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論》的版本演變及國際傳播

摘    要：

1937年4月至7月,毛澤東在延安為抗日軍政大學的學員講授哲學課程。《實踐論》是根據講課提綱整理的《辯証法唯物論》中的一部分,新中國成立后經毛澤東親自修改獨自成篇,成為毛澤東關於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代表著作。80多年來,《實踐論》一文以多種語言文字數次在國內外出版發行,表現出廣泛的影響力和持久的生命力。

1937年4月至7月,毛澤東在延安為抗日軍政大學的學員講授哲學課程。《實踐論》是根據講課提綱整理的《辯証法唯物論》中的第2章第11節。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這一節進行了一次比較大的內容修改、完善,以及多次文字的細微處理,《實踐論》從此獨自成篇。和《辯証法唯物論》的其他一些章節相比,《實踐論》這一節內容詳細、充實,具有較完整的邏輯結構,成為毛澤東關於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代表著作。從1937年至20世紀50年代初,《實踐論》在內容方面的一些變動主要體現在《辯証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以及《實踐論》多次出版的各個版本中,通過研究這些不同版本一定程度上反映這篇著作折射出的毛澤東哲學思想演變。與此同時,《實踐論》一經問世,即對中國革命和建設、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影響深遠。因此,對其進行版本考証以及國際傳播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 《實踐論》的創作背景及理論基礎

以《實踐論》和《矛盾論》為主要內容的《辯証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的誕生是建立在對過去錯誤路線的批判基礎上的,毛澤東為此也作了長時間的理論准備。

1. 《實踐論》是毛澤東為了“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這些主觀主義的錯誤而寫的”^[1]1]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即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斗爭,理論准備和革命斗爭實踐經驗不足,對中國革命許多基本問題缺乏正確認識,對革命斗爭中敵我友諸多錯綜復雜的關系及革命態勢的緊急變化缺乏有效應對策略,出現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致使中國革命屢遭慘重損失。1935年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后,中國革命又處於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戰爭轉變的復雜態勢中,國內外各種矛盾相繼產生,各種政治力量尖銳斗爭。面對這些復雜情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不得不著手批判過去的錯誤路線,以期用正確的思想理論來教育全黨、武裝全黨,統一全黨認識,迎接新的革命形勢。《實踐論》就是毛澤東從哲學理論高度批判錯誤路線的世界觀,批判教條主義、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觀點教育黨員、提高全黨理論認識,運用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代表著作之一。

2. 《實踐論》的誕生是建立在中國共產黨人艱辛的實踐探索和毛澤東大量理論准備基礎上的

中國共產黨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始終是將其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致使中國革命跌入低谷,中國共產黨再次遭到嚴重失敗的考驗。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遵義會議的召開和紅軍長征的勝利為毛澤東從哲學高度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和教訓提供了實踐基礎,毛澤東為此也作了大量理論准備。

早在1929年起草古田會議決議期間,毛澤東就向中央寫信,請求中央將布報、《紅旗》《列寧主義概論》《俄國革命運動史》等黨內出版物寄來,用以提高黨員理論常識。^[2]長征途中,毛澤東想方設法收集和閱讀馬列著作,1931年紅軍打漳州時意外收獲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譯本;《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都是毛澤東隨身攜帶、反復閱讀的馬列著作。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后,因環境穩定、條件改善,毛澤東投入了大量精力來讀書,特別注重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閱讀了十幾種哲學書。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記錄了他在1936年10月訪談毛澤東時碰到的一件事:“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採訪共產黨的歷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於是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專心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麼都不管了。”^[3]

除了閱讀,毛澤東還寫下了大量批注,有的是對原著的精辟概述,有的是表達贊同的評語,也有對原著觀點的批評和引申,特別是有許多聯系中國實際作的發揮。^[4]其中,對西洛可夫、愛森堡等著的《辯証法唯物論教程》批注文字最多,從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他先后在這本書的兩個版本上用毛筆、紅黑藍鉛筆在空白地方寫下近13000字的批注。毛澤東還在米丁著的《辯証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李達著的《社會學大綱》、艾思奇著的《思想方法論》等書上作大量批注,並評價《社會學大綱》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教科書,把它推薦給抗日軍政大學。1937年9月,他在讀完艾思奇的《哲學與生活》后寫信給作者說:“你的《哲學與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書,我讀了得益很多,抄錄了一些,送請一看是否有抄錯的。其中有一個問題略有疑點(不是基本的不同),請你再考慮一下,詳情當面告訴。今日何時有暇,我來看你。”^[5]112

這期間,毛澤東還繼續收集並閱讀了《資本論》《列寧選集》《國家與革命》《理論與策略》等馬列著作。到1937年4—7月在抗大講授哲學課程時,毛澤東已經能嫻熟地運用馬列著作中的一些經典論斷來佐証和闡述他的思想理論了。僅《實踐論》部分即引用了5條馬列著作中的原文,還有3處是對原文的重新表述,這些內容分別來自馬克思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列寧的《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任務》《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斯大林的《論列寧主義基礎》。

中國傳統哲學也是毛澤東寫作《實踐論》的思想來源之一。在文中,他以“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為例,批判了孔孟、朱熹為代表的知先行后的唯心主義思想,汲取了中國傳統哲學家墨子、荀子、王夫之等為代表的行先知后的朴素唯物主義思想,科學地闡明了知和行的關系。中國傳統哲學中的認識論問題,特別是知行關系的問題至此可以說得到了解答。

毛澤東將辯証唯物論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深刻論述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科學地解決了中國哲學史上爭論不休的知行關系,《實踐論》由此誕生。

(二) 《實踐論》的版本演變

1. 新中國成立前《辯証法唯物論》主要版本介紹

根據目前掌握的材料看,筆者還沒有發現新中國成立前單獨以第2章第11節為內容並以《實踐論》為書名的單行本出版過,各種類型的毛澤東著作匯編本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前各種版本的毛澤東選集未見收入這一節或講課提綱的全文。1講課提綱全文曾以《辯証法唯物論(講授提綱)》、《辯証法唯物論》為書名出版過單行本。

其中,以《辯証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為書名的版本比較常見的有1937年9月的油印本以及八路軍軍政雜志社1940年、冀魯豫書店1943年出版的鉛印本。這些版本都沒有署名“毛澤東著”。

以《辯証法唯物論》為書名並署名“毛澤東著”的版本常見的有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1942年、丘引社1946年3月出版的鉛印本。前者是目前可見以《辯証法唯物論》為書名由我黨內出版機構出版的較早版本。后者雖然僅收入全文的第一、二兩章,但據分析,這是由民主黨派所屬出版機構出版的毛澤東著作中較有代表性的一種。1946年,中國民主促進會所屬“華夏”書店曾以“拂曉社”“丘引社”“知識出版社”等不同的化名大量出版毛澤東著作和介紹解放區情況的讀物,本書是其中一種。在書的前言中,中國民主促進會創始人之一的周建人以筆名孫鯁介紹:本書是在重慶友人贈送的1944年9月一個報社出版的版本基礎上翻印的。他在前言中寫道:中國當時出版的辯証法唯物論著作多為國外譯本,書中“所舉的例証是照他們的社會環境裡的讀者的需要而寫的,因為中國的情形有些不同,舉例不大熟知”^[6]。他認為本書內容彌補了這些缺陷。

丘引社1946年3月版由民主黨派領導的出版機構出版,經與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1942年版比對,這兩個版本在第2章第11節“實踐論”這部分除個別文字表述上的不同以外,丘引社版第2章第11節第6自然段,也就是新中國成立后出版的各版《實踐論》一文的第8自然段,在“即到達於理論的認識”前面多出“了解各個客觀過程間的內部聯系”,目前常見的新中國成立后流傳的《實踐論》各版本中都沒有這句話。筆者認為這句話同前一句“了解這一過程與那一過程間的內部聯系”有意思的重復,因此,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版《辯証法唯物論》以及新中國成立后流傳的《實踐論》的表述更為准確精練。

2. 新中國成立后《實踐論》的獨立成篇及內容演變

新中國成立前后,毛澤東對講授提綱全文中的第2章第11節作了比較大的修改和補充。這個章節名原為“實踐論(認識與實踐的關系,理論與實際的關系,知與行的關系)”,修改后發表的各版均用“實踐論 論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知和行的關系”為著作名,正文進行了內容的增寫、刪節、改寫,重新選用了例証,對引文進行了校訂和文字改動,等等,有學者對此進行了專門比對。^[7]這次修改雖然涉及內容很多,但《實踐論》一文的觀點和結構沒有原則性改動,經過毛澤東反復斟酌、慎重選擇、認真校閱,文章總體上觀點更明確、理論更深刻、例証更科學、表述更准確,可視作《實踐論》這篇著作獨自成篇的開始。

定稿后的全文首先以俄文於1950年12月在蘇共中央的理論刊物《布爾什維克》第23期全文登載,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發表編輯部的評論。隨后的12月29日、30日,《人民日報》先后發表了中文全文和《真理報》編輯部評論文章的中文譯文。1951年1月,人民出版社、西北人民出版社曾出版單行本,均以《人民日報》發表的版本為刊印依據。

1951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澤東選集》第1卷,將《實踐論》編入,再次經過了毛澤東的修改:一是,將引文“實踐是認識論的第一與基本的觀點”改為“生活、實踐底觀點,應該是認識論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觀點”;二是,一些文字表述的修改,比如將通篇的“與”“及”改為“和”。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公布的毛澤東1951年3月27日寫給李達的信中說“將太平天國放在排外主義一起說不妥”^[5]407-408,建議“出選集時擬加修改”^[5]408,但《毛澤東選集》第1卷及之后出版的各版本對此並未作任何修改。

《毛澤東選集》第1卷出版發行后,陸續仍有該文的單行本出版,一些毛澤東哲學主題的著作匯編本在出版時均收入本文。筆者將1952年7月人民出版社單行本同1951年版《毛澤東選集》第1卷對比,發現有兩處修改:一是在第8自然段“於是在人們的腦子裡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中的突變”一句后增加了“(即飛躍)”;二是將第19自然段的引文“離開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離開理論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改為“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系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經對照之后出版的單行本以及收入本文的毛澤東著作匯編本,比如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的四篇哲學論文》、1991年修訂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等,基本可以認定,1952年7月人民出版社單行本的這些修改是本文的最后一次修改。1991年毛澤東選集第二版修訂出版時,第19自然段的引文“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系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的新譯文應為“離開革命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而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編者也未對原文作任何改動,只是用注釋的形式對其作了說明。

1937年,寫作以《實踐論》《矛盾論》為主要內容的《辯証法唯物論(講授提綱)》是毛澤東研究哲學新的開始。新中國成立后,經毛澤東一次較大修改以及多次語言文字、引用內容的完善,新發表的《實踐論》標志著毛澤東哲學理論水平達到新的思想高度。

《實踐論》中文版被收入新中國成立后兩版《毛澤東選集》、1986年版《毛澤東著作選讀(上)》等毛澤東著作集,還被收入1964年出版的《毛主席的四篇哲學論文》、1970年出版的《毛主席的五篇哲學著作》等毛澤東哲學類專題文集。據此翻譯出版的各外文版也全部收入本文。

相比較而言,《實踐論》中外文單行本出版情況更為豐富多彩。據不完全統計,曾出版單行本150種以上,其中漢文版(含中英對照本、中俄對照本、注音本及線裝豎排本等)20多種、少數民族文版20多種、外文版100多種、盲文版2種(中國出版一種、日本出版一種)。^[8]

其中漢文版主要出版機構是人民出版社,出版時間比較集中在兩個時間段:一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1951、1952年,二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人民日報》1955年7月1日消息稿稱,截至當時,由國家出版機構出版的《實踐論》已發行130多萬冊。

少數民族文版涉及文種主要有:維吾爾文、蒙古文、哈薩克文、朝鮮文、藏文、托忒蒙古文等,出版時間集中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版機構主要是民族出版社和新疆人民出版社。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少數民族文版是1951年6月新疆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的維吾爾文版。

20世紀60年代,我國外文出版社出版了多個《實踐論》外文版單行本,面向國際社會發行,包括俄文、英文、波斯文、印尼文、緬甸文、日文、越南文、羅馬尼亞文、阿拉伯文、法文、西班牙文、荷蘭文、葡萄牙文、烏爾都文、印地文、泰文、意大利文、蒙古文、豪薩文、斯瓦希裡文、世界語等21個文種。

值得注意的是,還有很多外國出版機構也大量出版外文版單行本,目前已知的,曾經出版過《實踐論》外文版單行本的國家有:日本、越南、印度、緬甸、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泰國、錫蘭、朝鮮、敘利亞、黎巴嫩、以色列、英國、法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意大利、瑞典、丹麥、蘇聯以及其部分加盟共和國(拉脫維亞、立陶宛、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伊朗、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美國、古巴、智利、哥倫比亞、埃塞俄比亞、蒙古、塞浦路斯等40多個國家。另有世界語協會出版了世界語版。1951年1月,蘇聯國立政治讀物出版局出版的俄文單行本是最早由國外出版機構出版的外文單行本,第一次印量為50000冊。^[9]

以下分地區對國外機構出版的《實踐論》外文單行本的情況及其產生的國際影響進行舉例說明。

(一) 在亞洲

在亞洲多個國家以多種外國語言文字出版的各種版本的《實踐論》單行本中,日本在出版機構數量、出版版本種類、出版時間跨度上最為引人注目。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知的日本出版機構出版的單行本(有些包括《矛盾論》等其他文章,有些包括學習體會)有:

由於《實踐論》一文在日本廣泛傳播,日本學界以及人民群眾普遍比較關注毛澤東這篇哲學著作,認為《實踐論》對日本人民“是有極其重大意義的理論武器”^[10]。比如,1968年,日本中國研究所中國政治和教育研究專家新島淳良在其《毛澤東辯証法的一些問題》一文中專門論述了《實踐論》的倫理結構問題。^[11]172-1771979年,日本學者藏原惟人以《實踐論》為研究對象批判毛澤東在哲學上的缺陷,引發了日本學者田坂靜夫、大井正於1980年展開的反復論戰。^[11]1-571967年,日本青年自發組織“毛澤東思想研究會”,定期集中學習毛澤東的《實踐論》等著作。^[12]1977年,日本教師黑崎保在一篇題為《我的一本書》的文章中寫道:“我的房間裡,書、雜志、報紙及其他資料堆得像座小山,但有一部書總是放在身邊的,這就是四卷《毛澤東選集》。特別是第一卷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教導我反復思考,用辯証的方法去觀察事物。”^[13]

在越南,真理出版社曾於1951年、1954年、1957年、1958年、1964年、1966年六次出版《實踐論》越南文單行本,其中,1951年版有“胡志明譯”的署名。據1955年7月1日《人民日報》消息稿的報道,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曾親自把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等譯成越南文字出版。1951年7月,越南《人民報》發表了胡志明撰寫的《讀實踐論·筆記》一文,編者按語稱:“《實踐論》是毛澤東同志1937年7月撰寫的一篇十分重要的哲學著作。現在中國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黨員正在對它進行研究。為了幫助讀者和全黨同志便於研究《實踐論》,C.B.同志(胡志明筆名)採用越南式的說法將著作概述如下。”^[14]

亞洲其他國家,如印度尼西亞、緬甸、朝鮮、巴基斯坦等分別出版了各自國家文字的單行本。印度出版了英文、印地文、馬拉亞朗文、泰盧固文四個語種的單行本,錫蘭出版了泰米爾文、僧伽羅文兩個語種。敘利亞、伊拉克、黎巴嫩各自以阿拉伯文出版了單行本。

(二) 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

在歐洲,早在1951年,英國共產黨雜志《勞動月刊》二月號即刊登了本文的英語譯文。^[15] 法國共產黨雜志《共產主義手冊》刊登了法語譯文。^[16]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雜志《社會科學評論》第二期刊登了匈牙利語譯文。羅馬尼亞工人黨中央理論和政治雜志《階級斗爭》第一期刊登了羅馬尼亞語譯文。^[17]瑞典共產黨理論雜志《我們的時代》從1948年起陸續刊載了包括《實踐論》在內的中國共產黨領袖們的著作。^[17]

1951年,英國倫敦出版了《實踐論》英文版單行本。以上列舉的蘇聯加盟共和國均以各自國家的語言文字出版了單行本。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所屬的迪茨出版社分別於1952年、1956年、1958年、1959年四次出版德文版。法國科隆坡出版社出版了法文版,卡利瑪出版社出版了葡萄牙版;捷克斯洛伐克分別出版捷克文和斯洛伐克文版。另有丹麥、匈牙利、意大利、瑞士、瑞典等國家出版了外文單行本。

美國共產黨理論月刊《政治問題》四月號於1951年刊登了本文的英語譯文,^[15]1953年出版了英文版單行本。

1951年,澳大利亞共產黨《共產主義評論》月刊自五月號起連續刊登了英語譯文。^[17]20世紀六七十年代,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義者)多次在其機關報刊《先鋒報》《澳大利亞共產黨人》上發文號召學習《實踐論》。文章認為:《實踐論》和《矛盾論》“是對辯証唯物主義的最精辟的、系統的闡述”,它們“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使人的思想豁然開朗”。^[18]“給全世界工人、勞動人民和一切被壓迫人民提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這兩部經典著作包含著有關認識的學說和發展的規律的最全面和最系統的論述。”^[19]1968年,新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科克斯在6月出版的《新西蘭共產主義評論》上發表文章《學習毛主席對辯証法的新貢獻》,號召全黨學習《實踐論》。^[20]

(三) 在拉美、非洲等欠發達國家和地區

在拉美,古巴、智利、哥倫比亞分別出版了西班牙文版單行本。其中,古巴《解放日報》早在1961年或更早時候即刊登了《實踐論》的全文^[21],1963年首次出版發行單行本時印刷了50000冊。^[22]1966年7月31日,毛澤東接見參加北京物理討論會的各國科學家。哥倫比亞科學家甘巴在接見時隨身攜帶著一本《實踐論》;接見以后,他又拿出來閱讀。他說,毛主席指導革命的理論,不僅對本世紀,而且將千年萬載地起到它的偉大作用。^[23]

非洲國家以自己的民族語言文字獨立翻譯出版毛澤東著作相對起步較晚,目前已知較早的有埃塞俄比亞,於1976年在報紙和雜志刊登《實踐論》的阿姆哈拉語譯文,在亞的斯亞貝巴出版了阿姆哈拉語單行本。^[24]

非洲多個國家和民族的人民認為從《實踐論》等毛澤東著作中獲取了反對殖民主義與外國奴役的實踐勇氣和理論指導。正如桑給巴爾非洲—設拉子黨青年部副主席賽義夫·巴卡裡所說的:“毛主席的事業和著作不僅是屬於中國的,而且對所有被壓迫的人民是巨大的幫助。”^[25]一位桑給巴爾新聞工作者在讀了《實踐論》和《矛盾論》后說:毛主席“用普通勞動者易懂的方式解釋了最深奧最復雜的哲學問題。”“毛主席的理論雖然談的是中國革命,但是非常適合我們非洲的情況。”^[26]西南非洲民族聯盟泛非和外交事務書記韋爾納·馬穆格韋說:“學習了毛主席的著作《實踐論》和《矛盾論》,我們就能夠清楚地了解被壓迫者和壓迫者之間的矛盾。”^[25]曾經訪問過中國的多米尼加青年何塞·加西亞和納波萊昂·馬丁內斯在撰文中稱: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戰爭和戰略問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以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和論述統一戰線等問題的著作,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和世界革命事業作出了偉大的貢獻。^[27]

另外,《實踐論》還曾以特別少見的馬爾加什文和巴斯克文出版單行本,受到使用馬爾加什文的人民和位於比利牛斯山西部大西洋沿岸的巴斯克地區人民的歡迎。由此可見,《實踐論》一文的國際傳播之廣泛。

《實踐論》是毛澤東在革命戰爭年代靈活運用辯証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初步形成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典范之作。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根據1937年以后十幾年革命斗爭積累的豐富經驗,結合新的認識對《實踐論》的內容作了必要的修改、補充、完善,至此,這篇著作獨自成篇並廣泛傳播。

1951年《實踐論》重新發表引起國內國際強烈反響。在國內,以李達為代表的一批學術、理論工作者撰寫大量學習體會文章,廣大干部和群眾紛紛結合各自本職工作闡述其指導意義,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歷史、文藝、自然科學等多個領域。《實踐論》成為全黨全國開展理論學習提高理論水平的重要著作,通過學習領會,其實踐指導意義也不斷凸顯。國際上,亞、歐、美、非、大洋洲的40多個國家和地區曾主動翻譯出版本國語言文字的《實踐論》單行本,連同我國外文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外文版種數佔《實踐論》單行版本總數的三分之二,產生了廣泛影響。對於世界各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來說,《實踐論》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是一個偉大的貢獻。

80多年來,這篇經典著作在國內外顯示出廣泛的影響力和持久的生命力,它所闡述的基本原理的真理性經受住了歷史實踐的檢驗,也必將在新的實踐檢驗中繼續得到証明。我們黨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視在思想上建黨,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條就是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和武裝全黨。作為一部“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重要哲學著作”^[28],《實踐論》在新時代依然有著鮮活的生命力,依然是指導我們黨和國家不斷前進的強大思想武器。

[1] 實踐論論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知和行的關系[N].人民日報,1950-12-29(1).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84.

[3] 斯諾.西行漫記[M].北京:三聯書店,1979:67.

[4] 忻中.毛主席讀書生活紀實[J].社會科學戰線,1981(4):8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書信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6] 毛澤東.辯証法唯物論[M].丘引社,1946:前言.

[7] 劉躍進.毛澤東著作版本導論[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445-454.

[8] 蔣建農等.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上冊)[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180.

[9] 蘇出版“實踐論”譯本[N].人民日報,1951-01-14(1).

[10] 世界人民熱愛毛澤東著作[N].人民日報,1966-06-12(4).

[11] 王樂夫譯、馬寧校.日本學者論《實踐論》、《矛盾論》[M].廣州地區高等院校哲學教研組,1981.

[12] 日本青年熱愛毛主席著作堅持學習毛主席著作[N].人民日報,1966-06-01(4).

[13] 世界人民熱愛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著作各種外文版發行五大洲已達三千多萬冊[N].人民日報,1977-09-10(6).

[14] 友誼的豐碑——讀胡志明主席發表的對華文章[N].人民日報,1998-01-11(3).

[15] 美英兩國共產黨雜志刊載毛主席的《實踐論》[N].人民日報,1951-06-07(1).

[16] 法、英、美、澳各國共產黨重視學習中共歷史文獻和領袖言論蘇聯科學院圖書館為中共三十周年贈書中蘇友協[N].人民日報,1951-06-30(4).

[17] 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大量出版中國共產黨領袖著作印度人民普遍歡迎毛主席劉少奇著作[N].人民日報,1951-07-03(4).

[18] 澳共(馬列主義者)機關刊發出號召認真學習和運用《實踐論》《矛盾論》 毛主席的這兩篇重要著作對澳大利亞共產主義運動有重大意義[N].人民日報,1966-09-15(5).

[19] 希爾主席熱烈贊揚毛主席光輝著作《實踐論》《矛盾論》[N].人民日報,1967-08-24(5).

[20] 學習毛主席對辯証法的新貢獻新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科克斯同志發表文章,論述毛主席對辯証唯物主義的偉大發展[N].人民日報,1968-07-17(3).

[21] 古巴報紙刊載毛主席著作[N].人民日報,1961-07-19(5).

[22] 古巴連續出版毛主席著作〈實踐論〉和〈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發行各五萬冊[N].人民日報,1964-02-15(1).

[23] 記四大洲各國科學家會見偉大領袖毛主席[N].人民日報,1966-08-06(2).

[24]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繼續舉行活動悼念毛主席毛主席為被壓迫人民作出杰出貢獻埃塞俄比亞出版毛主席著作的阿姆哈拉語譯本[N].人民日報。1976-11-06(5).

[25] 桑給巴爾青年領袖熱情表示珍視毛主席的教導毛主席著作對所有被壓迫人民是巨大的幫助西南非洲朋友說毛主席著作是非洲人民獲得無窮勇氣的源泉[N].人民日報,1966-07-09(5).

[26] 桑給巴爾人民贊揚中國文化大革命對各國人民具有重大意義毛主席是世界人民最偉大的革命領袖毛主席著作是革命者普遍適用的指南[N].人民日報,1966-07-08(4).

[27] 毛主席著作照亮了多米尼加革命道路多米尼加青年熱烈稱頌毛主席是當代世界革命的偉大領袖[N].人民日報,1966-08-14(4).

[28]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領導小組辦公室.習近平關於“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重要論述選編[M].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98-99.

1《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一書稱:1945年11月渤海日報社印行的《整風參考資料》收入講課提綱,取篇名為《實踐論》。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研究館員）

（來源：《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