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創建史上首個共產黨過程中的特殊貢獻

內容提要：共產主義者同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親手締造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恩格斯在建黨過程中作出了特殊貢獻，發揮了領導核心和思想靈魂作用：長期進行宣傳和組織活動，為建黨積累經驗、奠定基礎﹔同馬克思一道創立新世界觀、批判錯誤思想、建立共產主義聯絡組織，支持馬克思到英國考察並與共產主義者聯系，為建黨做好組織和思想准備﹔在正義者同盟改組工作中發揮關鍵作用，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和共產黨的基本原則﹔在《共產黨宣言》創作中作出特殊貢獻，獨立爭取《宣言》的創作權、創作《宣言》的“胚胎”和初期形態，與馬克思一起創作《宣言》。

關鍵詞：恩格斯/共產黨/共產主義者同盟/《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改組正義者同盟而創建的共產主義者同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建立在科學社會主義基礎上的無產階級政黨，開辟了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新時代。作為馬克思和恩格斯親手締造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在組織上和思想上都同此前的各種以小資產階級思想、無政府主義思想、空想社會主義思想等為基礎的政黨有著根本區別，它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理論和實踐上都具有無可比擬的先進性。正如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中所規定的：共產黨人始終代表無產階級運動的整體利益，他們在實踐方面是世界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比其余的無產階級群眾更善於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1]創建這樣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政黨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長期的理論和實踐准備。一方面，他們創立、發展和不斷完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同各種錯誤思想進行堅決斗爭，為建黨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備﹔另一方面，他們密切關注工人運動發展狀況，直接深入共產主義運動當中，同共產主義組織保持密切聯系，建立國際性的共產主義者聯絡組織，為建黨做了充分的組織准備。在這個艱苦的建黨工作中，恩格斯始終同馬克思攜手同心，密切配合，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作出了不可磨滅的獨特貢獻。

一、長期進行宣傳和組織活動，為建黨奠定堅實基礎

自從完全獨立地沿著“另一條道路”[2](馬克思語)在思想上走向共產主義之后，恩格斯就長期同英國、德國、法國的共產主義者保持密切聯系，自己也長期從事共產主義宣傳和組織活動，為創立共產黨組織積累了經驗、奠定了基礎。

1842年11月到1844年8月的近兩年時間中，恩格斯在英國的曼徹斯特、倫敦等地，同許多國家的共產主義者建立了良好關系，站在工人運動的前沿，研究和把握工人運動的最新動向。特別是從1843年五、六月起，他就同在英國倫敦的正義者同盟建立了聯系，結識了卡·沙佩爾、約·莫爾和亨·鮑威爾等同盟主要領導人，為日后建立馬克思主義政黨奠定了組織基礎和干部基礎。這些人在正義者同盟改造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成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創建共產黨的主要協作者和共產主義者同盟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恩格斯晚年回憶起同沙佩爾、鮑威爾、莫爾交往時留下的良好印象，認為他們是三個“真正的人”：沙佩爾身材魁偉，果決剛毅，時刻准備犧牲生活幸福以至生命，是職業革命家的典型﹔鮑威爾活潑、靈敏而詼諧，身體裡蘊藏著機警和果斷﹔莫爾是個中等身材的大力士，具有堅強的毅力和決心以及過人的智慧。[3]

1844年8月底到9月初，在巴黎不過十天的短暫停留期間，恩格斯除了同馬克思深入交流，共同擬定《神聖家族》提綱，撰寫自己承擔的部分書稿之外，還參加了法國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一些集會，走到實踐之中了解法國工人運動的具體情況，並同俄國著名政治活動家米·巴枯寧和格·托爾斯泰交流。

1844年9月到1845年4月初回到德國期間，恩格斯一方面緊鑼密鼓地撰寫自己的重要著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另一方面熱心參加萊茵省的共產主義者集會活動，積極進行共產主義的思想宣傳工作。他和巴門、愛北斐特、科倫、杜塞爾多夫、波恩等城市的民主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建立聯系，在集會上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參加出版社會主義刊物的工作，積極進行共產主義運動的組織工作。1844年10月初，他寫信給馬克思，介紹在德國進行共產主義宣傳的情況，並且提出要寫一些闡述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原理的小冊子為共產主義運動奠定理論基礎。1845年2月8日、15日、22日，他參加在愛北斐特組織的共產主義集會，並兩次大會上發表演說，分析了資本主義的罪惡，揭示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即無政府狀態，闡述了無產階級的歷史地位和革命性，闡述了共產主義的必然性。他講到，在資本主義社會，私有制導致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階級斗爭的日益尖銳，“所有的資本家反對所有的工人，而工人群眾也必然要反對資本家集團。這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這種到處都很混亂、到處都在剝削的現象就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實質”[4]。無產階級在斗爭的過程中日益覺悟和壯大起來，最終要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那時，私有制和階級對立將會消滅，社會生產有計劃按比例進行，現代社會制度的缺陷將會消除。

這年10月，恩格斯編寫《現代興起的今日尚存的共產主義移民區述描》一文，向德國共產主義者介紹英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狀況。文章利用英國共產主義者在美國建立共產主義移民區的材料，駁斥了共產主義不可能實現的論斷，指出以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制度比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制度更加優越。當然，他所介紹的共產主義移民區實際上是空想社會主義實驗。為此，他在文中表示不同意空想社會主義者通過這種移民區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設想，認為這種移民區只是証明在集體所有制基礎上可以更合理地組織經濟生活，而不是改造社會的手段﹔要實現社會的改造，必須要依靠工人階級聯合起來，進行共產主義革命。[5]

這一時期，他根據自己對德國共產主義活動的實際參與和深入考察，撰寫了《共產主義在德國的迅速進展》的系列報道，發表在歐文派社會主義者的機關報《新道德世界》上，介紹共產主義在德國發展的情況。他贊揚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的速度和成果，特別提到工人階級是共產主義運動的根本力量，這些工人在反抗斗爭中已經覺醒，“不論何時何地工人階級都應當是社會主義政黨所依靠的堡壘和力量，而且工人階級已經被窮困、壓迫、失業以及西裡西亞和波希米亞工業區的起義所驚醒，他們不再那樣昏睡不醒了”[6]。德國的共產主義者首先是一些理論家，但這些理論家已經走向實踐，例如馬克思、赫斯以及他本人就是這樣。他還高興地介紹了海涅、費爾巴哈等都傾向共產主義的情況，足見德國共產主義理論和運動的蓬勃發展。

這些情況都表明，恩格斯轉向共產主義之后，一直積極進行共產主義的思想宣傳和組織活動，腳踏實地地為建立共產主義政黨做准備。

二、同馬克思一道為創建共產黨進行多方面准備

隨著思想的不斷成熟，恩格斯和馬克思在創立新世界觀的同時，建黨的步伐也不斷加快。恩格斯一方面同馬克思一起做了大量准備工作，另一方面自己繼續深化理論研究，為建黨做好理論准備。

第一，遷居布魯塞爾，與馬克思一起為建黨做准備。恩格斯在德國的共產主義活動，很快受到了當局的關注。1845年2月25日，他接到地方當局的正式通知，禁止他在愛北斐特舉行任何討論共產主義的集會活動。在此情況下，恩格斯決定遷居到布魯塞爾，同不久前被法國政府驅逐而遷居此地的馬克思一起，攜手創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共產主義政黨。

此前，從1844年9月開始，馬克思與在巴黎的正義者同盟領導人建立聯系並探討共產主義問題，經常出席工人集會，並同著名的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埃·卡貝建立聯絡，這些活動引起了法國政府的密切關注。1845年1月16日，法國政府下令驅逐馬克思。2月3日，馬克思遷往布魯塞爾。

1845年4月初，恩格斯來到布魯塞爾和馬克思會合后，以巨大的精力投入到建立共產黨的活動當中。他們與各國共產主義者之間的聯系越來越密切，例如，2月—12月同在巴黎的德國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活動家，以及正義者同盟巴黎組織的領導人進行通信來往﹔3月—5月，計劃在德國出版“外國杰出的社會主義者文叢”，力圖擴大共產主義的理論宣傳﹔4月—12月，與比利時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活動家以及波蘭革命流亡者的代表建立了聯系。這些聯系實際上構成建黨准備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陪同馬克思一起到英國考察，同共產主義者建立聯絡。恩格斯對英國的資本主義社會和工人階級運動情況比較熟悉。但是，馬克思此時尚未踏入英國這個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度，要深入批判資本主義和研究工人運動狀況，不到英國進行實地考察顯然是個缺陷。為此，在恩格斯的推動和資助下，1845年7月到8月，馬克思和恩格斯到英國進行為期6周的考察，直接和深入地研究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狀況和英國的經濟文獻，同英國及各國的共產主義者建立密切聯系。

7月12日起，他們啟程前往英國，在倫敦、曼徹斯特等地考察﹔7月下半月到8月上半月在曼徹斯特，深入到工人階級中調查研究，大量查閱英國的經濟文獻﹔8月中旬，到倫敦會見了憲章派報紙《北極星報》編輯喬·哈尼，會見正義者同盟的領導人沙佩爾、莫爾等，同他們互通思想並結下友誼，為后來的深度合作奠定基礎。8月下半月，他們經過努力聯系和協調，直接促進了英國工人運動的活動家與在英國的外國政治流亡者代表人物接近。8月20日，他們在倫敦參加了憲章派領袖、正義者同盟領導人以及各國革命民主主義活動家的集會﹔會議在恩格斯的贊助下通過決議，准備召開居住在倫敦的各國民主主義者的會議，建立一個協會，通過定期的聯席會議彼此了解各國事業發展的情況。這項活動實際上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聯合的重要步驟，是建立國際性的工人階級政黨組織的重要環節。8月24日，他們從英國回到布魯塞爾。

這次考察在共產黨創建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馬克思和恩格斯同各國的共產主義者代表進行了廣泛交流，向他們宣傳了自己剛剛創立的科學世界觀，奠定了建立共產主義政黨的思想和組織基礎。從這個時候起，他們開始有意識地為建立以科學社會主義為理論基礎的共產主義政黨而努力。

第三，繼續進行理論研究，為建黨做好思想准備。恩格斯從來就是把實踐和理論很好地結合在一起的。他在英國期間廣泛深入的實踐活動，在歐洲大陸觀察和了解到的工人運動狀況，需要在理論上提升並向各國共產主義者傳播。為此，考察結束后，他一方面同馬克思合寫《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另一方面撰寫一系列報道和理論文章，發表在英國憲章派報紙《北極星報》上。這些文章都與創建共產黨的理論和實踐准備密切相關。

1845年9月，發表《最近發生的萊比錫大屠殺。——德國工人運動》一文，一方面深刻揭露了德國薩克森親王約翰屠殺工人的罪惡，另一方面介紹了德國工人階級發展的情況。他指出，德國工人階級在西裡西亞工人運動影響下已經逐步覺悟起來：“從西裡西亞起義(即通常所謂的1844年6月的織工斗爭)開始的無產階級運動已經蔓延到整個德國……在許多地方的鐵路建筑工人中和印花工人中都發生了騷動……共產主義很可能正在工人中傳播開來”。工人階級一旦登上政治斗爭舞台，就會進行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他們肯定地不會像他們的雇主自由資產者那樣空談一下就完事”，他們斗爭的對象就是那些“靠吮吸工人階級的血、榨取工人階級的脂膏來養肥自己”的資產者。[7]工人運動的發展為共產黨的創建提供了階級基礎和現實條件。

1845年10月到1846年4月，恩格斯撰寫了一組題為《德國狀況》的三篇文章，揭露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階級本質，批判資產階級民主的局限性，分析資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區別。他指出：“從1815年到1830年，各國工人階級的、實質上是民主主義性質的運動都或多或少地從屬於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運動。雖然工人比資產階級先進，但是他們還看不出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之間的根本區別，即資產階級的解放和工人階級的解放之間的根本區別……隻要資產階級本身還在革命，還在進步，工人階級就不可避免地要充當資產階級手裡的工具……但是，從資產階級取得了全部政權、金錢的勢力消滅了一切封建的和貴族的特權、資產階級不再進步和不再革命並且本身已經裹足不前的那一天起，工人階級的運動就開始領先，並且成了全民的運動。”[8]這就是說，工人階級首先依附於資產階級，為資產階級推翻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而努力，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但是，資產階級獲得政權成為統治階級后就走向反動，開始鎮壓昔日的戰友工人階級﹔此時，無產階級就要進行新的獨立革命，開展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共產主義運動，而這樣的運動需要科學理論指導，需要共產主義政黨領導。

1845年底，恩格斯在《在倫敦舉行的各族人民慶祝大會》一文中提出，共產主義運動一定要把理論與實踐統一起來，共產主義者一定要參加實際運動而不是空談理論﹔全世界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有著利益的共同性，全世界無產者必須聯合起來，共同對抗資產階級：“全世界的無產者卻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敵人，面臨著同樣的斗爭，所有的無產者生來就沒有民族的偏見……隻有無產者才能夠消滅各民族的隔離狀態，隻有覺醒的無產階級才能夠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愛。”[9]他還闡述了共產主義和民主的關系：民主在今天就是共產主義﹔民主已經成了無產階級的原則，群眾的原則﹔當各民族的無產階級政黨彼此聯合起來的時候，它們完全有權把“民主”一詞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各國的無產者能夠在共產主義民主的旗幟下真正地結成兄弟。[10]這些重要的理論論斷，在不久后都寫進了《宣言》當中。

三、批判錯誤觀點，清除建黨的思想障礙

在創建共產黨的過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像在創立新世界觀的過程中一樣，同各種錯誤思想進行堅決斗爭。可以說，馬克思和恩格斯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過程，就是不斷地完善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反對非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過程。一方面，創建和完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創建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形成和發展無產階級革命的戰略策略理論﹔另一方面，不斷同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動思潮、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進行堅決斗爭，尤其同蒲魯東、維特林、海因岑、格律恩、克裡蓋等人的錯誤思想進行深入的理論斗爭，清除這些思想對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為創建共產主義政黨掃清思想障礙。

第一，批判“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想。“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潮是1844年到1845年在德國知識分子和手工業者中廣泛傳播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思想，是費爾巴哈和赫斯的唯心主義的人本主義學說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的混合物，是小資產階級企圖在維護現存社會制度下通過改良形式實現小資產階級利益的一種空想。1845年底，恩格斯把他翻譯的傅立葉著作的片段《傅立葉論商業的片段》公開發表並寫了前言和結束語，第一次公開反對“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想。他和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真正的社會主義”做了詳盡批判，但這個書稿當時沒有出版，為此他們在創建共產黨的過程中，多次對這種思想進行批判。

1846年5月11日，在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會議上通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草擬的反對“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海爾曼·克利蓋的通告，指出克利蓋所宣傳的不是科學的共產主義思想，他企圖把共產主義學說歸結為關於愛的多情善感的言詞，把共產主義變成一種新宗教，極大地損害了共產主義政黨的聲譽。1846年10月20日，馬克思又簽發了第二個反對克利蓋的通告，繼續批判克裡蓋的錯誤思想。

1847年1月至4月，恩格斯撰寫《真正的社會主義者》[11]一文，作為《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二卷的補充，比較系統地闡述這種思想的表現和實質。9月，他在“詩歌和散文中的德國社會主義”中，批判了“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文學中的小市民的狹隘性、多愁善感、庸俗、市儈氣、小心翼翼地向有產者諂媚的行為，指出進步的作家和詩人應是進步思想和革命斗爭的喉舌，應當歌頌“倔強的、威嚴的和革命的無產者”，而格律恩想用小市民的尺度來衡量歌德的企圖是十分錯誤和有害的。

1847年3月，恩格斯在《德國制憲問題》一文中深刻揭露“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反動本質：“‘真正的社會主義者’的全部本領，不過是把德國哲學、德國式的庸人傷感情緒和一些被歪曲了的共產主義口號摻混在一起……它不是進步的革命的因素，而是守舊的反動的因素。”[12]他們決不代表德國共產主義者的黨，不代表共產主義者的利益。他們維護的是完全不同的利益，捍衛著完全不同的、在一切方面都和共產主義政黨的原則相對立的原則。恩格斯激烈地指出，這種思潮變成了保護德國現存秩序的一道圍牆，因此“從頭到腳都是反動的”[13]。

第二，批判海因岑的錯誤思想，闡明共產主義是運動與理論的有機統一。1847年10月，恩格斯在《共產主義者和卡爾·海因岑》一文中，批判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海因岑對共產主義的攻擊和誣蔑，闡述了共產主義的政治立場和理論主張，強調共產主義不是教義，而是運動，不是從原則出發，而是從事實出發。“被共產主義者做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種哲學，而是過去歷史的整個過程，特別是這個過程目前在文明各國的實際結果。共產主義的產生是由於大工業以及和大工業相伴而生的一些現象：世界市場的形成和隨之而來的無法控制的競爭﹔具有日趨嚴重的破壞性和普遍性的商業危機，這種危機現在已經完全成了世界市場的危機﹔無產階級的形成和資本的積聚以及由此產生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在共產主義作為理論的時候，那麼它就是無產階級立場在這個斗爭中的理論表現，是無產階級解放的條件的理論概括。”[14]恩格斯運用唯物史觀批駁海因岑的唯心史觀，指出每個時代的財產關系是該時代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必然結果，現代大工業、資本積聚和無產階級的形成之間有著緊密聯系。恩格斯還闡明了共產主義同民主主義的關系。“在目前條件下，共產主義者不僅根本不想同民主主義者進行毫無補益的爭論，而且他們本身目前在黨的一切實際問題上，都是以民主主義者的身份出現的。在各文明國家，民主主義的必然結果就是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而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是實行一切共產主義措施的首要前提。因此在民主主義還未實現以前，共產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就要並肩戰斗，民主主義者的利益也就是共產主義者的利益。”[15]這個時候，馬克思也寫了《道德化的批評和批評化的道德。論德意志文化的歷史，駁卡爾·海因岑》，分期發表於10月28日至11月25日的《德意志—布魯塞爾報》上。

第三，批判蒲魯東主義。恩格斯具有極強的思想敏感性，當蒲魯東在思想上走向反動不久，他就很快注意到蒲魯東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沖擊，對建黨工作的影響，致信馬克思要批判蒲魯東。之后，他和馬克思在多個場合，撰寫多篇文稿和書籍來批判蒲魯東，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清理小資產階級思想，為建立共產黨創造思想條件。1846年5月5日，馬克思寫信給蒲魯東，建議他擔任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駐法通訊員並參加工人運動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的討論，蒲魯東5月17日的回信后，馬克思確信他同蒲魯東的意見有根本分歧，因而放棄通過蒲魯東和法國工人運動建立聯系的打算，很快他就和恩格斯開始批判蒲魯東的小資產階級思想。1846年12月28日馬克思致信俄國作家安年柯夫批判了蒲魯東的錯誤思想，闡明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一些重要原理。1847年1月—6月，馬克思創作《哲學的貧困》一書，全面批判蒲魯東主義，比較系統地闡明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

就在馬克思在理論上同蒲魯東主義進行斗爭的同時，恩格斯在實踐上同蒲魯東主義進行了堅決斗爭。1846年8月，恩格斯受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委托前往巴黎，在正義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工人成員中宣傳共產主義，並同魏特林主義、蒲魯東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進行斗爭。1846年9月16日，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中談到，蒲魯東所談的不過是一些關於“人性”的空談，他拯救世界的宏偉計劃不過是以階級和諧取消階級斗爭的小資產階級幻想，他所設想的協作社計劃是一件超出一切范圍的荒唐的萬應靈藥，同格律恩的“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想一樣，“根本是反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和庸人的東西”[16]。10月，恩格斯在巴黎參加德國工人的三次集會上，批評了蒲魯東的小資產階級空想和“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格律恩的庸俗思想。由於恩格斯的活動，正義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大多數成員擺脫了蒲魯東主義的影響。

四、創建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共產黨——共產主義者同盟

共產主義者同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建立在科學社會主義基礎上的無產階級政黨。這個政黨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領導下創立的，恩格斯在創建過程中作出了極其重要的特殊貢獻。

第一，同馬克思一起組建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1846年初，恩格斯和馬克思一起在布魯塞爾建立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隨后設法在倫敦、巴黎和德國建立分支機構，力圖從思想上和組織上團結各國工人運動的先進人物，為建立無產階級政黨准備條件。委員會建立之后，他們就開始同各地的共產主義者頻繁通信，建立起密切聯系。4月底，他們結識了威·沃爾弗，吸收他加入委員會，沃爾夫在日后的共產主義運動中作出了重要貢獻。6月15日，他們致信古·阿·克特根，准備在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和烏培河谷的共產主義者之間建立經常聯系。7月17日，他們以“在德國的許多德國共產主義者同國外民主主義者進行聯系的公認代表的身份”，寫信給英國憲章派的領導人、《北極星報》的主編菲格斯·奧康瑙爾，加強同英國工人階級組織建立聯系，提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斗爭就要進入決定性階段，今后的斗爭將在兩大階級之間進行，憲章派隻有把那些戴著假面具的資產者從自己隊伍中清洗出去才能取得勝利。

第二，受委托赴巴黎發展共產主義運動。為了進一步擴大同各國共產主義者之間的聯系，1846年8月15日，恩格斯受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的委托前往巴黎，准備在正義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工人成員中間宣傳共產主義，組織通訊委員會，並同工人階級運動中存在的魏特林主義、蒲魯東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等各種錯誤思想進行斗爭。8月中下旬，恩格斯剛到巴黎就結識了法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代表人物埃·卡貝，他后來是也在建立共產黨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8月19日，恩格斯致信布魯塞爾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介紹在巴黎的德國工人運動情況，明確提出要把魏特琳分子從共產主義組織中清除出去。此后，恩格斯經常向委員會報道法國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發展以及德國工人組織的情況。恩格斯的共產主義活動很有成效，在共產主義組織中產生很大影響，同時引起反動政府的注意，1846年12月，巴黎當局派警察暗中監視恩格斯。

第三，同馬克思一起參加正義者同盟。正義者同盟是1836年從“流亡者聯盟”中分出來的、由最激進的無產階級分子組成的秘密同盟。1839年5月法國起義失敗后，沙佩爾、鮑威爾、莫爾等人在倫敦重建同盟組織。1843年5月，恩格斯曾與他們有過交流。同盟在倫敦、巴黎等都有較大發展，逐漸從德國的工人組織變成了國際性的工人組織。隨著工人階級覺悟的不斷提高和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同盟的密謀性質已不能適應形勢。特別是，同盟的指導理論遠遠落后於時代發展，必須要用全新的、科學的無產階級理論來指導同盟發展，而這個理論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正義者同盟的領導經過比較分析，確信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能夠指導同盟發展。於是，1847年1月，同盟的代表莫爾先后到布魯塞爾和巴黎會見馬克思和恩格斯，請求他們加入同盟並指導同盟的改組和發展。在確信同盟領導者願意改組並接受科學社會主義原理后，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意參加同盟。對此，恩格斯后來回憶道：“1847年春天莫爾到布魯塞爾去找馬克思，接著又到巴黎來找我，代表他的同志們再三邀請我們加入同盟。他說，他們確信我們的觀點一般正確，也確信必須使同盟擺脫陳舊的密謀性的傳統和方式。如果我們願意加入同盟，我們將有可能在同盟的代表大會上以宣言形式闡述我們的批判的共產主義，然后可以作為同盟的宣言發表﹔同時我們也將有可能幫助同盟用新的符合當時條件的適當組織來代替它的過時的組織……於是我們加入了同盟。”[17]

第四，在正義者同盟改組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大會上發揮關鍵作用。1847年6月，正義者同盟在英國倫敦召開大會改組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因此這次大會也就成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馬克思因為缺乏經費而沒有到倫敦開會。作為巴黎區部代表參會的恩格斯，在大會上堅持和捍衛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同各種錯誤思想進行堅決斗爭，贏得同盟領導人的支持和擁護，科學社會主義成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理論基礎。

大會按照恩格斯的倡議，把正義者同盟改為共產主義者同盟，旗幟鮮明地亮出了共產主義的旗幟，同其他非共產主義性質的政黨劃清了界限。對此，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致同盟盟員的通告信講道：“正義者同盟更名為共產主義者同盟一事被通過了……我們的特點不在於我們一般地要正義——每個人都能宣稱自己要正義，而在於我們向現存的社會制度和私有制進攻，在於我們要財產公有，在於我們是共產主義者。”[18]

大會討論通過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19]草案，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組織原則。章程明確提出，同盟的目標是“通過傳播財產公有的理論並盡快地求其實現，使人類得到解放”﹔同盟的支部、區部、中央委員會的選舉、任期、活動等體現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既強調了民主選舉，又強調中央委員會的權威﹔同盟對盟員提出明確條件，對入盟程序也作出具體規定。大會放棄了“人人皆兄弟”這個缺乏階級內涵的口號，改為具有鮮明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共產主義方向的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個口號開宗明義地寫在《同盟章程》的最前面，從此就成為全世界共產黨的共同口號。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為大會起草了《共產主義信條草案》[20]，這個黨綱草案是《宣言》的最初階段和“胚芽”形態。草案圍繞幾個基本問題展開，形成了22個具體問題，闡述了科學社會主義的一些基本原理，明確了共產黨的重要策略思想。例如：共產主義是無產者實現解放的學說﹔共產主義者的目的就是使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能完全自由地發展和發揮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實現共產主義就要廢除私有財產而代之以財產公有﹔為了實現共產主義必須首先啟發並團結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是完全靠自己的勞動為生的社會階級﹔無產階級是由於採用機器而產生的﹔無產階級隻有廢除一切所有制才能解放自己﹔共產黨人將用實際行動來捍衛無產階級的事業﹔實行財產公有的第一個基本條件是通過民主的國家制度達到無產階級的政治解放。這些基本思想后來都寫入《宣言》當中。

第五，與馬克思一起制定《共產黨宣言》，領導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發展。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一次大會后開始快速發展，這個發展是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領導分不開的。大會結束后，1847年7月27日，恩格斯從巴黎到布魯塞爾和馬克思研究同盟的發展問題﹔8月5日，在馬克思的領導下，布魯塞爾成立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支部和區部，馬克思當選為支部主席及區部委員會委員。1847年10月，恩格斯離開布魯塞爾到巴黎，並被選為同盟巴黎區部委員會委員﹔10月22日，他在巴黎區部委員會會議上批評“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赫斯所擬的同盟綱領草案，委員會委托恩格斯起草新的綱領草案，恩格斯通過這個斗爭取得了《宣言》的“創作權”。之后，恩格斯很快就起草了名為《共產主義原理》(以下簡稱《原理》)的綱領草案，但他很快就向馬克思提議，廢除《原理》的問答形式，起草一個完整表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共產黨原則的《共產主義宣言》[21]。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馬克思和恩格斯參加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恩格斯還擔任大會秘書工作。大會經過熱烈討論，接受馬克思主義為同盟的指導思想。大會委托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宣言形式制定共產主義者同盟綱領，會后二人很快擬定了同盟綱領文件，這就是1848年2月問世的《宣言》。總起來說，恩格斯在《宣言》的創作中作出了極其重要的特殊貢獻：他起草了《共產主義信條草案》，形成《宣言》的“胚胎”形式﹔通過斗爭取得了《宣言》的“創作權”，並撰寫《原理》，形成《宣言》的初期形式﹔以自我批判精神否定《原理》的僵化形式，提出創作《宣言》的建議﹔全程參加並傾心支持馬克思創作《宣言》。

1848年2月，歐洲革命爆發后，同盟中央委員會把領導權移交給以馬克思為首的布魯塞爾區部委員會。隨后，馬克思於3月初遷居巴黎，迅速在巴黎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員會，馬克思當選主席，恩格斯也當選為中央委員。這樣，恩格斯不論在思想上還是組織上，都和馬克思一樣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領導核心和思想靈魂。

原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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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金民卿，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黨委副書記、副所長，二級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