憑空設想。
恩格斯1886年1月27日在致皮斯的信中說：“但是無論如何應當聲明，我所在的黨並沒有任何一勞永逸的現成方案。我們對未來非資本主義社會區別於現代社會的特征的看法，是從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確切結論﹔不結合這些事實和過程去加以闡明，就沒有任何理論價值和實際價值。”
恩格斯在前述1890年8月5日致施米特的信中，批評了空談未來社會的分配方式的爭論：“在《人民論壇》上也發生了關於未來社會中的產品分配問題的辯論：是按照勞動量分配呢，還是用其他方式。……但奇怪的是誰也沒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質上畢竟要取決於有多少產品可供分配，而這當然隨著生產和社會組織的進步而改變，從而分配方式也應當改變。但是，在所有參加辯論的人看來，‘社會主義社會’並不是不斷改變、不斷進步的東西，而是穩定的、一成不變的東西，所以它應當也有個一成不變的分配方式。”
恩格斯1890年8月21日在致伯尼克的信中指出：“我認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它同現存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於，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先是國家的）基礎上組織生產。”
恩格斯1891年3月24日在致奧本海姆的信中談到，如果迅速徹底的經濟變革導致資本主義社會向未來社會過渡，“到那時，首先要採取哪些措施，這要看當時當地的條件而定，關於這一點，事前是無法概括地講什麼的。”
1892年2月6日，恩格斯針對博維奧批評他沒有明確說出未來的工人政權是“什麼樣的政權”，撰文作答：“他對德國的社會主義本應有足夠的認識，應該知道，德國的社會主義提出了一切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的要求。這一經濟革命將怎樣進行呢？這將取決於我們黨奪取政權時的情況，取決於這件事發生的時機和取決於達到這個目的的方式。”
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接受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的採訪時聲明：“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裡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當我們把生產資料轉交到整個社會的手裡時，我們就會心滿意足了”。
恩格斯的上述觀點與馬克思的思想完全一致。1881年2月22日，馬克思致信紐文胡斯，這樣回答他提出的無產階級政黨取得政權后應當採取什麼樣的政治和經濟立法措施的問題：“在將來某個特定的時刻應該做些什麼，應該馬上做些什麼，這當然完全取決於人們將不得不在其中活動的那個既定的歷史環境。而現在提出這個問題是不著邊際的，因而這實際上是一個幻想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唯一的答復應當是對問題本身的批判。如果一個方程式的已知各項中不包含解這個方程式的因素，那我們就無法解這個方程式。”
我們注意到，恩格斯一方面指出了未來社會的基本特征，即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或者說生產資料公有制，另一方面強調不應空洞設想未來社會的細節，我們沒有一勞永逸的現成方案，社會主義社會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需要改革的社會。正如他在《自然辯証法》中指出的：“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包括我們這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
對照恩格斯晚年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我們可以清晰看到，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堅定地走在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道路上，正確地遵循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能夠更為深刻地認識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具有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的關系，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從而更加自覺地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五研究部）
（原載《新湘評論》2020年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