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揮制度優勢開啟全面建設 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內容提要﹞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需要發揮中國獨特的制度優勢。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就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了部署安排。我們要立足制度成效增強制度自信,用好制度優勢科學制定規劃指導經濟社會發展,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促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充分體現出來。
﹝關鍵詞﹞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制度優勢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我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決定性勝利,在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將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建議》就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安排部署,以發揮制度優勢,有力促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進程。
一、立足制度成效增強譜寫“兩大奇跡”新篇章的信心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會上就《建議》所作的說明中指出:“我國有獨特的政治優勢、制度優勢、發展優勢和機遇優勢,經濟社會發展依然有諸多有利條件,我們完全有信心、有底氣、有能力譜寫‘兩大奇跡’新篇章。”[《〈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輔導讀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3頁。]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制度穩則國家穩。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任重而道遠,又面臨深刻復雜變化的發展環境,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十分重要。
從國內發展環境來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一萬美元,城鎮化率超過60%,中等收入群體超過四億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斷提高。我國繼續發展具有多方面優勢和條件,但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農業基礎還不穩固,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社會治理還有弱項,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生態環保任重道遠。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這個變化,世界經濟低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因非經濟因素而面臨沖擊,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上升,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發生深刻調整,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要准備應對新的風險挑戰。
在這樣的內外環境變化面前,進一步堅定制度自信,增強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認同、堅守,有利於動員和激勵全黨和全國人民,戰勝前進道路上各種風險挑戰,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
制度自信既要有強大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來支撐,也要有支撐這種精神和信仰的強大物質力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以其成功實踐彰顯制度優勢,為制度自信提供了強大的力量支撐。
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從理論上闡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在被馬克思譽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入門”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中,恩格斯指出: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有財產者和無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以及生產中普遍存在的無政府狀態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這兩大問題隻能是在事實上承認現代生產力的社會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產、佔有和交換的方式同生產資料的社會性質相適應才能解決。而要實現這一點,隻有由社會公開地和直接地佔有已經發展到除了適於社會管理之外不適於任何其他管理的生產力。“現在,生產資料和產品的社會性質反過來反對生產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並且只是作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規律強制性地和破壞性地為自己開辟道路。而隨著社會佔有生產力,這種社會性質就將為生產者完全自覺地運用,並且從造成混亂和周期性崩潰的原因變為生產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於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於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2009年版第560、560—561頁。]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對社會化大生產實行社會調節的設想,在新中國得到實踐。新中國成立后,1956年基本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領導人民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推動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用中長期計劃、規劃成功地指導經濟社會發展。
新中國制定了現代化發展戰略。1954年,毛澤東同志在一屆人大一次會議開幕詞中提出:“准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頁。]1964年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形成、 1975年四屆人大一次會議重申了現代化“兩步走”的戰略構想:“第一步,用15年時間,即在1980年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周恩來經濟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52頁。]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同志從實際出發,對原來的現代化戰略構想作出調整,提出“三步走”發展戰略,即“以1980年為基數,當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隻有250美元,翻一番,達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1000美元。實現這個目標意味著我們進入小康社會,把貧困的中國變成小康的中國。那時國民生產總值超過1萬億美元,雖然人均數還很低,但是國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們制定的目標更重要的還是第三步,在下世紀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這一步,中國就達到中等發達的水平。這是我們的雄心壯志。”[《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頁。]按照這個現代化戰略構想,第一步是解決溫飽問題,第二步是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鄧小平同志說:“我們現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過改革加快發展生產力,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用我們的實踐來証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要用兩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來實現這個目標。到那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真正用事實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頁。]黨的十三大明確了“三步走”戰略。1997年黨的十五大又就到21世紀中葉的第三步發展戰略作出安排,即“第一個十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經過十年的努力,到建黨一百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各項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紀中葉建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黨的十六大進一步把21世紀頭20年的目標明確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根據現代化建設戰略部署,新中國從1953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到新中國成立70周年時已經成功實施了13個五年計劃和規劃。現代化始終是五年計劃和規劃的主題。而這70年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據統計,1952—201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從679.1億元躍升至90.03萬億元,實際增長174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19元提高到6.46萬元,實際增長70倍。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載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測、高速鐵路、5G通信、移動支付等基礎設施建設和重大科技成果舉世矚目。人民生活極大改善,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到2018年,人均預期壽命由35歲提高到77歲,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不足50元提高到28228元。特別是,中國現行標准下農村貧困人口由1978年7.7億人減至2018年1660萬人,農村貧困發生率由97.5%降至1.7%,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中國70年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充分証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保証。”[《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5—46頁。]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13個主要優勢,如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黨的科學理論,保持政治穩定,確保社會主義的前進方向﹔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發展人民民主,密切聯系群眾,緊緊依靠人民推動國家發展﹔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堅持改革創新、與時俱進,善於自我完善、自我發展,使社會始終充滿生機活力。其他還有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堅持共同的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堅持德才兼備、選賢任能,堅持黨指揮槍,堅持“一國兩制”,堅持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相統一等優勢。這些顯著優勢是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本依據。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勝利完成“十二五”規劃后,“十三五”時期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決定性成就,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躍上新的大台階,預計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00萬億元。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5575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糧食年產量連續五年穩定在1.3萬億斤以上,生態環境明顯改善,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社會保持和諧穩定。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面依法治國取得重大進展,全面從嚴治黨取得重大成果,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加快推進。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中,中國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戰略成果。這些成就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奠定堅實基礎,讓黨的領導和制度優勢進一步彰顯。
現在,黨中央繪就新的發展藍圖。黨的十九大對現代化建設作出新的戰略安排: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礎上,分兩步走,第一步用15年時間,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步再奮斗15年,到21世紀中葉新中國成立100周年之時,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根據這個戰略安排,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了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景目標,制定了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規劃,提出了“六新”目標,即經濟發展取得新成效,改革開放邁出新步伐,社會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態文明建設實現新進步,民生福祉達到新水平。國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我們完全有理由自信,依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我們能夠續寫“兩大奇跡”的新篇章。
二、用好制度優勢科學制定規劃指導經濟社會發展
新中國幾十年來用中長期規劃指導經濟社會發展的成功實踐表明,中國完全有能力把握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制定符合實際、適應社會化大生產要求的規劃,也有強大的執行力把規劃落到實處。這與一些國家執政黨頻繁更迭、隻顧眼前不謀長遠形成鮮明對比。這個為世人稱道的特點,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的重要體現。
制定中長期規劃必須要適應那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發展要求和發展規律,必須是符合實際的科學的規劃。恩格斯在談到社會化大生產進行社會范圍的調節時曾經指出:“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麼,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並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於我們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2009年版第560頁。]
新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對如何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進行了長期的積極探索,以使制定的現代化發展戰略和五年計劃規劃符合中國實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同志1956年在聽取國務院34個部門的匯報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匯報,閱看許多大工廠的書面匯報,做了大量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闡述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毛澤東同志指出:“提出這十個問題, 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44頁。]
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鄧小平同志提出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的要求。1979年,他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指出:“要使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至少有兩個重要特點是必須看到的:一個是底子薄……現在中國仍然是世界上很貧窮的國家之一。中國的科學技術力量很不足,科學技術水平從總體上看要比世界先進國家落后二三十年。……第二條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比方說,現代化的生產隻需要較少的人就夠了,而我們人口這樣多,怎樣兩方面兼顧?不統籌兼顧,我們就會長期面對著一個就業不充分的社會問題。這裡問題很多,需要全黨做實際工作和理論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們也一定能找出適當的辦法來妥善解決。”[《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164頁。]這年10月,他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講話提出按經濟規律辦事、求得較快發展速度的要求,說:“我們的工作要扎實,效果要實實在在。所謂鼓實勁,不鼓虛勁,拿科學的語言來說,就是按客觀規律辦事。經濟工作要按經濟規律辦事,不能弄虛作假,不能空喊口號,要有一套科學的辦法。”“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我們有了這麼大一個雄心壯志,究竟怎麼搞比較順,比較能夠經得起風險,比較能夠克服困難,克服障礙,求得比較快的發展,這個問題隻能靠大家的集體智慧來解決。”[《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6、201頁。]新時期的不同發展階段,黨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系、全面協調可持續地科學發展等問題上,都作了大量探索。
在領導制定2035年遠景目標和“十四五”規劃建議時,習近平總書記做了大量調查研究和思考,努力讓制定的目標和規劃符合實際,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他2020年8月24日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講話,作出“‘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 [習近平《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頁。]的重要論斷,並就認識和把握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講了六點意見:(1)以辯証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准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勇於開頂風船,善於轉危為機,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發展。(2)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3)以科技創新催生新發展動能,大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盡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4)以深化改革激發新發展活力,必須拿出更大的勇氣、更多的舉措破除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5)以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推動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治理體系。(6)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會發展新局面,實現政府治理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建議》起草過程,是黨內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的生動實踐。《建議》起草堅持發揚民主、開門問策、集思廣益。習近平總書記就“十四五”規劃編制明確提出一系列要求,強調要把加強頂層設計和堅持問計於民統一起來,鼓勵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以各種方式為“十四五”規劃建言獻策。從7月下旬到9月下旬,他先后主持召開企業家座談會、扎實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座談會、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科學家座談會、基層代表座談會、教育文化衛生體育領域專家代表座談會,當面聽取各方面對制定“十四五”規劃的意見和建議。8月16—29日,“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開展網上征求意見。廣大人民群眾踴躍參與,留言100多萬條,有關方面從中整理出1000余條建議。根據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8月10日,建議稿下發黨內一定范圍征求意見,包括征求黨內部分老同志意見,還專門聽取了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意見。建議稿起草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三次會議,中央政治局召開兩次會議分別進行審議。
《建議》堅持立足國內和全球視野相統籌,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相統一,堅持中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相貫通,堅持全面規劃和突出重點相協調,聚焦突出問題和明顯短板,回應人民群眾訴求和期盼,明確了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根據“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的內涵,提出了“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的12項重點任務和工作部署,即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全面塑造發展新優勢﹔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經濟體系優化升級﹔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優化國土空間布局,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和新型城鎮化﹔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開拓合作共贏新局面﹔改善人民生活品質,提高社會建設水平﹔統籌發展和安全,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實現富國和強軍相統一。這份《建議》,形勢判斷科學清醒、目標要求高遠務實、指導方針旗幟鮮明、任務部署指向明確,為編制“十四五”規劃《綱要》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黨中央領導制定“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藍圖,也領導黨和人民貫徹實施藍圖,不斷取得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效。要發揮黨的領導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大優勢,廣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形成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合力,就制度落實來說,有幾點是應該突出強調的。
一是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能不能駕馭好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能不能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從根本上講取決於黨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領導核心作用發揮得好不好。”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834頁。]要進一步推動全黨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貫徹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要求,完善上下貫通、執行有力的組織體系,確保黨中央決策部署有效落實。
二是健全規劃制定和落實機制。中央通過《建議》后,下一步就要根據全會的精神,分別制定國家和地方“十四五”規劃綱要和專項規劃,提交各級人大通過后實施。這些規劃構成了定位准確、邊界清晰、功能互補、統一銜接的國家規劃體系,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遵循。為確保黨中央關於“十四五”發展的決策部署落到實處,還要健全政策協調和工作協同機制,完善規劃實施監測評估機制。
三是激發地方和基層抓經濟社會發展的創造精神。中國地域遼闊,各個地方發展水平不一,具體情況千差萬別,落實《建議》的任務要求不可能用整齊劃一的模式,而需要地方和基層發揮能動性和創造性,根據中央的統一部署,學深悟透十九屆五中全會的精神,結合各地的實際,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把《建議》的目標任務落實到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上。
新中國成立以來13個五年計劃和規劃的執行情況,已經証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強大執行力。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又一次突出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強大的政治領導力、社會號召力、群眾組織力和資源調配力。2035年遠景目標和“十四五”規劃,也一定能按照“全國一盤棋”的要求落到實處。
三、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促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隨著我國邁入新發展階段,改革也面臨新的任務,必須拿出更大的勇氣、更多的舉措破除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7頁。]社會是不斷發展的,調節社會關系和社會活動的體制機制必須隨之不斷完善,才能不斷適應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要求。改革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關鍵,是推動國家發展的根本動力。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進程,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斷推進的進程。
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就是發展的社會,他們並沒有為未來的人們提供具體的固定的模式,而把這個問題留給后人根據實際情況自己去決定。馬克思說:“在將來某個特定的時刻應該做些什麼,應該馬上做些什麼,這當然完全取決於人們將不得不在其中活動的那個特定的歷史環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4卷第541頁。]恩格斯指出:“我認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它同現存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於,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先是國家的)基礎上組織生產。即使明天就實行這種變革(指逐步地實行),我根本不認為有任何困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版第4卷第601頁。]馬克思、恩格斯設想中國的社會主義應該具有中國自己的特點,說:“當然,中國社會主義之於歐洲社會主義,也許就像中國哲學與黑格爾哲學一樣。”[《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國》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4頁。]
新中國成立后,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黨和國家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自那以來40多年,改革開放成為當代中國最顯著的特征、最壯麗的氣象。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農村改革率先突破,從實行家庭聯產承包、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取消農業稅牧業稅和特產稅到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打贏脫貧攻堅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各項改革措施穩步推進。城市改革全面展開,從搞好國營大中小企業、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到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從單一公有制到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前所未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從興辦深圳等經濟特區、沿海沿邊沿江沿線和內陸中心城市對外開放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共建“一帶一路”、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謀劃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成功舉辦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從“引進來”到“走出去”,從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到全面深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治國理政各領域各方面一系列重大改革扎實推進。改革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接續改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開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國家治理體系問題,強調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就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105頁。]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面深化改革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戰略布局重要一環,著力抓好重大制度創新,改革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升。改革呈現全面發力、多點突破、蹄疾步穩、縱深推進的局面。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建議》,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與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同規劃、同部署,改革勢頭不弱、力度不減。改革貫穿了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國內市場、深化改革、鄉村振興、區域發展,到文化建設、綠色發展、對外開放、社會建設、安全發展、國防建設等重點領域,以及關於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等工作部署,提出一系列重大措施。如科技創新領域,提出推進科技體制改革,制定科技強國行動綱要,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推動重點領域項目、基地、人才、資金一體化配置,提高創新鏈整體效能﹔國內市場領域,提出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國民經濟良性循環,破除妨礙生產要素市場化配置和商品服務流通的體制機制障礙﹔鄉村振興領域,提出健全城鄉融合發展機制,推動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增強農業農村發展活力﹔文化建設領域,提出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擴大優質文化產品供給﹔綠色發展領域,提出繼續開展污染防治行動,建立地上地下、陸海統籌的生態環境治理制度,以及堅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對外開放領域,提出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等等。
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建議》對這方面作出重點部署。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對單一的、管得過多過死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進行市場取向的改革。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模式,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經過20多年實踐,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市場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對市場規律的認識和駕馭能力不斷提高,宏觀調控體系更為健全。黨的十八大以后,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邁出了新的步伐。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513頁。]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但與新時代的新形勢新要求相比,還存在市場體系還不健全、市場發育還不充分、市場激勵不足、要素流動不暢、資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觀經濟活力不強等問題,推動高質量發展仍存在不少體制機制障礙。習近平總書記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講話強調:“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營造長期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要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建設高標准市場體系,完善公平競爭制度,激發市場主體發展活力,使一切有利於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力量源泉充分涌流。”[《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7頁。]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建議》作出全面深化改革、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部署,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在有效市場方面,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破除制約民營企業發展的各種壁壘,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實施高標准市場體系建設行動,推進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改革,健全和完善要素市場運行機制、交易規則和服務體系。在完善宏觀經濟治理方面,要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其戰略導向是國家發展規劃,主要手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並與就業、產業、投資、消費、環保、區域等各方面政策緊密配合,實現目標優化、分工合理、高效協同﹔建立現代財稅金融體制,增強國家重大戰略任務財力保障,構建金融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健全金融風險預防、預警、處置、問責制度體系。在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方面,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實行政府權責清單制度,建設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
這些改革,必將進一步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講要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堅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撐這種精神和信仰的強大物質力量。這就要靠通過不斷改革創新,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上比資本主義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發全體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更能為社會發展提供有利條件,更能在競爭中贏得比較優勢,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充分體現出來。”[《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550頁。]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美好藍圖已經繪就。站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回望來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彰顯﹔展望前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必將有力地促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進程。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四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