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准備應付大事變”作為基本方針

圖為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即七大會場。朱德曾指出，這是我們黨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裡召開代表大會。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之時，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及中國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前夜，一場關乎國家、民族、人民命運的“大事變”即將出現。重新研讀中共七大文獻，我們可以清晰看到，在歷史轉折的重要關頭，毛澤東高瞻遠矚，審時度勢，把“准備應付大事變”作為基本方針，科學回答了戰后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並運籌帷幄，周密做好了迎接各種困難和挑戰的准備，以高度的戰略思維，引領形成七大正確的路線、綱領、策略，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密切關注國際國內形勢，把“准備應付大事變”作為基本方針

毛澤東密切關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在很多人還沒有察覺時就預見到“大事變”的來臨,並作好戰略判斷和謀劃。1944年5月21日，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作工作報告時說：“我們黨要准備應付將來的大事變。”這次會議於1944年6月5日討論並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級領導“必須把城市工作與根據地工作作為自己同等重要的兩大任務”，“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到顯著成績，准備配合世界大事變”。

毛澤東深刻意識到“大事變”將帶來難得的機遇和嚴峻的挑戰。他認為，隻有全黨提前做好准備，才能佔據時局主動，爭取革命勝利。1945年3月31日，他在六屆七中全會上指出：“現在是有更大希望的時期，我們應在此時機提出適當的綱領，動員全國人民來實現。”

在七大開幕式上，毛澤東作《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開幕詞，更加明確表達應對“大事變”的思想。他指出，這次大會的重要意義“是關系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民命運的一次大會”，“在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他解釋道，光明的命運即戰后建設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黑暗的命運即戰后仍為國民黨一黨專制，繼續維持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貧弱的中國。面對這樣的兩條道路和兩種命運，中國共產黨的選擇是“應當用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反對另外一種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運”。

毛澤東深刻分析國際國內形勢，認為：“中國在這一次有成為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之可能性，為近百年來、五四以來、有黨以來所僅有。”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為應對即將到來的“大事變”，適時提出了七大的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可見，毛澤東在七大籌備和召開的過程中，始終著眼於即將到來的變局，把應對“大事變”作為會議的基本方針。

全面提出應對“大事變”的綱領和策略，指明爭取光明前途的途徑和辦法

要爭取中國抗戰勝利后光明的前途和命運，就要提出解決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中國問題的方案。毛澤東早在1940年寫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就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治主張，並將其確定為中國共產黨的一般綱領。1945年，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有了新的豐富和發展。他在提交七大的書面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強調指出，中國不可能也不應該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但也不可能直接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主張在徹底地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制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等又作了新的全面闡釋，形成了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基本方略。

針對當時中國最現實的問題，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在當時階段的一系列具體綱領。在這些具體綱領中，最重要的就是“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這是解決當時中國所有問題的政治前提。毛澤東提出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兩個步驟：第一步，經過各黨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的協議，成立臨時的聯合政府﹔第二步，經過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召開國民大會，成立正式的聯合政府。中國共產黨“建立聯合政府”的政治口號，是在國共兩黨談判中提出來的，國民黨企圖通過美國政府的所謂協調來消弭這一口號。到七大召開時，面對“大事變”，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黨的綱領的形式，突出地打出這一政治口號，產生了更加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毛澤東還提出兩個策略轉變，即作戰方法由游擊戰轉變到運動戰，工作重心由鄉村轉向城市。關於運動戰，他說：我們要有這個准備，事先要有清醒的頭腦，以減少轉變中的意見分歧。“現在我們要集中更大的兵力，以多勝少，去打敵人薄弱的地方”，“此外，還要轉向正規化”。關於轉向城市，他說：“現在要最后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轉到城市，准備奪取大城市，准備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鐵路、工廠、銀行。”盡管這些不是眼前的現實問題，但是“我們大會就已經指出這是明天的事，是一個大量的有普遍意義的東西。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如果犯了錯誤就不得了。如果我們對於工業問題，對於大城市問題，對於經濟問題，對於軍隊正規化問題，不能解決，那共產黨就要滅亡”。

關於東北問題，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區域，要努力爭取。他說，如果東北能在我們領導之下，我們就獲得了一大塊整個的根據地，這樣就能改變長期以來革命根據地分散分布且沒有工業的被動局面，我們就會有重工業和機械化的軍隊，而中國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就有了牢固的基礎。

周密做好應對“大事變”的最壞准備

盡管毛澤東對時局的走向作了樂觀的判斷，但是他仍然告誡全黨：“不要以為我們的事業，一切都將是順利的，美妙的。不，不是這樣，事實是好壞兩個可能性、好壞兩個前途都存在著。”

在七大預備會上，毛澤東分析了面臨的不利條件：“我們現在還沒有勝利，力量還小，前面還有困難。我們有九十多萬軍隊，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打麻雀戰﹔我們根據地有九千多萬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塊，也是被分割的﹔我們的敵人還很強大，有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還有國民黨，這兩個敵人不是一個類型的，一個守著我們的前門，一個守著后門。”

在1945年5月31日作七大結論報告時，毛澤東特別強調要“准備吃虧”，一口氣講了要准備挨外國人的罵、國內大罵、爆發內戰等17條困難。准備吃虧，並不是對前途悲觀失望，而是要克服困難，爭取勝利。毛澤東接著又講了“一定要勝利”的8條理由，如：暫時吃虧，最終勝利﹔此處失敗，彼處勝利。這8條都是與困難並存的，或者被困難逼出來的。看起來是在說“一定要勝利”，其實是在講如何堅定信心，該往哪個方向努力，怎樣尋找辦法。

毛澤東所講的17條困難后來有的出現了，有的部分地遭遇了，但8條勝利的理由分別應驗了，全黨沒有出現措手不及的情況，因而也就能迅速作出戰略調整和合理應對。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雖然今天我們面臨的形勢任務與75年前有很大不同，但毛澤東應對“大事變”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仍有寶貴的思想啟迪和精神激勵意義，值得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掘它，學習它，發展它。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