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歷史演變時勢中產生的卓越科學家李四光

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是一部充滿動蕩、劇變又充滿希望的不平凡的歷史。李四光是在這部歷史演變時勢中產生的一位卓越的科學家，是中國現代地質學的開拓者和新中國地質事業的主要奠基人。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李四光的一生給予高度評價，稱贊他是中國科技界的一面光輝的旗幟。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的近 60個春秋裡，李四光經過怎樣的艱辛求索，最終找到了方向和目標？本文擬對此作一個歷史探尋。

一、加入同盟會，探索救國之路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 1889年 10月 26日出生在湖北省黃岡縣（市）回龍山街（鎮）下張家灣一個貧寒的農村私塾教師家庭。他從小聰敏靈巧，勤奮好學。1902年冬天，年僅 13歲的李四光告別父母，前往省城武昌西路高等小學堂讀書。（他在湖北省學務處填寫報名單時，由於一時緊張，誤將姓名欄當成年齡欄，寫了一個“十四”（虛歲）。當他發覺填寫錯了，便把“十”字加上幾筆改成了“李”字，可是“李四”當作名字可能會被人取笑，正在為難時，他抬頭一看，中堂上挂著一塊四個大字的匾：“光被四表”。他靈機一動，在“李四”后面加了一個“光”字。從此，李仲揆又名李四光了。）由於學習成績優異， 1904年 7月，他被選派到日本官費留學。在東京弘文學院讀書時，正是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 ——同盟會誕生前夕，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所宣傳的革命主張，在當時的留日學生中，影響一天天擴大。李四光經常出入留學生會館，參加集會，聽演講，特別是結識宋教仁、馬君武等人之后，他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開始走上革命道路。1905年 7月，孫中山來到東京，進行籌組同盟會的工作。年僅 16歲的李四光積極響應，成為同盟會創建會員之一。孫中山親切地對他說：你年紀這樣小就參加革命，這很好，你要“努力向學，蔚為國用”。

李四光從弘文學院畢業后，考取了大阪高等工業學校，並選擇舶用機關學科，學習造船機械，實現他立下的吸取甲午戰爭慘敗教訓、為祖國學造船的志願。 1910年 7月，李四光結束了留學日本的生活，回到武昌。（1911年 9月，按照清朝學部的規定，李四光到北京參加留學畢業生考試。10月 4日公布成績，李四光得了 81分，列為最優等，授“工科進士”稱號。）1911年 10月 10日晚上，武昌起義爆發，進而掀起席卷全國的革命風暴，清王朝被推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 1月 1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定 1912年為民國元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不久，李四光被委任為南京臨時政府特派漢口建筑籌備員。同盟會總部遷至南京后，由秘密轉為公開。湖北同盟會重新組織支部，石瑛為支部長，李四光為書記。）孫中山就職后，倡導興辦實業，認為這是“中國存亡的關鍵”。2月 7日，湖北軍政府同時組織實業、教育兩部。李四光被選為實業部部長（后改稱實業司司長）。

正當湖北各項實業開始出現生機的時候，僅存 3個月的南京臨時政府，就把政權拱手交給了北洋軍閥袁世凱。袁世凱打著中華民國的招牌，以北京為首都建立起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在這種情況下，想要發展實業，建設新湖北，已成為幻想。7月，李四光以“鄂中財政奇絀，辦事棘手”為理由提出辭職。他辭去湖北實業司司長之后，一度陷於彷徨之中。南京臨時政府結束的時候，在總統府服務的不少革命黨人懇請孫中山設法派遣他們出國留學。孫中山認為，他們“有功民國，向學甚誠，未便淹沒”，指令臨時稽勛局列為特案全數派遣。李四光得知不少革命黨人公費出國學習的消息之后，想到自己現在既然“力量不夠，造反不成，一肚子的穢氣，計算年齡還不太大，不如再讀書十年，准備一份力量”，當即提出繼續留學的要求，之后獲得批准，被派往英國留學。1913年 7月下旬，李四光第二次離開祖國，遠涉重洋，繼續尋找救國之路。

二、在英國攻讀地質科學，夯實學術基礎

李四光到達近代產業革命的發源地英國之后，按照自己的志願，決定學習採礦。原來李四光想為祖國學造船，現在進一步想到造船首先需要鋼鐵，因此他又選擇了採礦這門學科。當時採礦方面較為著名的，有伯明翰大學。經留歐學生監督處同意，李四光到了伯明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的生產機構轉為軍事生產，物價開始上漲，生活用品日益緊缺。李四光憑著他從小養成的艱苦精神，節衣縮食，克服種種困難，把學習堅持了下來。

經過預科和採礦科各一年的學習，李四光認識到要採礦，離不開地質。他決定轉到理科學地質，在一位名叫包爾頓的教授指導下學習。1917年 7月，李四光通過學士考試之后，利用暑假，廣泛收集當時能夠收集到的有關中國地質的科學文獻，進行仔細地閱讀，提出評價和見解，最后用英文寫成長達387個打字頁的論文，標題為《中國之地質》，並於 1918年 5月提交伯明翰大學地質系， 6月通過了答辯，被伯明翰大學授予自然科學碩士學位。此時，延續了 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 1918年 11月 11日德國投降而宣告結束。

1919年 1月，時任中國農商部地質調查所所長的丁文江隨梁啟超等到歐洲考察，當他得知在英國學習地質的李四光的情況后，便找到李四光談中國需要自己培養地質人員的迫切性，建議李四光回國后到北京大學任教。回國前，李四光決定去歐洲大陸作一次考察。

1920年 2月 28日，李四光應約到巴黎留法勤工儉學會，作了題為《現代繁華與炭》的演講。李四光首先談到對事物的認識應該有科學的態度，“那就是為真理奮斗”。接著，他根據學習地質的體會，對造成西方繁華的物質基礎，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什麼東西是現代繁華的最大憑據？這個東西就是大家知道的天然勢力（天然勢力，現通稱為“能”。熱勢力，即熱能。）。熱勢力是由什麼地方來的？小部分由“煤油”（這裡所說的“煤油”，即石油。）產生，大部分是由煤炭產生的。李四光一口氣把中國各省的煤礦逐一數了一遍。隨后，他把話引到未來，他說：人類越趨於繁華，煤炭的消耗量就越增加。有朝一日，中國的煤炭要燒盡，世界的煤炭也要燒盡，那時，有什麼東西，用什麼辦法，來代替煤炭，維持人類的繁華？他認為這個問題很大，有研究的必要，同時指出了可以研究的途徑。他把天然勢力的來源，概括地分為三類：一是天體轉動的，如潮汐力﹔二是原子裂變的﹔三是太陽送來的，包括直接的太陽輻射能和間接的水力、風力等。他還指出，除了這些流行於地表的天然勢力外，還有一種蘊藏於地中的熱。 20世紀初，李四光就能如此明確地指出研究解決未來能源問題的重要性和主要途徑，是令人嘆服的。

三、在北京大學任教和創立中央研究院

地質研究所，並在時勢動蕩中不斷探索

1920年秋，李四光從歐洲回國，並於 1921年 1月到北京大學就職，開始了他的教授生活。李四光在北大地質系講授岩石學和高等岩石學兩門課程。他一面教書，一面進行科學研究。他把備課、講課，帶學生實習，當作實踐的好機會。他不斷積累資料，不斷思考和研究問題。他一生中在地質學方面的主要貢獻，如古生物.科的鑒定方法、中國第四紀冰川的發現和地質力學的創立，都是在這期間開始的。李四光在進行這些項目的科學研究時，始終堅持從現象深入到本質、從結果追索到原因的治學方法，總能不斷地提出創造性的見解，並敢於向一些傳統觀點提出挑戰。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爭論，但也因此受到國內外專家的重視。

1925年 8月 8日，蘇聯科學院函邀北京大學派代表參加該院成立 200周年紀念大會。北京大學請李四光代表本校前往。會上，蘇聯科學院永久書記歐登堡作的題為《兩百年來俄國科學院的經過》的演講，以及另一位院士作的題為《俄國科學家在科學上的種種貢獻》的報告，都給李四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 4月 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並決定設立中央研究院， 11月召開的籌備會議制定了中央研究院組織條例。蔡元培擔任院長，楊銓擔任秘書長（后改稱總干事），協助院長主持院務。首先籌建的研究機構，有理化實業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地質研究所和觀象台。李四光應蔡元培約請，離開北京南下，主持地質研究所的籌建工作。1928年 1月，地質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擔任所長。李四光在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度過了 20多個春秋，這是一段艱難的歲月。

地質研究所成立百事待理，從廣納地質人才，確定研究所工作方向，到科研成果交流，李四光都花費了大量心血。而李四光自己仍沒有放鬆對地殼運動基本問題的研究。與此同時，從 1931年夏到 1936年秋的 5年間，李四光 4次赴廬山考察，並將考察所得，於 1937年寫成《冰期之廬山》這部專著，為我國第四紀冰川地質的研究打開了大門，並成為范例。

李四光堅持正義，有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對李大釗“鐵肩擔道義”的精神，他一直是衷心敬佩的。1933年春，李四光得知北大師生准備為 1927年被害的李大釗舉行公葬的消息后，立即拿出一筆錢送去，襄贊這一義舉。后來，他還定制了一隻大銅墨盒，在盒蓋上刻了“鐵肩擔道義，棘手著文章”（李大釗所錄同一聯中，將“棘”字改為“妙”字。）作為銘記。這個墨盒，在此后的幾十年中，李四光一直帶在身邊。 1933年 6月 18日，李四光得知楊銓被特務暗殺的消息，心中十分悲憤。他與楊銓的友誼，是從共同熱心於創辦中國教育和科學事業中建立起來的。他立即趕到上海，參加送殯儀式。回到南京后，李四光決定把他最近鑒定出來尚未命名的一個.科新屬，獻給這位值得紀念的犧牲者。他寫下了這樣幾行字：“楊銓.的命名，是用以紀念中央研究院已故總干事楊銓先生的慘死。凡是為科學事業忠心服務的人，都不能不為這種令人沮喪的境遇而感到痛心。”

1934年 12月，根據中英兩國交換教授講學的協議，李四光應邀到英國講學，又一次踏上了赴歐旅程。李四光在船上，認真審查並修改自己將要在英國講學的講稿。他認為中國地質有它獨特的區域特點，有它自在的完整性，決不能生硬套用那些僅僅從西歐區域地質建立起來的地質術語和概念來闡述中國的地質現象、來解釋中國獨特的地質構造問題。他根據多年收集和積累的地質資料，按照自己的觀點，寫成了具有中國風格的地質學講義。同時，為了回敬當時英帝國主義及其少數御用學者對我國主權的挑舋，他的講稿的第一章，就從西藏高原講起。多年后，李四光這樣解釋其中用意：當時西歐一般人的思想總認為西藏不完全是中國的一部分，為了糾正這一錯誤（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認識，就有意識地把西藏高原列入了中國自然區域的第一位﹔且西藏高原在中國地理上的重要性，也是值得抬高到第一位的。這深刻反映出李四光的民族尊嚴和氣概。

李四光在英國各大學講學約有半年時間。講學結束后，李四光應英國地質界朋友的請求，決定在英國再住一年，將講稿《中國地質學》整理成書，付印出版。1939年這本書由倫敦杜馬·摩爾第出版公司出版后，評者蜂起。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李約瑟在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闡述中國大地構造時指出：“很幸運，在這一方面，最卓越的地質學家之一李四光為我們提供了第一部內容豐富的地學著作——《中國地質學》。”

1937年 8月 13日，淞滬戰役打響，日本侵略軍出動飛機輪番轟炸南京。中央研究院接到通知：“現在情形緊急，雞鳴寺全部被南京防空司令部征用。限各所三日內全部遷移，過時則不准出入。”地質研究所往哪裡遷？李四光經過認真考慮，決定遷往桂林。在全面抗戰的艱難歲月裡，李四光在桂林度過了將近7個春秋。

1942年 7月 6日，一個萬分悲痛的消息傳來，李四光的學生、重慶大學地質系主任朱森（字子元），因其夫人誤領 5斗平價米，受到教育部所謂“貪污”的處分。朱森氣憤之下，胃潰瘍惡化，以致不治而亡，年僅 41歲。朱森的死，轟動了重慶，激起了知識界的憤慨和同情。7月18日，《新華日報》發表了題為《論朱森教授之死》的社論。為了紀念朱森，李四光於 8月在《中國地質學會志》上發表了一篇《朱森.，.科之一新屬》的論文。12月，李四光又發表了《南嶺何在》一文。文章開頭是一首五言詩《悼子元》：“崎嶇五嶺路，嗟君從我游。峰巒隱復見，環繞湘水頭。風雲忽變色，瘴癘蒙金甌。山兮復何在，石跡耿千秋。”這首深沉悲壯的詩句，表達了李四光對朱森的綿綿哀思，也表達了他對反動勢力的重重怨恨。

在桂林期間，李四光幾乎每年都要到重慶去參加一次中央研究院院務會議。會議結束時，蔣介石為了拉攏知識界，總要宴請與會人員，但李四光每次都借口有病或連夜離開，拒絕參加。

1944年春，日本侵略軍以重兵由北向南進攻，想要打通平漢、粵漢兩條鐵路， 6月從湘桂路直扑桂林。在這外侵內患的形勢下，6月 27日，李四光率領地質研究所的同事，倉促離開桂林，開始了奔波的艱難旅程。他們經貴陽、遵義，翻越婁山關，於 11月到達重慶。

1945年 1月 11日，中央研究院和重慶大學、北京大學同學會聯合舉行蔡元培誕辰紀念會，李四光應邀在會上作了《從地質力學觀點上看中國山脈之形成》的學術講演。這篇演講稿，經整理后，李四光正式命名為《地質力學之基礎與方法》，於 1945年 5月由重慶大學地質系首先印發﹔1947年 1月，由中華書局作為中國科學社叢書之一出版發行。這是李四光第一次總結地質力學這門學科，它包括了自 20世紀 20年代初開始到 40年代中葉為止的研究成果。

1945年 8月 15日，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日子，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了。1946年 11月，李四光和夫人許淑彬，在時任重慶大學地質系主任俞建章的陪同下，離開了重慶，直達上海。南京地質研究所的同事，常有人來上海看望李四光。有一天來看望他的，是抗戰開始后來到地質研究所工作的孫殿卿。李四光知道他在北大上學時，朋友中有些進步人士，便和他談了自己的心情，希望他設法聯系上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成員董必武，看西北地區是否需要地質工作者去做些工作。孫殿卿接受老師的托付，幾經輾轉，得到了董必武的約見。董必武說：“我們知道仲揆先生在上海，但不能去看望他，怕反而給他帶來麻煩”，“到解放區去，路上也很不方便。當前內戰發展很快，蔣介石盡管在盡力掙扎，實際已處於崩潰的前夕。我們代表團在這裡也停留不了多久。可告訴李先生保重身體要緊。最好就近找一妥善住處，暫避戰亂。現在蔣介石已經瘋狂，不可不注意。望多珍重，后會有期”。

四、沖出囹圄，回到新中國，開啟地質事業輝煌篇章

1947年 6月 6日，中國地質學會理事會在南京中央地質調查所圖書館舉行會議，討論參加 1948年在倫敦舉行的第 18屆國際地質學會會議的代表問題。會議決定“用通信方法，由全體理事票選二人”。7月 14日，再次舉行會議，當場開票，結果李四光、尹贊勛當選。李四光感到這次出國是可以暫時避開烏煙瘴氣的好機會，表示同意。1948年 4月，李四光當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國際地質學會，當時已有 70多年的歷史。在這一屆國際地質學會會議上，李四光准備的並將親自宣讀的論文是《新華夏海的起源》。李四光所稱的新華夏海，是指東亞東緣的渤海、黃海、東海和日本海。他認為，研究新華夏海的起源，對於弄清太平洋盆地的發育，有重要的意義。1948年 8月 25日，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延期 7年的第 18屆國際地質學會會議，在倫敦亞爾培大廈開幕了。會議開了 7天，9月 1日閉幕。李四光沒有立即回國，他同夫人搬到了博恩默思海濱公寓，靜養身體，同時關注著國內外時局的發展。

祖國的解放戰爭進展神速。國民黨政府的主要機構在 1949年元旦后倉皇逃到廣州，並令各機關南遷。地質研究所被通知搬遷到廣州中山大學，一時人心惶惶，不知所從。1月 13日，地質研究所許杰、趙金科等秘密協商起草了一個反對搬遷的誓約。在這個誓約上簽字的有 11人。他們將這個情形，寫信告訴了李四光。1月 19日至 2月 9日，李四光分別給許杰、趙金科和俞建章等寫了 3封信、打了 1個電報，表示自己反對這次搬遷的態度。他明確指出：如果因為要同中山大學合作，“隻好任有志者前往”﹔若為地質研究所及同人避亂，“似無多意義，我個人絕不贊成”。信中還說到，現在是青黃不接的時候，最可慮者，是同人的柴米等各項生活問題，願“將我個人名下所存的少許積資公開，作本所研究工作、個人救濟之用，以簞食瓢飲，或尚可維持於一時，俟局面稍定，再從長計議可也”。由於李四光的力阻和地質研究所留南京同人的努力，這場反搬遷斗爭勝利了。南京解放時，地質研究所沒有受到一點損失，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懷抱。

1949年 4月初，以郭沫若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維護和平大會。出國前，郭沫若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給李四光帶來了一封信。這封信是郭沫若領頭簽署的，內容是請李四光早日返國。李四光在英國接到信后，心情十分激動。他馬上訂好了由馬賽開往香港的船票，辦好了過路的簽証。遺憾的是，那時由英國到遠東的船很少，要等上半年才能起程。這時，李四光夫婦以簡朴的方式，為女兒李林和女婿鄒承魯舉行了婚禮。當時他們都在劍橋大學讀書，李林是學物理冶金的，鄒承魯是學生物化學的。學業結束后，他們先后回到祖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並都被評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一門二代三院士成為佳話。

1949年 9月 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開幕。各地報紙公布了會議代表名單，包括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各區域和人民解放軍的代表等 662名。李四光是作為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這個團體的代表之一，列入會議代表名單的。

李四光正以焦急的心情等待著起程回國日期時，國民黨正在策劃著阻撓李四光返回祖國的陰謀。一天，倫敦的一位朋友給李四光打來一個電話，告訴他，駐英大使接到國民黨方面的密令，要李四光公開發表聲明，拒絕接受共產黨領導的全國政協委員的職務，不然就有被扣留的危險。事發突然，李四光當機立斷，他同夫人許淑彬商量了一下，就拿起一個小皮包，隻身從普利茅斯渡過英吉利海峽，去往法國。第二天，國民黨駐英大使館果然派人來找李四光，李夫人對來人說，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過了兩個星期，許淑彬收到李四光的來信，說他已到了瑞士巴塞爾。1 949年 12月 25日，李四光夫婦由意大利的熱那亞啟程秘密回國。1950年 3月初，經過2個多月的重洋漂渡，終於到達了香港。到碼頭上接他們的是早年留學日本時的同學、當時在香港經商的陳厚甫。

李四光離開倫敦的消息，早已傳到了北京中南海。周恩來十分關心李四光的旅途安全。 1949年 11月 15日，周恩來給新華通訊社駐布拉格分社社長吳文燾並中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發去一封電報，電文說：“李四光先生受反動政府壓迫，已秘密離英赴東歐，准備返國，請你們設法與之接觸。並先向捷克當局交涉，給李以入境便利，並予保護。”11月 27日，吳文燾給周恩來回電說：李四光“尚無來捷消息”。按行程計算，已經是該到達的時候了，為什麼還沒有消息呢？這個任務委托到以葉劍英為第一書記的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根據情況分析，李四光不可能走北路經蘇聯回來，因為他辦不到簽証﹔走南路，必經香港。之后經過多方努力，終於與當時在香港的李四光取得了聯系。

1950年 5月 6日清晨，李四光夫婦在地質研究所俞建章、張文佑、孫殿卿的陪同下到達北京。到火車站迎接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中央文教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陶孟和、竺可楨，文化部副部長丁西林，北京大學教授錢端升，中財委計劃局副局長錢昌照等。李四光的住所暫時被安排在六國飯店。住了約一個星期，搬到了北京飯店。

搬到北京飯店的第二天下午，周恩來來到北京飯店，同李四光暢談了近 3個小時。周恩來從當時新中國的迫切需要談起，希望李四光把全國地質工作者組織起來，使他們更好地為國家建設服務。過后沒幾天，時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董必武也來到北京飯店看望李四光。黨和政府的關懷和重視，給李四光增添了巨大的力量。他曾經興奮地說：“今天是中國未有的大時代，一切人都要努力，不能落伍。”

李四光到達北京后不久，就趕上參加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李四光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三、四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同時召開的還有全國高等教育會議和中國科學院第一次院務擴大會議，也都要他參加。1950年6月16日，在政協會議上，周恩來作了政治報告。報告中提到李四光前不久曾向他談到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情況，會議秘書處希望李四光在大會上也講一講。李四光在僅僅十來分鐘的發言中，以充分的事實，簡明而深刻地揭示了戰后陷入困境的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老牌的英國和后起的美國之間的矛盾，就是“大帝國主義者要吃小帝國主義者”。在高教會議期間，李四光和其他代表一起受到毛澤東的接見。毛澤東問候並贊揚了李四光，說：“李四光先生，你回來了，歡迎你。你在政協會上的發言講得很好！”

1950年 6月 26日，在中國科學院第一次院務擴大會議最后一次會議上，李四光在講話中說：“我經過的時代是從念八股文起，一直鑽牛角尖，直到最近才了解了解放的意義。打碎社會上舊的‘破爛’是解放，但那是不夠的，就我們來說，真正的戰場還在我們自己的思想之中。”“理論說起來簡單：‘到新社會來，把舊思想去掉就行了’。實際上很不容易做到。”李四光的這次講話，實際上是一次自我批評。原因就是，他聆聽了毛澤東在政協會議上的閉幕詞《做一個完全的革命派》，同時也受到周恩來報告的啟發，開始閱讀《整風文獻》，立下了一個志願：“要向共產黨人學習”，“改造思想”。

1950年 8月 18日，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在北京開幕。這是新中國也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團結的大會。李四光在會上以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身份作了題為《新中國的科學研究》的報告。他系統地談到了中國科學院成立的依據、經過以及同舊中國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區別，談到了舊中國科學事業不能獨立自主地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的原因和后果，強調生產、教育和科學機構的關系不能脫離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在這次大會上，李四光被推選為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主席。

1950年 8月 25日，李四光被任命為中國地質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1952年 8月 7日，被任命為地質部部長。1971年 4月 29日，李四光逝世。（1970年 8月，地質部與國家計委合並，成立國家計委地質局（對外稱國家地質總局）后，李四光調任國務院科教組組長。）在長達近 20年的時間裡，李四光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組織和開展新中國地質工作方面。他同地質部其他同志一道，開啟了新中國地質事業的輝煌篇章。 

作者：陳群，原李四光同志秘書，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編審

來源：《黨的文獻》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