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共產黨宣言》對中國革命進程的影響

《共產黨宣言》的核心問題意識是面向全世界的，其誕生時代的矛盾具有雙重性，一是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二是國際間的競爭性矛盾與壓迫性矛盾。《共產黨宣言》很快在世界范圍內流行起來，而首個完整中譯本的產生過程則表明信仰和國際間思想文化交流及國際援助的重要性。《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發展打下人才與理論基礎，有助於革命者形成革命信仰，探尋革命路徑，擁有國際視野。在此過程中，中國革命逐漸具備了信仰堅定、理想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精神特質，影響至今。

《共產黨宣言》於1848年2月在英國倫敦發行，是全世界范圍內發行量最大、影響最廣的政治學著作，其發表“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公開問世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其傳達的基本思想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具有裡程碑式的重要意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產黨宣言》“是一部科學洞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經典著作，是一部充滿斗爭精神、批判精神、革命精神的經典著作，是一部秉持人民立場、為人民大眾謀利益、為全人類謀解放的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的完整中文版於1920年在上海發行，至今已逾百年。百年間，《宣言》見証了中國共產黨的建立、中國革命與建設的滄桑變化，並逐漸內化成為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學術界對《宣言》的研究主要集中於現實意義、文本解讀以及版本考証，本文在吸取已有研究的基礎上，試圖在《宣言》誕生和傳播的歷史脈絡中，從思想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其對中國革命進程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初步探索《宣言》對中國革命精神的形塑。

一、《宣言》的誕生與在中國的早期傳播

《宣言》誕生的時代，即19世紀上半葉，歐洲經歷了由第一次工業革命推動的資本主義工業化。眾所周知，這場變革極大提高了社會生產力，重塑了人類生存的空間場景。但與此同時，由變革產生的社會問題也隨之發生，諸如經濟危機頻發、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加劇等。為轉移國內危機，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將目光對准世界范圍內的未開發市場，由此導致新興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以及新興資本主義國家與尚未融入資本秩序地區的沖突與矛盾。簡言之，《宣言》誕生時代的矛盾具有雙重性，一是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二是國際間的競爭性矛盾與壓迫性矛盾。

兩種矛盾導致兩種不同形式的反抗。內部矛盾方面，19世紀三四十年代，歐洲接連爆發工人運動，如法國裡昂工人起義、德國西裡西亞紡織工人起義、英國憲章運動等。但這種反抗是在資本主義的框架結構中展開，並未觸及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外部矛盾方面，以中國人對英國侵略者的抗擊為例，指導這種抗擊的理念從根本上說是“兩種民族傳統觀念”的結合：“一種觀念來自儒家的知識精英，他們提倡個體忠誠、愛國﹔另一種則在民間廣泛存在，主要包括替天行道的英雄主義精神和集體反抗外族入侵的文化傳統。”但不管是來自士大夫階層的努力，還是社會底層民眾的抗爭，都未能將飽受西方列國侵略的中國帶出泥淖。

事實上，內外維度的兩種反抗形式之所以均以失敗告終，乃是因為缺乏新型理論指導，因此抗爭並不能從整體上解決由資本主義發展造成的全球性矛盾，而《宣言》的出現為抗爭帶來了新的曙光和希望。《宣言》的價值並不局限於某個地區，其核心問題意識也是具有世界性的，它所提供的理論武器極大地震動了未來百余年的世界政治圖景。《宣言》站在全球發展的高度，從根本上提出了對抗資本主義的方案，加之其所具有的犀利語言和充沛情感，一經出版，便在歐洲各國的工人中間流行起來，並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在全世界傳播擴散。

相比之下，《宣言》中文版本的引入相對較晚。最早將馬克思介紹到中國的是西方傳教士。1899年英國人頡德撰寫的《大同學》由李提摩太和蔡爾康合譯成中文，該書第一章和第三章提到了馬克思、“安民新學”（社會主義）和《宣言》的相關內容。進入20世紀，《宣言》所具有的超越性、突破性革命精神自然也吸引到身處困境的中國進步人士的關注，20年間通過各種媒體先后數次節譯、介紹《宣言》。這一現象從一個側面說明《宣言》此時至少部分地開始與中國國情相結合，激勵在黑暗中摸索前進道路的知識分子，為他們的探索帶去靈感。這些譯介中最有影響的莫過於李大釗在1919年《新青年》第五、六號上連續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在這篇雄文中，李大釗系統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經濟學說以及社會主義理論，並引用《宣言》中“從來的歷史都是階級競爭的歷史”這句話，說明“階級競爭”在馬克思理論體系中的關鍵位置。李大釗對《宣言》和馬克思主義的把握，對后來革命者理解《宣言》起到了重要指引作用。除此之外，一些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也對包括《宣言》在內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引介作出了貢獻。總體而言，這一階段《宣言》所蘊含的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價值開始被知識精英所認識，但由於介紹並不系統，《宣言》還未能在更大范圍內發揮其潛在力量，直到《宣言》完整中譯本的出現，這種局面才開始得以改觀。

二、《宣言》首個中文完整譯本發行

1920年8月，陳望道翻譯的《宣言》完整中文譯本，作為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的第一種，由社會主義研究社在上海出版，這是歷史上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第一個完整中文版本。馬克思的正面半身照片印於封皮之上，“社會主義”這個重要概念也出現在封皮上，這些因素都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提供了便利。首個完整譯本的發行，開啟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體系化的主動譯介和傳播，為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創造了社會輿論基礎，也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理論鋪墊。在此基礎上，《宣言》推動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促成革命精神的形成。回首歷史，可以說《宣言》中文譯本的順利發行，預示著中國革命的勝利離不開思想的跨國流動、堅定的信念以及國際支援。

首先，我們要在思想文化國際交往的視野中透視陳望道翻譯《宣言》——這與他在日本的留學經歷密切相關。他在日本學習期間，接觸並開始了解馬克思主義，為其之后的信仰確立以及投身共產主義事業奠定了基礎。近代以來，日本知識分子解決主體困境的路徑主要有三條，分別是“脫亞入歐”“亞洲統一”和社會主義。1903年，幸德秋水出版的《社會主義精髓》簡單明了地闡釋了日本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並將這種理解運用於對國際秩序的判斷。20世紀的前10年，日本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研究大有進展，大量專著的出版為關注該思想的讀者提供了契機。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對西方列強本質的進一步認識促使勞工運動和社會運動在日本蓬勃開展，馬克思主義迅速普及。日本涌現出一批有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者，且多集中活躍於東京首都圈。陳望道正是在這一時期求學於東京諸高校。身為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他痛心於中國的狀況，受日本進步思想的影響，他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並通過中日進步人士的社交網絡，與當時日本馬克思主義的代表性學者有過接觸。

在日本的經歷，為陳望道理解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的出路增添了國際視角，其共產主義信仰也逐漸確立。1919年陳望道回國后，受聘於浙江第一師范，但很快因其激進改革而受到保守力量的抵制和誹謗，被扣上“非孝、廢孔、共產、公妻”的罪名，最后還釀成“一師風潮”的流血事件。事件之后，他便回到義烏老家。經過此番頓挫，陳望道對改變社會的意願更加迫切。據陳望道自己回憶，1920年初上海《星期評論》雜志開始約他翻譯《宣言》。當時《星期評論》是由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三人主持，陳望道翻譯主要使用的底本是戴季陶給他的日本版。該版本由幸德秋水和堺利彥經由英文版翻譯而來，而英文版則是由薩繆爾·穆爾（Samuel Moore）從德文版翻譯而來，並得到恩格斯親自校對，權威性有所保証。據目前學術界的普遍看法，陳望道在翻譯過程中還參考了《宣言》的英文版。鑒於老家的環境和條件，陳望道在翻譯過程中能夠參考的資料相當有限，而《宣言》本身涉及的知識面寬廣，翻譯過程中頗為花費精力，但信念的力量使得他將這一工作堅持下來。當翻譯工作完成之時，他們卻面臨沒有經費出版的尷尬。此時，維經斯基代表共產國際來到上海，為《宣言》的出版提供了支持。

概言之，思想文化的國際間交流、信念的支撐以及共產國際的援助這三個方面共同促成了《宣言》在中國問世，缺少其中一個條件，歷史就可能改變。可以說《宣言》誕生本身就帶有濃郁的信仰色彩和國際性特質。而這兩大特征在今后中國革命精神的塑造過程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宣言》出版后，廣為流傳，首印千余冊銷售、分發一空。新中國成立前，陳望道譯本總共發行了17個版本。《宣言》成為眾多懷揣理想、試圖改變社會的青年人的案頭書。例如，毛澤東在跟斯諾的談話中就指出，有3本書幫助他建立了持續一生的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而首當其沖的便是陳望道翻譯的《宣言》。周恩來也對陳望道說過，“我們都是你教育出來的”。陳望道譯本的出現，邁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的關鍵性一步，為中國人理解馬克思主義打開了一扇方便之窗。下文，我們將在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中，從思想文化史的角度重點考察《宣言》所發揮的作用。

三、《宣言》與中國革命進程的發展

《宣言》中文版的傳播，積極參與塑造了中國革命進程。它的出現有效改變了革命者對於中國革命性質的理解以及對革命目標的期盼。這一改變對於我們之后進一步透視中國革命精神的形成，發揮著關鍵作用。具體來看，可以從四個方面來理解《宣言》與中國革命之間的關系。

（一）《宣言》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打下思想基礎。1920年，《宣言》從翻譯到正式出版發行，而這一年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至關重要。這一年，在思想上已經轉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陳獨秀在上海重新組織了《新青年》編輯部，吸收陳望道、李漢俊等擁護馬克思主義的青年知識分子加入。經過調整，在上海出版的《新青年》實際上成為了馬克思主義宣傳重鎮，同時也成為后來籌建中國共產黨的基地。這些渴望進步思想的同道中人於5月份一同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積極興辦刊物，組織工會，宣傳馬克思主義。《宣言》完整本的翻譯出版工作自然成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任務之一。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也為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奠定基礎。維經斯基到上海后就發現，當時中國革命活動“最薄弱的地方就是活動分散”，不過在上海《新青年》和支持其發行的群益書店則能夠“作為一個核心把這些革命團體團結在它的周圍”。

8月，中文版《宣言》正式出版。與此同時，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法租界老漁陽裡2號《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在“社會黨”和“共產黨”之間選擇后者來為組織命名。正如有論者所言，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的特定歷史時刻，《宣言》驅動了一個政黨以“共產”為名。維經斯基將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視為其上海之行的最重要成果。該組織下設出版部、宣傳部和組織部，負責培訓干部、開展工人運動、出版黨內機關報，宣傳馬列主義和蘇俄新政府情況，“從思想上為全國建黨做准備”。陳望道翻譯的《宣言》正是由出版部發行，對上海和其他地方的青年人產生了重要影響。可以說，《宣言》事實上加入了馬克思主義從上海傳向全國各地的歷史進程。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進步青年和知識分子，通過學習《宣言》等馬列主義著作，投身於工人運動和反帝反軍閥斗爭中不斷鍛煉自己，逐漸成長為無產階級戰士，“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創建准備了干部條件”﹔與此同時，工人群眾也開始接受新思想，提高覺悟，涌現一批擁有馬列主義思想的先進分子。整體而言，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已基本具備。

《宣言》深刻塑造了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認知。1920年11月7日，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創刊了內部機關刊物《共產黨》，陳獨秀為其撰寫了創刊詞《短言》。在寥寥數百字中，陳獨秀認為資本主義在歐美已經由發達走向崩塌，取而代之的必然是“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者都是資本家的奴隸。要徹底擺脫奴隸的境遇，唯有通過“階級戰爭的手段，打倒一切資本階級，從他們手搶奪來政權﹔並且用勞動專政的制度，擁護勞動者底政權，建設勞動者的國家以至於無國家，使資本階級永遠不至發生”。陳獨秀表達的看法與《宣言》傳遞的核心要旨相同。同樣的觀念在同月制定的《中國共產黨宣言》中再次表達——從標題來看，該宣言明顯受到馬恩《宣言》的影響。《中國共產黨宣言》第一次比較系統地表達了中國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和主張，盡管未在社會上流傳開來，但選擇加入組織的黨員均可閱讀，可以說反映了早期共產主義者的理論認知狀況。《中國共產黨宣言》指出共產主義者的理想是讓社會上隻存在一個階級，即由勞動群眾組成的無產階級。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用強力打倒資本家的國家”，“鏟除現在的資本制度”，而實現目標的工具則是“階級爭斗”。在該宣言中，共產黨的任務被明確，即組織和集中“階級爭斗的勢力，使那攻打資本主義的勢力日增雄厚”。《中國共產黨宣言》傳達的中心思想同樣來自於馬恩《宣言》，而其中一個關鍵術語“階級爭斗”更是直接源自於陳望道譯本中對“階級斗爭”的翻譯。從這一細節足可見馬恩《宣言》對中國早期共產黨人理論認識的影響。可以說，《宣言》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歷史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二）《宣言》構成中國革命者信仰和理想願景的基石。《宣言》之於中國革命的核心價值之一便是提供了對未來社會的理想願景描述，很多進步青年正是追隨著這一願景，形成了共產主義信仰，並立志為這一願景奮斗終身。在革命時期，革命者對這種願景的向往是非常真實的。很多人都是在年輕時讀了《宣言》等馬克思主義讀物，決定投奔共產黨，義無反顧走上革命道路的。當時還有不少從事教育的青年教師，由於對現實不滿開始閱讀《宣言》等書籍，從而發現了對未來社會構想的全新可能，並通過課堂將這些進步書籍介紹給學生，影響更多人投身理想事業。《宣言》在追求進步的學生中影響非常大，即便在某些無法直接讀到該書的內陸地區，青年人也都對其中的內容有所耳聞。

為什麼《宣言》能夠吸引如此多的進步青年樹立信仰？我們要進入100年前的思想語境中尋求答案。五四前后，中國思想界事實上出現了雙重危機：一方面，中國文化的價值和意義經歷了“全盤性反傳統主義”思潮的否定﹔另一方面，由於西方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暴露的種種問題，出現了諸如“西方文明破產論”等觀念。許多有追求有理想的青年人一下子失去了人生坐標和奮斗方向，消極苦悶情緒開始產生蔓延。青年毛澤東敏銳地觀察到當時“大勢斗轉”的現象，他坦言當時青年人思想的混亂：“甚至國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財產應私有應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問題。”而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取得勝利的俄國革命，給處於煩悶無適的年輕人提供了不同的路徑和希望。

與此同時，蘇俄新政府成立后，發布第一次對華宣言，聲稱歸還中東鐵路，修改“中國在武力威逼或外國入侵威脅下被迫訂立的各種舊條約”。1920年3月底4月初，該宣言進入中國，在媒體上被反復宣傳，引起中國人熱烈響應。個人和團體紛紛通過各種方式發表意見，為蘇俄在中國思想界塑造了新形象：原本是毀譽參半的蘇俄新政權，現在成了主持正義的世界英雄，取代美國成為當時輿論的焦點。蘇俄新形象的確立,不僅直接造成中國思想界的美俄易位，更因外交道路的“正義”使得其內政形象進一步正面化，從而在中國出現了“列寧時刻”，“為蘇俄式的共產主義在中國鋪了一條路”。

俄國革命的勝利以及對華宣言發表所形成的合力，將年輕人更進一步推向馬克思主義。當時，馬克思主義對於青年人而言，可以在“賦予意義、積極引導、提供答案”三個方面提供整體性方案，“滿足了人們的渴望，消解人們對國家命運模糊、低迷而又找不到下手處的痛苦”。而這種痛苦的表現之一即是有感於中國人缺乏組織力，始終呈現各自為戰、一盤散沙的局面。在這一語境下，《宣言》最后那句“萬國勞動者團結起來呵！”就顯得格外有沖擊力和凝聚力。

受到《宣言》的影響，選擇革命的人開始將“組織起來”視為中國通向理想願景的必由之路。1920年12月，陳獨秀在給張東蓀的復信中對中國勞動者缺少組織的現狀痛心疾首，認為“中國勞動者沒有組織，沒有階級的覺悟，不能做階級的斗爭來抵抗資本家，所以生活極苦而工價極賤，造成外國資本家群來掠奪底好機會”。唯有組織起來，才能抵抗剝削者的層層壓迫，最終奪取理想生活的權利。這一邏輯在次年成立的衙前農民協會宣言中也清晰地體現出來：“我們農民，從小沒有受教育的機會，長大時做了田主地主不用負擔維持生存條件的牛馬奴隸，老來收不回自己從來所努力的一米半谷來維持生活。……我們的覺悟，才是我們的命運。我們有組織地團結，才是我們離開惡運交好運的途徑。決定我們的命運，正是決定全中國人的命運。”勞動者需要團結起來對抗資本家，農民需要團結起來對抗地主，沿此邏輯，如果要想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則需要全國人民大團結。1924年1月，李大釗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就明確傳達了這層含義：“我們相信在今日列強的半殖民地的中國，也就是本黨總理所說的次殖民地的中國，想脫除列強的帝國主義及那媚事列強的軍閥的二重壓迫，非依全國國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國民革命運動不可。”

毛澤東延續李大釗的邏輯，更進一步肯定群眾所具有的巨大力量，明確動員廣大群眾參加革命是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的唯一路徑：“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群眾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斗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1936年，在與斯諾的談話時，毛澤東再次強調隻有團結起來的群眾，才有力量戰勝帝國主義，實現理想社會願景：“中國蘊藏著極其巨大的潛力，這些力量，在一個偉大的斗爭的時期是能夠組織起來投到強大的抗日戰線上去的”﹔“我們深信，中國人民是不會向日本帝國主義屈服的。我們深信他們會把他們的巨大潛力動員起來，投到抗日的戰場上去的，他們會全力以赴地去對付侵略者的挑戰。”

簡言之，中國革命者經由《宣言》發現共產主義信仰的價值，共產主義信仰能夠有效解答革命者思想中的諸多困惑，並提供一套完整的行動指南引導其行動：革命者按照《宣言》構想出革命的目標和未來願景，並根據《宣言》發掘了實現革命目標的根本路徑——團結起來。這正是《宣言》在中國革命中發揮作用的基本表現形式。

（三）《宣言》為團結民眾、發動更深入的社會革命提供了關鍵性理論武器。共產黨人通過《宣言》明確了將群眾團結起來，是取得革命勝利、建立理想社會的唯一路徑。那麼，如何將群眾團結起來，就成為革命者下一個面臨的問題。而《宣言》中出現的“階級斗爭”概念，對共產黨人深入群眾、發動群眾，盡可能地團結和動員革命力量，起到了最為關鍵的作用。可以說“階級斗爭”概念，對中國革命和建設影響極其深遠。中國共產黨所進行的革命動員，與對“階級”概念的理解把握以及對“斗爭”概念的洞悉密不可分。

1922年4月，陳獨秀在《馬克思學說》一文中談了對階級斗爭的理解。他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最重要的著作即是《宣言》，而該書精髓則是“階級爭斗”。“階級爭斗”的要義被陳獨秀概括為兩點，一是“一切過去社會底歷史都是階級爭斗底歷史”﹔二是“階級之成立和爭斗崩壞都是經濟發展之必然結果”。

當然，對“階級斗爭”概念把握最為深刻、貫徹最為徹底的當屬毛澤東。1925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開篇即表明：“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在毛澤東看來，缺少階級分析思維以及疏於對階級斗爭的理解，是中國革命難以取得成效的根本原因。毛澤東在《實踐論》中特意強調階級斗爭之於社會實踐的重要性，認為階級斗爭對於人的認識發展的影響尤為深刻，“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1941年9月，在延安對中央婦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聯合組成的婦女生活調查團講話時，毛澤東談了自己對農村調查的心得，明確指出受《宣言》之影響，他“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可以說，是《宣言》打開了毛澤東以階級視角透視中國社會的大門。

而所謂革命動員、發動革命，其實質便是在廣大農村地區進行階級劃分，將傳統中國文化中含情脈脈的農村文化割裂、打破，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視角對其力量進行重新整合，調整農村的權力格局和政治秩序，將馬克思主義的概念與中國的現實問題有機結合起來，進而在解決民族前途的“整體性思路”和日常生活的“具體性實踐”之間建立起關聯。將“階級”和“階級斗爭”概念落地的關鍵一步即是農村調查。毛澤東非常重視實地調查，並撰寫多份農村調查報告。正是在不斷深入農村的過程中，毛澤東逐漸將基於自身生活體驗的感性認識轉化成了基於馬克思主義理解基礎之上的理性認知。而這一過程也是將《宣言》中的“階級斗爭”概念不斷融入中國革命、塑造革命精神的過程。

（四）《宣言》為革命者理解中國革命注入了國際視野。如上文所述，《宣言》誕生的歷史背景是由於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而形成的跨越國境和地區的時代危機。在這一背景下，宣言的核心問題意識並非集中於某個國家或者某個地區，而是關注全球性狀況。而《宣言》所倡導的理想願景得以實現的邏輯基礎，也是以在全球范圍內將先進革命力量調動組織起來為前提。因此，《宣言》本身就具有濃郁的國際視野。當中國革命者通過閱讀《宣言》來理解自身行動的價值和意義時，勢必將這種國際視野帶入其中。

理解革命的國際視野在列寧著作的影響下變得更加堅定。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明確揭示了資本主義發展邏輯所具有的全球性特征：“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國內市場必然是同國外市場相聯系的。資本主義早已造成了世界市場。所以隨著資本輸出的增加，隨著最大壟斷同盟的國外聯系、殖民地聯系和‘勢力范圍’的極力擴大，這些壟斷同盟就‘自然地’走向達成世界性的協議，形成國際卡特爾。”這些壟斷組織是跨越國界和疆域的，其所具有的剝削和壓迫性質也注定不會局限在一國范圍內，受壓迫者也必定分散在世界各個角落——來自不同地域、擁有不同文化和歷史的民眾，面臨著相同的命運。列寧將發展至此的資本主義稱之為“帝國主義”，即“發展到壟斷組織和金融資本的統治已經確立、資本輸出具有突出意義、國際托拉斯開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已把世界全部領土瓜分完畢這一階段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的利益是全球性的，帝國主義在任何一個區域遭到受壓迫民眾的反抗，其利益鏈條都會受損。

1925年8月，李大釗在開封第一師范的演講中沿用了列寧對帝國主義的界定，並更加強調帝國主義所具有的武力侵略性質：“帝國主義是什麼？就是資本主義發展之結果。因為他要向海外找殖民地作他自己的貿易場和原料地，因為又要保護，便要武裝起來，所以武裝之資本主義就是帝國主義。”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的革命和反抗就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而且是世界的問題，“將來中國革命成功之一日，即世界問題解決之一日，即世界革命成功之一日”。1926年5月，陳獨秀在《孫中山三民主義中之民族主義是不是國家主義？》中更是明確了帝國主義時代的民族運動所具有的國際性之特點：“這時代的民族運動之特性，乃是二十世紀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及被壓迫國家之資產階級及無產階級聯合反抗他們的壓迫者——資本帝國主義，不像前時代的民族運動是單純資產階級運動。因為資本帝國主義有國際性，反抗他們之民族運動也不得不含有國際性，和前時代民族運動之對象及作戰策略遂至不同，這也是此時代民族運動和前時代民族運動特征不同之一。”“前時代的民族運動是：純資產階級的，沒有國際性的，造成資本帝國主義的﹔此時代的民族運動是：各階級聯合的，含有國際性的，反資本帝國主義的。”這段話充分體現出中共早期革命者對於革命所蘊含的世界維度的理解。可以說，帝國主義時代的革命和反革命行為，都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全球性意義。

毛澤東進一步深化了對中國革命國際維度的理解：“自從帝國主義這個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聯成一起了，要想割開也不可能了。”在此基礎上，他更進一步分析了全球格局中處於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的雙方。他借用中國傳統中的一個概念“義戰”來定義世界范圍內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的革命斗爭，認為“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來反對壓迫者的戰爭，都是義戰”，在帝國主義者與被壓迫者二元對峙的國際秩序中，義戰必定遍布全世界。而義戰最關鍵的一個特征，在毛澤東看來就是“得道者多助”，即“凡義戰都是互相援助的”。因此，中國的革命離不開世界各國正義力量的幫助，中國也同樣會幫助其他受剝削受壓迫民族擺脫帝國主義的侵略。義戰一方的利益注定要超越民族和疆域的界限，從根本上講是一致的。中國革命所擁有的全球性價值，是歷朝歷代的起義造反所不具備的，這一特征使革命具有了全新的生命力和意義。《宣言》為革命者准確把握革命性質的根本特征奠定了基礎，而這一對革命透析的全球性視角，直接影響了革命的前途和結果。

四、《宣言》對中國革命精神的形塑

前文梳理了《宣言》產生之時代背景所具有的全球性特征，在思想跨國流動、信念支撐和國際支援前提下首個中文完整譯本誕生的大致經過，進而從閱讀接受史的視角探討了《宣言》對中國革命進程的影響和推動。文章結語部分旨在以上述討論為基礎，初步概括《宣言》對中國革命精神之形塑。本文所關注的，不是產生一時效應、稍縱即逝的波紋，而是《宣言》本身特征在與中國革命進程長期互動中，逐漸凝聚、回響至今的精神特質。這種精神特質，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總結。

（一）《宣言》促成中國共產黨人革命信仰的產生與持續性凝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具有信仰支撐的革命，革命者懷揣強烈的信念投奔革命，為了實現心中美好的願景，他們毫不猶豫地犧牲小我，成就大我。缺少對革命進程中信仰凝聚力的把握和理解，我們很難確保在闡釋革命時不會出現偏差。在信仰的形成和維系方面，《宣言》扮演著重要的作用。《宣言》中對唯物史觀清晰明了的解釋極具說服力，讀者能夠准確把握其中闡釋的社會發展規律，並秉持一種樂觀積極的態度面對眼下的困頓。而《宣言》富有戰斗力的犀利話語也能夠將人們從彷徨、頹廢、畏縮、安於現狀、不思進取的泥淖中拉出來。正是由於強烈的邏輯性和鼓動性，《宣言》成為了一代代共產黨員產生信仰、維系信仰的源泉。2020年6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給復旦大學《共產黨宣言》展示館黨員志願服務隊全體隊員的回信中，高屋建瓴地表明《宣言》對信仰形成的重要價值，將學習《宣言》置於凝聚和維系信仰的高度：“心有所信，方能行遠。面向未來，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我們更需要堅定理想信念、矢志拼搏奮斗。”革命精神中的信仰特質，在新時代的建設進程中將繼續發揮著關鍵作用。

（二）《宣言》賦予中國革命以理想主義氣質。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革命理想高於天。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也是保持黨的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具有深厚的理想主義氣質，這種氣質的形成同樣與《宣言》密切相關。《宣言》中對資本主義邏輯無情的批判以及對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與被壓迫命運相抗爭的描述，為革命時期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革命者提供了一幅光明的宏大願景，這一願景成為革命者行動的精神指引。這種革命的理想主義精神並未隨著革命勝利而終止，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種理想主義又促使一批批各行各業的有志青年奔赴祖國邊遠地區，發揮他們的專業技能，支援國家建設。革命時期形成的這種理想主義氣質，能夠抵擋住各種誘惑與腐蝕的洶涌浪潮，構成善良與德性的重要基石，是中華民族持續性前進必不可少的要素。

（三）《宣言》培育出中國人民濃郁的國際主義情懷。如上所言，《宣言》將一個民族或地區的反抗，賦予國際視野，唯有站在全球發展高度，才能為革命行動找到出路。從資本主義在全世界大肆擴張的時刻起，一個民族的命運就已經無法在民族國家的版圖內被決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其命運與世界范圍內的反抗者緊緊交織在一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中國革命的勝利，不僅僅是中國人民的勝利，同時也為世界其他地區的民眾帶去了希望和借鑒，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貢獻。新中國成立后，民族獨立的事實並沒有讓中共領導人停止通過國際視野思考如何為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正如毛澤東所言，“中國是一個大國，它的人口佔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對人類的貢獻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將來這種狀況會改變”。而各級教育中融入的國際主義內容也使得成長在新中國的年輕人早早就認識到中華民族命運與世界人民命運之間存在的緊密關系。如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更是將形成於革命時期的國際主義情懷提升到全新高度，中國共產黨也必將不忘初心，銘記《宣言》中的使命，秉持國際主義情懷，不斷推動世界健康和諧發展。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原載《上海黨史與黨建》2021年第1期）