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示報告制度是解放戰爭取得勝利的重要保証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請示報告制度是我們黨的一項重要制度，是執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機制，也是組織紀律的一個重要方面。”重視請示報告是黨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的一貫要求。在革命戰爭年代，正是因為全黨全軍忠實執行請示報告制度，講政治、講規矩、守紀律，對核心堅決維護、自覺追隨，千軍萬馬行動如一人，才能凝聚起磅礡力量，奪取革命的最終勝利。回望黨史軍史，這一政治優勢在解放戰爭特別是三大戰役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中國共產黨一貫重視黨的集中統一領導，要求下級及時向上級請示報告重大問題。1923年6月，黨成立初期，中央即要求“地方執行委員會開除黨員后，必須報告其理由於中央及區執行委員會”。1928年10月，中央在《關於各省委對中央的報告大綱》中，對報告的時間、種類、內容以及保密要求都作出具體規定，同時表示，不按時遞交詳細報告者“中央即停發經費”。1931年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布《關於建立報告制度問題》的通令，要求各級蘇維埃政府建立下級向上級經常作報告的制度，上級對下級實行工作檢查的制度。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為了適應殘酷的戰爭環境和敵后根據地彼此分割的現狀，解決抗日根據地中某些不協調的現象，中央採取一系列措施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1941年，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指出黨內存在的各種違反黨性的錯誤傾向，如個人主義、無組織狀態、分散主義等，並提出克服這些錯誤傾向的辦法。1942年9月，針對王明不請示不報告的嚴重錯誤，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要求“在決定含有全國全黨全軍普遍性的新問題時，必須請示中央，不得標新立異，自作決定，危害全黨領導的統一”。
戰略決戰前建立請示報告制度
解放戰爭時期，在被敵人分割的戰爭環境下，為了生存，黨曾經允許各地保有一定的地方自主權，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隨之也產生了某些事前不請示、事后不匯報、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和地方主義、游擊主義傾向。這就導致黨的各項方針和政策、措施有時不能貫徹到底，分散和削弱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1948年，在同敵人進行戰略決戰的前夕，為了維護中央權威、凝聚全黨力量，中央要求全黨各級組織建立請示報告制度，規定：“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報告內容包括該區軍事、政治、土地改革、整黨、經濟、宣傳和文化等多項活動的動態，活動中發生的問題和傾向，對於這些問題和傾向的解決方法。”9月，中央又發出《關於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以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決議對各項工作中的決定權和請示備案等制度均作了詳細規定，還要求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具體規定區黨委、省委、軍黨委以至縣委和師（旅）團向上級請示與報告的制度。至此，請示報告制度初步確立。
請示報告制度的建立，對於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進一步統一黨的意志和紀律，活躍黨內民主生活，保証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貫徹執行，起到重大作用，為黨奪取和掌握全國政權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組織准備。
無線電技術為解放戰爭中貫徹請示報告制度提供支撐
在戰爭年代，要貫徹請示報告制度，離不開中央與地方信息交流的安全順暢，離不開全黨全軍無線電通信工作的發展和完善。1945年11月起，為應對國民黨進攻，中央發出《整頓通信機要工作指示》，要求各地做好各自為戰、長期作戰的准備，指示“各大戰略區建立通信聯絡分局”“主要指揮員行動時必須攜帶電台”“各根據地在常駐高級機關附近，設立基地電台，成為該區域之聯絡中樞”。
解放戰爭開始后，為適應以正規兵團（即野戰軍）為主體的武裝力量體制，通信隊伍進行調整與整頓，以保障中央對各地的戰略指揮，適應將出現的各戰役集團間各兵種間的協同作戰、各戰略區各戰場間的配合作戰、中央軍委對各戰區部隊的直接指揮作戰。中央直接指揮作戰行動的指示、命令及緊急軍事情報漸多。
在瞬息萬變的戰爭中，頻繁對下指揮，對解放軍無線電通信的穩定性、及時性和准確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47年，當敵軍進攻陝甘寧時，黨中央主動撤出延安，繼續在陝北指揮全軍。為保障對全黨全軍的順暢指揮，中央軍委建立起前輕后重梯次配置的三個戰略無線電通信網絡。黨中央在西柏坡時，為應對敵人長途奔襲，中央軍委曾制定緊急疏散計劃，組織九部機動電台跟隨黨中央，以保障疏散時中央的通信聯絡。可見，無線電技術的不斷發展、無線電網絡的不斷完善，使得全黨全軍能夠及時與中央取得聯絡，貫徹請示報告制度。
三大戰役中全黨全軍積極貫徹請示報告制度
1948年9月，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准備與國民黨軍進行戰略決戰。決戰前，為了解全局，毛澤東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戰軍前委堅持定期向中央作綜合報告。華北局、中原局、西北局均及時向中央和毛澤東報告執行中央指示的准備工作情況。但是，東北局卻在接到中央指示后，六個月沒有按規定向中央作綜合性報告。這使中央和毛澤東對東北地區的情況缺少了解，難以給出具體指示。
為此，毛澤東親自起草一封給林彪和東北局的電報，對林彪和東北局進行嚴厲批評。林彪匆忙向中央送來綜合報告並作檢討后，毛澤東復電林彪，指出：“此種綜合報告和各個具體問題的個別報告不但不相沖突，而且必須有此種報告、並要有多次此種報告之后，才能使我們看得出一個大戰略區的全貌。”他還指出：“你們這次檢討是有益的。”否則，“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適用於現在大規模戰爭的某些嚴重地存在著的經驗主義、游擊主義、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這一問題的性質是如此重要。即隻有解決這一問題，才能由小規模的地方性的游擊戰爭，過渡到大規模的全國性的正規戰爭，由局部勝利過渡到全國勝利。這是許多環節在目前時期的一個中心環節，這一個環節解決了，其他環節就可以順利解決。”
大決戰前夜，毛澤東領導實現了全黨全軍在政治指導和軍事指揮上的完全統一，從而從容領導指揮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針對遼沈戰役的重大問題，在了解東北情況的基礎上，他代表中央軍委連續給東北局和東北野戰軍發出15封電報，糾正了林彪的一再猶豫不決，正確地指導了遼沈戰役。
三大戰役期間，中央直接聯絡參加三大戰役的兵團、縱隊和總台20多個﹔電報量從每月90萬字增至每月140萬字﹔特急電報佔比從35%增至75%，即刻譯發的“4A”特急報急劇增加。毛澤東親自審閱各野戰軍電報達千余份，親自起草有關戰略方針和重要決策的電報300余份。為了決戰的勝利，他經常不顧疲勞、徹夜不眠地工作。對此，周恩來曾感慨道：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裡，指揮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
三大戰役的歷史表明，全黨全軍貫徹請示報告制度，保障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全軍的統一指揮，是革命勝利的根本條件和黨的最基本原則。這一歷史啟示，在今天仍有重要意義。隻有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維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做到“全國上下一盤棋”，才能真正加強黨的紀律建設，穩步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來源：《旗幟》2021年第1期，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